左翼文学研究——3.鲁迅与茅盾：左翼“两大台柱”的联手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鲁迅论文,台柱论文,两大论文,茅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1—0123—05
论及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级作家鲁迅和茅盾可谓居功至伟。其功绩可以从多方面作出论证，仅就他们联手合作、配合默契，合力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角度看，就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与影响。鲁迅和茅盾的联手，是当时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作家的联手，其紧密合作，对前进的左翼作家产生无形的感召力；其联手出击，则对于文坛的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构成强大的冲击力。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便惊呼：鲁迅和茅盾已成为左翼的“两大台柱”，其“雄图”是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1]，因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而前进作家却因此受到鼓舞，纷纷投身左翼，遂有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态势。回顾这一段文坛佳话，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两位作家思想倾向与个性气质大有助益，而探讨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联手合作的成因与所作的贡献，诸如共同的思想基础、纠正“左倾”文学偏向的一致意见、在反“文化围剿”中的协力动作、扩大左翼文艺阵地的共同态度等，则对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联手基础：“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惊人一致
早在20年代，鲁迅与茅盾就是惺惺相惜的文坛知音。鲁迅的《呐喊》出版不久，在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出现不和谐的批评声音。当时身为文艺批评家的茅盾发表《读〈呐喊〉》一文，对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产生重大反响，可见他们日后携手共进，是有深厚根基的。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取紧密合作态度，就取决于文学思想上的一致。“左联”成立前期，他们由于各自的原因卷入了“革命文学”论争，但他们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极左倾向的批评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为他们联手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1928年1月25日，作为倡导革命文学的刊物，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接着又在第二号上发表了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等文章，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予以点名批评。不久，他们又升级为对鲁迅的围攻，嘲笑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尽头”，甚至嘲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性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应该说，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初期，其主要批评对象是鲁迅，但茅盾还是卷入了这场论争。他于1928年初撰写的《欢迎〈太阳〉》，在赞赏革命文学的同时，也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革命文学的议论趋于偏激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反映出他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事实证明，这种忧虑并非是多余的。后来茅盾自己也被创造社作家当作“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为此，他接连写出《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文予以还击，表达自己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综观革命文学论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对此，鲁迅和茅盾各自发表了意见，显示出同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原则分歧，而他们之间则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倾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学要为革命服务，但革命并不能代替文学，仍须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他们认为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原是不错的，一切前进的作家都必须为之而努力，但那还只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学的期望。过去的文学家误于“文以载道”或者视文学为消遣游戏的玩物，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都是强调不够的，革命文学的倡导也切不可只讲革命不讲文学。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集中批评了“左”倾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批评某些人的宗派主义和脱离实际斗争的空谈。在论述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时，鲁迅提出了“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是文艺”的著名观点，对忽视文艺自身的特征，片面解释文艺宣传作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茅盾早期的文学论文《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未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就提出过文学的独立性问题，批判过“文以载道”和消遣游戏文学观，因此当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将革命文学完全看成只是“革命”问题时，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以载道”的老路，也给予了严厉批评。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特别强调，革命文学作品应防止走上“标语口号文学”的歧路，无异为革命文学注入了清醒剂。
二是革命文学要注重文艺创作技巧。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强调，真正的文学作品“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并在《文坛的掌故》中对那些“革命文学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照搬外国经验的现象予以批评。在后来写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又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评述。他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在这方面，茅盾也有大体相同的论述。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写的一些自称为普罗文学的，人物大都是概念化的作品，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指出，将国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移植到中国来是值得怀疑的，至多是个“待试验的问题”。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象征色彩，不要以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2] 这一些，都是对当时革命文学理论的错误倾向及其产生根源的中肯分析。
三是革命文学创作者要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实践。对于怎样才能写出反映时代的好作品这一问题，茅盾认为，现有的作家应该深入实际，“站到十字街头”，去获得实感，以便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已经获得实感的新作家，则要将实感细细咀嚼，升华为文艺作品。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文学与革命》等文中，也强调了文艺与现实斗争的密切关系，强调革命文学家应该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努力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今天看来，鲁迅和茅盾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错误倾向和观点提出的批评，都是击中要害的，为纠正初期革命文学理论的不足作出了积极建树，也为“左联”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这是两位文学大家的联手为左翼文学事业打下的第一场硬仗。
二、联手纠“左”，努力提升左翼文学品位
在左联成立后的六年内，由于党内三次“左”倾路线中就有两次影响左联活动的开展，左联的左倾思潮蔓延和文学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流行，一直是困扰左翼文学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对此，不少左翼作家为纠正“左”的文学偏向作过努力，但就纠“左”而言，鲁迅和茅盾更是不遗余力的，也唯其有他们的联手动作，才有可能在纠“左”方面取得更大实效。
对左倾思潮的防范和斗争，鲁迅和茅盾的努力几乎贯穿在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中。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就提出了防“左”的意见。他认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左倾’。”鲁迅对左翼作家切忌“左倾”空谈的提醒，无疑是极有远见的。此后左倾思潮的不断滋长证明了这一点，鲁迅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特别强调革命文学家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克服一切浮躁情绪和左倾情绪，是典型的例证。茅盾也同样，对于从1928年开始盛行的“革命文学”左倾空谈，在《读〈倪焕之〉》等文中予以尖锐的批评。其批评重点，是在创作方面，对左倾思潮带来的公式化、脸谱化创作模式的流行，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关于“创作”》一文，茅盾对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左联成立的“一年半的时期内，所产生的少量的作品还是非常浅薄，人物结构——甚至题材，都还不脱‘公式化’的拘束。以前的‘论文’化，算是克服了，但现在的‘公式化’也非克服不可”。他对《地泉》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批评，对纠“左”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地泉〉读后感》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泉》中的作品类似于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品，只是“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只是“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以及用标语口号的言词去表达感情，要求作家“更刻苦地去磨炼艺术手腕的精进和圆熟”，提出了克服左倾倾向的办法，表现出茅盾对左翼作家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热情期盼。他后来竭力推崇左翼新人的创作，对青年作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给予热情评价，认为作品中没有公式主义的结构，没有脸谱式样的人物，却有着作者自己的风格，“作者用了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真实的生活图画”，热情“盼望沙汀努力，再给我们一些”，[3] 实际上包含了他力图纠正错误创作倾向的期盼。
在理论上纠正“革命文学”偏向的同时，鲁迅和茅盾还致力于创作实践，为左翼文学创作作出表率，既可以提升左翼文学品位、显示左翼文学实绩，也是对偏离文学规律的创作现象的有效匡正。在左联时期，鲁迅除创作大量杂文外，又完成了《故事新编》的创作，为文坛提供了一种完全新颖的小说样式，其鲜明的革命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为左翼文学作出了榜样。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其他左翼作家拿出有真正艺术价值的左翼文学创作来，其中对茅盾的鼓励和期盼是生动的例证。1931年11月，茅盾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请长假准备撰写一部长篇小说。鲁迅对茅盾的创作计划表示赞赏，认为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一年以后，茅盾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4]《子夜》，还完成了《春蚕》、《林家铺子》等优秀的短篇小说。对茅盾创作的成功，鲁迅感到由衷喜悦，给予了热情评价。《子夜》出版后，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即表示：“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5] 他又对小说《春蚕》及经《春蚕》改编的电影给予好评，认为这个作品恰恰显示出革命文学作品从污浊的文坛中“挣扎起来”走向“进步”的标志。[6] 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创作实践，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以其实绩纠正“革命文学”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三、抢滩《自由谈》，凸现“两大台柱”的作用
在左联期间，鲁迅与茅盾联手占领保守势力阵地《申报·自由谈》，进而扩大左翼阵线的影响，同时又互相呼应、紧密配合，发表大量杂文给反动当局以重创，这是他们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次最密切的合作，这次合作完全凸现了左翼“两大台柱”引领左翼文艺的作用。
《申报·自由谈》原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阵地，虽然其篇幅有限，但由于其天天和读者见面，且《申报》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其影响之大非一般文学刊物可比。左翼作家如能在上海这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对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1932年12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实施改革，由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具有民主思想和进步文学主张的黎烈文接任《自由谈》主编。左联适时地抓住这一机遇，拟以支持《自由谈》的改革开辟新的文艺阵地，其中主张最力所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鲁迅与茅盾。对于支持黎烈文，以开辟新的左翼文艺阵地这一点上，鲁迅与茅盾不谋而合。交谈之后，两人更是密切配合，联手支持《自由谈》的改革。茅盾以每星期两篇，鲁迅以每星期三篇的数量给《自由谈》投稿；在鲁迅与茅盾的带动下，其他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如瞿秋白、郁达夫、老舍、巴金、叶圣陶等也很快成为《自由谈》的常客，《自由谈》一度成为革命文艺阵营的刊物。这终于引起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的恐慌。国民党《社会新闻》上的一篇题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的文章就发出惊呼：“《申报》的《自由谈》……现在已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7] 紧接着《社会新闻》又刊登了《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一文。文章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1] 由此看来，在抢滩《自由谈》上，鲁迅与茅盾的确起到了最突出的作用，因此使他们成为论敌首先攻击的目标；而鲁迅与茅盾的联手出击，也的确给反动势力以重创，由此遂有“两大台柱”一说，以至于使论敌恐慌不已。
此一时期鲁迅与茅盾联手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集中抨击反动当局的腐败与无能，特别在揭露当局的媚日反共、推行投降路线方面紧密配合、互相呼应，显示出完全一致的步调，也构成对反动势力极大的杀伤力。茅盾以玄署名的第一篇杂文《“自杀”与“被杀”》刊登于1932年12月27日的《自由谈》上。随后发表的《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便是直接针砭时弊的杂文。如《血战后一周年》[8]，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所谓“长期抵抗”的谎言；《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是对国民党钳制言论，取缔进步书刊行径的有力抨击；《欢迎古物》一文则是对国民党当局从北平搬运古物到江南之事给予辛辣的讽刺。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是以何家干署名的《“逃”的合理化》(1933年1月30日)，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政府自己不抗日，导致山海关失守，反而责骂学生要求停课是“贪生怕死”。接着，又连续发表了《观斗》、《崇实》、《航空救国三愿》、《战略关系》、《中国的生命圈》、《天上地下》等一系列抨击当局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将其假抗日，真反共的卖国本质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在并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谈”的，以鲁迅与茅盾领衔的左翼作家以犀利的社会批评文字触痛了当局，势必会遭到当局的迫害，而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左翼的“两大台柱”鲁迅与茅盾。由于当局不能容受《自由谈》的批评文字，便对《申报》施加压力，鲁迅与茅盾的投稿也因此一连几篇都被扣压，如鲁迅的《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和茅盾的《汉奸》等。鲁迅曾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涉及时事的缘故。”到5月25日，《自由谈》主编也不得不刊出启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左翼作家并不因当局“讳言时事”而放弃手中的笔，他们仍以各种方式继续坚持斗争。鲁迅与茅盾利用《自由谈》阵地开展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杂文从多方面揭露时弊，取得显著成就。
《自由谈》的革新，以1933年5月25日为界。这之前为革新前期，言论还有一点自由，这以后至黎烈文辞职(1934年5月10日)则为后期，即“多谈风月”时期。在前期，鲁迅与茅盾写的杂文以议论时政为多而少谈文艺，涉及诸如古物搬迁、募捐飞机、围剿“苏区”、“安内攘外”主张，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等话题。后期虽然以多谈风月为主，但也不乏讽刺之作。如鲁迅的《谈蝙蝠》、《喝茶》等文章，实际上是从“风月”映出“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显然都已越出了只谈“风月”的框框，依旧与揭露时弊紧密相关。茅盾的《双十闲话》[9] 也是一篇讽刺当局只许人们谈风月的杂文。文章说到：“‘双十’是国庆纪念日，在这一天，谁要是想照旧谈谈风月，一定得被骂为无聊”，但“说说眼前的‘牛鬼蛇神’罢，不行，立刻要遭凶”，使文人陷于两难，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作家不能谈“治国平天下的至理”表达了强烈的愤慨。这些文章嬉笑怒骂、尖锐泼辣，显示出极强的战斗效用。在《申报·自由谈》革新的一年半时间里，鲁迅与茅盾通力协作、配合默契，把杂文的战斗性、讽刺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多达200余篇(鲁迅140多篇，茅盾62篇)，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呼声，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因左翼“两大台柱”的合力倡导，杂文这一文学武器为更多左联作家所驾驭，进一步推动了杂文创作的繁荣。
四、联手办刊，扩展左翼文化阵地
左联的文化阵地，借助过《申报·自由谈》这类报刊，但首先是也主要是左联自己创办的刊物。这当中，凝集了众多左联作家的心血，而鲁迅与茅盾的联手办刊，则有更显著的影响，也记录了两位文学大家为左翼事业携手合作的深厚情谊。
左联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刊物，只得借用其他刊物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如《萌芽》、《拓荒者》等，有些新办刊物，也大多是出版一期就被禁止，且印数又少，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不是很大。1931年4月，由鲁迅、茅盾等编辑的第一个具有一定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了。在编辑过程中发生了“左联五烈士”事件，于是临时又把创刊号改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并在杂志封面大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该刊发表了由鲁迅发起，茅盾、史沫特莱等参与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人类进步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还发表了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及遇难同志遗著。由于刊物“揭露和控诉了轰动世界的蒋介石大批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刊物又经史沫特莱传到了国外，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抗议，因此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10] 后由于国民党的严加查禁，《前哨》第二期开始只得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鲁迅和茅盾仍参与其事，使该刊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鲁迅和茅盾联手创办的另一重要刊物是《译文》。他们都一贯重视介绍外国文学以作为中国文学的借鉴，并已发表大量译作。左联时期，针对当时介绍外国文学的译作质量差，翻译家的“身价”一落千丈的现象，为疏通运输精神食粮的渠道，刺激一下作家的翻译热情，鲁迅与茅盾商量着手创办一个纯文艺的翻译刊物，后又邀黎烈文、黄源加盟，这就是1934年9月创刊的《译文》。由于消息很快传出《译文》是鲁迅主编的，又由于刊物具有“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有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文字之外多插图”，“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11] 等编辑特点，因此，创刊号出版一个月就重印了四次。《译文》是我国历史上严肃认真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份专业杂志。在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左翼文艺运动压迫之时，能坚持出版，的确并不容易，这自然得益于两位大作家的卓著声望及其悉心的努力。
除了联手合作创办、编辑左翼文艺刊物外，鲁迅和茅盾还各自主编其他左翼刊物、进步文艺刊物，得到对方的支持和合作。如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却在左翼文艺初期的宣传中发挥过不可小视的作用，这两个刊物就得到过茅盾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评价。《文学》创刊于1933年7月，到1937年11月停刊，前后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可说是30年代上海大型文艺月刊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作为隐形主编的茅盾，从筹办时就与郑振铎商定办刊方针：要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其“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10] 这一方针贯穿于办刊的全过程。其编委会的组成，除茅盾与郑振铎外，还有鲁迅等作家共计十人，鲁迅对该刊予以全力支持。该刊的稿子大体上是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所写。因此《文学》从表面上看是个“商业性”的刊物，不属于左联领导，但它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难怪国民党的文痞们认为《文学》的创刊是文学研究会的复起，认定是左翼作家重新集结和进击的信号。《文学》的创刊号，一个月内就重印了三次，其反响强烈由此可见一斑。
受到鲁迅和茅盾支持的左联刊物还有《北斗》、《文学月报》及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太白》等，他们都是这些刊物的积极撰稿者。只要有益于推进左翼文学事业的刊物，鲁迅和茅盾都会取同一步调，给予热情支持。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心灵相通。正由于此，鲁迅支持过的进步刊物，同样会受到茅盾的关注。茅盾于1933年9月撰写了《几种纯文艺刊物》一文，所评论的刊物，主要就是鲁迅1932年11月北京之行时，北平作家受到其热情鼓励创办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北方文艺》，以及同样受到鲁迅厚爱的左翼青年作家叶紫等于新近在上海创刊的《无名文艺》等进步刊物。茅盾对几种刊物作了分析评述，并都寄予了厚望，表达了茅盾同鲁迅相通的立场和共同对发展左翼文艺事业的关注。事实上，在编辑文艺刊物的过程中，鲁迅和茅盾始终把培植青年文艺战士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他们在发掘文学新人，扩大青年文学队伍方面，可谓呕心沥血，辛勤劳作，或从经济上给予资助，或对书刊的出版予以帮助，或推荐新人新作，或指导青年作家创作，或介绍、评议作品，或以书信和谈话的不同方式与青年作家沟通，使许多青年作家受益匪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两位“左翼台柱”在联手办刊中协同动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不断壮大左翼作家队伍，左翼文艺事业才能长盛不衰，历史同样记住了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