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验、记忆与历史研究：拉斐尔#183;塞缪尔的史学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斐尔论文,史学论文,大众论文,贡献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5—0167—10
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1934－1996)是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一生致力于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注重大众的经验，倡导“自下而上的历史”，反对学院化史学，对英国新左派运动和历史研究的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叙述拉斐尔·塞缪尔早年的经历，然后探讨他在历史工场运动和口述史方面的贡献。
拉斐尔·塞缪尔1934年12月出生于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拉斐尔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是忠诚的共产党活动分子；姨父阿布拉姆斯基(Chimen Abramsky)是一位俄国移民，犹太社会主义史学家，他论述第一国际的著作，是对国际工人运动做出的早期重要研究之一。拉斐尔经常与姨父在一起，吸收后者的政治和理论知识。这种家庭环境让拉斐尔很早就了解到了共产主义文化。除了这种丰富的家庭文化遗产之外，他有幸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阿尔弗雷德国王中学(King Alfred's School)接受教育，该学校知道如何察觉和鼓励优异的孩子，这为拉斐尔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52年，拉斐尔顺利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近代史，师从克里斯托弗·希尔，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拉斐尔是牛津大学一小群年轻的大学生党员(他们以希尔为核心)中的重要人物。这些人毫不掩饰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他们既自我疏离，又引起了注意。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不无夸张地指出：“拉斐尔既是牛津大学政治舞台上的被遗弃者，也是其灵魂人物。如果没有拉斐尔某种程度的间接参与，牛津就不会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①在大学期间，拉斐尔也加入了“共产党史学家小组”。对他来说，这个组织的一大特色就是相对的平等，即年轻人与老年人、男性与女性、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平等，这与广大英国社会的等级制构成强烈反差。②
1955年，政治氛围开始解冻，这种情形对牛津的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让独立左派(从未加入共产党，坚决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与拉斐尔等人(赫鲁晓夫的改革促使他们进行一种更公开、更透彻的政治重估)之间的对话更自由，也更开放。这种争论的一个主要平台是社会主义俱乐部(The Socialist Club)。在这个圈子中，早就有人提议创办一份杂志来推进上述激进的辩论，这种想法也得到拉斐尔的大力支持和鼓励。1956年夏，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以及苏联坦克对匈牙利人民起义的镇压，在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一场地震，前者表明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消亡，后者则体现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堕落。拉斐尔的整个政治世界也坍塌了，后一事件对他以及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尤其巨大。拉斐尔很快做出了反应，即退出共产党(不过共产主义文化在他身上的烙印一直没有褪去)。在共产党著名的史学家群体中，只有霍布斯鲍姆和老一代成员留在了党内。③
1956年的危机和巨变并没有让拉斐尔消沉和退却，而是促使他从事激进而出色的活动。1957年春，《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刊，刊物的编辑是两位前共产党员拉斐尔和皮尔逊(Gabriel Pearson)以及两位独立社会主义者，即斯图尔特·霍尔和查尔斯·泰勒。以《大学与左派评论》为核心的“第一代”新左派，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左派群体，杂志的编辑只是其代表人物而已。在与汤普森的《新理性者》合并之前，拉斐尔就是这个群体的机车头、政治发动机和精神动力。他的政治意志、决心和能量是无穷的。在杂志第一期出版时，他说服出版商印刷了几千份，也提出在伦敦召集杂志读者会议，并且做出了相关安排。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经常集会讨论一些问题。杂志的创刊发行，既象征也引领了英国左派思想的关键性转变，马克思的一些早期作品以及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如卢卡奇)作品的英译，也加强了这种转变。杂志试图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讨论之间进行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尤其在拉斐尔的影响下，杂志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新左派运动——以伦敦和大多数地方主要城市的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松散聚会为基础。拉斐尔还构想了一种以咖啡为基础的泛左派文化。咖啡馆是令人激动的聚会场所，与1958年作为大众运动的核裁军运动的出现具有政治关联。新左派开了自己的咖啡馆，作为青年左派的碰面地点，这种做法很成功，但是从经济上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后来只得关门大吉。与此同时，杂志毫无必要地与汤普森负责的《新理性者》竞争。1960年，两份杂志合并，《新左派评论》诞生。在《新左派评论》编委会中，前《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成员与《新理性者》带来的观念存在冲突，汤普森与霍尔之间也存在个人对立。一开始，《新左派评论》也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直到富有的贵族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出手相助。随后，安德森接管杂志。1962年春，拉斐尔也赶走，作为一场运动的新左派就此结束。④
对拉斐尔而言，1962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开始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担任教职(直到1996年去世)。在当时，罗斯金学院本质上依旧是工人的大学预科(pre－university)学院，他面对的主要是工会学生。这就为拉斐尔领导的历史工场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提供了土壤和契机。
拉斐尔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教学活动，为英国左派史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关注人民的历史：一种自下而上的因果解释，其中工人群众的真实经历是探究的核心。历史工场正是这种方法的组织机构，尽管它当时并没有获得学校权力机构的承认，也不为文化权威所认可。⑤不过，它最终会获得巨大成功和产生深远影响，对学院史学造成冲击，为人民的历史开辟一片新天地，并且指引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发展。
“历史工场”于1967年诞生于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是工人史学家和全职的社会主义研究者的松散联合，也是对考试制度和成人学生所遭受的羞辱的反击。它试图在一种有限范围内创造一种替代性教育活动，鼓励罗斯金学院学生——男男女女的劳动者，主要来自劳工和工会运动——从事研究活动，建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历史工场的生命开始于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会，主题是“19世纪英格兰的乡村”。不过，依据拉斐尔的说法，工场在存在几周之后差点夭折，因为(学院)领导很生气，原因在于，学生倾听相互之间的谈话而不是讲座，并且关注与考试大纲不太相关的问题。在随后几年，鼓励更多参与和合作的工作方法的努力，遭到更强烈的反对。⑥
因此，历史工场的工作一开始是私下进行的。1970－1974年间发表的小册子旨在开辟历史的新领域；它们都是非正式的学生项目。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们是教学练习，旨在祛除研究过程的神秘性，引导学生进行写作活动。历史工场倾向于地方研究和工作场所研究，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开展活动的环境并不乐观，没有经费来源。这也是阶级意识(罗斯金学院的一股重要力量)的某种表达，从智力上而言，也是通过男男女女劳动者的大量反思来建构历史解释的一种尝试。历史工场赋予经验一种特权地位，因为在教育上长期“被剥夺权利的”成人学生，尤其有利于论述工业和工人阶级历史的许多方面。拉斐尔大力强调原始材料的使用，以此摆脱学院派(academically－generated)视角的束缚。从一开始，工场就带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气息。劳工史是早期工场的主要关怀，它力图将劳动过程——“生产时刻”的阶级斗争——置于探究的中心而不是被人遗忘的边缘。换言之，它试图挑战主要的制度偏见——这种偏见塑造了英国劳工史的发展，最糟糕的是，这种偏见有可能将劳工史简化为领导阶层的争吵和组织发展的历史。⑦
毫无疑问，历史工场是有政治姿态的。在宪政史主导史学、历史课程很少为任何类型的社会史提供机会的情况下，“让历史的边界更贴近人民的生活”的做法绝不是一种中立的行动。从政治上而言，历史工场是由20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和欧洲共同经历过的一系列左派运动塑造的，尽管它在这些运动的潜能爆发出来之前就存在了。罗斯金学院对工人战斗性的高涨(在英国或许可以回溯到1966年海员罢工)尤为敏感。它对1968年学生反叛做出了反应，事实上，在巴黎五月事件前几天，学院举行了罢工活动。稍晚时候的妇女运动也对历史工场产生了政治影响。英国第一次全国妇女研讨会是在罗斯金学院举行的。⑧
在拉斐尔看来，历史工场将核心地位赋予“真实的生活经历”，这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历史工场的最初支持者主要是工人作家，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成果，也是个人生活史的成果；其次，1960年代中期流行的微观社会学以及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强调直接观察，关注地方和家庭，力图为日常生活事物提供一种理论和文化维度。最后，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的讨论的强烈不满，也让人们准备去尝试一下其他的解释范畴。⑨
历史工场一开始并没有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拉斐尔·塞缪尔指出，“马克思主义概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出发点，尤其是我们赋予核心地位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之间的一条共同纽带。尽管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问题化……我们所做的，就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拉斐尔等人没有关注整个“发展规律”，也没有将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为研究领域，而是关注相对有限的领域：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密切关注工业和经济问题，我们把大量精力集中于生产中的劳工史——工作场所生产的物质条件，以及生产得以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到发行《历史工场》时，马克思主义潮流在历史工场内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巩固，这从编辑声明和第一期文章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刊物有意将人民的历史、女权主义历史与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研究结合在一起。⑩
拉斐尔明确指出，历史工场标志着与更正统的历史模式的决裂。首先，历史工场有意要摆脱研究型研讨班(research seminars)的惯例和冷淡。在历史工场，很多成员来自大学之外，讨论也是在拥挤嘈杂和充满烟味的空间进行。这种环境自然创造了某种程度的非正式性。而且历史工场总是政治性的场合，参加者总是不那么安分，质疑一切类似于权威的事物。其次，历史工场代表着历史实践的民主化。拉斐尔指出，他们尽量让陈述公开化和易于理解，避免学术派系似的争论，也扩大历史作者和研究者的数量，并且证明职业史学家并没有垄断历史写作和研究。历史工场的许多陈述(研究成果)来自史学新手，他们与更有经验的研究者分享着讲坛。拉斐尔对大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晦涩性和封闭性(未能面向更广大的社会主义大众)表示了不满。第三，历史工场宣称真理是派系性的，是思想斗争的一种武器。历史工场的编辑们大胆说出了自己的信念，将他们的工作与劳工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联系在一起。因此，历史工场不仅存在于史学领域，也存在于政治领域。最后，历史工场尽量让史学家更具时代精神(present－minded)，从而让历史(the historical)这个概念也能够包含对当代现实的感受。拉斐尔开创的历史工场挑战了横亘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兰克史学革命的主要遗产之一。这种区分削弱了对过去的研究，也限制了对当下的批判性理解。历史工场通常以当下作为其出发点，采取“回溯性”研究方法。拉斐尔·塞缪尔等人不但大量利用关于过去的鲜活记忆来解释过去的文献，也尝试着对当下进行一种历史的理解。(11)
历史工场运动很快在英国各地展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地方“工场”也成为大众历史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工场的活动包括举办年会、发行小册子、出版文丛、创办《历史工场》杂志以及建立伦敦和牛津中心。历史工场的年会(尤其在早期)很热闹，是历史爱好者的盛大节日，参加者有时候多达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出版的丛书有《乡村生活与劳工》(1975)、《矿工、采石工和盐工》(1977)、《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1981)、《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1982)、《妇女史中的性别和阶级》(1983)等。
1976年，《历史工场》杂志创刊，刊物的副标题为“一份社会主义史学家的杂志”(1982年春，副标题改为“一份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杂志”)。拉斐尔·塞缪尔是当仁不让的编辑之一。创办该杂志的目的，在于推广“历史工场”的工作，更加有规律和永久性地表达这种工作。与历史工场、它的小册子以及出版的著作一样，杂志的宗旨也是要让历史更接近人民的生活。
杂志决心让史学研究成为一种更加民主的活动和更加迫切的关怀。编辑们宣称，史学是灵感和理解的一种来源，它不仅仅是解释过去的方式，也是考察当下的最好的批判性视角。在他们看来，史学应当成为公共财产。一种开放和民主的知识要求史学家做出更多工作：对历史进程做出更复杂的理解，在处理材料时更谨慎，在拓宽探究的领域时更大胆，更加努力地达到表述的明晰性。(12)
杂志的社会主义立场体现在内容和呈现的方式上。编辑们希望杂志被正规教育排斥在外的人们来阅读。因此，他们强调刊物内容的明晰性和易懂性。杂志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编辑们关心以往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工作、思想和个性，以及他们阶级经历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同时，这也决定了编辑们关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也要求讨论和发展历史中的理论问题，促使编辑(刊登的文章)批评那些强化英国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并且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辩论。杂志的编辑们汇聚一堂是因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历史现状的不满，对另一种不同史学类型的信念，他们希望杂志有助于史学的革新。(13)
拉斐尔后来对《历史工场》的这种社会主义立场做出了解读。他认为，编辑们一开始宣称将杂志办成“社会主义”史学家的刊物，这种姿态更多体现出编辑们个人的政治忠诚，而不是让杂志重点关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或当代政治实践)。从一方面而言，早期杂志可以被视为将劳工史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另一方面而言，它尝试对20世纪60年代左转所带来的自由的和反权威的主题进行历史解释。“它是对当代政治中陌生内容的一种集体理解，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物的一种质疑……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关注点，我们不是将它视为一种有待发现的遗产，或有待重申的传统，而是作为一种需要做出解释的现象，社会主义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14)
由于政治文化的右转，以及左派做出的不同的、支离破碎的反应，一种公开的社会主义倡议难以为继。1995年，杂志的编辑们决定取消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副标题，因为一些作家(包括编辑)宁愿以其他事物来自我界定，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5)杂志的这些变化招致了很多批评。(16)基思·弗莱特(Keith Flett)认为，《历史工场》抛弃以前副标题的做法，体现了左派对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的变化前景持悲观主义态度。早先受人欢迎的对工人阶级历史和运动的关注以及与政治活动的直接联系，现在基本上消失不见了，对“工人史学家”的承诺也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后现代思想的兴趣。历史工场和《历史工场》杂志成为左派当中各种流行的观念的战场。(17)甚至有人抱怨《历史工场》成为了野心勃勃的学院派的另一种工具。(18)
不管怎样，这些早期的历史工场运动以及杂志的关怀，通过重建大众反抗运动和被忽视群体的生活经历，拓宽了历史实践的范围和参与群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晚近英国历史书写的主题和文化，而拉斐尔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英国而言，口述史也是历史实践“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斐尔是英国口述史的关键性开拓者和支持者，对英国口述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口述史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发掘出更多没有文献记载的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的生活。其次，各种人都可以积极参与其中(作为采访者和受访者)，收集他们自己的历史。口述史不仅仅是学院史学家用来研究的另一种方法，也是整个英国草根层面正在进行的一种活动。它让学院之外的人们直接参与过去，并且真正对过去的魅力产生兴趣，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因此，与其他历史材料不一样，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口述史。事实上，在英国，口述史从一开始就想着发掘更多工人阶级的经历，受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很大，而对精英的口述史研究很少，这恰好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并非所有的口述史史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这种主要的观念——口述史是发现更多关于过去的男女劳动者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直很强劲。此外，女权主义者也广泛接受口述史，将之视为寻找更多关于各行业妇女往昔生活的重要手段。(19)由此观之，一些保守派和学院派怀疑口述史、而拉斐尔·塞缪尔和约翰·萨维尔等人倡导口述史的立场就很容易理解了。
拉斐尔的口述史实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1969年，拉斐尔参加了英国口述史史学家首届大会，他也是70年代初期成立的口述史学会的创始会员。此后，他与口述史学会和《口述史》杂志以及其他一些人(比如保罗·汤普森以及约翰·萨维尔等)一起，为口述史的重要性得到承认而奋斗。拉斐尔为早期的《口述史》(1972年创刊)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通过录音整理的“记录的危险”(perils of the transcript)。就如何将口头语转化为书面材料而言，该文是最好的论述之一。在第一次口述史研讨会上，他就社区史和海丁顿矿场(Headington Quarry)做了一次重要讲演，演讲文后来也发表在《口述史》杂志上。该文的最终版本后来又收录在他编辑的《乡村生活与劳工》(1975)一书中，它是口述史乡村(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20)事实上，《乡村生活与劳工》中许多文章以一些口述材料考察了矿工的生活、农村经济的收成以及乡村女孩的劳动生活。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口述史的一次练习。
1973－1979年间，拉斐尔对伦敦东区曾经的混混亚瑟·哈丁(Arthur Harding)进行访谈，《伦敦东区底层社会》(1981)就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口述史著作。(21)在1980年阿姆斯特丹口述史讨论会上，拉斐尔也饶有兴致地谈到采访这么一个职业骗子的种种困难。拉斐尔原本将哈丁的回忆录分两卷出版，并且做出充分的评注，可惜第二卷未能完成。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对哈丁的陈述的编辑，以及拉斐尔写的导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拉斐尔是如何通过自己的问题来塑造哈丁的陈述的。不过，《伦敦东区底层社会》既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富有价值的：一个窥视隐秘世界的少有窗口，同情而具有批判性，它正好体现了拉斐尔所赞成的社会史类型。(22)这部作品为家庭关系、犯罪世界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材料和见解。这类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对人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它们不仅可以填补由于文献缺乏而留下的空白，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视角，取代中产阶级观察家和官方材料的叙述。(23)
拉斐尔也参与了1987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国际口述史学会(主题是“神话与史学”)的组织工作，后来又与保罗·汤普森编辑会议文集(即199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为生的神话》)。这一时期，他对记忆很着迷，他发表的具有自传性的文章(比如论述共产党历史的文章)以及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记忆剧场：当代文化中的过去与现在》(1994)证明了这一点。斯图尔特·霍尔指出，《记忆剧场》是关于大众生活和习惯的著作，拉斐尔在作品中捍卫各种形式的“大众历史和记忆”，带有一种固执而好斗的平民主义，这是他对“大众”的各种“运动”持更加同情和开放态度的产物。(24)
在拉斐尔看来，口头材料或口述史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首先，通过使用口头材料或者在生动的记忆的帮助下，史学家可以绘制出新的图景。口头材料可以避免书面文献的一些不足。有一些事实记录在老年人的记忆中而不是别处，只有他们才能够向我们阐明过去的事件，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回忆起消失的景观。文献材料无法自我辩护，无法更加详尽地解释自我的含义，无法提供更多的例子，无法解释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相反，口头材料是开放的，它的限制因素在于：幸存者的数量，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创造性以及史学家的耐心和机智。毫无疑问，有些研究只能在口头证词的帮助下才能进行，谈论自己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这种工作而言，所知道的比最勤勉的研究者有可能发现的都要多。口述材料对于理解背景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口头证据有助于发挥残存的物质文化的作用。比如，如果人们听到铜棍或拖把使用者的讲述，这些物件就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物体。(25)
其次，口述材料可以建构一种全新的文献。(1)许多录音和它们的文字记录的巨大价值有待发现；它们不但可以回答当下的问题，也将成为未来的档案材料。(2)大量自传(口述史可以鼓励这种做法)；一些家传文件大多保留在私人手中，没有受到重视；家书也很珍贵，尽管很难找；日记同样如此。残留的照片可能是口述史研究的另一个副产品，它们是有用的，作为插图，能够唤起那些从未见过它们的人对过去的认识，唤起那些经历过的人的全新记忆。它们有时候可以提供新的信息，或者成为独立的证明材料。(3)私人收藏如剪报、传单、海报等，也是关于地方性活动和事件的非官方档案材料。简而言之，最好的地方文献通常不是在图书馆或档案馆找到的，而是在家中发现的。(26)
第三，口头证据还有助于重新定义地方史的内容。现在，史学家不再允许文献来建构工作，而是以人们本身的现实生活经历(家庭的和工作的经历)作为他的试金石。他不但可以讨论有比较详细记载的灾难(比如洪灾)，也可以探究很常见的、未得到报道的日常生活的难处，不但可以讨论自杀和谋杀，也可以讨论家族世仇。他可以记录不常见的重大事件的颤动，也可以感受日常生活的脉搏。(27)
第四，口述材料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作为信息的一种来源，也是因为它为史学家所做的：作为一种无形的矫正物和制衡物。它有助于暴露出书面记载的沉默和不足，向史学家揭示他手头上“干瘪的组织”(shrivelled tissue)。它是真实性的一种量度，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史学家的概念必须与人类经历相一致，并且依据经历建构，如果它们要想具有解释效力的话。拉斐尔指出，这么说并不是要拔高一种证据材料而贬低另一种，而是主张两者之间的互动，主张更多地使用二者。口头材料会促使史学家更加渴望文献，与那些只待在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同事相比，他能够以更丰富多样的方式来使用文献材料。他需要文献来指明记忆无法达到的现象，来查证可能有误的日期，来寻求记忆无法或不会提供的精确性。他需要文献来丰富自己的问题，需要它们来进行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对话，尤其需要文献来建立变化的维度和特性。(28)
在拉斐尔看来，口头材料——口头记忆和口头传统——的收集者处于一种特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是自己的档案材料的创造者，同时也得相应地说明自己的职责。他的角色不但是史学家，也是案卷保管人，要找回和保管非常重要的信息，不然的话，这些信息就会丢失。他最大的贡献或许在于收集和妥善保管他的资料，而不是在找到之后马上使用它或者记录它的方式。他的工作只是筛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文本。他忽视的信息可能刚好是以后研究者关心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证据也不是只有一种用途。未来的史学家会对我们收集的材料产生新的兴趣，他们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寻找不同的答案。记录只有保存原貌，并且可以为其他研究者自由使用，它们才不至于成为收集者个人的事务，才可以作为持续探究的基础。(29)
当然，拉斐尔也认识到了口述材料或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盲目崇拜口述史也是令人遗憾的。虽然有一些研究只有在口述材料的帮助下才能进行，但是，在另一些研究中，它的贡献小得多。口述材料也有其特有的偏见。在回忆过去时，人们往往更喜欢谈论家庭生活而不是政治，谈论习惯多于个别事件。记忆有其自身的选择性和沉默性。就概要而言，它或许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涉及事实时，它就变得无常，它会对经历的某些领域保持沉默，对其他领域则滔滔不绝。史学家必须警惕面前材料的本质。(30)
此外，当口头语言被记载下来并且变成印刷文字时，很容易被毁坏。某种失真在所难免，不管作家意图何在，他会去掉一些停顿和重复，作家觉得这对于可读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过程中，中心和平衡很容易被打乱。当口头语言被纳入书面散文的概念之中时，会出现一种更严重的曲解。强加的语法形式创造出它自身的节奏，它们与口语的节奏没什么共同之处。人们通常并不是一段一段地讲话，他们所说的也不会遵循标点符号的次序(逗号、分号、句号)；而这恰恰是他们的讲话被复制的方式。连续性是另一种险恶的影响。作家有自己的目的，他或许会耐心地听讲述者讲一些枝节问题，不过在整理的时候，会做出删减。因此，如果想保持连续性幻觉，就得使用各种重新整理的方式。作家甚至会改变谈话的顺序；因为很少有人一次只谈一点，或者一口气谈完主题的所有方面。如果作家不仅仅删减和重新编排，而且还插入自己的语言来重新组织的话，那么文字记录更加糟糕。让谈话变得连贯一致的过程，必然会破坏其最初的完整性，至于破坏的程度如何，要看作家对他所受到的诱惑的认识。(31)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左派史家在历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史学家小组”成员包括了后来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家，除拉斐尔·塞缪尔之外，主要有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汤普森夫妇以及霍布斯鲍姆。他们反对精英史学，或者从精英视角书写的“社会下层”的史学，倡导“自下而上的历史”，即从社会下层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社会阶层的历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其维克托·基尔南)也关注有权势者和有产阶级，但是，他们尤其致力于重新解释劳动阶级——农民、工匠和工人——的生活和行为。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E.P.汤普森宣读了他和伙伴们的历史抱负：“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32)
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和传播有所减缓，但是，“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概念以及研究被忽视的人民、时代和文化的史学研究路径却在高歌猛进。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社会史学家、女性主义和性别史学家以及文化史学家，接过了激进的议题。他们追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且打算对“自下而上的历史”进行修正和补充(扩大主题，比如研究妇女、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等)。具有讽刺性的是，如果没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研究被忽视人民的概念很可能不会得到主流学院史学的接受。(33)
就拉斐尔·塞缪尔而言，他开创的历史工场运动，是对“上层”历史书写或精英史学的反击，因为这种历史的书写是从他人生活的掌控者、政治家、行政管理者、工会领袖、改革家的视角来进行的，而不是为了再现社会上未组织起来的大多数人的经历。只有上层史学肯定是不够的，史学会因此而变得不完整，必须努力恢复沉默者的声音，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体关怀。拉斐尔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让历史实践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有论者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方法和理论问题的轻视，是他们的主要缺陷。(34)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新左派指出了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和方法缺陷，他们尤其以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为批评对象。霍布斯鲍姆为他那一代史学家进行了辩护，他指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知识分子)所做的，与他所接受的训练、阅读的书籍、身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以及身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相关。霍布斯鲍姆的这种看法很重要，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红色科学家到创造性的史学家小组再到新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成为核心。这并不表明前一代人在理论或方法上无能为力或懒惰。这与各种不同的影响存在更多的关联。1956年之后的一代人更多地接触了英国之外更具理论和方法取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品。这种发展本身就是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的开放性氛围的产物。(35)
《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的理论》(1981)是拉斐尔·塞缪尔编辑的文集，收录了1979年在罗斯金学院召开的历史工场会议的49篇文章(另有拉斐尔写的序、编辑前言和后记)。这本文集有一个主线，即关注当时困扰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争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即汤普森的作品(《理论的贫困》)的同情者与受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之间的争论。(36)
拉斐尔·塞缪尔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发展，既是进步的，也是倒退的。一方面，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未完成的”，“一直持续的、积累性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当作教条”，结构主义为左派释放了大量的理论能量，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的更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创造了一种以理论工作为中心的热切氛围，成为一个奥秘团体的专属物，而对经验主义知识理论的抨击，又滑向傲慢地拒绝经验工作本身，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再屈尊到档案馆爬梳文献。由此可见，拉斐尔·塞缪尔显然也与汤普森和《理论的贫困》站在一边，希望将历史和理论著作从理论主义(theoreticism)和缺乏事实的空乏史学中解放出来。不过，与汤普森相反，他同时认为，结构主义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史学家没有理由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还能够泰然自若。这些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意识与经济和社会现象之间棘手的关系，也涉及材料和解释。拉斐尔指出，“通过坚持理论的首要性，结构主义或许迫使我们不但考虑我们工作的政治含义，……也考虑它的概念基础，促使我们……质疑我们的工作基于其上的一些没有阐明的假定，再次审视历史主题得以建构、问题得以设计、材料得以收集以及推论得以形成的方式”。在他看来，“结构主义批评的出发点——理论命题无法从经验材料得出——至少对我们某些人而言是正确的”。不过，他并没有简单地支持结构主义者，“这么说并不表明相反做法是正确的，即新的理论概念的建构可以通过纯粹的推理演绎来进行，无需参考经验工作”，“理论的发展……通常不是来自概念的精巧，而是来自政治活动所带来的难题和未决的问题。历史与理论的关系要想富有成效，就必须是双向的”。(37)
拉斐尔·塞缪尔指出，历史学通常是一种官僚政治的偏见，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在于个体史学家持有特定的偏见，主要因为通常保存下来的是官僚政治的文献。英格兰土地史之所以近乎财产史，就是因为各郡档案馆保存了太多契约文书。(38)他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各种资料。在他眼中，历史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形式，其来源多样，不但利用了真实的历史经历，也利用记忆、神话、幻想和欲望。他一生的历史实践和创作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不但在档案中寻找其材料，也从个人和大众记忆处寻找，在地方习惯和游戏中、在媒体中寻找。拉斐尔对民间传说很感兴趣，因为他对普通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感情感兴趣。对他来说，民间传说是人民所拥有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非官方知识”的一部分。他认为，“历史不是史学家的特权，也不像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史学家的‘创造’。更确切而言，它是知识的一种社会形式，是(所有既定时刻)无数人的工作”。(39)
霍布斯鲍姆在总结“共产党史学家小组”的成就时宣称，在英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社会史”的兴起，大大受惠于小组成员的工作，此外，他们也对劳工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40)拉斐尔·塞缪尔一直在倡导一种社会史的书写，在他看来，社会史不但反映了大众的兴趣，也预见或者帮着创造了这种兴趣，社会史引以为傲的，是它关注“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普通人而不是拥有特权的精英、日常事物而不是轰动性事件。(41)拉斐尔在劳工史领域的贡献显得尤为突出和独具特色，他不但强调历史书写的底层视角，而且在罗斯金学院鼓励劳工学生从自身经验出发来从事大众历史的研究活动。毫无疑问，拉斐尔在历史工场运动、口述史、大众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贡献，挑战了学院史学和正统史学，推进了历史实践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说，他拓宽了现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范围，与其他许多人相比，他更多地证明了历史研究与现代日常生活问题的相关性。或许，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当将塞缪尔当作人民的史学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史学家来缅怀”。(42)
注释：
①Stuart Hall,"Raphael Samuel:1934-96",New Left Review,221(1997),pp.119—120.
②Robin Blackburn,"Raphael Samuel:The Polities of Thick Description",New Left Review,221(1997),p.134.
③关于1956年危机对英共和英国共产党史学家群体的冲击及其激起的反应，可以参见初庆东《苏共二十大与英国共产党史学家小组的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④Paul Thompson,"Raphael Samuel 1934-96:An Appreciation",Oral History,Vol.25,No.1(Spring,1997),pp.31—32.
⑤Joseph Maslen,"The Personal Politics of Raphael Samuel",Biography,Volume 33,Number 1(Winter 2010),pp.210—211.国内学界对历史工场的讨论，参见贺五一《英国的历史工场运动》，《历史教学》2008年第20期。
⑥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History Workshop,No.9(Spring,1980),p.163.
⑦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pp.163—164.
⑧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p.164.
⑨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pp.165—166.
⑩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pp.166,167.
(11)Raphael Samuel,"On the Methods of History Workshop:A Reply",pp.167—169.
(12)Editorial Collective,"Editorials",History Workshop,No.1(Spring,1976) ,p.2.
(13)Editorial Collective,"Editorials",p.3.
(14)Raphael Samuel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Ten Years after",History Workshop,No.20(Autumn,1985),p.2.
(15)Editorial Collective,"Change and Continuit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No.39(Spring,1995),p.iii.
(16)Keith Flett,John Gorman,Ian Hughes and G.D.Herbert,"Changing Names",History Workshop Journal,40(1995),pp.270—272.
(17)Keith Flett,"Obituary:Artisan of history",Socialist Review,Issue 204(January 1997),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sr204/samuel.htm.
(18)参见Dave Russell,Raphael Samuel,"History Workshop and the Value of Democratic Scholarship",Popular Music,Vol.16,No.2(May,1997),p.218.
(19)Diana Gittins,"Let the People Speak:Oral History in Britain",Victorian Studies,Vol.26,No.4(Summer,1983),pp.441,432.
(20)Paul Thompson,"Raphael Samuel 1934-96:An Appreciation",p.34.
(21)Raphael Samuel,East End Underworld:Chapters in the Life of Arthur Harding,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
(22)Paul Thompson,"Raphael Samuel 1934-96:An Appreciation",p.34.
(23)Diana Gittins,"Let the People Speak :Oral History in Britain",p.439.
(24)Stuart Hall,"Raphael Samuel:1934-96",p.126.
(25)Raphael Samuel,"Local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History Workshop,No.1(Spring,1976),pp.199—200.
(26)Raphael Samuel,"Local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pp.200—201.
(27)Raphael Samuel,"Local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p.201.
(28)Raphael Samuel,"Local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p.204.拉斐尔在另一处也提到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将口述史凌驾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之上，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两种材料(口头的和书面的)相互影响。口述史的使用不得让史学家抛弃其他更传统的工作。相反，它应当促使他以新的热情来关注它们，从而认识到一点：即使书面文献相对较少，在口头材料的帮助下，他依旧能够做出重要的理解。”参见Raphael Samuel,"Headington Quarry:Recording a Labouring Community",Oral History,Vol.1,No.4(1972),p.122.
(29)Raphael Samuel,"Perils of the Transcript",Oral History,Vol.1,No.2(1972),p.22.
(30)Raphael Samuel,"Local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p.205.
(31)Raphael Samuel,"Perils of the Transcript",p.19.
(32)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5页。
(33)Chris LeCran,"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http://www.associatedcontent.com/article/2005102/british_marxist_historians_history_pg10.html? cat =37.
(34)Robert Gray,"History,Marxism; Theory",in H.Kaye and K.McClelland eds.,E.P.Thompson:Critical Perspectives,Philadelphia,Pennsylvan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p.153.
(35)Edwin A.Roberts,"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Science of History: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in the Shaping of British Marxist Theory",Science & Society,Vol.69,No.4(October 2005),p.553.
(36)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严厉批评，而在英国大力介绍和推崇阿尔都塞学说的佩里·安德森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各自的讨论分别参见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1978; 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80.
(37)转引自Susan Magarey,"That Hoary Old Chestnut,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Culture vs.Structure,or History vs.Theory in Britai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9,No.3(Jul.,1987),pp.636—638.
(38)Raphael Samuel,"Headington Quarry:Recording a Labouring Community",pp.119—120.
(39)Vic Gammon,"Raphael Samuel,1935-1996",Folklore,Vol.108(1997),p.105.
(40)E.J.Hobsbawm,"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Cornforth ed.,Rebels and Their Cause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8,pp.44—45.
(41)Raphael Samuel et al,"What is Social History?",History Today,March 1985,p.34.
(42)Keith Flett,"Obituary:Artisa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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