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量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作了多方面调查与研究，披露了一些事实和数据。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是，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何种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由于这一特征，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实，在按照常规运作的、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稳定的制度是长期奉行某种政策的结果，而制度一旦稳定下来，要想改变它则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新中国成立五十八年来，始终处于革命、改革与试验之中，制度或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迁。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政策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不断地用政策修正制度或体制。所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社会结构。
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一个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1992年以后，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仅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来看，出台的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城市里面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重大的改革，自然会改变资源在人群中的配置，从而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在大的政策和理念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中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变社会结构。
社会学界曾从多种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比较流行的观点从市场转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调配，如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来调整，等等，形成了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来完成。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资源获得的差异逐步拉开了距离。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问题上提出了四大理论。第一种是十阶层理论。陆学艺等研究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陆学艺等研究者认为，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好比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所有权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这十个阶层中，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但是，究竟应当将哪一种资源放在分层标准的最重要位置，这是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很难一下子得出结论。十阶层理论的第二个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人数和比例就会发现，这一变化并没有那样快，这十个阶层，无论人数还是比例仍主要集中在偏低的社会位置上，全社会仍旧是金字塔型结构。如果仔细考察每一个阶层内部成员的话，就会发现，其内部成员的贫富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很大。
第二种是“社会断裂”理论，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提出。该理论认为，断裂是结构型的，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转型，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淘汰或抛弃了，比如，企业的失业下岗阶层等弱势群体。该理论所讲的断裂是多方面的，包括国企改制中的断裂、城乡结构的断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文化的断裂等。该理论认为，由于“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在这里，贫富分层也被解释为是一种断裂的关系。但是，如果社会真的断裂了，那么社会岂不就瓦解了？如果仔细考察该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并非都是悲观的，他们对于社会转型也有乐观的估计，该理论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警告。
第三种理论是我在前一阶段时间所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我这样说是源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可知，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根据社会学的理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
“丁字型”结构凸现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分离。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明显的城乡户籍分野。所以，改造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难度。如果用政策变量改变这种“丁字型”结构，必须有长期的、持续的政策变量的作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第四种理论是笔者与沈原、孙立平合作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说。该理论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当代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由于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使得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在目前实现实在是太困难了。为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应当使改革措施尽量对更多的人有利。所以，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也是试图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情况作出一种解释。
那么，中央对这一问题是如何看的呢？仔细阅读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中央在社会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即承认差异。这与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是试图消灭几大差别。在有差别的前提下怎样调整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是这样讲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在这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核心，因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就是使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如果考察一下相关文献的话，中央是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的战略，此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次重要文件中，都始终强调坚持这一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优化阶级阶层结构，扩大社会中间层，使社会从“金字塔”型转变为“菱形结构”或“纺锤形结构”。所以，表面看来是一个收入分配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是要通过长期的政策变量，最终实现调整中国社会结构。
如上所述，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两个时期的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先看第一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政策变量是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发生的，即市场经济格局在全社会的确立，中央文件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自此，当代中国开始由市场去配置资源，大大减少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由此到21世纪初，中央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既有有利于中等收入层扩大的变量，也有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的变量。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政策变量：一个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另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先看一看后者。就企业内部的关系说，国企改革对企业管理层和技术层比较有利，他们在企业里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即使离开企业，也有机会选择其他的岗位。然而，国企改革对工人或普通员工是不利的，他们在企业中所占人数最多，就业机制转变后，下岗的就出现他们之中。
再看一看市场机制的引入。其直接的结果是与市场接近的成为直接受益者，即做买卖的工商业层。由此曾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浪潮。此外，由于我们的市场机制初建，很多环节都不健全，市场的审批环节还很多，市场竞争机会并不均等。于是，官商勾结、靠批件赚钱、市场寻租的现象较为普遍。只要权力与市场搅在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就会蔓延开来。
市场机制引入导致与市场最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但这一阶层内部也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另一种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两大政策变量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资源等。下面逐一分析这些资源在重新配置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这些重新配置对社会分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是住房。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从过去的公有住房为主的社会变成了居民自有住房为主的社会。住房是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主要的资源，如此大规模的住房资源的重新配置，利益的分配肯定不会很平均。过去是单位分配住房，现在则由市场出售房屋，房屋资源配置原则的这些巨大变化，对于分层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使多数人获益了，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自有房屋的比率超过了80%，这一比率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另一方面，城市房产价格急剧增长，使没有住房的年轻一代感到了巨大压力。
其次是土地政策。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以后，中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也同步迅速成长。由房地产商去运作房地产，比过去计划经济、单位盖房的效率高得多，所以，城市不再为没有房子而发愁了。但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的分配房屋发生了本质上的区别。土地批租以后，人们就开始从土地上获利。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成房子。房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土地价格，城市房屋价格暴涨就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因为盖房子用的材料价格变动不大，价格剧涨的是土地价格。
再次是国有企业转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国企转制的高潮，有些被改为股份制，有些则破产了，有些破产厂的优良资产又被组合成新厂，有些则被卖掉或收购，有些在“抓大放小”中被人承包了。总之，转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转制漏洞百出，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香港郎咸平的演讲《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所质疑的，格林科尔总裁顾雏军疯狂收购多家国有企业，收购的手法是借鸡下蛋，民间叫做“空手套白狼”。
第四个方面是大家最近抨击较多的矿产资源。根据法律，中国的矿产资源为全民所有，国家从来没有同意过矿产私有化。但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正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是中间层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代中国改革第一个时期的政策变量，总的趋势是造成资源在少数群体中聚集。房产、地产、国有企业和矿产等主要资源的配置，虽然也有公众普遍获益的方面（如单位房改使得职工获得了住房），但少数人聚集财富的现象比财富扩散的现象更为突出。从调查数据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政策变量则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是一种民本理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总的来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中央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所以，第二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是一种政策的微调，而不是否定过去的政策。
上述政策调整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如果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应有作用，那么，资源和财富会更多地流向广大公众，这与扩大中等收入层比例的战略是一致的。当然，由于这些政策刚刚出台，要想观察政策变量的结果，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要想通过政策变量调整社会结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在前述的关于“丁字形社会结构”的论文中曾经提出，如果从2000年算起，至少需要四十年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变量方向正确的话，从2007年算起，需要三十三年才能将中国调整成一个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对社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做长时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