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科学与布什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美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1-0001-09
体现布什外交思想的“布什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外政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就是，布什主义究竟是美国外交思想的一场革命，还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体现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外交史学家的论争：布什主义和美国外交思想传统
美国外交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论点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首先，一派美国外交史学家坚持，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体现了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布什的言辞和行动深深植根于美国外交的历史之中。以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莱弗勒(Melvyn P.Leffler)和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拉菲伯(Walter LaFeber)为代表的学者持这种观点[1] (pp.395～413)。
莱弗勒虽然强调布什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他认为这并非表明布什的政策没有重要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构成“革命”。莱弗勒指出，在美国外交史上，威胁、利益、理想以及力量这些因素彼此之间通常都有动态和变化的关系，在具有强烈的威胁感的时候，对价值观的维护就会增强，而且包括在对利益的深思熟虑之估量之中，而对价值和理想的维护有助于激发公众对力量之动员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具有一种可以重新排列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能力，但美国外交政策的梦魇就是这种关系永远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受到不断变化的威胁观的影响。莱弗勒强调，批评布什外交的人往往只注重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霸权，而忽视了布什政策中所强调的美国外交极其传统的目标，即“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事实上，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促进形成有利于自由的国际秩序。而这些目标对布什的外交政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性”，因为这些目标可以在门户开放的照会、十四点、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大西洋宪章、杜鲁门主义以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中找到相同的表述。在莱弗勒看来，布什国家安全战略中富有“革命性”的内容在于，据称是不再考虑威慑、结盟、多边主义以及遏制，以便推行一种以先发制人、预防、单边主义和霸权为特征的战略。但莱弗勒强调，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已存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对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干涉，就在多年前被比米斯(Samuel F.Bemis)成为“保护性的帝国主义”(protective imperialism)的干涉形式，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对美国安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舰只遭到德国潜艇攻击时宣称，美国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尽管没有考虑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但在对付“当地共产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们一直考虑采取单边的甚至是预防性的行动。莱弗勒指出，冷战时期的美国决策者同布什一样，同样决心要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这种政策或战略态势在冷战结束后并无太多的变化。而事实上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莱弗勒指出，当威胁感很强烈时，美国外交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利益与理想之间的平衡。因此布什外交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观和理想如何超越对利益的考虑，强大的军事力量如何改变了政策，以及冒险如何压到了审慎。
另一方面莱弗勒也承认，“9·11”事件使布什政府对美国易受攻击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威胁感促生了进攻性的战略，但远不止这些，它还提升了价值观和理想的内涵。莱弗勒进而指出，同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当威胁感很强烈时，决策者就倾向于采取在言辞上强调理想和价值观的战略。反之，当威胁感降低时，官员们则倾向于强调利益。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具有规律性的一种演进[1] (pp.402～405；pp.406～408)。
拉菲伯同意莱弗勒的分析，强调国内因素对布什外交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布什主义所体现的美国外交中的“规则”。拉菲伯认为，布什主义有一系列的目的，其中一些目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体现了美国人民的特性。拉菲伯强调，“对布什主义而言，外交政策只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战术，是国内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外在表现；这并非是‘现实主义’，或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政治，因为美国拥有比任何潜在的对手或所有对手加在一起都更为强大的实力，均势的方式看起来并不适用”。因此，布什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以国内情况为出发点的，并根据国内的需要加以发展。这同一成不变的现实主义国家的旧式模式没有任何关联，但国内辩论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什主义的目标就是替代这样的国内辩论；布什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摧毁那些以美国作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论这些组织在哪里。如果盟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那么盟国才能发挥有用的作用，否则就出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据此拉菲伯提出一个引人思考的论点：美国外交中存在着一种规则，“美国例外论加上美国力量的本质就等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功效”，即例外论加上力量等于单边主义。拉菲伯进而强调说，这个规则揭示了，美国力量的历史性的增长是如何扩展了单边主义适用的范围，以及又如何提升了美国决策者对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信心。这个规则在“9·11”事件后有了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恐怖袭击挑战了美国人有关美国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信念，美国突然之间变得同肯尼亚、以色列、俄罗斯和日本那样易受攻击；为了实现美国的目标，美国必须加大同军方的合作[2] (pp.543～558)。
不过，支持布什主义的外交史学家也对布什的外交政策颇有微辞。他们大致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比莱弗勒所分析的有着更为深厚的根源，“它深深植根于整个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历史之中，并深深植根于现代性的本质之中”。当布什以“他同上帝的个人关系”的方式，特别是以自己对国家命运几近神话的信仰的方式，来展示他对国际事务的毫无经验以及不计后果地无视盟友的观点的时候，他的确没有很大地偏离波尔克、威尔逊或者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和世界观[3] (pp.419～420)。
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也加入了论战的行列，他倾向于正面评价布什主义。他在具有广泛学术和社会影响的《变革的大战略》和《惊人之事、安全和美国的经验》中指出，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发表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这些报告重复既有的立场，由不同的委员会在一起粗制滥造，措辞平淡无奇，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份激起公众激烈的辩论”。而布什政府的报告则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把恐怖分子同暴君等同起来，视之为危险的根源；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同克林顿时期主张维护小国权益的公平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君产生的根源。因为布什政府显然相信，贫穷并不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由于恐怖分子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机构而产生的怨恨，因此在政治上惟一的发泄就是宗教狂热主义，因此，美国战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民主扩展到世界各地。在盖迪斯看来，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运作和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分析，同严谨的学术思想是一致。布什否定了克林顿政府的以下假定：即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冷战后时期是不可逆转的，美国所要做的就是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来“扩大”这一进程。而布什政府则强调力量与原则的关系并不矛盾。不过盖迪斯也指出，布什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国内政治同大战略之间的联系，这是布什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失误。盖迪斯对布什主义的评价是：它“可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最为重要的重新系统的阐述，其风险是巨大的，尽管可能没有冷战开始之时遏制战略的设计者所面临的风险那么大；其隐藏的危险也很多，也不能保证这一战略一定会成功”[4] (pp.55～57)。
其次，另一派外交史学家强调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以往的美国外交政策相比，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在于：第一，布什的外交政策将把美国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变化；第二，预防将成为美国领导人至关重要的行动选择；第三，其他强国没有力量挑战或制约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不受任何制约是布什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些学者指出，美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可以比其它利益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有效地制约美国。因此，对布什政府而言，这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抛开过去的盟国、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地，并相信由于美国道义上的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是能够做到的。同时，“由于布什总统认定他在2004年11月2日接受了美国人民的委托，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政策将会发生变化”[5] (pp.437～439)。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历史学家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对布什主义持批评态度，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是代表人物之一。在施莱辛格看来，“布什总统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他批判了赢得了冷战的战略，即通过联合国、北约以及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一些多边组织，将遏制和威慑结合起来赢得冷战。布什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一切……布什先生用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获得和平这样的政策，取代了通过防止战争来取得和平这样的政策”[6]。这一派学者进一步批评说，通过宣称美国将在正在出现的那些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对它们采取行动，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试图把有关“先发制人的行动”的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变成一个有关“先发制人战争”的、在法律上令人怀疑的主义。这些学者甚至指出，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布什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任何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如果拒绝接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拒绝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除自卫或安理会授权外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拒绝接受纽伦堡审判时所做出的“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是犯罪”的裁决，这样的领导人确实在实践一种革命性的政策。他比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更适合“无赖国家”这个称呼[7] (pp.433～435)。
政治学家视野中的布什主义和当代美国的大战略
美国政治学家对布什主义的评价也是泾渭分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支持布什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颇具影响的《理解布什主义》一文中说，布什“明确阐述了一项长期的计划，其中需要一些同一个帝国极为相似的东西”；尽管布什及其幕僚对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但他们有关外交政策之根源的信仰则是理想主义的。杰维斯指出，布什的目标特别雄心勃勃，“这些目标不仅涉及到对国际政治的改造，而且还涉及到对难以对付的国际社会的改造；这些不仅仅被视为是为了美国安全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美国安全的一种手段”。因此，如果这些手段“不被盟友视为是对它们至关重要利益的侵犯，那么也肯定会被美国的对手视为是侵犯了其至关重要的利益”。杰维斯在分析布什主义的动因时指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美国并非维持现状的国家，其动机不是自私的，而是“力量、忧虑意识到的机会这些因素的组合，这种组合导致美国试图重新塑造世界政治，并重新塑造国际社会中的许多成员”；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具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传统理想，他们视美国为一个“革命国家”。由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同其国内政体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需要美国民主的扩展。他强调布什主义能否成功受制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国内的因素。因为布什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受欢迎的；如果其政策在国内受到那些自认为可以从中获益的人们的反对，那么这一政策就不会持续长久。其次是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有关恐怖主义的情报、失败国家的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等等。这样，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之世界蓝图的命运就掌握在其盟国的手中。杰维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即布什主义是“试图推进世界各国和人民更为广泛的利益，还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更为狭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避免帝国的诱惑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8] (pp.365～388)。
同外交史学家不同的是，许多政治学家强调布什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场革命，并发表了许多论著阐释自己的论点，著名政治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达阿尔德(Ivo H.Daalder)和美国对外关系学会副主任林德赛(James M.Lindsay)的观点最具典型意义。他们在《不受约束的美国：布什外交政策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布什发起了一场外交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要改变美国的海外目标的革命，而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革命。在他执政的头30个月中，他抛弃或是重新界定了指导美国如何在海外行事的许多基本原则。他依靠美国的力量，采取单边行动，而不太依靠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他推崇先发制人的主动原则，不再强调威慑和遏制的被动原则。他推动武力阻止、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及导弹防御作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手段，他对美国传统的支持以条约为基础的不扩散机制不再予以考虑。对于他所厌恶的政权及其领导人，他宁愿推翻他，也不愿同其进行直接的谈判。在获得海外支持方面，他愿意依靠特定情况下的心甘情愿的结盟，却忽视永久性的联盟。他终止了数十年来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转而利用欧洲的内部分裂。他试图将各个大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团结起来，拒绝采取试图反对一个大国而制衡另外一个大国的政策。通过改写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规则，这位在其政治生涯中一直被视为才智不足而未受重视的政治家，在国内外的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甚至评价说，布什在本性上就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表明，他宁愿选择大胆，也不愿缩手缩脚；他宁愿先发制人，也不愿被动等待；他倾向于冒险，不愿临阵退缩”[9] (p.199)。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美国外交的“基辛格高级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和大战略的角度，对布什主义对美国外交和大战略的影响持积极的态度。米德特别论述了美国历史上对待外交政策所存在的四个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它们反映了深刻的宗教、经济和阶级利益，体现了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观点，表达了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米德把这些不同的模式具体分为四个不同的流派：
汉密尔顿派(Hamiltonian school)认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海内外推进美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坚实的联盟是保持国内稳定和在国外采取有效行动的关键。汉密尔顿派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原则是，国家需要依据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威尔逊派(Wilsonian school)所推崇的是“让我们使全球民主化，现在就行动起来”。威尔逊派认为，在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建和平的国际社会的进程中，美国负有道义责任和重大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杰斐逊派(Jeffersonian school)期望以最小的代价、以最少危险性的方法来保卫美国的独立，同时反对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杰克逊派(Jacksonian school)则一贯坚持，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是，米德阐述了这些流派在美国历史上的变化和相互补充。他指出：“以商业和财政为基础的汉密尔顿派放弃了他们传统的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作为建立一个霸权强国所必不可少的经济政策；杰斐逊派为了为冷战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而改变了他们历史上对大国政治的厌恶；威尔逊派则把他们有关全球之普世性道德秩序的观点同美国霸权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而杰克逊派则为残酷而危险地冷战提供了40年广泛而坚定的公众支持。”米德认为，“9·11”事件改变了国际局势，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战略优先顺序(strategic hierarchy)的变化、政治基础的变化以及公众对外交政策支持强度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米德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实际包含了以下主要的内容：一，由于美国对西半球的垄断，以及在世界各地其它主要地区所存在的均势，美国可以防止任何强国夺取这些主要地区；二，美国的海、空军实力可以使美国向那些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所有地区部署力量，而美国的经济战略则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体系，以此保持美国的富裕足以支持保持其实力战略所必需的军事投入，并利用这一经济体系安抚其他国家。三，改变国际政治的目标。在米德看来，“华盛顿通常还不太清楚在这一领域如何去做，但基本而言，世界应该比现在更加民主，这样才能使美国感到更为安全”。布什政府相信，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同欧洲事态的发展相比，中东地区对美国实际上要重要得多。美国严重关注在一个存在着大量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从而要寻求一种与之进行战斗的方法。不论这种方法是重建国际机制，还是改革以及改进这些机制。但是，华盛顿不能无所事事，让这些国际机制的限制束缚其外交政策的选择。这样，“布什政府的战术可能并非是正确的，但其整体战略是正确的”。
米德高度评价布什的领导才能及其所制定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他明确指出：“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正确地认识到，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杰克逊派所主张的某个时刻；布什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全面而正确地代表并指导着美国人民”，“美国正在从政府的战略远见中获得收获，这种远见就是有能力控制重大的事态并采取富有勇气和坚实的决策，但美国同样也在为在这一进程中使用的并非最佳选择的方法付出代价。总之，平衡是明确的，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0] (pp.589～598)。
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学家也积极参加这场争论，其论点不言自明。新美国世纪的创建者之一、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卡根(Robert Kagan)强调，针对批评者所指责的布什外交政策中“理想”与“利益”之间的失衡，布什政府的政策则表明，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不仅表现的是理想主义，同时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相信，阿拉伯世界中的独裁统治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减少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改革[11] (pp.415～417)。《新共和》杂志的高级编辑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伊拉克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应该牢记慕尼黑的教训，而不是越南战争的教训。“美国不仅必须成为一个世界警察和执法官，而且还必须成为灯塔和方向”；因为在“一个霍布森的世界中是没有权威去阻止侵略，保卫和平与安全以及实行国际准则”的[12] (pp.120～121)。为此，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者强调，“美国经验的重要性不仅在其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得到证明，也在美国在世界上扩展其影响力的过程中得到验证……美国人坚持美国例外论的观点，他们还深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者眼中，“9·11”事件转变和加速了美国的事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事业；而且，“9·11”事件不仅没有改变美国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反而加强了这种态度。对于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卡根认为除了少数几个地方提到“先发制人”的概念外，文件本身并无什么新奇的地方；“布什政府的‘新’战略只不过是重申了美国的政策，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这个宣言表明美国试图保持世界主导性的军事大国的地位，而且要强大到足以消除其他任何国家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念头。如果这不是对冷战后美国军事开支和军事能力的真实写照，那也是对冷战后美国战略计划做出的第一次公开的阐述。”因此，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美国寻求的是保卫和推进自由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所能想像的惟一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无法想像一个不用实力特别是不用美国的实力来保卫的国际秩序”[13]。
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有些政治学家对布什主义的批评异常尖锐。他们首先抨击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由此不仅批评布什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强烈批评布什主义已经和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和战略影响。这些学者在评论新保守主义者时指出，假如“乔治·布什充分理解沃尔福威茨及其助手们所推行的大战略”，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新保守主义者空唱民主的辞令，却抛弃了民主所包含的平等、合作以及多样性的基本价值观。这些学者特别强调，布什总统及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忽视的是，美国不能一方面是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家，同时又要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而新保守主义者恰恰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14] (pp.256～257)。
这些学者抨击布什主义中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他们指出，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是“美国例外论”最为重要的例子，而且是布什以善恶来看待世界，对国际社会实行两分法的典型，代表着与众不同的美国道德观。“也许布什主义看起来是美国精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害怕这样的精神”，布什总统所做的是“错误的变化”[15] (p.151；p.209)。
批评者批评布什政府没有汲取历史经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方法单一。他们宣称，同那些对美国产生危害或对世界更为广泛的地区产生危害的暴君打交道，威慑以及其他更为有限的外交、经济以及军事制裁是可以使用的诸多选择，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一样，战争应该是最后的反应。以含糊不清的威胁作为采取军事行动之基础的政策，将会使美国以极其浪费的方式耗费生命和财富[15] (p.61)。显而易见的是，布什政府已经抛弃了美国建立起来的进行和赢得冷战的的安全基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军事在外交决策中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决策中首要和惟一的手段，都表现出特别的担忧。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仅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且还可能产生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悲剧性的错误[16]。对布什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们尤其批评布什政府的所谓“改变政权”(regime change)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改变政权”是布什政府的“咒语”，布什政府似乎不愿使用传统的方法，诸如预防性的外交、国际法的条款、军备控制协议、技术转让的控制等方法去改变其他国家的不良行为，只是愿意使用“改变政权”的手段。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目前的美国领导人并没有从暗杀南越领导人吴庭艳和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推翻智利领导人阿连德这些历史事件中汲取应有的教训。由此看来，美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出这样的理念，“如果工具箱中惟一的工具是锤子，那么我们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似乎是钉子”[17] (pp.144～145；pp.134～135)。
这些批评者特别强烈批评先发制人的政策，因为在这一政策中美国第一次宣称，美国有自我认定的发动战争的选择权，不仅以对国家安全未来潜在威胁为借口，而且还将以此促进乃至灌输被认为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在这些学者看来，伊拉克战争同阿富汗战争完全不同，“因为华盛顿没有可靠的开战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去阻止一个假想中的威胁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18] (pp.1～14)。同时，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日益扩大的和前所未有的差距，将对美国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布什政府采取单边行动的选择，忽视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不仅如此，批评者们还强调，美国从其建国伊始就推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布什政府惟一的变化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将其公开化。维持帝国的政策注定要使得美国付出庞大的开支，由此失去了投资国内需要以保持美国强大的机会。同历史上的恺撒的罗马一样，美利坚帝国可能会易如反掌地反对共和，从而产生一个扭曲而冲突不断的社会。布什“先见之明”的“傲慢和堕落将把美国拖入在世界另一边的第二场毁灭性的战争之中”[19] (pp.147～148)。同时，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定义，将使美国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布什政府不仅过高估计了美国实际上取得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而且低估了在这一进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15] (p.203)。
因此，有些政治学者认为，布什主义无论从国内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他们指出，布什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如果必要，以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和核武器，特别是对付拥有核武器的恐怖活动；如果必要，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对付同样的威胁。从国内安全的角度看，由于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再对美国本土发动进攻，就此而言，布什主义尚未受到考验。另一方面，由于布什政府没有对北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先发制人的或单边军事行动，因此布什主义已经受到了考验，而且是失败的。另外，由于伊朗同伊斯兰恐怖分子有着广泛的合作，而且正逐步获取核武器，布什政府也没有考虑对此采取先发制人或单边军事行动；伊朗可能成为对布什主义更大的考验，甚至是布什主义更大的失败。因此，布什主义在其宣布的三年之后，看来已经名存实亡了。布什主义的第三个主要思想内容是民主化，但是，在什么是实现民主化的正确手段的问题上，伊拉克战争本身就为美国和许多传统的民主盟国之间带来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布什主义也是失败的[20] (pp.635～636)。
布什主义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
总的来看，这场争论反映的是在美国的安全需要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恰当地位等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而不是一致；同时这场争论还表示，得出美国外交政策在“9·11”事件后已达成一致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就布什主义的历史意义而言，有些学者开始把布什政府同杜鲁门政府联系起来了，因为布什对恐怖主义所发动的全球战争，以及他所宣称的对中东地区实施民主化的目标，都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和计划的抱负[21] (p.291，p.327)。毫无疑问，布什的外交思想和大战略体现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战略创新，这种创新并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布什提出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这也是先发制人原则成为美国国内外讨论战略问题的焦点的原因。毕竟，布什实际上放弃了几十年以来形成的以威慑和遏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战略共识；不过，这种外交政策的改变只是布什主义的外在表现。就布什主义而言，先发制人不仅仅是一个选择，而是布什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强烈的威胁感导致决策者把他们的政策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其结果必然是过分宣扬美国的力量，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国内争论和政治变化的结果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大战略的形成。而在世界面前，“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善变的、不可预料的以及是破坏性的”，但“惟一不变的是国内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在‘9·11’事件后得以空前的加强”[2] (pp.548～549)。因此，布什主义的批评者不仅从根本上误解了布什政府的思想动向与较为普遍的共和党内的思想动向，而且还大大低估了布什总统的个人能力。但无论如何，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对冷战后国际秩序产生重大的挑战，并存在潜在的危机。一方面，布什主义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概念混乱，把“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概念同“预防性的战争”的概念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军事反应会导致产生其他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当一个政府有其他的动机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就会存在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风险；同时，由于不准确的情报，或夸大的恐惧、怀疑或者偏见，一个政府就可能夸大另一个国家造成的威胁。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说明了上述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布什政府宣称，一个国家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对这个国家的进攻并非是迫在眉睫，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国际合作对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的作用。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所言：“美国力量的矛盾之处就在于，美国确实非常强大，以至于任何其他国家不可能对其进行挑战，但美国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解决诸如全球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问题。”[22] (p.135)这也许是布什主义面临的真正困境，也是恰当评价布什主义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所必须充分考虑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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