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我国审计“免疫”作用的历史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免疫论文,现象论文,作用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免疫系统”，这一论断反映了国家审计本质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也是深刻认识中国审计史现象的重要指南。
历史现象一：历代君主都把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中国古代审计，从西周算起，至清末，历时三千余年。历代君主对国家审计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自觉运用的漫长发展过程。但是，即使是在无意识阶段，国家审计也常常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审计是一种内生性的国家“免疫系统”。它的存在是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据记载，西周时期，有人打着周王的旗号，乱征赋税，中饱私囊，严重威胁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安全。周宣王为此亲自召见毛公。西周时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周王之下就是位高权重的三公。毛公就是三公之一。周宣王要求毛公亲自安排审计事宜，明令以后任何人不准擅自巧立赋税，不准擅自动用赋税。至于西周时期的审计官具体怎样执行周宣王的指令，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记载的结果中看到，乱征赋税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研究宋代审计史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宋代审计组织众多，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并且分合变化无常，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复杂现象，似乎有点“乱”。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高潮时期，经济和财政收支规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财政的多元化程度也是空前的。在朝廷机构增减无度、苛捐杂税繁多和财政分配制度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审计权试图高度集中，却力不从心，导致四方账籍堆积如山。为适应财政巨大开支的需要，减缓吏治腐败的趋势，实现财政的开源节流，使屡经战火、开支巨大的宋代财政能够得以维持，朝廷对审计寄予厚望，不惜叠床架屋地设立审计机构，并频繁置废，让审计四面出击，八方防守，希望通过强化审计力量，维护财政安全。
雍正元年，财政亏空严重，财政支出方面的诸多弊端暴露无遗。为了全面规范财政支出，世宗谕批，另设审计机构会考府，专门负责审计财政支出。会考府与六部平级，但却可以不经内阁转呈，直接上奏皇帝。《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世宗曾专门谈过设立会考府的初衷：“向来各部院动用钱粮，俱系各衙门自行奏销，往往无从稽考。朕办理之初，不得不加意经理，是以设立会考府以司察核。”会考府虽然存续仅有三年时间，但对规范财政支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君主之所以重视审计的作用，主要与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财政安全的保证作用有关。
历史现象二：古代审计是国家重要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监督制度的基本形式，常常就是古代国家审计形式的时代特征。诸如官计审计、上计审计、勾检审计等，都明显表明，古代国家审计制度与当时国家政治监督制度的紧密融合程度。
西周时期的官计审计，常常是在周王直接授意和三公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它主要由两个重要的职官负责并组织实施，即宰夫和司会。宰夫的职位低于司会，属于财计、监察系列，归小宰领导，负责检查监督百官的财政财务收支管理情况，以及财物保管部门的财物出入和经济收支情况；司会总管全国财会，并负责全国财会的稽核审计。账册和会计报告经过司会和宰夫审计后，各自逐级上报周王。西周的司会和小宰之下的宰夫，还不是专职的审计官吏，但审计监督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审计职能较为明确。
所谓上计审计，就是上计制度中的审计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计审计主要是一种类似现代的报送审计。秦汉时期的上计审计，是在丞相、御史统一领导下进行。汉代《上计律》规定，凡国家财计，均须进行审计。会计报告、簿籍账册、经济凭据以及仓库实物等，都要经过御史监察审计。秦汉两代的会计文书主要包括俸禄、粮食、兵器、财物的出纳账簿，特别是钱粮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
勾检制度，是上计制度之后兴起的一种检查文书、勾稽账目、考核官吏的政治监督制度。勾检制度在北齐时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全面实施是在唐代。唐代的勾检制度实际上是把秦汉的“上计”制度分成两大部分，即行政效率的勾检和财产税收等的勾检，后者主要由比部负责。比部的勾检审计涉及到整个的财务行政，不光是收入支出，还有土地、户口等。唐后期勾检审计主要由三司负责。宋代勾检审计进一步向部门化发展，南宋时出现专勾司、审计院。
中国古代这种有君主直接参与、高度统一领导的审计模式表明，无论国家政治监督制度怎样发展变化，古代审计都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审计的根本职责、审计目标和审计目的与国家治理需要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古代审计与官吏的考核监督和行政监察，以及财政管理职责具有协调一致的联动性。官计审计和上计审计特别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财政控制，为朝廷掌握真实的财政情况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勾检审计则是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唐代，勾检制度几乎存在于所有官府中。勾检审计也自然渗透并影响着这一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
历史现象三：国家审计目标与国家治理目标结合的现实建设性
国家审计目标与国家治理目标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古代审计，在近现代审计更为明显。
首先是国家审计目标对财政管理目标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审计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种新型的、与革命战争环境相适应的审计法律制度。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一种全国统一领导的审计制度和审计组织体系，而是在各根据地分别建立的一种战时审计体制。革命根据地审计，以财政预决算为审计监督的主要对象，重点审计经费支出。在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审计在开源节流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作用。
革命根据地审计在事前审计方面的作用比较显著，强化了财经权力的制约机制，规范了经费支出，为革命努力节约每一个铜板。特别是为配合苏区开展的“节省运动”，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了专项审计，整顿了苏区财政秩序，巩固了红色政权。革命根据地审计的任务和目标，与革命的中心任务高度一致，对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其次是国家审计目标对民主政治目标的建设性作用。自孙中山在南京创立临时政府开始，具有现代审计特征的我国现代审计制度和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监审合一”的典型审计机构形式就是监察院审计部，审计机关不仅独立于财政机关，而且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民族传统，特别是明清科道审计制度的传统，吸收了西方国家先进的审计理念和制度，主要是民主监督的理念，创造性地体现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鲜明现代审计特征和民族时代特点的崭新的国家审计体制。
“监审合一”体制，从法制、组织、审计方式等方面观察，都是比较完善的，审计结果公开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特别是监察院审计部，将事前审计、事后审计与稽查有机结合，具有较强的审计权威性。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长期的战乱，国民政府先进的审计制度与国民政府的审计实践还是形成了巨大反差，很多很好的审计条规，最终难免流于形式。
从中华民国时期的审计制度可以看出，国家审计在国家的运行机制中是一个约束权力、监督经济责任和保证财政安全与健康的子系统，一个起“免疫”作用的子系统。这个系统的积极作用取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样也受到国家治理需求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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