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西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西欧论文,过程中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9－0035－06
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所说：“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1 ］并且它的内涵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指标。但是作为基本的内涵，我认为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市场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至于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人文指数、精神文明等等，则都是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和延伸。由于民主化属于政治方面，笔者既无研究，时贤新论又很多，故这里也不多说，主要集中在工业化与市场化两个方面。
一、西欧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特点
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并且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P273）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也认为，在西欧，这种转换始于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并且要求保护财产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出现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着出现四个方面的“市场渗透”：（1）适应新市场的法律、 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确立；（2）政府财政、税制和行政管理的改造；（3）货币地租通行和农产品的商品化；（4）自由劳动代替农奴劳动，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这一切，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中也认为西欧的经济变革很早就开始了，他把这个变革追寻到1450—1650年，其间贸易“是一种根本动力”。贸易的发展使具有完善财产规定和自由竞争的“普通法”取代了中世纪的王权约束；同时，它还使生产组织“从手工业到领料加工再到工厂制”。
而在此之前，思想革命又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兴起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宗教改革，又是这场市场革命的前提。例如，最早从荷兰莱顿启航到美洲大陆定居的“五月花”号船民，即为新教徒。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它既然否定非市场的任何权威，特别是等级观念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就需要新的理论和道德观念予以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化需要启蒙运动，需要文艺复兴，需要宗教改革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化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才迅速发展的原因。另外，市场化所具有的立宪功能也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物质和观念的基础。
因此，思想启蒙——市场化——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构成了西欧现代化进程的主线。
西欧现代化的进程说明，最早的（或称原创的）工业革命只有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是因为市场化不仅能为其提供广阔的需求、充分的资源集中渠道（资金、劳动力以及科技创新人才）；而且能够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如自由竞争、财产和合同保护等。
前两个阶段，即启蒙运动和市场革命阶段，亦可以称之为早期现代化阶段，没有这两个阶段的准备，工业革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大发展并取代封建主义。
同样的，工业化又为市场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质武器，使这些先行现代化国家可以打破国界，去征服世界，实现市场的全球化，大大扩展市场的空间。于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推进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民主化则是在上述市场化、工业化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才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生很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50年间，是西欧各国民主化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如下两种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中国现代化历程及其特点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冲击下开始的，在此之前，既没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市场革命的制度准备。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大约160年的时间，可谓艰辛备尝。 从现代化中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的相互关系来看，这160 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第一个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至今为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主的，忽视市场化，即忽视培育市场主体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很缓慢而且效率低：先是“官办”，以“求强”为目的，再“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转而“求富”；被证明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才被迫放开禁锢，允许民间自由兴办企业。
从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起，中国的现代化开始步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同时推进的时期，但是这种现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首先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政府不仅无意推进民主化，也无意改革阻碍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封建制度。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似乎很渺茫。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80年的中国现代化状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似乎就是资本主义化，目标就是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又出现了另一个路径和目标，这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中国的现代化大致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192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8年里，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无法进展，哪怕是改良的方式，因此爆发了旨在为中国现代化扫清道路的武装革命。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通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并且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现代化道路和目标。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首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情。其次，完全扫除了阻碍现代化的封建势力、腐败的官僚政治和大大小小的军阀土匪。应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终于迎来了难得的环境和时机。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总能尽如人意。革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府，造就了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这个政府自然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一方面要求加速工业化，以实现富强；另一方面，又顾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破产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希望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此时苏联正好提供了这样一条道路模式，并且在当时被认为是成功的。于是，在1953年，中国经过三年恢复、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就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手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于是，市场化就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了。
从1953年中国确定并采取措施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过渡，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发展非常不平衡，加剧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病和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许多很好的思想。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得他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有效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即排斥市场经济的体制是不利于工业化的，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手段，大大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个时期与以前相比，除了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被列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且市场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中国在经历了几乎150年的曲折探索后， 终于明白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化来说，就像车子的两轮一样，缺一不可。
三、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比较
从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看，中国与西欧也有根本性的差异。
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主要起着对外扩张的作用，即保护和扩大本土外的市场，而不是节制国内资本。在国内，则是起着“守夜人”的作用。这是因为外部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缓解或转移内部积聚的资源短缺、生产过剩（市场狭隘）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后发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
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强大，极大地刺激了德、俄、日以及中国等尚未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德、俄、日等国利用强大的政府力量，实施了赶超战略。这种赶超战略就是对内利用强大的政府（中央集权）加强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扶持现代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的发展；对外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瓜分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和殖民地来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德、意、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引起的。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如果没有政府对国内工业的大力扶持和对外的侵略掠夺，是不可能很快实现工业化的。
回顾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的50年间；第二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建立前的近40年间；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今的50多年。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或称制约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爱琴海周围的农业文明发祥地相比，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持续发展和保持了繁荣。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 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尽管这种发达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并受到农业周期性振荡的打击；与这种以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政府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2 ）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的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官僚垄断政府机构位置，“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管理阶层。第三，军队国家化。（3）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一体的主流政治观念。 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以农为本；第二，国家和社会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家庭和个人的荣辱依赖于国家的兴衰；第三，追求“有序”和“和谐”，一是社会和家庭的有序，强调“三纲五常”，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自然规律保持和谐，“天人合一”、“天行有常”、“顺天知命”。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政府的主导目标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这种将工业化与民主化、 市场化分开的观念和目标，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可谓影响深远。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说明，中国因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欧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道路。目前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但是市场化和民主化仍然任重道远。
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除了早期的对外扩张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日益加强，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即说明了这一点。而西欧政府在经济方面调节作用的加强是伴随着其民主化同时进行的，因此政府作用的加强，并不意味着政府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异化危险。因此，就政府经济职能来说，20世纪的西欧国家是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向“国家干预”发展，是政府的权力逐渐扩大。而中国则相反，是政府先集权，然后由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集权再向放权发展，例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等等。
另外，就工业化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认识到苏联体制的弊病，曾经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试图“两条腿走路”，希望利用“小、土、群”来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探索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而没有成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村非农产业利用普遍短缺的环境，迅速成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即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这种农民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动力，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追求的由政府自上而下、人民自下而上双重推动的工业化，才真正成为现实。
四、现代化起始时间和条件比较
西欧的现代化历程，如果像一般认为的那样，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如果从16 世纪“特殊的商人阶级”出现算起，至今也有500年的历史。可以说， 西欧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但同时又不同意简单的“冲击—反应”说，认为中国内部已经孕育和生长着现代化的因素。因此该书认为“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象征不可能不是模糊的，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将其上限追溯到19世纪初，从1800年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时限和特定事件的时间开始”。［4］（P3）但是从该书的论述内容来看，仍然始于1840年以后。
由于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潮在17世纪被压制，在鸦片战争前也没有经历过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当19世纪上半叶思想启蒙、商品经济重有起色时，即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于是在传统的基础和外来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以“洋务运动”的形式，从思想启蒙、市场扩展和工业化三个方面同时开始了现代化。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5］
虽然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始时间有上述说法，但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当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即使从1800年算起，时至今日，也就是200年的时间，更何况在19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再从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来看，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革命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海外贸易和扩张，即市场的迅速扩大，工业革命正是巨大市场引发的。与此同时，西欧这些国家又通过海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西欧在实现工业革命以后，更进一步利用其“船坚炮利”和低廉的商品，进一步掠夺外国的财富，为本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市场，使得本国的第二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实现了广大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
而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0年间，中国遭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其中尤以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最为巨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战争的威胁依然没有消失。
另外，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养育了庞大的人口，在1850年已达到4.12亿；而同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芬兰12国的人口即使经过工业化过程的迅速增长，也仅为1.3亿。［6］（P4）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大部分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要实现这些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一是需要大量资本（包括教育投资），二是需要广阔的市场。但是1840年以后的100 年间，恰恰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资金来源方面，来自农业的不多的剩余被战争和帝国主义掠夺消耗殆尽；在市场方面，中国不仅缺乏像西欧工业化那样广阔的海外市场，甚至国内有限的市场也被外国产品所侵蚀，从19世纪70年代到1949年的70多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入超状态，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外部侵略威胁和文明示范的双重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外部威胁、资金匮乏、因落后急于赶超，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一个动荡、急剧变化甚至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将这个过程与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给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造成的痛苦相比（如资本原始积累和两次世界大战），就不算成本太高了。
另外，从西欧和中国现代化的时间和成本相比来看，对于中国目前的现代化水平低也就可以理解，不能对过去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而对未来又急于求成、操之过急。
五、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启示
通过西欧现代化的历程可以看出，思想启蒙——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是一个国家没有外力冲击下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影响，秩序发生如下变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主——政府主导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民主革命（为工业化扫除腐败的政府）——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齐头并进（改革开放以后）。
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因为改良行不通，而且每一次革命的矛头都是对准当政者。虽然每一次革命都促进了工业化，但不一定都能促进市场化和民主化。这说明，政府仍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市场化并没有成为工业化的基础。
革命造就强大政府，革命越彻底，即民众参与越深、越广泛（如法国大革命），政府就越强大；而外部环境严峻，也需要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又会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实行这个模式过程中，又会自我强化，直到进行不下去为止。因此，在政府成为工业化主导力量时，市场化和民主化往往受到压抑。但是，工业化本身的进展，却又为市场化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的条件。这大概也是现代化的规律。
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工业化和市场化首先导致国内经济的一体化，然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资源配置跨越国界，在全球内逐步实现。如果说我们过去是出于民族独立的原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7］那么， 今天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才能加速工业化。
民主化只能建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之上，仅有工业化而没有市场化，不可能实现民主化；但是仅有市场化而没有工业化，由于这种市场不是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发达的经济为基础，则仍然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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