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后叶台湾对外交流格局的特点与形成原因
卞 梁1,连晨曦2,黄后杰3
(1.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海淀 100062; 2.莆田学院 妈祖文化研究院,福建 莆田 351100; 3.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 :台湾地处东南,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交流往来的重要门户。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受内外因素多方影响,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点。台湾的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军事重要性不断显现,这让清政府持续加大对台投入,台湾建省便是其中最好的例证。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和特色物产,台湾改变了“西强东弱”格局下被强制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这一被动不利局面,成为东亚海上贸易运输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同时,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全面落地生根,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
关键词 :台湾;对外交流;西强东弱;樟脑战争;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中后叶的台湾社会处于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台湾被动地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原有社会机制遭受冲击。同时随着西人的大量来台,台湾的形象由此传入西方,神秘的东方面纱被揭开。另一方面,台湾依旧处于“西强东弱”的大格局中,在多个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西方这一背景并未改变。然而,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及丰富的物产资源,台湾迅速形成了富有自身发展特点的对外交流格局。这种格局的产生,不仅为台湾成为我国近代最先进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台湾而后的历史发展轨迹定下了基调。
一、近代台湾对外格局的变化特点
1840年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用炮火从海上打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多个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台湾虽处“西强东弱”的大格局之下,但经过清政府一百五十多年的治理,台湾的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均有长足进步。特别是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大力推进台湾现代化进程,一跃成为东亚海上重镇,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省份之一。
(一)政治特点
从政治角度看,台湾的海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从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断断乎其不可弃”[1]62的含蓄政治表态,一跃成为兼具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海上宝岛”。蓝鼎元认为,台湾不仅需要保留,还需拓殖开发:
曩者诸罗令周钟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为界之请,凤山令宋永清有议弃郎娇之说;今北至淡水、鸡笼,南尽沙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鹜,虽欲限之,恶得而限之。……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2]34
因此,清政府极为重视台湾制度上的建设,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已形成一府三厅四县的完善行政格局,并出现了道员、同知、通判等专设职位。[3]26-27在1723-1781年间,中央政府甚至加派巡台御史赴台,确保北京与台湾的直接沟通。而在地方层级方面,至十九世纪中叶,“非仅设官分治与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相同,甚至地方官亦大多是科举出身,社会上领导阶层已由豪强之士转变为士绅阶级。”[4]5同时,清政府于1826年开放台湾府鹿耳门、彰化县鹿港、淡水厅八里坌、嘉义县五条港、葛玛兰厅乌石港五处对渡港口,进一步加强闽台两地的联系,提升清政府对台的直接控制力。除此之外,清朝的赴台移民政策几经变动,到十九世纪初期已可以携眷前往,使得赴台闽人数量大增,两岸血脉联系更为密切。而1847年在闽粤地区盛行的“苦力贸易”,成为近代闽人赴台高峰的开端,至1874年,大陆迁徙来台已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这种基于行政命令下的制度建设,有效保障了台湾的长治久安,并实现了闽台关系的再融合。
(二)经济特点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台湾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台湾铁具的需求不断提升。一直以来,清政府出于维护台地稳定的考虑,长期在台施行限铁政策①,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台民暴乱的机率,但也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台湾土地渐辟,台湾旧有的禁铁政策因不符合现况而进行了调整。1832年,清政府颁布命令,购铁执照的发放次数从每年两次改为每年三次,并以9000口锅为率,在漳州府龙海县统一采购。1833年张丙事件后,官府对于台湾用铁有更为详细的报告,因此将每率9000口锅提升为27000口锅。此外,官府在全台设立铁店二十七家,可在全台就地收买废锅旧铁,或是回收台湾船厂用剩的余铁。显而易见,台湾社会在拓垦过程中对铁具的巨大需求,是这二十七家铁店远不能满足的,因此铁器走私是清代台湾社会所长期存在的问题。直到1874年后,禁铁政策在台才完全废止。其二,产业运输能力日渐提升。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障台湾贸易运输的顺利进行。如道光七年(1827)议定:
不计梁头之丈尺,亦不论船之名目,厦船无论大小,配谷一百五十石,蚶船大号配谷一百石,小号八十石,五虎门船与厦船一例配谷,厦门横洋大船照旧配谷一百八十石,糖船照旧配谷三百六十石,若载班兵,照常简配米谷。[5]181
此外,以垦户首制为代表的台湾土地制度改革,也促进了台湾土地的进一步开发、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垦户首制1835年出现于新竹山区,是因个别的垦号无法单独面对当地先住民的侵扰,而选择团结起来推派垦户首来领导其开垦工作。这种方式较之垦户制,执行力更强,开垦效率更高,也是封建土地制度适应台湾实际情况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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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台湾成为连接中西贸易的重要海上结点,在十七世纪,台湾海洋贸易曾一度繁盛,至近代,情况则更胜一筹。一方面,1850年后,更大、更快、更有效率的欧美汽船,包括来自英、法、普鲁士、丹麦、葡萄牙、秘鲁的汽船,已取代较小、较慢、风险较大的中式帆船,肩负起载运台湾货横越凶险台湾海峡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及一系列条款的签订,安平、淡水、鸡笼、打狗先后成为通商口岸,西方的海上商人纷纷成立商会,赴台从事商业贸易,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商行罗宾内(Robinet)、奈伊(Nye)、威廉士(Williams),英国商行怡和(Jardine Matheson&Co.)、颠地(Dent)、怡记(Elles)等。这些西方商会定期发船到淡水、基隆、高雄、台湾府等地采购货物,在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亦“协助打破官府对樟脑之类产品的专卖” ,[6]10-11使得台湾茶叶、樟脑等成为风靡东亚的产品。
当然,西方商业也逐渐对台湾产生影响。首先是对台湾基础设施的改进。1855年,美国商人花四万五千美元改善高雄港口设施,英国籍的灯塔管理员乔治·泰勒则在台湾各大港口设置并维护照明系统。在淡水河口上游十八公里处,紧邻台北城北城墙边,约二十名外国商人,包括德国人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苏格兰人约翰·陶德(John Dodd)、美国人法兰克·卡斯(Frank Cass)等替大稻埕码头区建造堤坝以防河水泛滥。他们建造了一处西人专属的俱乐部会所,开了几间店铺,担任洋行在台湾各大港的商业代理人。在今日的贵德街,仍保留有几栋西式建筑。
图8为最佳参数下制备的雷达外壳压铸件本体试样的XRD图.从图8可以看出, AE44镁合金由三个相组成,分别为α-Mg相、Al2RE相和Al11RE3相,其中Al11RE3相出现的峰最少,表明在组织中其含量较低.
即便如此,一旦深究西人如此“热心帮助”的原因,便会发现其实质依旧与维护自身利益有关。如“他们带台湾人认识现代的银行业、商业管理、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为了方便“洋商卖鸦片给岛民,利用卖得的钱买茶和樟脑外销,获取巨额利润。”[6]11帮助建造灯塔,是为了使来往商船免于搁浅,避免经济损失甚至人员受害;建造堤坝,是为了保证所储货物不受台湾雨季台风的侵袭。
不同渗漏强度下水稻株高变化显示(见图2):分蘖期-拔节孕穗期,各处理生育前期株高增长迅速,且处理间非常接近;进入抽穗开花期,株高增长速率变缓直至趋于平稳,此时株高呈D3>D2>D1;乳熟期后水稻株高变化较小并趋于平稳,最终水稻株高呈D3>D2>D1。不同处理之间水稻株高差异极小。
其次,西方商业活动所引发的贸易纠纷也使得台湾对既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在当时的台湾,确有一套涵盖商业与行政事务的复杂法律传统,至少书面上有明文记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效果平平,即“中国法律主要用于刑罚,且施行严酷,几未顾及程序正义和公正,结果就是中国法律在岛民眼中形同具文。中国的集权社会或过去所谓的东方社会贬抑竞争与创新,未能创造出现代经济体制,认为老百姓无权与官员协调。”[6]12因此,面对实际情况,台湾地方政府对相应的对外经贸法律法规进行了改进与补充,使之顺应当时台湾对外贸易的实际需要。
⑨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pp.345 ~368.
英美文学是英美全体民众文学创作的结果,别的国家也正是通过英美的文学作品来了解英国和美国的。目前,英美文学主要包括诗歌、文学评论、散文、小说与戏剧等种类。二战以后,英国文学开始逐渐向多元化开始发展,也开始对英国的殖民地输入本国的文学作品[2]。虽然美国在1776年已经建国,但是,美国文学是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末期才真正意义上从英国文学中完全摆脱出来,这也正是早期美国文学都带有浓重的英国文学创作风格的原因。和英国文学相比较,美国文学作品里对主人公的个人形象描述地更加鲜明,情感色彩更加浓烈,作品里运用的各种表现手法也更加自由。
第一,台湾沦为西方列强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农产品的掠夺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岛内稻田多改蔗田,种植茶叶成为了台湾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由此,不仅稻米产量及输往大陆的出口量大为锐减,同时由于洋货的大量倾销,来自大陆的日用轻工产品的比例也大大下降。以往由台湾向大陆提供稻米,大陆向台湾提供日用轻工业产品的互补型传统经济联系被严重削弱甚至被打断。台湾的进口贸易,由开港前的依赖大陆市场转变为大幅依赖国际市场的情形。这从经济的角度反映出台湾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
第二,岛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开港后,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岛内出现了一批以帮助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的买办。他们与对岸的诸多买办一样,既是洋行的帮手,同时也兼营商业,其中不乏一些因此成为巨富的买办商贾,如陈福谦集买办、商人、高利贷者于一身,不仅专营蔗糖抵押贷款,还从事打狗地区的糖业贸易;沈鸿杰先与英国洋行合资建商行,继而又与德国洋行营运洋货、土货,后又在全台各地经营樟脑而大发其财;林春生先在淡水协助英国宝顺洋行拓展台湾茶叶,后又与台湾富绅林维源在大稻埕合建千秋、建昌街供洋商居住。这些人物代表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部分人还在官府任职,如林维源曾被刘铭传委任负责开山抚番工作,林春生亦被刘铭传任命为桑蚕局副总办。这也能反映出台湾买办阶级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有了开展资本殖民运动的基础。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国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到19世纪中期,英国不仅是 “世界工厂”,也是“海洋霸主”。英国的工业品倾销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它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70年代。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32%,美国占23%,法国为13%。1870年,英国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产量占50%,棉花消费量占49.2%;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几乎相当于法国、美国和德国贸易额的总和;商船吨位超过荷兰、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商船吨位的总和。英国的强大,引起他国的效仿:
交互式教学是在宏观教学情景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围绕某一个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和自主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理论,通常包含几个步骤:一是确定主题;二是导入问题;三是学生独立探索;四是协作学习;五是学习效果评价。很多老师在备课上课时也会采用交互式教学法,但是在很多方面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在讲解某一景点时,学生对旅游景点的不熟悉而导致缺乏代入感,搭建的框架不清晰,独立探索的功能不强,再就是对于学生学习的效果评价的方法单一等。
《寄黄几复》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黄诗佳句,《王直方诗话》载:“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奇语。”[13](P62)许多朝鲜诗人化用过,如徐居正《夜吟》:“宦梦凄凉三夜雨,交游零落十年灯。”金麟厚《奉和柳眉岩钟山谪所》:“桃李春风际,江湖夜雨边。”成汝学《烟村远灯》:“夜久前村灿星点,一江烟雨十年灯。”李寅烨《又迭前韵》:“湖山夜雨诗千首,桃李春风酒一尊。”
(三)文化特点
从文化角度看,随着宗族社会在台普遍建立,随着文教制度的在台推展,儒、道、释三合一的哲学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取向等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已在台湾深深地扎根。同时,台湾的大多数村落,已由地缘聚落走向血缘村落,而由于移民珍重故土的观念,诸多故乡的民俗得以在台湾保留。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经过长期的共存共处,将部分民俗变成了共有的习俗。如普度这一闽南人的风俗在传入台湾后,当地客家人也逐渐做起了“普度”;妈祖则成为台湾居民共同的神明。“至1850年,台湾各地已普遍有宗庙家祠的建立。”[7]140这使得台湾文化从根本上与大陆母文化趋同。这种在十九世纪台湾社会文化的发育成熟过程,被台湾学者称为文化的“内地化”②,即从此,台湾社会“地域性的械斗逐渐绝迹,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制度缓慢建立,移垦社会的特征逐渐消失殆尽,中华文化彻底在此生根成长。”[7]155而大陆学界则将十九世纪中叶定义为台湾文化的成熟期:
文化的成熟,当然很难明确地界定于某年某月,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台湾文化在19世纪的中叶,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885年的建省,这一期间趋于成熟。也就是说以1885年的台湾建省为标志,台湾文化在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文化层面上与大陆母体各省区基本趋于相同,成为中华文化一个标准的子系统。它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移民所带来的大陆母文化,或是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去吮吸母文化的营养,而且,它已具有了强大的文化再生能力。[8]264
而日本政府甚至还派遣福岛九成、成富清风等一行深入台湾熟番地区,对台湾的经济概况、地理概貌、资源矿藏等进行了详尽的全面调查,在而后的调查报告中,福岛认同李仙得所谓“台湾岛可列为世界物产”的评价,并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台湾岛在日本本国防卫上,以及对整个东亚的控制力上,皆属重要的钥匙,但忧虑将被欧美各国捷足先登,因此在报告中一再强调“暂缓一日之良机,唯抑乞尽速决定开辟台湾之议”。
(四)军事海防特点
从军事角度看,台湾的海上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这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体现。
其一,清政府治台策略的不断改变。清朝统一台湾的第二年,便开放海禁,在岛内采取“以陆治海”、闽台一体设防的军事防御部署,后又实现了闽台海防事务的分流,成为台海海防史上的重大转折,从此台湾道可以专治台湾,无需考虑联防内地,其海防政策变成以台湾为中心。及至近代,面对日益频繁的武力侵袭,沈葆桢、丁日昌、李鸿章等相继提出一系列海防政策,总理衙门亦指出需要“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无疑是清廷高层对台湾战略地位的一种全新的认识。
其二,台湾成为欧美诸列强争相觊觎的对象。如美国海军司令佩里曾建议美国将台湾建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基地或殖民地:
2.能力测评分析。笔者参照其他创新能力评价方案设计了一份创新能力调查问卷,分别对实验班的学生和对照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表3,实验班学生的平均创新能力水平高于对照班学生的平均创新能力水平。这说明基于创客教育的第二课堂模式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显著。
美国应先下手为强。这座重要岛屿,名义上是中国一省,其实是独立之身。清国当局只在岛上几个孤立地区立足,但根基薄弱,随时可能倾覆;岛上大部分地区由独立部落掌控。而这些舒适宜人地区的矿物、药物、较值钱产物产量极丰,据估计目前就有一百万元的税收,虽然那些税收几乎全未送入清国国库。[9]143-145
台湾的军事战略意义从佩里所列出的原因中亦能略窥一二:
一、取得台湾庞大的天然资料;二、将台湾发展成可供美国西岸贸易延伸到中国的门户;三、将这岛改造成可供美国文化散播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基督教堡垒;四、把台湾辟为华南、华北商品的转运站;五、利用这岛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10]40
往往树木在移植起苗之前需要进行修剪,为了最大化避免造成苗木水分过多的蒸发损失,需要采取多样化的修剪技术,例如针对某些长势较慢的树木来讲,应该降低修剪幅度以维持其原有的形状,针对落叶乔木应及时将大部分树冠减掉以降低树根的负担,对应的树种有柳木与杨树,针对灌木只需要将某些枯枝衰弱的部分剪掉即可,并不需要予以大面积的修剪,从而延长树种的生长寿命年限。
英国人早就对台湾垂涎三尺,自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船舰东来日多,对台湾岛尤为注意。其海军所属三桅大船,屡次前往淡水周边海域往来游弋,同时派遣船员乘坐舢板小船上岸,登山相度地势,并行测绘地形。
法国也对台湾虎视眈眈。一直以来,法军便幻想在东亚地区建立起军事基地,为法军提供物资补充,而台湾便是其中的首选。法国总理茹费理曾对台湾的重要性有以下描述:
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11]12
台湾文化的成熟,一方面是中华血脉相通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台湾对外贸易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得益于此,勤劳谦逊、务实肯干的中国人很快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部分农产品方面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些都和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密不可分。
总之,当时的台湾虽处“西强东弱”的世界大格局中,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很自然地成为中西交流的前沿地区。海洋军事地位的不断提升,也让台湾的重要性被更多人熟知,进而促进地方行政治理制度大幅完善,对外经贸往来频率提升。中华文化体系在台湾的完全形成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之一。
传统的泡菜制作方式都是采用自然发酵法,发酵周期较长,产品质量不稳定,亚硝酸盐含量也较高[5]。亚硝酸盐的生成和积累极大地影响了泡菜的食用安全性,因为亚硝酸盐在酸性条件下能与胺类及氨基酸等含氮化合物反应,生成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和亚硝酰胺[6,7]。亚硝酸盐的生成主要在泡菜发酵初期,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逐渐降低。但是工业化生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往往缩短发酵周期,亚硝酸盐可能仍维持在较高的浓度。因此,筛选降解亚硝酸盐能力强且生长速率快的乳酸菌菌株对泡菜的生产和推广应用十分重要。
二、近代台湾对外格局的形成原因
近代台湾对外格局的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互相牵制、调和,对近代台湾史亦有所影响。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西强东弱”格局的产生与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
十五世纪前,人类的远洋航行能力不具备大规模、远距离和安全廉价的运输能力,因此,虽在十五世纪前,全球各地已有一些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地方性市场建立起来,但这种连接相对较为松散,尚未将世界主要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欧亚贸易手段较为单一。而到了十五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远洋航海技术进步显著,突出表现在船只运载能力与航行能力的大幅增强。这种大宗物资运输能力的提升,不仅使得海洋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也为西方国家建立海外殖民地创造了先决条件。
当然,与国际市场的充分连通对台湾原有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而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又快速地推动了西方资本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层出不穷,世界工业总产值迅猛增长,进一步拉大了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差距。如在1790年时,英国的生铁产量仅为7万吨,而到了1850年则增长了229万吨,增长32.7倍。1850-1870年,英国的煤产量为0.5-1.12亿吨。1860年,马车的时速为8公里,而铁路时速是64公里。运河牵拉轮船的速度是每小时3.2公里,工业革命后海洋汽船的速度是每小时24公里。而同时期的东亚各国几乎还是原地踏步,鲜有提升。
第三,台湾经济中心逐步北移,区域分工日趋明确。随着台湾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台北艋舺为核心,包括台北县、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在内的北部经济中心。同时,近代台湾功能结构逐渐清晰:台南从政治中心向商业中心转型,已成为全台米糖生产中心;安平、高雄、淡水、基隆四口成为同大陆及其他地区对外经济联系的枢纽;以近代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为主体的新产业成为加强为台湾对内经济联系的有效途径。
其他国家纷纷引起英国的技术、设备和工人,试图也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工业革命。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德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如比利时、瑞士、奥匈帝国等在19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12]140
西方人试图用经济上的绝对强势,来满足自身对东方的好奇,这也是西方开展对外殖民的动力之一。托克维尔曾指出: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思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13]198
总体而言,经过大航海时代的洗礼与升级,当时的西方较之东方,在许多方面已有了较大的优势。对西方人而言,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强烈的西方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充满了好奇,并展现出强烈的殖民掠夺的野心。这也间接地迫使清政府在台采取行动,以确保自身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廖:纯属偶然.上小学时,不感兴趣的不仅是历史,地理、音乐、大字(书法)等一切文科课程,甚至包括语文成绩都不怎么样;喜欢的是算数、常识(自然),乃至“无线电”等课余活动.因“文革”开始,没有读过中学,所以与大家相比,所受过的文科养成教育,也就是“高小”的识字水平吧.
(二)樟脑战争及台湾商贸的对外开放
樟脑,古称“豫章”,是中国南部地区的一种土产,在日本南部及越南北部亦有生长。樟脑过去被用于内科,有强心、刺激循环、止泻等疗效,后来发现其毒素有害于婴儿,便不再用于内科,仅做外部涂抹之用,有止痒、安定、温和等作用。另外,樟脑对于驱虫、防腐有很好的效果。工业上,樟脑曾被用于制作赛璐珞增塑剂、漆、无烟火柴与其他工业织维制品上,但在人造樟脑出现后,樟脑的重要性便大大降低了。台湾的樟脑多产于内地山区。十九世纪中叶起,台湾樟脑变得十分抢手。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樟脑的价值被逐步发现,世界樟脑市场的需求量大增,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等地;第二,相较于日本樟脑,台湾所产樟脑更为价廉物美,李仙得在提供给美国政府的年度报告(1867-1868)中便称:
樟树生于内地至“麦库里”止,葛玛兰兼有之。
居台湾中段之下甲人,皆以制造樟脑为业,法极简妙,不似日本之钝也。日本皆将樟木入釜煮之;台地则析为细条,每条方圆二寸半,长三寸,页插于磁罐之内,此器下通汤气,汤气上蒸,将逐条樟木之油蒸迫沸涌而出,与松枝之胶燃迫而出者极似。然后愈蒸愈沸,化为樟气,上窜于冷水柜,遇冷凝结,乃成樟脑。[14]277
而樟脑战争的导火索,便是台湾樟脑的贩卖问题。随着樟脑价格的一路走高,清政府将樟脑贸易归为官营,而英国人则要求樟脑市场自由贸易。在要求被拒绝后,英国军舰无故向安平开炮并大局进攻,战火蔓延十分迅速。在整个樟脑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并未惧怕英国侵略者之武力,兵者赴死,将者殉国,伤者出资,展现了极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斗争智慧。
最终,此战争通过双方和谈的方式解决,这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樟脑作为当时台湾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当时的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基本垄断了全球的樟脑市场,出货量巨大。因此,樟脑贸易不仅事关淡水一带大批洋商的切身利益,且影响着处于产业端中下游种植樟脑的农民及采购商,中英双方均希望此事尽快解决,战争爆发六天后,双方便迅速达成了六项协议。③
从这份协议可以看出,西人在要求开展自由的樟脑贸易的同时,还不断争取在台自由传教的权力。当然,清政府在外交方面亦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暂时抑制了西人在华势力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此战使清政府认识到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因此放弃原有的消极应对的主张,转而支持台湾国际贸易市场化进程的发展。此后,茶、糖、樟脑等台湾物产风靡全球,台湾成为东亚重要的商品贸易基地。
(三)台湾建省与巡抚刘铭传经营台湾
台湾建省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不利局面下的中国政府为加强东南海防所采取的正确方案,不仅直接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格局,还直接促使“台湾在短期内从一个边疆地区,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先进省份之一。”[15]158沈葆桢为台湾建省做了许多早期准备工作,而左宗棠提出将福建巡抚驻地移至台地则是台湾建省的第一步,他在《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中再次重申了台湾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首先认为此举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夫台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海滨三分之一,每年物产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16]647其次,他指出台湾有关乎东南全局的战略地位,应该专驻重臣开发,“且以形势言,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备,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16]647-648同时他指出,各省可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内地本属相需,若协济饷项,各省尚通有无,亦万无不为筹解之理。”[16]648在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员的建议下,清廷最终同意台湾建省,使得台湾的近代化过程迈出了一大步。
而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1883-1890年间在台)所采取的一系列近代化措施,毫无疑问是台湾实力全面提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他首先采取清丈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提供了经济保障。1886年,台湾成立清赋总局,开始大规模清丈土地。在接下来两年里,台湾田赋大量增加,“1890年已高达674868两,约为清丈前的三倍有余”。[17]323
在军事方面,刘铭传在台北设立总营务处,对军队进行裁员精减,同时聘任西人为教官,实行西法操练。在装备方面,刘铭传扩大原有火药局,新设军械所、水雷局等,实现了台湾的枪弹自给,并暂时抑制了日本侵台的野心。
“开山抚番”则是刘铭传在台施政的又一重大贡献。1885年,他采取剿抚兼施、以德服人的策略,取得了全台先住民一律归化的成效。同时,通过设立抚番总局,大陆工人来台开垦者日益增多,如1887年至1888年,仅潮州一地应募者即达五六千人。[18]210此举意义重大,一方面,这减少了大陆的无业游民,加强了大陆居民与台湾先住民的联系;另一方面,大陆先进的文化不断传播至台湾,台湾的海防后备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简言之,从当时的外部环境来看,西方依仗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红利,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国家的建设,“西强东弱”的世界大格局形成。同时为了维持工业品大规模倾销市场,西方正逐步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台湾亦被迫卷入其中。从台湾的内部环境分析,台湾地方治理体系的完整建立,改变了南部地区荒蛮散乱的社会状态,并且得益于台湾建省、刘铭传治台等一系列措施,台湾不仅逐渐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还积极融入其中,顺利完成了地区的近代化转变。当然,由于三场惨烈的战争,台湾的中华文化意识不断加强,闽台间的互动联系更加密不可分。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对近代台湾对外格局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②杨万里.上巳日予与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谦招陆务观沈子寿小集张氏北园赏海棠。务观持酒酹花,予走笔赋长句.《全宋诗》卷二二九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333.
综上,甲午战争前的台湾,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内陆省份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一方面来自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大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又与台湾地区的自身特点有关。尤其是樟脑战争让清政府认识到了台湾融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的大趋势无法扭转,转而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台湾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适应”,为台湾对外交流格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随着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近代化进程被迫中断,令人颇为叹息。
生产中,反应器操作压力高达1500公斤。在这样的超高压力下,却只允许有正负20公斤压力波动。当班期间,检测反应器压力的仪表,稍有波动,都会令董松江的神经紧绷,十几平方米的控制室成了他永不言弃的阵地。
注释 :
(1)如1706年,清政府规定台湾府烟户可前往福建漳州、龙海等县购买铁器,但是数量十分有限:大户准买铁锅四口、中户三口、小户二口;又每户准买犁锄农具二三件;煎糖之大鼎,每大户十户准买大鼎一口,中户十五户准买大鼎一口,小户二十户准买大鼎一口。大鼎两年准买一次。(张海鹏、陶文钊.台湾简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台湾社会“内地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台湾李国祁教授提出,他认为:台湾移垦社会的转型,主要是一种内地化运动;即台湾的社会变迁在取向上以中国大陆各省的社会形态为目标,转变成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由粗放的移垦社会形态走向文治,由畛域互异的地域观念走向民性融合、以士绅阶级为领导阶层的统一社会。这样的社会“对母体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作用”。
(3)这六项协议分别是:一、废止樟脑官营,外国人及其雇佣者,得自由收购。二、商人因商业、游览,或其他必要,旅行台湾时,道台应发给护照。三、赔偿怡记洋行樟脑损失费六千元。四、赔偿新教教会财产一千一百六十七元。五、撤换道台及凤山鹿港知事,惩处各地扰事凶手。六、告示民众,严禁诽谤基督教。七、承认传教士在台湾各地有传教居住之权。八、凡华洋纠纷,应由中、英两国共同裁判。(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史.[M]台北:众文图书,2009:435)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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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aiwan 's external exchange patter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IAN Liang1,LIAN Chenxi2,HUANG Hou-jie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062,China; 2.Maz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China; 3.Fujian Putian No.1 Middle School,Putian Fujian 351100,China)
Abstract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sea, which is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China's coastal areas to exchange foreign exchange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fluenced by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aiwan has shown its uniqu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Taiwan's political status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and its military importance has been constantly revealed. This has enabl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typical examples.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special products, Taiwan has changed the passive and unfavorable situation of being forced into the world marine trading system under the pattern of "strong West and weak Eas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and transit point for maritime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in 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culture has taken root in Taiwan in an all-round way, so that the concept that w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are one family has become a consensus of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Taiwan;foreign exchanges;strong West and weak East;the Camphor war;nineteenth Century
收稿日期 :2018-09-19
作者简介 :卞梁(1989- ),男,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闽台文化研究。连晨曦(1988-),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亚太区域史研究。黄后杰(1990-),男,中教二级,硕士。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妈祖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传播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7BH155);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琉球归属与东亚国际秩序嬗变研究(18YJC770017);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福建海外移民与中琉妈祖文化交流研究(JAS180420)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2-0014-05
(责任编辑 马 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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