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埔军校论文,军队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pp.508～509)。因此，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年轻的共产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以培养军政干部为目标的黄埔军校，正是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创办的。本文拟就军校前六期师生与国共两党建军的问题作些探讨，以展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及人民解放军的密切关系，和黄埔将校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篮
创办黄埔军校工作，几乎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同步实现的。1924年初，首次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苏联政府在物质人力方面的支持资助，一所拥有九百余人的新式陆军军官学校[2](p.182)，于6月16日在广州东郊的长洲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它是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过首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曾指出：“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3]毛泽东则认为：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是国共合作的军校”[1](p.520)。
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对军校的领导，亲自过问军校的大政方针和组织人事。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并于5月2日委派蒋介石为校长，9日又加派廖仲恺任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他在军校成立的重要演说中强调：“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4](p.917)从而确定了以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的任务和救国救民的宗旨。其二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度，走政治办校之路，实行党指挥枪，切实将新式军校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代表对军校的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从而保证了党的主义、方针、政策得以在军校贯彻落实，防止军校成为个人专横的工具。与党代表制相配合，军校还设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与训练，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新组建的军校教导团也自团至连均派有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需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5](p.85)。这对黄埔办校与建军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其三是坚持以“主义”办校，在军校内认真贯彻落实联俄、联共政策，充分调动国共两党的办校积极性。孙中山热情欢迎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入校工作，希望顾问们能把苏俄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6](P.40)。他同意中共派优秀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并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从而保证了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
廖仲恺为办好黄埔军校建树了不朽功勋。他不仅为军校筹备出了大力，而且还在军校成立后尽忠职守，贡献尤多：一是提出各地应严格考选黄埔学员，注重生员的政治素质，把好招生质量关。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要求各代表返省后协助军校招生时，“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7]。二是抓好政治教育与引导。廖仲恺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经常到校勉励师生们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努力为主义奋斗”[8](p.6,3)。他特别注意引导军校内之国民党人搞好同中共党员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密切合作关系，以便一道抓好军校之政教军训等项工作。三是管好经费等后勤保障工作。在当时政府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不少是廖仲恺“辛苦筹来的”[9](pp.50～51)。从军校筹办到党军正式建立，廖仲恺“实综其成”[10](p.2)。
蒋介石为办好黄埔军校也出了力。毛思诚在蒋氏年谱中称：“公自受任校事，巨细躬亲，千端万绪，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各小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多条，多则百余条，以资按次施行。共荩劳可想而知。”[2](p.180)这话虽不免有过誉之处，但蒋办事一向认真和有条不紊也是事实。他平时从严把好军事训练关，要求学员的“立正、举枪、托枪等动作”，应表现出“军人的精神”，做到“静肃整齐、平直敏捷”[2](pp.184～185)。他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这都说明蒋对军校工作曾一度较为尽心尽职。
中国共产党曾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首先，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协助军校作好招生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第一期招生时，何叔衡和毛泽东分别在长沙、上海主持过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曾两次通告各地党团组织对招生事“万勿忽视”，应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6](pp.70,79)。其次，中共中央派了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则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季方曾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过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他们为军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使军校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了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黄埔军校的创建与发展，还与当时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分不开。苏共中央不仅于1924年3月下旬决定给孙中山的政府提供250万卢布的经费[11](pp.488～489)，用于创办黄埔军校等事，而且还先后向广州派出了有经验和理论的军事顾问五十多人，指导军校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苏联政府还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弹带4000多个，单刀1000把，火炮24门，炮弹1000多颗，带弹的掷弹筒50门等，总价约为1061万卢布[12](pp.9～10,295)。苏联的财政、人力和物质援助，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李济深为副校长。此后军校的机构扩大到四十多个，规模宏大，各行其职；学生方面则有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军事教导队、高级班等，各期之情形不尽一致。随着两广统一和日后北伐战争之胜利，它先后开办了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各分校。
为培养造就既能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又能指挥军事战斗的全面人才，军校在实际的教学中强调理论结合实践，贯彻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方针。它在军事教学方面，尽量采用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进行讲授与训练。第一期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前者授以军事理论，后者以实战技能训练为主。从第二期学员开始，施行分为步兵、炮兵、工兵、骑兵、辎重、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各科教学工作循序渐进，力求知行合一，以提高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在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就这两者开设的课程前后多达26门。政治教学对于帮助广大学员养成爱国家、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严守军纪的“黄埔精神”，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为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黄埔军校采用了灵活的短学制——半年、9个月或一年不等，迅速地培养出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它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6](p.93)，从而为革命军的肇建和扩充奠定了基础。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
在上述的8117名军校毕业生中，有国共两党的成员。至于其中有多少共产党人？限于史料很难说出具体数字。有人对第一期师生中的共产党人数作过考订，认定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13](pp.36～41)。这就是说，在第一期师生中，共产党员约占毕业生14%和教职员的2%。我想这比例在以后几期中应有所增大。切列潘诺夫说：“北伐期间各军里的政治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14](p.389)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15](p.119)。由此可以推断，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当超出这一数目。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两党军队的核心中坚力量，军校堪称是培养抚育国共两党军队将校的摇篮。
支撑国民党正规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众所周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一支国民党统率与指挥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史实已充分证明，这支国民党军队的组建、发展与壮大，始终离不开黄埔军校师生的参与和奋斗。
国民革命军的肇创，可追溯到军校教导团的成立，及其扩充为党军第一旅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这一过程中，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毕业学员，主要是分配到教导团和第一军中进行工作；其第三至六期的毕业学员，则分散在国民革命军的几个军中。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壮大起来。据1928年7月何应钦报告说，当时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旗下的4个集团军，共拥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其中由蒋兼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29万人）”[16](p.178,174)，是以集中了军校毕业生精英的第一军为基础，而扩充壮大起来的黄埔系军人集团；它成为国民党正规军的重心和主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其在“1944年时共有120个军，354个师，3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和15个独立营”[17](p.225)；到1946年7月时，“国民党军总数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在200万人以上）[18](p.24)。当时，依附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师生，或分居国民革命军统率部之要津，或成为各军、师、旅的主要将领，从而形成了以军校出身之将领为纲络纽带的庞大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它既是构成国民党“中央军”骨干的基本班底，又是蒋介石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所依赖的嫡系力量。在以蒋介石为首的黄埔系军人集团中，前六期的师生实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革命军的高层将领大多数来自于他们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至少在271人以上。这其中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5人，二级上将5人，上将7人（内有3人为追认），中将加上将衔2人，中将180人（内有10人为追认），少将71人（内有6人为追认）。他们中的有些人溃守祖国的台湾岛后，军衔和职务继续有所提升（此未统计在内）[19]。正是这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支撑国民革命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首先，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最高统率指挥机关，基本上是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为核心组成的，并一直为他们所控制。
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率指挥机构名称和设置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各机构及其所属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担任。蒋介石深知“有军则有权”，“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1](pp.510～511)；他曾先后任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监和北伐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议长、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等职，始终居于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自蒋以下的军校前六期师生，任最高军事统率指挥各机构副部长和各军种副司令及参谋长以上军职者，至少为40人，其中有国防部正副部长何应钦、郑介民和盛文，参谋总长兼陆、海军总司令顾祝同、陈诚，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参谋次长李及兰和方天，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关麟征、桂永清，空军正副总司令周至柔、毛邦初和王叔铭（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罗奇，陆海空联勤副总司令黄维和陈良，宪兵总司令兼南京卫戍区司令张镇等等。此外，还有任上述各机构之局、厅、署等部门主要领导者32人以上。他们之中有军委会第一、二厅长张元祜、陈焯，政治部一、二厅长贺衷寒、康泽和徐会元，军统局长戴笠，国防部军务局长俞济时、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作战厅长、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总务局长兼空军署长徐焕升、保密局长毛人凤、保安局长兼警察总署长唐纵等等。综计以上任全国军事统率指挥机构领导职务者有73人（溃守台湾后任职未计在内）[20]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国民党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往往一个人身兼数职，或先后担任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职务；其中不少人任过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公署与行营主任、战区总司令和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如主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陈诚，就“常身兼数职”，抗战时曾“兼职53个”[21](p.241)。正是上述这些黄埔系高级将领，组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领导核心。他们从整体上掌控着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领导、决策、统率大权。
其次，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具体指挥调度权力，也基本上执掌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的手中。为便于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等在军队编制方面，除设有军、师、旅、团长等之外，还先后在军以上组建了军团或集团军、兵团、方面军与“剿匪”总司令部等机构，指派高层将领主其事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以个人所任最高军职为准），军校前六期师生任上述各军事机构职务者有：集团军总司令4人，副总司令1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及各省保安与警备司令7人；兵团司令16人，副司令14人；方面军总司令1人，副总司令“剿匪”总司令1人，副总司令7人；行营和绥靖公署主任4人，副主任13人；战区总司令和军政公署长官2人，副总司全与长官3人。综计以上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以上高层军政职务者共为78人。此外，还有任上述各军政机构参谋、政治、办公等部门领导者16人。
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任国民党军队的军、师、旅、团长等各级领导职务者约有108人。其中任军党代表与军长者有42人，任副军长者12人；任师党代表和师长者15人，副师长者9人，任纵队及军和师两级参谋、政治等部门领导者11人；任旅长者9人，任团长者10人。由上可知，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从上而下网络状地分布在国民党的整个军队中，他们直接地执掌着这支军队——尤其是中央正规军的各级军事指挥调度权。
最后，蒋介石及其所属的各亲信高级将领，向来都把黄埔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党人军官，作为嫡系部队将校的来源和自己所依赖的中坚力量。蒋介石所宠信的“五虎上将”，除卫立煌是出身于粤军（与曾任军参谋长之蒋氏有关系）之外，其余4人——陈诚、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有的说法不一），皆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蒋号称“五大主力”的嫡系王牌之军长，皆由他委派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担任——第五军之军长先后由张治中、杜聿明、邱清泉和李运成等担任；第十八军之军长先后由陈诚、黄维、彭善、方天、胡琏和高魁元担任；第七十四军之军长先后由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等担任；新一军之军长先后由郑洞国、潘裕昆等担任；新六军之军长由廖耀湘担任。同样，这些军的副军长和正副师、旅长，也多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中。
上行下效，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也跟校长一样如法炮制，一旦执掌兵权就依靠军校前六期师生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黄埔系势力集团。如陈诚在30年代初出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长之后，就“始终以黄埔系为主干……组建部队”，结果该军“从连排长到师长，80%为黄埔学生”；“顾祝同统率的第九军，各师团长大部分是黄埔一期学生，副团长、营长都是第一、二、三期学生，连排长都是三、四、五期学生”[21](pp.239,189)。又如胡宗南1930年任第一师师长后，“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该师原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换上黄埔军校生，“经过多次调整，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很快就成了青一色的黄埔出身”；随后他又以第一师为基础骨干，逐渐扩充形成了“黄埔系的少壮派集团”，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其所部的“军师长俱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又全系黄埔一期生”；陆军第三方面军所部的“师旅团长，几乎是青一色的黄埔学生……和胡宗南一样是纯粹的黄埔系集团”[21](pp.246、250、267)。
总之，从国民革命军建制的微观上来看，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实际上是组成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其嫡系——“中央军”的骨干基础，从其统率指挥体系的宏观上观之，他们又是掌控整个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在抗战期间论及国民党军队时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这是一个以在“黄埔军校作过教官和学生的将领和军官”为中坚核心而组成的“黄埔系军人”武装集团[1](pp.510,881)。
军校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和壮大
在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党人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1](p.512)。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
众所周知，随着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右派集团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之有识之士，在血的教训面前开始认识到：“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共产党人决心“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2](p.81)。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多支工农红军，创立了十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既有革命的军事理论，又有北伐之军事实践，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艰苦奋斗，为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贡献了力量、甚至宝贵的生命。
1927年秋冬，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及第三军的教导团与南昌的警察大队，秋收、广州两次起义所依赖的主要是原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与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及湘赣边和广州的工农武装力量。当时，在这些原北伐军和各地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中任职的军校师生，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三次起义；有些人还成为中国最早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有24名军校师生参加了起义。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和委员恽代英等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发动时，有十余名师生投身于起义，其中卢铭德、余洒渡分任起义的总指挥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长，是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2月9日广州起义举行时，有二十多名师生参加了起义，其中叶剑英任起义军副总指挥，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23]。
上述有五十多名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的三大起义，分别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上的三个第一：即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周恩来语）[24](pp.155～156)，秋收起义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尝试过建立第一个城市工农革命政权；而其最重大的成果则是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为朱德，政委是毛泽东）。自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以下的一批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在该军中任职。他们为红四军的发展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中坚作用。
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及她独自领导的新民主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pp.512～51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鲜艳红旗。这对于日后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与工农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中国各地的工农红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建成为几个方面军的；它们在各大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颇具声势的土地革命。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在这期间的红军斗争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黄埔军校的部分师生积极领导并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和斗争的工农红军，除井岗山的红四军外，还有一些军校师生参加的平江起义和百色龙州起义所创建的红五与红七军的部分队伍等。1929年，红四军主力开辟了赣南与闽西红色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则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萍参谋长、黄公略副师长等曾为红五军的壮大及其根据地建设出了大力。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四军和红五军分别扩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两者于1930年夏组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它在1930年冬至1933年春接连取得了几次反“围剿”胜利后，队伍扩充壮大到拥有6个军团约14万人，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巩固和扩大。这期间，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如周恩来、张国焘曾分任中央革命军委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项英曾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聂荣臻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军团政委，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六军团政委，袁国平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曾任红军副总参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杨至成和范树德曾分任中央军委会供给部长、总经理部长，张宗逊、倪志亮曾任红军大学政委和校长，朱云卿、郭化若、杨林曾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郭天民、罗瑞卿、王诤曾分任红一方面军的一局长、保卫局长和通讯部主任，林彪、左权曾分任红一军团长和代理军团长，徐彦刚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及湘鄂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曾任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此外，还有一批黄埔毕业生分别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所辖各军的军长与军政委，及各师的师长与师政委等职。他们都为人民军队与中央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是肇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元勋功臣。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后，与由军校生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后。两者共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奋战。抗战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之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一五师。
军校前六期的一些师生还分别为湘鄂西地区的红二方面军，及鄂豫皖边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1928年，部分黄埔师生先后领导发动了鄂西秋收起义、湘西桑植年关起义和湖北公安暴动，拉起了几支红军队伍，并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革命根据地。1929年3月，湘鄂西之红军改编成红四军（后为红二军）。次年初，洪湖地区的红独一师则扩编为红六军；7月，它与红二军联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这期间，段德昌曾任红六军军长兼参谋长和一纵队司令，周逸群曾任红六军政委和红二军团政等职，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湘鄂西根据地的孙德清和夏曦，则分别担任过红二军与红六军军长及红二军团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显然，军校师生出身的红军将领，是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随后，红二军团成为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力之一；湘鄂西根据地也恢复扩建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后，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出过大力。它在抗战初期成为八路军一二○师的组成部分。
在鄂豫皖边地区，有部分黄埔师生先后领导举行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河南商南起义和安徽六安、霍山起义，分别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北几块根据地。这三次起义队伍组成的红十一军于1930年初改编为红一军，由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长；该年4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兼任军政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军参谋长（军长是邝继勋），蔡申熙、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等则分任师长或师政委。从此后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北联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次年11月，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年后它扩充为五个军约八万余人，并新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张国焘，先后任过鄂豫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四方面军政委等职，曾中生曾任鄂豫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参谋长等职，蔡申熙曾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二十五军长，徐向前曾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和东线总指挥等职。由此可知，军校师生中出身的红军将领，是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力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后，参与了建设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于抗战初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二九师。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的创造建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参加前述两次起义的黄埔前六期师生就在75人以上。由于有的军校师生或参加了其他的起义，或受派进入根据地之红军中工作，故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军校师生出身的任团长以上的红军将校至少有103人。他们之中有校本部及各分校的教职员23人，第一至五期毕业生分别为22人、6人、6人、19人和8人，六期和高级班毕业生6人，武汉分校毕业生13人。这些人，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军团副参谋长以上职务的21人外，还有任方面军领导者5人；任军团领导者11人；任军级领导者30人；任师级领导者26人；任团长者3人。此外还有任省市军委书记者6人等。在上述的一百多名红军将校中，当时有五十多人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扩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23]。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是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中坚核心力量。这些人曾为党的建军事业建树了勋业。
抗日战争期间是人民军队长足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和南方八省之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它们分别活跃在华北与华中广大地区的敌后战场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抗击日伪军。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在华北与华东地区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敌后根据地；整个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发展扩充了二十多倍，组建了多个根据地军区和野战军纵队或兵团，总兵力达九十多万人。新四军的四个支队转战在华中的苏、皖、豫、鄂、浙等省，逐步建立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队伍在抗战中发展了十多倍，总后力达三十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不少红军将领，这期间在中共中央军委会、八路军与新四军总部，及其各师旅、各纵（支）队与各根据地军区等，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其中在中央军委及其所属部门任职的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军委会参谋部长兼四局长陈奇涵、参谋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许光达，军委会所辖各局局长王诤、郭化若、李逸民、郭天民、张宗逊，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等。在八路军总部任职的有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三纵队司令）和王世英，总司令秘书长张友清和总参议宣侠父；在新四军军部任职的有代军长陈毅，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抗战初在八路军各师旅任职的有：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参谋长倪志亮，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八六旅长陈赓，三五九旅长陈伯钧，新一旅长唐天际等；抗战中后期任八路军各纵（支）队领导者有11人，如二纵队参谋长阎揆要，三纵队政委程子华，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五纵队司令兼政委罗瑞卿，五纵队副司令兼独立旅政委成仿吾，平原纵队司令员袁仲贤，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刘型，第三支队政委雷经天等（兼职的3人前已列名）；此外，还有任各根据地两级军区之领导者22人次，任抗日军政大学等各军事院校领导者11人次。抗战后期，任新四军所属师旅与纵（支）队及各辖区根据地军区等领导职务者，则有七师长谭希林，七旅长彭明治，十六旅参谋长张开荆，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挺进支队代政委陶铸，一旅供给部长周文在，鲁南军区政委赵缚，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季方等。以上这40多名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为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和各抗日根据地区的建立、巩固和扩大，各自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壮大成熟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和国民党即在美帝国主义等支持下，挑起了反人民的内战。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45年冬开始，逐步组建了各抗日根据地的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至1949年3月间整编成人民解放军5大野战军，这就是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这期间，不少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为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各野战军的组建出过大力，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各野战军与大军区，及其所属各部门与兵团、纵队等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中有任中央军委及解放军总部领导者4人（有2人兼华野及华北军区正副司令员）、任各野战军及大军区领导者4人，任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及野战军与大军区所属部局领导者10人，任兵团副参谋长以上领导者16人，任省军区、纵队、各军的领导者10人，任军区所属机关与各师的领导者3人。统计上述各类，黄埔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有47人。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解放军将帅录中，我们也可看到黄埔军校师生对解放军建设所起的中坚骨干作用。1956年我国实行军衔制时，共和国的10大元帅中，军校出身者占5人，他们是林彪、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共和国的10位大将中，军校出身者占3人，他们是罗瑞卿、许光达、陈赓；在57名共和国的上将中，军校师生占有8人，他们是张宗逊、周士第、杨至成、宋时轮、陈伯钧、陈奇涵、郭天民、陈明仁；军校师生出身的共和国中将有9人：即阎揆要、谭希林、王诤、倪志亮、郭化若、常乾坤、唐天际、彭明治、曾泽生；少将有8人，即方之中、袁也烈、洪水、周文在、李逸民、曹广化、廖运周。此外，还有周恩来、李富春、陶铸、程子华、袁仲贤、李运昌、王世英、雷经天等十几名军校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转往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地方政府从事党政领导工作，而未被授予相应的军衔。由此可知，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人民军队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始终起着中坚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和上面提到的几位元帅，实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总之，黄埔军校是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的产物，是两党共同培养造就军政干部的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共两党人士的尊崇和纪念。在中国现代军事战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和扮演了重要角色。
【收稿日期】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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