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公共卫生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
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蔬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持的教会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教会医院有隔离设备的共有69个，占全部医院的42%。[3]966这样的统计结果显得过于乐观，但这种隔离手段的应用，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关于消毒，消毒在任何医院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手术室里和外科包扎的工作上，消毒工作应当做到绝对保证。除了对病房用具的蒸煮，还有被褥床垫的消毒等。而在整个医院里，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一切设备和用具应当尽量做到没有病毒和没有传染的可能。对那些供给被服的医院来说，如果洗衣工作由病人的亲友来做，为病毒的传播留下很多机会。因此，有足够的洗衣设备，也成为当时教会医院追求的目标。
在医院里，最难解决的一个卫生问题，还有厕所。19世纪以来，已有一些医院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和污水消毒坑来解决粪便问题。与此相关，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自来水是不能缺少的，而对一个内地的医院来讲，安装设备就更不简单了，甚至在一个人手缺少的医院里，即使有了良好的设备，基本的使用都成问题。虽然，在大多数医院，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便桶，或不设盖的厕所，但问题的解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医院到社会，卫生问题变得越来越关键。
早期医药传教士将治病视为工作重点，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预防医学显得更为重要。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有益于那些患者，而且在改善了人们健康的同时，也将会减轻医师们的工作负担。有一位传教医师指出：“我们急迫地为他们（指中国人）医好病，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这样做，势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仍要像潮水一样涌向医院，还将总是为同样一种病而烦扰。我们必须寻找出病根，教会他们了解病因，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免除痛苦。他们必须知道诸如致病的原因、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妇婴卫生，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团来说，平安和宁静在治愈疾病时所显示的作用。”[4]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Kerr)认为，医师的主要职责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有预防疾病，根除引起病患的原因，医生只为治病，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手段来预防疾病，应为医生的职责，医师们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一职责，他们努力调研各种病因，尽力加以克服。各级政府也应当采取卫生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家庭、公共场所，城市和游客，防止流行病传播，以显示文明的公共精神。[5]88一些女性传教医师的到来，为中国慈幼卫生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依照中国传统，小孩子的卫生是从不讲究的。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依命靠天，有颗苗苗不愁长，全不赖人力的因素。有病时，人们拜神求佛许愿，寻仙方，叫魂，压邪。碰到小孩出痘出花，自然没有科学的防护，只要供一供“麻姑娘娘”、“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健康了安全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那便是“命中注定”！这一切古老的习俗，在教会医院出现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之下，慢慢地悄然地开始变化。妇孺医院的建立，还对我国古老的育婴习俗产生影响，现代妇女孕期保健由此萌芽。最初，下层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能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民而设的，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但教会中一些“巡行医师”、“巡行护士”的访问探察，施医送药得到孕妇的好感。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使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所提供的服务，这使得中国这个贫病的国家，妇女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工作的展开，也与传教士相关。中国卫生检疫，创始于1873年7月，当时为防东南亚霍乱以及此后鼠疫、天花传入沿海口岸，上海与厦门的海关当局先后制定了检疫章程，并任命卫生官员仿效西方国家实施检疫措施，凡是疫区来船入港，须悬挂黄旗（Q字旗），指定地点停泊，接受医官检查。当发现船舶染疫，除对病及有关人员隔离留验外，对船舶本身也实施短期隔离与除鼠除虫消毒等措施，这一时期的检疫，因由海关办理，通称“海关检疫。”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海关医官，绝大多数由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在海关检疫展开前二年，在我国还首次建立了海关疟疾疫情统计制度。1871年，曼松(Patrick Manson)等赴厦门调查疟疾，自4月至翌年3月诊治患者402人，许多人死于疟疾，占死亡总数第二位。在我国过去史料中描述疟疾流行时，大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如染疟疾甚多，瘴气伤人，死亡十之二三等等，到1871年，我国首次设疟疾疫情统计以后，疟疾调查报告中始有具体发疟数。中国的疫情统计，开始出现从定性到定量，从单项到多项的具体报告和分析。
传教医师还积极投身于防疫治疫的实际工作。近代中国，灾祸纷呈，疫病不断，往往在中医束手、当局无策之时，西医的效用展示出来。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众”，[6]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鼠疫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为害惨烈。清政府遣派留学生二人前往视察，其中，伍连德医生亲赴疫区。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也派出传教医师，华北地区的传教医师十分踊跃，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地区如广州、宁波，他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在伍连德医生的率领之下，疫情得以控制，但死亡者已达6万余人。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北鼠疫，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在中国召开，伍连德主持了这次大会。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在笔者看来，十分有道理。其一，19世纪末的中国，疟疾、霍乱、天花等病的流行十分严重，中医通常无法医治，一旦罹患，只能怨叹不幸。然而西方医疗利用其医治急症、传染病的特性，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医治效果。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关注确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从此以后，民众转而信西医者渐多。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7]其二，近代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都具有较大的冲击。当瘟疫爆发时，一般民众自是恐惧和慌乱，在这种极度的恐惧慌乱中，鬼神迷信大行其道。在大疫期间，人们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8]现代防疫措施中的隔离、消毒、焚尸、烧屋等，为一般民众所不解，为传统习俗所不容，用伍连德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在当时引起的是普遍的厌恶与反感，特别是火化尸体。当时，只有通过清廷颁旨施行。但在20世纪初几次疫情过后，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抵拒逐步淡化，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从迷信鬼神的信仰中走出来。在防疫过程中，《申报》等主流报纸更是频繁地刊登有关现代的防疫器械和西医药品，显示了西式防疫方式向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
三、社会毒瘤的诊治
疾病不单是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生物因素引起的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疾病模式。有一些疾病与道德行为相关，消灭这些疾病必须从根源上断绝不道德习俗和行为，这种对社会痼疾的诊治，是从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寻找污染并致疾的根源。近代入华之传教医师，以宗教之热忱，满怀人道主义者不乏其人。他们不仅视治病为己任，还将吸烟、饮酒、赌博、缠足、卖淫以及道德堕落等社会陋习的革除，看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因为这些皆与基督教教义相背，对于身为专业医师的教士来讲，还因为关注到与此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19世纪以来，鸦片吸食者遍布中国，其流毒之广，为害之深，为中国一般有识之士所痛恶。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的赫赫威名首先是与禁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鲜为人知的是，林则徐曾转托传教医师伯驾寻找戒烟疗法，帮助中国烟民戒瘾。早期来华医学传教士大都致力于医治烟毒的工作。教会医疗机构是他们施行戒治烟毒的重要阵地。据《中国医史》记载，1845年，玛高温(D.J.Macgowan)在宁波开始用一种土法给烟民进行治疗，从1846年到1848年的情况来看，共有150名烟民得到治疗。治疗的方法是烟民先禁烟24小时，不服用任何药物，然后再进行适当地对症治疗，一个月为一个疗程。
自1870年代起，教会医院普遍设立鸦片治疗所，这是医院所从事的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医学传教士纷纷起而探索，各自都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戒烟办法。传教医师还以向社会宣传吸烟害处为己任。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传教医师就鸦片烟向中国社会带来的普遍灾难进行论证。他们的论证往往首先从生理、病理和药物学的角度分析，由鸦片烟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开始，介绍各自所施行的戒烟疗法和成就。在这些问题上，德贞(John Dudgeon)的工作令人瞩目。作为传教医师，他充分地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深层，从实际到理论，剖析鸦片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起的作用，审视鸦片烟作为药物进入中国而产生的社会效应。
除了烟毒流行，女子缠足也是中国一大弊，为来华西人所诟病。为革除裹足陋俗，传教士不无微劳。一般传教士议及缠足，总是从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本土的孝道出发，认为人体是上帝所赋之美质，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医学传教士却最早在医院里，真切地目睹和感受了裹足妇女的痛苦。如脚趾骨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皮肤溃烂、血脉不畅、小产、难产的高发。传教医师对缠足妇女的关注，远早于反缠足运动。他们作为专业医生，从生理和健康的角度，抨击缠足陋俗。德贞认为“天下女子在室多病，于归后乏子，虽不在缠足，亦有因此而致之者。诚两足肉已拆，最易倾跌，扶持需人，行动难于自便，心情伊郁，饮食未能消化，动转未能快然”，[9]他主张广大妇女自主自立，起而戒除陋俗，官方则应起一些推动作用。
对于传教医师来说，性病是涉及公共卫生的又一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传教士，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谴责造成性病流行的社会道德环境；作为专业医师，他们又十分关注有关病例的数量和治疗的情形。性病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高发，梅毒非常流行。这使所有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医生都感到震惊。很多人对此加以研究，他们还注意到传统中医师对性病所抱的态度和治疗。早在马礼逊时期，他们就观察到，即使“聪明和蔼的中医师”，“对来就诊的患有性病的人则非常严厉，一般拒绝给性病患者处方。他向我们保证，一般中医是拒绝医治患有性病的人。这些病人往往去找剃头郎中治疗，用水银、朱砂和砷等重金属给患者的外部患处涂抹来治疗性病。”[10]
1890年，嘉约翰在博医会报上撰文，涉及到关于性病的系列社会问题，他写道：“尽管该病的病因，以及它的传播方式已为人们所完全了解，但在专业著述中，却没有涉及到对于病因的解决和对此病的根除”，“然而，医生及社会慈善家们都坚信，对致病的社会根源采取一定的措施，可以限制这种疾病的影响。”[5]91嘉约翰呼吁制定有关法律。他指出，19世纪初，在欧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强制措施，对妓女开业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在1864-1866年和1869年，英国议会制定和通过了传染病条例，对于患病妇女，要出具医学证明。[5]91在多方面具有首创之功的嘉医师，还曾翻译出版了《花柳指迷》一书，在性病防治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是关于性病防治的专书，在汉文医籍中堪称空前，林湘东在序中极尽赞叹：“嘉医士悯其痛苦，不妨弃遗，溯其致疾之由，推其流毒之自，采奇方于海外，消恶祸于人间，当南方小住之时，考西国独精之法，殚精竭虑，勤翻译以成书，壹志凝神，务安详而立说……论症则极其周详，穷原竟委，用法则极其精妙，达变通权，补岐黄所未备。”[11]
性病总是与卖淫有着不可分割关系。咸同以来，原本就兴盛的娼妓业更为兴旺。特别是在开放通商的城市，由于华洋杂处，商贾集中，流民集聚，妓女来源充分，娼妓市场非常繁盛。妓女被认为是所有人中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们往往被认为在传染链上起着最为邪恶的作用。1870年开始出任上海医务卫生官员和警医的爱德华·亨德森(E.Henderson)，把性服务的买卖划入了“对外国殖民者产生威胁的本地污垢疾病类，它是政府有责任予以荡涤的一股浊水”。[12]239在19世纪晚期，上海开始制定严格的条例对妓女进行医疗控制。申报有“论医馆验妓事”，认为“既不能扫尽恶习俗，则不如设局以治其毒，俾不致贻害无穷，亦未始非功德事也”。[13]但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无法真正赞同诸如由市政或警署给妓院发放执照，这种似乎在准许或宽恕社会罪恶的行为，男人们因此就可以纵欲，而医学传教士的使命是要同时治疗身体和心灵的疾病。[12]246
传教医师还把目光投向那些嗜酒如命之徒。在他们看，这不仅引发疾病，还包括道德和社会风尚的问题。传教医师注意到，成千上万的酒徒，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醉饮，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或因过渡饮酒，罹患恶疾。吞噬生命的同时，醉饮也造成大量的财产和时间浪费，使无数家庭陷入悲惨的境地。它和贫穷、愚昧、疯狂一样，充斥于社会。
传教士通过与病人的接触，真切地感受到社会恶习对人们的伤害，他们通过宗教和医疗两种手段，来医治病人和社会的肌体。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本来有的族群不管男女妇孺，皆嗜酒如命，自小即以此为日常作业，入教以后竞多数戒除。[14]在各地教会制定的约束信徒行为的教规中，一般都有不饮酒、不吸大烟、不嫖不赌、一夫一妻等行为规范。
传教士与医生对麻风病的隔离，是具有典型的公共卫生意义的大事件。麻风病是沿海一带较常见的慢性传染病。1920年代初期，中国18个省共有大约40万麻风病人。[3]989由于病因不明，人们对麻风病人异常恐惧，把他们像鬼魅一样驱赶。1874年，由基督教办理的、专门照顾麻风病人的团体建立起来，给予麻风病人以身体上的救治和精神上的教育。1886-1887年设立的广东北海麻风院，被认为是首创的教会麻风机构，附设于伦敦会医院，并得到天主教的协办，创办五年收容二百多病患。麻风院分男子部与女子部，各有养病房与礼拜堂。“北海麻风院结合了治疗、隔离、劳动与宗教活动等功能，是外国教会所推动的机构的理想典型”。[15]自此以后，麻风隔离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防疫策略，各地麻风院、麻风村、麻风居留区、收容所及救济院等，在传教士的主持下，纷纷出现。
中国政府社会对麻风态度的根本转变，也缘于传教士的作为和影响。当时对麻风病在东方各国的流行，其病因被解释为无知、缺乏卫生条件及政府的无能。特别是政府的无能，使得人们贫穷、饥饿、疲劳、体质虚弱，让麻风杆菌及其他病菌毫无妨碍地入侵人体。
这种结合着政治、社会与科学的病因解释，符合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主流医学与公共卫生思想。当时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精英亦当然了解并接受这种病因理论，对他们而言，麻风在中国的流行确实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与无能，及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体质虚弱的次等民族。换言之，在一定年限内消灭麻风病这个目标不单是一个医学上的要求，更是对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的一个时程上的期许。[16]
吸烟、饮酒、赌博、缠足、卖淫以及道德堕落本属社会问题，传教医师以医学卫生为出发点，关注社会肌体的健康。他们以自身的努力，对整个社会和政府力量的带动，都有很大的作用，既发挥了现代医学的医治效用，也体现出现代卫生行政的特点。特别要指出的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主流医学与公共卫生思想，无不结合着政治、社会与科学的病因解释，这使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们，将许多公共卫生问题视为对中华民族的威胁，表现出对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关怀。
四、舆论及影响
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新学说及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清时期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
传教士在其译介的著作中，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国家应于各大城镇，设立卫生章程，使地方可免疾病之险。如人烟密稠处，其房屋内，并街道上，若多积秽物，秽气所蒸，居民易染霍乱吐泻，身子虚热，及发出天花等症。国家必代民间设立章程，令于房屋内外，逐日清扫。凡龌龊之物，一概不准堆积。如敢故违，立拿其人，治以应得之罪。又于各街道开沟，通入清水，使污秽得以宣泄，地方可免危险之病。即有疾病，亦稍轻矣。”[17]48他们特别认为洁净的自来水是解决公共饮水卫生的重要途径：“至于各大城镇，设立自来水，尤为地方所不可少之事。”[17]49傅兰雅(John Fryer)出版的《延年益寿论》中，有一章是《论人生免病之法》，讨论污水处理、厕所、环境卫生、饮水等方面与人健康的关系。
花之安(Ernst Faber)提出，“先事预防，使有以杜其病于未形之先”，他在提出洁身衣、精饮食、广屋宇、选工艺、禁嗜欲之后，提出“防传染”和“设医院”。“地方必要洁净，小儿须种牛痘之类，以普救万民。若夫既发之后，凡属外来者不准入口，本处者徙之遐方，冀其调治，渐就痊愈。即父母、兄弟、妻子、医生亦小心翼翼，恐其传染而不轻近前。至于牲畜受瘟，则杀而埋之。又逢炎酷暑天，犬患疯癫，尤防噬人。而道路之中，常多病民。这是因为没有医院的缘故，因提出医院之宜设。”[18]
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对改善公共卫生问题发表许多真知灼见。郑观应不仅对中西医学多有创论，同时对公共卫生也非常重视。郑观应编于1890年的《中外卫生要旨》，1893年刊行。他依据西洋医学理论指出，欲求治未病之方，先绝其致病之源，绝病源有六理，即光、热、空气、水、饮食、运动。从而论述中外卫生保健之道。《中外卫生要旨》实际上是一部宣扬社会改良与卫生有关的具有政治内容的书籍。郑观应恐有顽固父母不愿将子女引种者，创议当依法治罪，以免危害全社会，故云：“不种痘者，易得天花病，易传染他人，不但一已危险，沿有害于众。人有治民之责者，必察贫家之儿女，尽种痘否？如有不愿种者，必依律法罪。”[19]对西方城市垃圾处理称道不已：今泰西各国皆设工部局，“以水车洒尘埃，以木车收垃圾，街道洁净迥异寻常，非若中国各府州县，道路任其倾圮，污秽人其堆积”，[20]660他还将上海租界与华界对比：“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败，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20]663他在广州时关心市政卫生，作“劝广州城厢内外清除街道粪草秽物公启”，劝谕百姓。
中国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公共卫生意识终于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养育和滋长。这犹如新鲜血液缓慢地输入古老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之重新焕发生机。189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值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寻求维新变法，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向往。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德（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青年主动服务社会。因为是基督教育年会，他们对宗教的热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忽视的是，对公共卫生的强调，以公共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群”育，成为这一青年团体的人生目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随着医事专业团体的出现与中国医师渐成一新兴社会阶层，新的健康观与卫生思想逐步得以强化。中国社会开始以新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检验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借用其中的某些概念检验社会。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公共卫生为社会性之事业，其发荣滋长与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息息相关。在新的公共卫生观念及思想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由开始是被动的，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近代意义的、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工作，包含着法律和强制的手段，这属于政府的基本职能。这样的卫生运动是不可能由传教士团体单独完成的，因为这样的社会团体缺乏权力、资源，又没有人力。因此，公共卫生的展开，与政府的支持和合作是分不开的。正是在传教士影响下，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中央政府及各地自治政府开始关注医疗卫生事业。“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21]并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收稿日期：2006-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