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公文起首语初探——兼论《全元文》所收顺帝詔书等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公文论文,兼论论文,全元文论文,收顺帝詔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公文格式直接继承自金代，并在此基础上又多所创新，奠定了明、清兩代官文书的基础。不过，元代公文格式及其使用，国内学者向来较少留意，而目前日本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元典章》所反映的公文承转关係方面①，封元代公文所特有的起首语，尚未有專文讨论。
一
元代公文除以個人名義发布的诸旨（圣旨、令旨、懿旨、法旨、钧旨等）外，还有多种類型，如咨、劄付、判送、牒、关、符、指挥、申、呈、榜文等，这些公文都有其固定的格式与用途，其中颁发者与颁发对象的品级差異是適用公文类型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元代地方公文行移的原则性规定可见《元典章》卷十四《吏部八·公规二·行移·品從行移等第》（臺北故宫博物院1972年影印本）：
诸外路官司，不相统攝，應行移者，品同往復平牒（正從同——原注）。三品，於四品、五品并今故牒，六品以下皆旨挥（旨挥當为指挥之異文，下同——作者注）；回报者，四品牒上，五品牒呈上，六品以下并申。其四品，於五品往復平牒，於六品、七品今故牒，八品以下旨挥；回报者，六品牒呈上，七品以下并申。五品，於六品以下今故牒；回报者，六品牒上，七品牒呈上，七品司县并申。八品以下并申。六品，於七品往復平牒，於八品今故牒；回报者，八品牒上，九品牒呈上。其七品於八品，及八品於九品，往復平牒，七品於九品，今故牒；回报者，牒上。即佐官當司有應行移往復者，并比类品從。職雖卑，并
今故牒，應申并咨。②
如果官府机构品级发生变化，所使用的公文类型也要作出相應调整。如元代二品以上机构发给平级机构的公文为咨，反之亦同③；发给下级机构的公文为劄付，反之则为申或呈。中书省六部在元代为正三品衙门，与此公文类型本无关系。但在盧世檾當政时，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升六部为二品”④，在此期间，因六部改为二品衙门，与此相應，当时规定：“其余二品衙门咨部，三品以下申部。”⑤ 也就是说，六部也开始適用二品机构公文类型。同年四月盧世榮下臺後，“六部仍为三品”⑥，六部使用的公文类型又被全部改回。最后，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将六部品级升为正二品后，六部公文类型才又恢復到盧世榮时代，以后歷明、清兩代再无较大变化。
元代公文，除颁发者与颁发对象的品级差異外，颁发者与颁发对象的特定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中书省、御史臺、枢密院在元代雖品级大致相同，但因“中书佐天子總国政”，實际地位比後二者更为重要，故当时规定臺、院均呈中书省，而中书省则劄付台、院⑦。再如，六部直属中书省，中书省接到各处行省咨文，御史臺、枢密院等呈文，往往转发六部擬出处理意见，这种独特公文在当时被稱为“判送”（中书省所发劄付、判送又作省劄、省判，付、送應是动词名词化的表现）。腹裏地区因直隸中书省，六部可直接与腹裏地方官府往来公文，这类公文类型也比较特殊，如发给宣慰司（從二品）的文书用关文，发给路總管府（正三品）的文书用符文。此类公文形式多有特别规定，与官府机构的品级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其中，秘书监的公文类型使用，因有《秘书监志》保存下来，我们可在其中的卷三《公移》找到这方面的具体规定。除公文类型外，元代政府各机构的公文行移程式，也有较为嚴格的规定。如地方监察机构——提刑按察司（后改作肃政廉访司）有公文上报，必先申御史臺（如屬行臺，则要先呈行臺，然后再由行臺转咨御史臺），御史臺呈中书省，中书省判送六部，六部回呈中书省，中书省劄付御史臺，御史臺劄付提刑按察司，一个完整的公文流程才算最后完成。如果违反这种规定，径自绕过必要的程式，则会有遭弹劾的危险。如元初西夏中興提刑按察司径自申覆户部，盛察御史王悍即以提刑按察司“舆六部元无行移体例”为由，封其进行遇弹劾⑧。
元代每一種公文類型，都有一套較為固定的格式用語，這些格式用語大都為明、清兩代所繼承，但有一種用語却幾乎是元代所獨有的，那就是公文的起首語“皇帝聖旨裹”。《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69—170册收有明刻本）甲集卷五《諸式門》收有元代公牘諸式，包括“平關首末式”、“平牒首末式”、“今故牒首末式”、“牒呈首末式”、“呈子首末式”、“解子首末式”六種，其中除“呈子首末式”外，其他五種公牘格式的起首語均為“皇帝聖旨裏”。這裹試舉其中的“今故牒首末式”，以說明起首語“皇帝聖旨裹”的使用情况。
元代的牒文可分“平牒”、“今故牒”、“牒呈”乃至“牒呈上”等多種形式，上述“今故牒”的格式用語可由公文末尾之“牒件今牒”、“照驗故牒”等判明。其中括弧裏的（某處同上式云云）參照前面的“平關首末式”，應為（某處某司某職行移某官某職云云）。元代“今故牒”的牒件錄文保存較多，這裹舉虞集《道園類稿》（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卷首的一件“今故牒”（文中劃线部分為元代公文格式用語，段落方式仿效前面表格，省略文字抬頭），以見其應用情况。
皇帝聖旨裹，江西湖东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中牒：嘗謂文以載道，匪尚空言；製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遠矣，兩漢猶為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我聖元區域光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製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睹前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閥閱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斡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鏝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閑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為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製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通奉所著文章，詞華典奥，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鏝諸梓以傳世，實足模範於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論。為此，憲司合行故牒，可
照验，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子細校雠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施行，先具依准牒司。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
撫州路總管府
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 日牒 書吏吉泰承
文集
僉江西湖东道肅政廉訪司事
食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嘉議大夫食江西湖束道肅政廉訪司事郝
通議大夫食江西湖束道肅政廉訪司事的斤海牙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
中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脱脱
中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
太中大夫江西湖束道肅政廉訪使沙刺班
這是江西湖束道肅政廉訪司發給撫州路總管府的一份“今故牒”，與前面的“今故牒首末式”大致類似，同類公文，還可見馬祖常《石田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本）卷首江北淮东道肅政廉訪司發給揚州路總管府的牒文。按，元代肅政廉訪司發給路總管府的公文均用“今故牒”，與此相應，路總管府發給肅政廉訪司則用“牒呈上”⑨。廉訪司與路總管府雖品級相同（均為正三品），但從二者往來公文的格式，可以看出廉訪司的地位明顯高於路總管府。
不過，這裹最讓筆者感興趣的還是這份牒文的起首語“皇帝聖旨裏”。細究牒文内容，我們不難看出，這份牒文是江西湖东道肅政廉訪司應本道廉訪使劉沙剌班（文中所謂“太中”即太中大夫，係劉沙剌班當時的文散官階，從三品）之請，移文撫州路總管府，請其刊印虞集的文集——《道園類稿》，牒文本身没有絲毫内容涉及元朝皇帝，與元朝皇帝的聖旨也無任何關係。楊瑀《山居新語》（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收有一則這方面的軼聞。
徐子方琰，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内，誤漏落一“聖”字，案吏欲問罪，指為不敬。徐公改云：“照得來解内第一行脱漏第三字，今將原文隨此發去，仰重别具解申來。”前輩存心如此，亦可為吹毛求疵之戒。⑩
乍看起來，文中並没有提及“皇帝聖旨裏”，但徐琰所說的“第一行脱漏第三字”的“聖”字，當即指元代公文起首語“皇帝聖旨裏”中的第三個字“聖”而言。
實際上，以“皇帝聖旨裏”為起首語的公文，在元代各類公文中均占有相當大的比重(11)。此外，元朝諸王位下所屬機構，因其隸屬性質與官府機構不同，所發公文，往往還加上“某王令旨裹”為起首語。為比較二者區别，這裹試舉成宗時期兩件内容相關的榜文為例：
皇帝聖旨裏，中書禮部據孫道先狀告：係河南府新安縣爛柯山洞真觀住持道士，伏為狀告，本觀係國家祝延聖壽之所，有一等不畏公法之人，輒於本觀内時常溷擾褻瀆，乞禁治事。得此。省部合行出榜禁止，如有違犯之人，仰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合行出榜者。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皇帝聖旨襄，安西王令旨裹，王傅據常侍呈：元貞元年三月初八日，中常侍忙兀歹敬奉也力完妃子懿旨：“河南府新安縣爛柯山仙洞，是屬咱每的祈福仙洞有。如今，那裏住的先生孫道先等說，這仙洞週迴屬他每院家園林地土有，歹人每砍伐侵奪搔擾麽道。你安西王哥哥根底啓者。”敬此。於三月初十日，土壕斡魯朵有時，闊闊术怯薛弟一日，中常侍忙兀歹對火兒赤灰丹、要怙赤、塔察兒等，啟奉安西王令旨：“交王傅與榜文禁約，休交人似前搔擾者。”敬此。乞照驗事。得此。今給爛柯山仙洞，仰諸人敬依，無得搔擾（實）［施？］行。須議榜示者。(12)
这兩件榜文，前者為中書省禮部所發布，故起首語用“皇帝聖旨裹”，後者為安西王王傅發布，故起首語還用“安西王令旨裹”(13)。至此，我們甚至有理由這樣認為，只要開頭有“皇帝聖旨裹”的文書，就肯定不是元代皇帝的詔書，以此類推，有“某王令旨裹”的文書，也肯定。不是諸王令旨。
明朝建立之初，也曾沿用過元朝這類公文用語，其中曲阜孔廟洪武二年（1369）正月所立山東行中書省剳付碑，所用公文起首語為“皇帝聖旨”，比元朝少一“裏”字。以下为碑文内容：
皇童聖旨，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吏房准户房付：准中書省咨：近准江淮行省乎章韓榮禄咨：為林廟灑掃户、女户、樂户事，該照田平章榜文，收集灑掃廟户一百，女户、樂户二十六户，尼山廟原設一十五户，另有石碑可考。雖有舊照，增滅准否，例從朝廷開咨施行。送據翰林院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承事議得：女户、樂户不見歷代載籍明文，林廟灑掃人户擬合存設名數多寡，宜從朝省定奪。又准本省咨：為孔、顏、孟三氏子孫賦役，襲封衍聖公官屬，孔、顏、孟子孫儒學教授，尼山、洙泗書院山長事，送據翰林院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參考得：宋哲宗元祐二年，禮部、太常寺禮官議立學以訓其子孫，其襲封專主祀事，賜書置教授教諭孔氏子孫，鄉鄰願從學者聽。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其教授訓諭三氏子孫理宜存設，顏、孟子孫差税聞奏蠲除，襲封衍聖公官署員數多寡，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合無設置，宜從都省定奪。此送據尚書禮部呈行。准此。除外，仰移付本房照驗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驗施行。須移割付者……(14)
但此後不久明朝頒布的《行移體式》、《署押體式》(15)，其中已找不見“皇帝聖旨裏”或“皇帝聖旨”之類的起首語。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此類公文起首語，在明朝建立後不久就被廢棄了。
二
《全元文》第55册（鳳凰出版社，2004年）所收元順帝詔書，其中有許多是點校者不清楚“皇帝聖旨裏”这一公文起首語的含義而導致的錯誤，下面試舉幾例（原文標點有不少錯誤，同樣為點校者不懂元代公文格式所致，此次引用均已更正）。
（一）至正元年閏五月二十日韶書（第45頁）
皇帝聖旨襄，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據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申該：承奉翰林國史院劄付該：“准學士朵爾只班資善、歐陽資善咨：‘切見故進士出身、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嘗本程朱之意，折衷百家之言，作《春秋本義》三十卷，訂《三傳》得失，作《辨疑》二十卷，又明其去取之意，作《或問》十卷，合六十卷。為國子助教時，嘗以傳授諸生，議論純正，考核精詳。如蒙行移彼處官司，即其家繕抄是書，校正刻梓，呈進經筵，以廣其傳，庶於世教有所補益。咨請照驗。得此。本院看詳：程編修所著《春秋本義》等書，探聖人之奥旨，集儒先之格言，作為成書，以淑後學。如將學士等官所咨相應，除已移咨江浙行省外，翰苑仰依上刊梓施行。”奉此。又承奉國子監指揮該：“准祭酒李朝請、監丞陳文林關：‘切見故進士程端學所注《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通六十卷，一本正經之旨，折衷傳注之說，義理明暢，辭意切直，以發聖人經世之志，以足程朱未備之書。近江浙儒學提舉司、浙東道宣慰司已行繕抄校正，發下慶元路儒學刊梓，如蒙轉申上司，行移江浙行省催督刻就，庶博其傳，以惠學者。關請照驗。’准此。除外，使監仰依上刊梓施行。”奉此。申乞施行。得此。當司合行移牒，請照驗依上施行。
從“當司合行移牒”一語可知，這件公文實際上就是本文前面討論過的牒文，而非皇帝聖旨，只是文末缺省“須至牒者”等公文結尾語。這份牒文的承轉關係比較複雜，牒文轉引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的申文，申文又同時轉引了翰林國史院的剳付與國子監的指揮，而其中的劄付又轉引了學士朵爾只班資善、歐陽資善的咨文（後者當為歐陽玄，資善即資善大夫，文散官階，正二品），指揮又轉引了祭酒李朝請、監丞陳文林的關文（二人當為李好文與陳旅，朝請、文林即朝請大夫、文林郎，文散官階，分别為從四品、正七品）。這樣的元代公文目前見到最長者達數千字，其中的公文承轉關係也達七八層之多，以致現代漢語的雙層引號已遠遠不敷使用。此類公文的層次，主要靠公文的结尾標志——即所謂的“諸此”（欽此、敬此、奉此、准此、得此）(16) 來確定。幸好这份諜文中這些標志還都在，我們能够非常明白地看出其中的承轉關係。
（二）至正十四年九月詔书（第70頁）
皇帝聖旨襄，集慶路達魯花赤總管府：來申：“張學正牒：‘嘗謂書分八法，要刊陋俗之訛；學擅一家，實得補遗之妙。必鏝諸梓，庶移於時。切見鄉貢進士吕宗傑纂輯《書經補遺》一部計五卷，如蒙刊行，以廣其傳，庶為便益。今將《書經補遺》一部計三十八面，請施行。’准此。申乞施行。”得此。總府合下仰照驗施行。至正十四年九月日。此文所錄為集慶路總管府所發指揮而非韶書，“總府合下仰照驗施行”後缺“須至指揮”等結尾語。指揮為三品以下機構發給下級機構的公文，與割付類似，只不過後者限於二品以上機構而已。此處指揮所發對象很有可能是集慶路儒學。據《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各路設儒學，有教授、學正、學绿各一員。《至正金陵新志》（臺灣《宋元方志叢書》本）卷六上《官守志》：“儒學教授司，有印，設教授一員，主管錢糧教育，學正、學錄各一員，糾錄學事。”文中之張學正當為集慶路儒學正，他發牒文給集慶路儒學，然後再由集慶路儒學申集慶路總管府，“來申”前省略“據集慶路儒學”。有關集慶路總管府與集慶路儒學的公文承轉關係，亦可參見《至正金陵新志》卷首《修志文移》。
（三）大都崇國寺韶書碑（第76—77頁）
皇帝聖旨裹，宣政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法薛第二日，明仁殿襄有時分，速古爾赤也速迭兒、雲都赤火里、殿中月□木兒、給事中觀音奴等有來，本院官帖古思不花院使、阿剌臺經歷等奏：“‘大都有的大崇國寺開山住持空明圓證選公大師立傳戒碑石的上頭，俺與搠思監太保右丞相一處商量來，交中書省參政危素撰文並書丹，集賢殿大學士滕國公張□篆額呵，怎生？’麽道，皇太子根底啓呵。‘上位根底奏呵，詔書識也者。’”麽道，奏呵，奉詔書：“那般者。”除已移咨危素撰文並書丹，學士張□篆額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右劄付大崇國寺，准此。
大都崇國寺碑文，《全元文》第55册作順帝韶書收錄者共三處，除第一件（第69頁）可確定為皇帝聖旨外，其他兩件均為宣政院劄付，此處所引者為第二件，文末“須議剳付者”與“右劄付大崇國寺”均可證明此非聖旨。另，此碑拓片今尚存，文中“張□”，經仔細辯認，當為張璿(17)。第三件（第77頁）性質與此類似，兹不錄。需要說明的是，此公文所顯示的元代怯薛輪值奏事材料，在《全元文》順帝韶書中也被大量收錄（主要輯自今本《永樂大典》所收《南臺備要》等）。這方面的材料，目前以臺灣學者洪金富先生《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考釋》一文搜羅最廣，從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共達九十七條(18)，而没有怯薛輪值記載的奏事材料更是數不勝數。在這些奏事材料中，皇帝所謂的聖旨往往就是口頭一句話：“那般者。”這是否可作為皇帝詔書收入，很值得商榷，更何况《全元文》此前元朝諸帝的韶書並没有收入此類記載，順帝詔書收人這樣的材料，明顯造成了前後體例不一。
三
这裏簡單談一下元代聖旨、令旨、懿旨、法旨的起首語。
元代聖旨的起首語，也有一套比較固定的格式。如果是用蒙文起草詔書，翻譯成漢文硬譯體一般為：“長生天氣力裹，大福蔭護助裹，皇帝聖旨。”如果是用漢文文言起草詔書，則表述為：“上天眷命，皇帝聖旨。”(19) 這裹試以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閻復起草的加封孔子詔為例：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皋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乙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20)
元以前中原歷代王朝所頒詔書，並無使用此類用語的先例(21)，但在北方游牧王朝，却早已有此習慣。像匈奴單于在給西漢皇帝的國書中，開頭用語常為：“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22) 其中，諸如“天所立”、“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等用語，都可視為蒙古詔書起首語之濫觴。突厥可汗給隋朝皇帝的國書也有類似習慣，如：“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23) 無論是“天所立”、“從天生”，還是“上天眷命”，都代表了北方民族王朝敬天的傳統。需要說明的是，元朝詔書起首語的使用，直接影響到了明、清兩代的韶書文體。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保留了元朝聖旨起首語的使用習慣，只是將“上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
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入主，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24)
不過，目前所見朱元璋詔書起首語用“奉天承運”的例子，似在明王朝正式建立前就已出現了。如吴元年（1367）四月，朱元璋任命朱升為翰林侍講學士的韶誥是這樣寫的：
奉玉承运，吴王聖旨：朕惟洙泗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謂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内庭，參密命於翰苑。兹惟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鏘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自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戋戋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闱。鳳池兼掌乎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准此。吴元年四月（御寶）日。(25)
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稱吴王後，仍行用小明王韓林兒的龍鳳年號，所下公文的起首語一般為“皇帝聖旨，吴王令旨”(26)。吴元年，韓林兒已死，此處所稱“奉天承運，吴王聖旨”，究竟是當時公文體例如此，還是事後追認，尚需作進一步研究。
明代韶書“奉天承運”這一起首語，為清代所沿襲。有意思的是，這種詔書起首語的使用，也影響到了鄰國越南阮氏王朝（1802—1945），只是將“奉天承運”四字改為“承天興運”而已。兹以阮朝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發布的劉永福父封赠制書為例：
承天兴运，皇帝制曰：朕惟臣子致身之義，資事父以事君；朝廷錫類之恩，寓勸忠於勸孝。揆禮之稱，緣情而推。爾原報捐監生，故劉以來，乃領兵權，充三宣軍次副提督。劉永福之父，完此秉彝，食乎舊德。處家樂於善事，愛子教以義方。肆餘慶之所鍾，有乃郎之能仕。宜加顯號，用發幽光。可贈為中順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錫之誥命。於戲！克享其隆，既有光於泉壤；尚篤其慶，以長揖於國恩。懿厥潛靈，服此休命。嗣德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27)
另一近鄰朝鮮，因長期奉行中國年號，君主僅稱王，使用的是國王禮儀，故無此公文體例。直到中日甲午戰争結束，朝鮮正式宣布獨立，並於1897年更定國體，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年號光武，國王改稱皇帝。高宗李熙於當年10月13日所頒韶書，也開始以“奉天承運”為起首語：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檀箕以來，疆土分張，各據一隅，互相争雄。及高麗時，吞併馬韓、辰韓、弁韓，是謂統合三韓。及我太祖龍興之初，輿圖以外拓地益廣。北盡蛛鞨之界，而齒革檿絲出焉；南收耽羅之國，而橘柚海錯貢焉。幅員四千里，建一統之業。禮樂法度，祖述唐虞，山河鞏固，垂裕我子孫萬世磐石之宗。惟朕否德，適丁艱會，上帝眷顧，轉危回安。創獨立之基，行自主之權。群臣百姓，軍伍市井，一辭同聲，叫閣齊籲，章數十上，必欲推尊帝號。朕揖讓者屢，無以辭，於今年九月十七日，告祭天地於白岳之陽，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韓，以是年為光武元年，改題太社太稷，册王后閔氏為皇后，王太子睿諱為皇太子。惟兹丕釐耿命，肇稱巨典，爰稽歷代故事，另行大赦。……於戲！初膺寶錄，寔荷自天之佑；涣斯大號，式孚率土之心。欲革舊而圖新，化行而俗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28)
除聖旨外，元代令旨、懿旨的起首語也比較特殊。令旨主要適用於皇太子、諸王，懿旨主要適用於皇室女性成員，如太皇后（妃）、皇后（妃）、太子妃、諸王妃等，二者蒙文硬譯文體的起首語，起初多為“皇帝福蔭裏，（某人）令旨（懿旨）”，後期則固定為“長生天氣力裹，皇帝福蔭裹，（某人）令旨（懿旨）”。如鼠兒年龍門禹王廟令旨碑，起首語為“長生天氣力裹，皇帝福蔭裹，皇子安西王令旨”。雞兒年易州龍興觀懿旨碑，起首語為“長生天氣力裹，皇帝福蔭裹，皇太后懿旨”(29)。這也是蒙古人日常用語的習慣：“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30) 《全元文》在收錄相關文書時，因不知聖旨與令旨、懿旨的這些用語區别，也造成了不少錯誤，像《榮陽洞林寺聖旨碑》（《全元文》第32册，第37頁）實際上是晋王（也孫鐵木兒）令旨，《霍岳廟聖旨碑》（《全元文》第33册，第207頁）應該是懷寧王（海山）令旨，而所用標題却均作聖旨，非常不嚴謹。
法旨為元代帝師所專用，目前所見法旨多為藏文或蒙文硬譯文體，起首語多為“皇帝聖旨裹，帝師某法旨”。如牛兒年榮陽大覺禪寺法旨碑，起首語為“皇帝聖旨裹，帝師吃喇思巴斡節兒法旨”(31)。雞兒年浚縣天寧寺法旨碑，起首語為“皇帝聖旨裹，帝師公哥羅師監藏班藏卜法旨”(32)。
（此文的撰寫，先後得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張帆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吴玉貴研究員、日本九州大學松田善之講師的無私幫助，在此謹致謝意。）
注释：
① 有关《元典章》中官文书的研究，可参见田中谦二《元典章文害の构成》，《东洋史研究》23—14（1965年），后经修改補充，收入《田中謙二著作集》第二卷《元典章文书の研究》，汲古书院，平成十八年（2000年）。植松正《元典章文书分析法》，《13、14世纪东アジア史料通信》第2号（2004年12月）。
② 此规定亦见《高鹿史》卷八四《刑法志一·公牒相通式·外官》（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文字稍有出入。
③ （朝鲜）崔世珍《吏文》附《吏文辑览》卷二：“咨：二品以上官行同品衙门之文。又，上项各衙门各舆堂上官行。”松末保和编辑，朝鲜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七（1942年）。
④ 《元史》卷一三《世祖经十》，中华书局點校本。
⑤ 王士點、商乞翁《秘书监志》卷三《公移》，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⑥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
⑦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⑧ 王惲《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乌台笔補·弹西夏按察司行移违错事状》，四部业刊初编本。
⑨ 《元典章》卷六《臺綱二·體察·察司體察等例》（亦見《南臺備要·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條晝》：“各路三品官司，今故牒；回報，牒呈上。”不過，元代後期路總管府似乎也有“牒呈”肅政廉訪司的例子［可參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44頁］。
⑩ 又可參見陶宗儀《南村辍耕録》卷五《厚德》，中華書局點校本。
(11) 元代官府機構内部直屬部門發布的公文或許是個例外，如中書省左右司礼房的呈文，見程復心《四書章图》卷首，轉引自宫紀子《程復心〈四書章图〉出版始末考——大元宁ゥルス又治にわけ江南文人の保举》，〈内陸アシア言語の研究》XVI（2001），中央ュ一ヲツア丁學研究會编。亦集乃路吏禮房給在路並司屬官吏人等發布的通知［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94頁］，也没有類似的起首語。
(12) 民國《新安志》卷一四《金石》。按，這兩通碑目前尚存，今年三月，承日本九州大學講師舩田善之告之碑文内容情况，並惠贈池内功《河南省にゎけゐ元代代道教關係石碑調查報告》（《四國學院大學論集》107，2002年3月），據以改正绿文部分錯漏之處，在此謹致謝意。另，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録》（科學出版社，1955年）收有標題為“1283年永壽吴山寺執照碑”的一份文書，頒發機構為蒙古奥魯千户所，起首語為：“皇帝福蔭裏，皇太子安西王令旨裏。”此奧魯千户所當属安西王忙哥刺所轄，故有是用語。
(13) 這方面的例子還有一些。像張士誠自稱吴王後，梘其管轄地區為私屬，“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吴王令旨”（見《元史》卷一四○《達識帖睦迩傳》）
(14) 見駱承烈彙编《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绿》（上），齊魯書社，2001年，第351頁。按，該書標題凝為“洪武二年欽賜屬員碑”，當屬誤解為聖旨所致。
(15) 《皇明制書》卷二《洪武礼制》，北京圃書馆古籍珍本叢刊本。
(16) 有關“諸此”的解釋，可參見徐元瑞《吏學指南·諸此》，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17) 據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張
，字公弁，保定人。官至集賢大學士，封滕國公。少而岐嶷，早以才學知名，篆書亦淳古可取。”
(18) 《史語所集刊》74—2（2003年）。
(19) 包括元代蒙語聖旨在内的蒙古語及其硬譯文獻，目前整理彙编者已有很多，可參見蔡美彪編《元代白話碑集绿》，科學出版社，1955年；照那斯圖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Ⅱ，日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1年；呼格吉勒图、薩如拉编《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彙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另，有關元代聖旨的研究，可參見張帆《元朝韶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20) 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一，雪堂叢刻本。按，此詔書曲阜孔廟有八思巴字與漢文合璧碑，蘇天爵编《國朝文類》卷一一（四部叢刊初編本）亦收入此韶，只是將起首語“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删掉了。
(21) 唐宋時期的皇帝韶書，其前多冠以“門下”二字，這是因為三省中門下掌封駁的緣故，舆本文所討論的聖旨起首語無關。
(22) 《汉書》卷九四上《匈奴传》，中華書局點校本。
(23)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中華書局點校本。按，羅馬教廷檔案館收藏有1246年蒙古大汗貴由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的波斯文國書，起首語亦為突厥語寫就［可參見伯希和（P.Pelliot）《蒙古舆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è），馮承鉤譯本。中華書局，1994年］。
(24) 《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條，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年。
(25) 朱升《朱楓林集》卷一《翰林侍講學士朱升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26) 相關例證，可見陶安《陶學士文集》卷首《付陶安令旨》（龍鳳十年十二月），北京图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八六（詔令雜考二·與魏國公書（龍鳳十年三月、五月）》，中華書局點校本。
(27) 按，此碑原件現藏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馆近代戰争館。
(28) 《官報》（朝鲜）號外（光武元年十月十四日）。
(29) 《元代白話碑集錄》第25、78頁。亦可參見呼格吉勒圖、薩如拉编《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彙编》所收“答吉皇太后猴年懿旨”、“答吉皇太后雞年懿旨”、“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阿難答秦王馬年令旨”、“小薛大王兔年令旨”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
(30) 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王國維箋證本。
(31) 方履籛《金石萃编補正》卷四，中國書店，1985年。《元代白話碑集録》第48頁。
(32) 《元代白话碑集録》，第77页。原标题作“1301年荣阳洞林圣旨碑”，当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