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说，正如笔者在另文中已指出的（注：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待发表。），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与生态自治主义相对应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与运动，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据此，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狭义)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本文的目的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做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之一，它的核心性问题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对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相关性，并因而构成了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创建一种生态化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生态学更新问题，即重新解读一对看似悖论的古老哲学命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北美学者在过去10年中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注：瓦尔特·希斯比(Walt C.Sheasby)：《生态社会主义的根基和派别》，http://www.greeninformation.com/SHEASBY.htm,2004年12月19日。）
保罗·伯基特(Paul Burkett)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重新探讨了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他的经济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注：保罗·伯基特：《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版。）这位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通过重构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而挑战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的左翼批评者”，其中包括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泰德·本顿(Ted Benton)、杰弗里·卡彭特(Geoffrey Carpenter)、让-保罗·德里格(Jean-Paul Deleage)、安德列·高兹 (André Gorz)和恩里克·莱夫(Enrique Leff)。伯基特的“这一杰作”(福斯特评语)被认为完全改变了关于马克思及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争论的论域，并将商品使用价值议题置于生态危机讨论的前沿。
与伯基特著作主题相近的是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98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纽约吉尔福特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奥康纳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原主任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创办人。他与伯基特的主要理论分歧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内在矛盾，即作为生产与消费前提的生态危机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或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两个侧面，即资本主义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结合起来的矛盾方式。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他们所主张的一种红绿变革计划的核心。（注：保罗·伯基特：《融合红与绿》，《每月评论》1999年第 2期。）在伯基特看来，《自然的理由》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一种更广泛的、但依然是十分多样化的激进绿色或绿色激进的政治的发展”，这种政治需要结合生态的、社会的和劳工的政治关切，从而提供一种既不同于全球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和在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与生态运动中流行的各种地方自治主义的可靠替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双重内在矛盾的假定及其分析，奥康纳得出结论说，必须建立一种发达国家中劳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和发达北方国家富裕基础上的生态主义与贫穷南方国家为了生存的生态主义之间的伙伴关系，而这在伯基特看来恰恰构成了他理论分析中的内在缺陷。在后来的一封通信中，奥康纳指出：“我们现在同意，生态社会主义与其他类型社会主义的明显区别是，生态社会主义同样关注事物的使用价值方面和交换价值方面(或者说量和质的方面)。”他还说：“传统社会主义并不质疑资本主义的技术，而新左派则不然，然后，绿色分子将新左派开始的工作推向前进。”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被称为“是环境社会学中最强有力的和激进的著作之一，将马克思的生态学基础置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年版。）福斯特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家，杂志《组织与环境》的两主编之一和《每月评论》的固定撰稿人。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99年第2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metabololic rift)理论：环境社会学的传统基础》一文，对“可持续性的物质变换基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而这一概念被1997年出版的《环境社会学国际指南》称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概念新星”。因为直到不久前，人们还很少注意到马克思对这一来自细胞理论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 Schwann)和有机化学家贾斯特斯·利比希(Justus Liebig)概念的使用。
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2001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被称为是“政治生态学的宣言”（注：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纽约泽德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以一种远远超出对公司权力泛滥进行批评的方式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社会的彻底重建和环境的全面恢复。在他看来，自然的解放是与劳动的解放或马克思所称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不可分离的。在生态化的劳动或实践中，具体劳动有别于它的对象但又不完全分裂，不像商品生产中的抽象劳动。正像科威尔在1997年4月由《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组织的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论坛”上指出的：“辩证的(也即等于社会主义的和合生态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流动过程，而资本的无限制性就像是癌症那样持续地和无法控制地增长。”此外，科威尔在他1999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历史和精神：自由哲学探索》中详尽阐发了这一“行动差异与行动分裂”的辩证法。（注：乔尔·科威尔：《历史和精神：自由哲学探索》，泰德福特幸运日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总之，《自然的敌人》被认为是“对红绿哲学的重要贡献”。
此外，墨西哥学者恩里克·莱夫1995年翻译出版的《绿色生产：走向一种环境理性》，通过分析生产过程及其蕴涵的环境危机对人类价值的影响阐述了一种探讨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注：恩里克·莱夫：《绿色生产：走向一种环境理性》，纽约吉尔福特出版公司1995年版。）在他看来，为了真正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与充分使用，必须进行科学与技术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新定向、生产的分散化和自然资源的参与型管理。借助于建构批判性的环境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生态学之间的联系，他提供了一种基于生态技术理性的、自然资源管理中理解与有效整合生态生产率、技术更新和文化组织的替代性模式选择。他的这一著作被认为是“主要针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拓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文化理论的宏大综合，是由国际知名环境主义活动分子撰写的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是对经济与环境论著中内在矛盾的最逻辑一致和敏锐的探讨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过去10年中似乎要“冷落”得多，而且更多具有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色彩。比如，瑞尼尔·格仑德曼(Reiner Grundmann)在1991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后，已经转向跨国环境政治与政策比较方面的研究。（注：瑞尼尔·格仑德曼：《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纽约克莱伦顿出版社1991年版；《跨国环境政策：重建臭氧层》，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2001年版；《臭氧层保护中的跨国环境政治：美德比较》，法兰克福校园出版社2001年版。）戴维·佩珀(David Pepper)1996年出版的《现代环境主义：导论》重点分析的是现代环境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信念与观念起源，以及如何创建一个值得期望的生态社会；阿兰·卡特(Alan Carter)1999年出版的《激进绿色政治理论》更多讨论的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盛行的经济结构和现代国家作用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正在推动着人类走向毁灭，只有以一种最激进的政治实践方式才能阻止生态灾难。（注：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版；阿兰·卡特：《激进绿色政治理论》，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9年版。）应该说，它们都是十分重要的环境政治哲学著作，但却没有进一步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
泰德·本顿1996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集中体现了欧洲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特点。（注：泰德·本顿：《马克思主义的绿化》，纽约吉尔福特出版社1996年版。）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生态运动明确地提出了持续的消费主义和经济增长将会带来的生态灾难，而这种绿色哲学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信条的挑战，因为后者在传统上忽视了生态可持续性议题。在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融纳生态关切的历程后，该书探讨了绿色政治及其从中出现的新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通过自身绿化来结成红绿联盟从而带来政治变革。
二、生态社会主义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指对现代生态环境难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分析和一种未来绿色社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它的核心性问题是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中的情形不同，欧洲学者在这方面一直占据着领导性地位。从70年代比较活跃的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他深受德国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的影响)、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Adam Schaff)，到80年代比较活跃的安德列·高兹和本·阿格尔 (Ben Agger)(后者是威廉·莱易斯的积极追随者)，再到活跃于90年代的乔治·拉比卡(George Labica)、瑞尼尔·格伦德曼和戴维·佩珀等（注：比如，欧洲学者90年代初出版的经典性生态社会主义著作包括：瑞尼尔·格伦德曼：《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3年版；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伦敦左翼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英国社会主义党：《生态学与社会主义》，伦敦英国社会主义党1990年版等。），都是如此。
90年代中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著作应是萨拉·萨卡(Saral Sarkar)1999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人类根本性选择的批判性分析》。（注：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人类根本性选择的批判性分析》，伦敦泽德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参见中东欧区域环境中心：《书架：第三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http://www.bulletin.rec.org/bull93/bookshelf.html,2004年12月22日。）这位出生于印度—孟加拉国边界的学者自80年代初起活跃于德国。在该书中，他从探讨为什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开始，认为它从很早开始就面临着与环境和资源相关的增长极限。他然后论证说，一种构成我们目前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基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大规模消费主义，将最终面临同样的命运，而一个局部调整后的“生态资本主义”并不能提供对环境破坏和社会非正义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主张一个基于替代性进步观念的根本不同的绿色未来。他认为，这种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与基于正义和公众参与的优秀社会主义传统有着某种历史继承性。
欧美学者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治变革战略上的分歧，可以从詹姆斯·奥康纳和希腊学者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在90年代初围绕“生态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展开的通信争论中得到解释。（注：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争论》，《社会与自然》，2/3(1993年)，http://www.democracynature.org/dn/vol12/fotopoulos-dialogue-3.htm,2005年2月15日。）
他们争论的起因是后者计划筹办一个《社会与自然》(后来改为《民主与自然》)的杂志并准备刊发一些已经发表在前者主办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上的论文。福托鲍洛斯声称，他主办的这一新杂志将致力于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社会生态学家和其他左翼绿色运动分子交换信息的论坛，目标是通过促进对进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绿色传统的综合而推动一种新的“社会计划”的发展。奥康纳最初表达了对这一新杂志的热情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社会与自然》在美国学者看来并不是一个足够响亮的名称，更像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左翼或激进的杂志，后来则完全拒绝了它成为《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姊妹刊的请求。
在笔者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立场的态度，二是未来社会制度设计及其变革战略。就前者而言，福托鲍洛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生态学”只能意味着回归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自由社会主义传统和依然有借鉴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主义部分，这些因素与当今生态破坏现实的概念化综合可以更新社会主义的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主流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践中遭到失败，而且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范畴和方法论并不是最有用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主观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中主体 (社会阶级或团体以及相应的权力关系)是分析的核心。奥康纳对此批评说，这表明，《社会与自然》在理论上没有像《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那样定位于一种明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为了方便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之间的科学交流”，而更多地采取的是默里·布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观点；它所批评的“主导性马克思主义范式”实际上早已死亡，而代之以更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生态的或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忽视了后物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运动、受压迫的少数种族权利和第三世界运动等。
就后者来说，在福托鲍洛斯看来，人类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在生态难题的两种极为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由资本主义制度热情推动并得到很多环境主义者支持的技术解决方案，寻求一种摆脱生态危机的技术性方法，但它需要一个更加组织严密的社会管理制度，而这是与民主和公众政治参与不相融的。而试图在一个基于人们间统治关系并蕴涵着对自然统治的社会制度中寻找生态危机原因的生态民主的解决方案，要求一种直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在他看来，这种激进自由计划实现的前提是各种等级制关系包括国家的消除，“国家民主化的目标”即使得到认可，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因而，《社会与自然》所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左翼思想，也不同于自由主义环境主义。对于前者，事实已表明，权力的征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带来社会模式的改变而是等级制结构的重现；对于后者，它没有提出社会变革问题，而是希望无视生态难题的严重性而寻求其技术化解决方案。奥康纳对此批评说，传统社会主义的确主张通过占领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计划，但不能认为“国家的改革已在实践中失败”和“已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实际上，从未有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真正做到支持国家的民主化。因为，这种运动过于激进而不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接受，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又不够激烈。
总之，福托鲍洛斯似乎更加偏爱一种基于直接民主和基层自治的未来经济社会制度设计，认为当社会主义计划正在崩溃和大众被推向政治冷淡或“新自由主义共识”时一种新的社会观正是最需要的，而奥康纳更加强调一种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斗争战略，认为除了信奉自治的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还应当信奉一个民主的国家。但在笔者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的更多是理论偏重上的差异，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福托鲍洛斯指出，《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明确主张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综合，而生态社会主义(欧美版本)是绿色运动中除了社会生态学外另一个最接近其理论定位的流派。奥康纳则承认，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既遵循直接民主的原则又进行民主化国家官僚机器的斗争，即扬弃。所有的旧模式比如“真实的社会主义”或“传统的无政府主义”都已行不通。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危机或弊端的批判，二是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这种社会经济变革的政治途径。
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应该为现实中的生态环境危机负责，是所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共识，尽管他们在批评态度的严厉程度上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对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问题不仅在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内在根源性，而且在于它不可能提供任何根本性的解决出路。比如，英国社会主义党理论家皮特·迪肯森(Pete Dickenson)认为（注：皮特·迪肯森：《规划绿色增长：一个社会主义者论环境可持续性》，工人国际委员会：《社会主义世界》， http://www.socialistworld.net/eng/2002/08/19environment.html,2004年12月22日。），一方面，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增长。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理论比如财产权、污染交易许可、生态税和投资产出分析等等，不仅存在着内在的设计或操作缺陷，而且大都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环境难题。2002年南非全球峰会前举行的巴厘预备会议就已清楚表明：环境议题已经被置于与新自由主义的非规制化思路相一致的“自愿性伙伴关系”议程中。这意味着，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而在环境主义者普遍关心的关键性议题上，比如财政资助与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最重要的可更新能源生产等，都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虽然在未来社会设计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歧（注：比如美国绿党成员围绕未来生态社会中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和分散的、多样化的社区经济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展开的争论。汤姆·史密斯(Tom Smith)认为，区域主义、多样性和分散化对于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来说是相融的，而不是对立性的。参见《社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综合与革新》第22期(2000年春季号)，http://www.greens.org/s-r/22/22-17.html,2005年1月18日。），但红绿政治联合依然是被最广泛认可的政治变革动力。美国绿色左翼活动家戴维·兰塞姆(David Ransom)强调，现在“已经到了社会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为了共同事业而一起奋斗的时候”。（注：戴维·兰塞姆：《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成熟》，《新国际主义杂志》1998年总第307期，http://www.newint.org/ issues307/keynote.htm,2004年12月22日。）兰塞姆指出，当今时代的两个突出议题即不平等和环境破坏是相互关联的，而当平等和生态学的支持者超出其各自范围时，他们之间往往由于没有有效衔接而缺乏带来持久性变化的政治力量，因而，二者应当顺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联合起来。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很多人正在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国家的运动，比如近年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创造性力量作为一种绿色左翼政治的先驱可以促成红色或绿色分子不能单独完成的东西。
而在加拿大左翼学者劳丽·阿德金(Laurie E.Adkin)看来（注：劳丽·阿德金：《生态学和劳动：走向一个新社会范式》，http://www.antenna.nl/waterman/adkin.html,《全球团结对话》，2004年12月22日。），由于社会主义者和新社会运动的未来合作必须以对过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激烈批评为前提，以至于“生态学和劳动”政治联合的实现等同于一种新型社会范式的构建。因而，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还是“后社会主义”都未能充分描述这种“新社会范式”的创新性质。不仅如此，目前发生的社会范式变动不仅体现了社会现实的改变以及相应的传统分析框架的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新一代理论家群体的到来。对于新一代理论家(60年代后出生)来说，是新社会运动而不是工会或传统政党从根本上挑战着主流性社会价值和发展模式。在他看来，对于劳工运动和新社会运动激烈争论的“社会代理机构”难题来说，真正关键性的不是革命性主体从劳工运动向其他行为者比如反核能运动的转移，而是现实中的社会行为者必须依据其多重的、相互作用的主体地位来理解。因而，他认为，当代工人运动在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结盟关系中并不处于有利地位。
笔者认为，尽管存在着欧美学者关注重点上的差异，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之处仍然更多地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批判，而不是它所提供的替代性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变革途径的理性设计和民众说服力。（注：比如，新西兰自由价值研究所的吉姆·佩罗(Jim Peron)就从“贫困与垄断”、“环境主题”、“女权主义左翼”、“全球化”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做了反批评，并指责“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只是相信资本主义是内在邪恶的，而没有理性的讨论”。参见《资本主义的矛盾》，http:/www.liberalvalues.org.nz/,2005年1月18日。2002年5月在美国达拉斯举行的一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上，示威组织者因为参加者数量被反示威游行者超过而被迫提前结束。有意思的是，反示威者的宣传口号就有“资本主义坚如磐石”、“绿色和平憎恨美国”、“选择资本主义而不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绿党内心是红的”等。参见马克·莫拉诺(Marc Morano)：《全球资本主义的敌人被反示威者压倒》，http://www.cnsnews.com,2005年1月15日。）不仅如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新左翼社会主义理论流派，其社会政治影响似乎是在走向衰微而不是扩大。（注：90年代中期后，瑞尼尔·格伦德曼转向了跨国环境政治与政策比较研究，安德列·高兹转向了他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研究，只有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依然比较活跃，但二人中即使前者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了。）
三、“红绿”政治运动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绿色政治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关于“红绿”政治运动的理论。它的核心性问题是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并影响着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绿党等为代表的环境政党的社会政治实践。相应地，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环境政治学者如何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生态运动和绿党，而生态运动与绿党又如何看待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它们行动战略与实践的影响。
对于前者，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生态运动与绿党研究方面的论著很多，但却很少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来考虑这些问题。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经典界定是如下四个要素的组合：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注：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5页。）依此，他将绿色政治运动区分为由主流绿色分子(绿党和环境运动团体成员)与生态无政府主义者、生态女权主义者等组成的“深绿绿色分子”和由社会民主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者等组成的“红绿绿色分子”两大部分，而在他看来，真正信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只能是后者。
美国哈特福特三一学院的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在介绍“当代美国民主左翼”时对“生态社会主义”做了如下概括。（注：詹姆斯·休斯：《左翼术语、意识形态和历史》，http:// www.uhuh.com/now/communism/leftling.htm,2004年 12月22日。）他认为，在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实现生产资料的民主控制，但工业主义本身必须被改造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化；承认生态问题对于阶级、国家、性别和种族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主张缩短工时(更短的工作周、更多的政府救济)、可持续的(没有增长的)经济、参与民主、合作社和不断强化的国际制度。在实践上，生态社会主义者包括美国绿党(Greens USA)的左翼、更加集权主义的左翼绿色网络(LGN)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环境委员会。与生态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政治流派包括生态大众主义(Eco-populists)、生态无政府主义(Eco-anarchists)、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和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ts)等等。
克里斯·卢茨(Chris Rootes)1999年主编出版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环境运动的视野全球化和组织集权化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组织团体外部生存环境、内部组织结构和动员方式策略等的变化。（注：克里斯·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99年版。）但像其他很多环境运动团体研究论著一样，该书所采纳的基本上是一种社会运动组织及其行动动员的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分析方法，完全没有涉及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目标的关系。
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ǖllerRommel)和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2002年编辑出版的《欧洲执政绿党》比较分析了5个欧盟国家绿党在90年代中期进入全国政府的原因、执政成效和对自身的政治影响。（注：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2002年版。）应该说，这一理论分析中确实有一个意识形态向度问题，因为这些执政联盟几乎都是绿党与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组成的“红绿”执政联盟。但是，一方面，意识形态视角并不是这些学者分析的重点，政党格局、选举政治和联盟政府理论等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无论从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来看，他们都绝对不会承认绿党是在致力于实现一种激进的、替代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得到了主要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支持或容忍。20世纪80年代成立之初的绿党也许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反叛与选择性特征，但20年后的它们已在“向制度内进军”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内”化了。
在实践中，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似乎更容易为新左翼社会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而不是议题性环境运动和绿党所接受。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这样界定了它所理解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俄亥俄分部：《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左翼人士》1998年第4期。）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社会主义发起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学、女权主义、精神性、反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之间关系的热烈争论。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1890年)和较近的舒马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小的就是好的》，1973年)。但不幸的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忽视了这些传统而只强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生产。然而，目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伴随着一个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而社会主义者开始认识到环境破坏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比如，环境正义运动强调，妇女、有色种群、工人、穷人、第三世界和土著居民往往是工业污染、有毒废弃物、工作地点事故和资源耗竭的牺牲品。同样重要的问题还包括生产的规模和组织、工作和消费的意义、人与自然间的适当关系等等。
而美国绿党长期活动分子瓦尔特·希斯比(Walt C.Sheasby)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和派别》一文中，对“生态社会主义”做了如下评述：（注：瓦尔特·希斯比：《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和派别》， http://www.greeninformation.com/SHEASBY.htm,2004年12月19日。）生态社会主义方法植根于卡尔·马克思和威廉·莫里斯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批判理论，巴里·康门纳(Barry Commoner)的科学生态学，玛丽·梅洛(Mary Mellor)、凯特·索佩(Kate Soper)和卡罗琳·梅昌特(Carrolyn Merchant)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朱迪·巴里(Judi Bari)的社会主义生物中心主义，以及约翰·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保罗·伯基特、乔尔·科威尔等人的马克思的政治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最好的导论性著作是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而最为类似的综合性著作是卡罗琳·梅昌特的《生态学：批判理论中的基本概念》(1994年)。最重要的学术性著作是保罗·伯基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约翰·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和乔尔·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最主要的生态社会主义杂志是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和塞奇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和环境》。另外，《每月评论》和《自然、社会和思想》对此也有所涉及。此外，都隶属于美国绿党的《综合/革新》和《左翼绿色网络简报》也是这方面的重要信息性杂志。
撇开上述叙述中的“美国视野局限性”、比如对环境正义运动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关注不论，也可以看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是一种被绿党左翼和民主社会主义党绿色一翼所接受的理念。
当然，笔者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实例来证实上述看法。欧洲绿党联盟(EFGP)1993年通过的《欧洲绿党联盟：指导性原则》（注：欧洲绿党联盟：《欧洲绿党联盟：指导性原则》，1993年，http://www.europeangreens.org/info.html,2005年2月15日。），通篇没有提及其政治取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德国绿党2002年修改后的基本纲领《未来是绿色的》（注：德国联盟90/绿党：《基本纲领：未来是绿色的》，2002年，http://www.gruene-partei.de/cms/gruene-work/rubrik/0/440.party-program.htm,2005年2月15日。），也没有明确提到其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关联。相比之下，恰恰是英国社会主义党1990年出版的纲领性文献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注：英国社会主义党：《生态学与社会主义》，1999年， http://www.worldsocialism.org/wsm-pages/ecosoc.html,2004年12月22日。）至于环境运动团体像希拉俱乐部、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更是十分谨慎于含有或表明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的直接关联，比如前者一度体现出的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偏向就引起了俱乐部内外的激烈争论。（注：艾斯兰德·瓦尔克里(Aislander Valkyrie)：《生态正义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http://www.freerepublic.com/forum/a364dle944835.htm,2005年1月15日。）
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年中仍处在不断进展之中，北美学者主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格局也没有发生改变，尽管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活跃，成果也更为丰富。但问题是，欧美学者之间所展现的似乎不仅仅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与关注重点上的差异，而是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学理论其内在一致性的依然缺乏。由此可以理解，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旨在通过推动现代经济社会制度重建来克服人类目前生态环境困境的“红绿”激进政治运动，仍未获得西方环境政治研究学者和以环境运动团体与绿党为代表的“绿色”政治理论与实践主体的充分理解与主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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