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矛盾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文,文化论文,桂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与桂系在政治上的开明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正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词 蒋桂矛盾；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运动；统战政策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人荟萃，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盛况空前，被誉为“文化城”而名扬海内外。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桂林“文化城”的成因展开争鸣，各抒己见。笔者认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桂林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桂系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为抗战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正确利用蒋桂矛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战文化繁荣发达，桂林因而成为“文化城”。本文就蒋桂矛盾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个矛盾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谈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蒋桂矛盾尖锐对立，曾几度兵戎相见，到抗战前广西与南京政府仍然分庭抗礼。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上下奋起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救亡成为历史潮流。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面前，蒋桂双方不得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结束对抗，合作御侮。7月21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①]8月4日白崇禧赴南京与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白当面向蒋表示“愿听驱策，为国牺牲”。[②]蒋介石亦以合作姿态回报李、白，委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随后，广西部队奉命迅速动员整编，组成第十一集团军3个军开赴前线作战。同时，桂系把多年经营的空军和兵工厂悉数交给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和管理。至此，蒋桂战争以来广西与南京长期对峙的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蒋桂矛盾并没有因“共赴国难”而烟消云散，相互之间仍然戒心重重。李宗仁提醒其左右：“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蒋介石这个人最不可靠，他决不会相信我们。”[③]因此，桂系一面与蒋合作，一面提防蒋。不出李宗仁所料，李、白离开广西后蒋介石即以“统一”抗战之名将其势力渗入广西，企图控制桂系的老巢。1937年8月17日，南京政府财政部下达《维持广西金融六项办法》。11月20日又下达《整理桂钞办法》，规定以桂钞2元折合法币1元的比价将流通中的桂钞全部收回，换发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相继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地设立分行。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桂林设立锡业管理处，取消广西购销矿砂的权利。次年桂系被迫取消广西财政的重要支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在政治、党务、文化等方面，蒋介石也采取“派进来”或“拉过去”的手法，将其势力伸入广西。“派进来”主要是将一些机构内迁广西，或在广西设立新机构，还有就是派人员来桂担任职务。“拉过去”主要是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各种训练机构，不时调训广西官员，在他们中间物色对象，封官许愿，使他们脱离桂系。[④]
蒋介石势力迅速渗入广西，引起桂系的恐惧和不安，桂系被迫采取措施加紧防范，抵制蒋的控制。白崇禧去南京后李宗仁仍滞留桂林，一方面是整军动员，而更重要的是部署对蒋介石的防范，以维持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李宗仁同其亲信经过一番谋划后，决定建立一个维系内部团结、维持桂系在广西的统治的新领导核心。李宗仁认为既已同蒋介石合作，就不便再搞秘密组织，但可利用广西多年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成立一个名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组织。这个名称貌似学术团体，即使蒋介石不愿意也无法指责。[⑤]这样，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正式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反蒋民主人士李任仁、陈劭先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实际主持会务。“研究会”分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3个研究部，各部主任和研究员绝大多数是广西党政军高级干部，小部分是文化人士。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后李宗仁才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说明，它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个反蒋政治组织。在财政经济上桂系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西银行停止发行钞票后，在银行内设信托部，以“代客买卖”方式经营商业。随后又成立“广西地产公司”、“新生盐号”、“西南建设公司”等。这些机构成为广西银行的“外库”和“财产掩蔽体”，使广西在财政经济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减少对蒋介石财政经济上的依赖。桂系的军政“特别用款”就是由广西银行“内帐”支付的。1941年蒋介石实行严格的统一财政政策，废除省级财政，桂系立即采取对策，同年8月成立“商办”的“广西企业公司”，“承购”30年代初以来开办的省营厂、矿、商号等企业和省政府在民营企业中投资的股本。广西企业公司先后接办了34个企业单位，其中工业17个，矿业2个，农业6个，商业8个，金融1个，资金共1.1亿元以上。[⑥]桂系用成立“商办”广西企业公司的手法，保存了其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大部分省营资本。蒋介石明知桂系玩弄瞒天过海的把戏，但广西企业公司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公司条例”成立的，因此也无可奈何。
以上情况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桂虽然由对抗变为合作，但矛盾并没有消除，表面上“精诚合作”，暗中却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由于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行事和打着“统一”抗战的旗号，使桂系处于被动和防守的地位。桂系是志在“问鼎中原”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不甘受蒋控制，但他们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同蒋介石抗衡的，况且桂军出师北上后军力分散，财政经济基本上已被蒋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桂系不得不寻求第三种势力合作，以增强同蒋抗衡的力量。“两广事变”时，桂系曾联合各党各派和进步势力，迫使蒋介石最后妥协。有了这次经验，桂系便把联合进步势力作为同蒋介石抗衡，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宝。
由于这样的原因，抗战时期的广西省会桂林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中心城市相比民主气氛比较浓厚，对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和团结人民抗日救亡提供了有利条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就对桂系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桂系作为抗日统战的重要对象，争取他们坚持团结抗战。武汉、广州失陷后，桂林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在桂林发动和领导抗战文化运动，推动广西和西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具体措施包括：
一、利用桂系对蒋介石蚕食广西地盘的戒心，尊重他们在广西的利益，加强同他们合作，争取他们支持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陷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但这首先要取得桂系的同意。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建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时，表示“不挖你们墙脚”、“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周恩来说建立桂林“八办”是为了支持广西抗战，“只要广西坚持抗战，我党是愿意与你们合作互相支持的。”周恩来鼓励白崇禧“当抗日民族英雄”。白崇禧领会了周恩来“不挖墙脚”的含意，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并保护“八办”的安全，在工作上给予便利。[⑦]由于得到桂系的支持，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建立。桂林“八办”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标志。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设立的公开机关。它的建立使党在桂林建立了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
二、利用桂系借助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的状况，将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大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中国共产党在对桂系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忠告他们要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势力，才“有利于与蒋争权”。周恩来从武汉撤退与白崇禧同行交谈中，建议广西广为罗致人才，注意招贤纳士，这对“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是很重要的。”白对周的建议“深以为然”，对进步人士表示欢迎。[⑧]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文化宣传）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就是先后迁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值得一提的是，《救亡日报》从广州迁到桂林复刊时，桂系不仅表示“欢迎”，还补助一笔经费作开办费用，而且取得和《广西日报》、《扫荡报》同样的合法地位[⑨]。随这些文化团体而来的有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和桂系的支持下，桂林形成了一支以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为中坚力量的阵容强大的文化新军。
三、利用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渗透的机会，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打入桂系举办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救亡文化活动。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成立的最大的文化团体，桂林“八办”利用该会招贤纳士、聘请会员之机，派遣和引荐一批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当研究员，如胡愈之、邵荃麟、范长江、李四光、张志让、千家驹等被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该会文化部和经济部的副主任。他们在会内团结进步分子，宣传抗日、民主、进步，使该会成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39年初，桂系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蒋介石乘机派亲信参与，在广西发展势力。桂林“八办”则派一批党员进入广西三青团，协助桂系抵制蒋的势力渗入。三青团正式成立时，好几名中共党员担任广西支团部的中层领导，100名党员分别进入15个县的分团部工作。这些党员团结广大青年，学习和宣传抗日文化，开展救亡活动，成绩卓著。同年2月，桂系在桂林成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桂林“八办”通过李任仁推荐，派杨东莼出任该校教育长。该校校长名义上是黄旭初，实际上是杨东莼主持校务，杨引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到学校任教和工作。杨东莼还经常邀请进步学者到学校作报告和演讲，传播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同年7月，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桂林“八办”通过该会主任郭德洁和其他社会关系派遣10名党员进入该会工作。她们利用该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文化教育活动。该会出版的《广西妇女》杂志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利用桂系民主派的掩护，大力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桂系集团里有一批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同情和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战、民主、进步主张的民主派，其代表人物是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他们有的是广西政界元老，如李任仁，有的是老同盟会员，如陈劭先，这些民主派身份特殊，在桂系中威望较高。中国共产党把桂系民主派作为朋友，通过他们去影响李、白，联络进步文化人士，掩护党的活动，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如广西建设研究会聘请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当研究员，接待许多国内民主人士，都是由该会实际主持人李任仁和陈劭先具体实施的。在李、陈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该会出版的《建设月刊》上发表了大量宣传民主进步思想的文章。1939年10月，中共党员胡愈之通过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出面发起成立桂林文化供应社，胡愈之、张志让、邵荃麟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负责编辑工作。该社出版和发行了大批进步书刊，成为大后方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1940年延安发起宪政运动并成立宪政促进会，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胡愈之、张志让、杨东莼与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商议，响应中共号召，联络其他进步人士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推举李任仁为会长，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实行民主宪政。胡愈之起草了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李任仁把宣言拿去给白崇禧审阅修改后在《广西日报》上发表。这个宣言还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发表，在海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遇到严重困难。桂系民主派为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说服黄旭初等人对进步文化人士采取“以礼相待”、“送客出门”的办法，使一些重要的中共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得以安全离桂。如“八办”负责人李克农在“八办”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无法脱身，陈勋先到省政府说服黄旭初，要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将李克农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过黄旭初购买到飞机票才离开桂林的。邹韬奋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来到桂林，在李任仁的掩护下安全离桂。皖南事变后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桂系民主派的大力支持下继续领导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这一阶段桂系的同盟者、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办事处被撤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来到桂林，成立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李亚群等通过胡希民找李济深出面支持，李都有求必应。香港沦陷后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从香港脱险返回桂林，许多人是通过李济深的帮助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应社、大中学校和其他团体工作的。中共党员杜宣等筹备“新中国剧社”时遇到困难，得到李济深的资助，使该社得以成立。对进步书刊出版、戏剧演出，李济深也尽力支持。[⑩]进步文化人士举行的许多集会、座谈会和演出，李济深都应邀欣然出席，他还亲自担任西南剧展的名誉会长等职。总之，李济深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活动始终是“同步合作的”。(11)因此，皖南事变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经过一段低潮之后很快又恢复和发展起来。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正确、充分地利用了蒋桂矛盾，有效地对桂系进行抗日统战工作，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系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较好的合作，支持进步文化活动，表现了政治上开明的一面。这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桂林蓬勃发展起来，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事业空前繁荣。综观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桂系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桂林是桂系的统治中心，一向控制很严，如果没有桂系的合作，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将遇到很大困难，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因此，应该肯定桂系对“文化城”的形成是有功绩的。然而，也不能因此而认为桂系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决定因素或起了关键性作用。笔者认为，对于桂系与“文化城”的关系，还需要正确认识如下两个问题：
一、桂系政治开明是有限度的。桂系同蒋介石有矛盾，但和蒋介石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始终抱敌视态度。抗战时期桂系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同中共中央合作，另一方面又大肆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抗战开始后，桂系采取欺骗的手法制造一系列旨在消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拘捕和杀害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干部。1942年在桂林制造“七九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桂系同中共合作，也只是允许宣传抗日救亡，不允许宣传共产主义，更不允许在广西发展共产党组织。(12)桂系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集中体现了它政治开明的限度。桂系有限度的政治开明决定了它对“文化城”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在政治表现开明是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借重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并非真心实意支持进步势力。因此，对桂系在“文化城”形成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二、要正确认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性质。这场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抗日、民主、进步，实际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严格地说，这个革命文化运动同桂系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立场是相悖的，但由于桂系同蒋介石有矛盾，暂时的政治需要迫使他们对革命文化运动采取宽容的策略。桂系的这一政治策略无疑对革命文化运动是有利的，但是仅有这个因素而没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革命文化运动是不能发动和发展起来的。1940年1月，国民党中统局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的《桂林左倾文化团体调查》中说：“共党在桂林之活动，以发展文化界工作最为积极，其中心人物为曾任共党广东省委、现任救亡日报总编辑之夏衍及共党文化名人胡愈之等彼辈，除组织各种文化团体以为诱引青年，宣传左倾思想之工具外，最近又连络李任仁发起组织文化供应社，企图操纵桂省整个文化界，尽作左倾宣传并借李之关系接近桂省上层人物，以为彼辈活动之掩护”。(13)这个材料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利用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抗日统战工作，领导革命文化运动的史实。它同时也反映了桂系在这个革命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掩护”。
综上论述，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蒋桂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促使了桂系政治上开明进步，为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发动和领导革命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桂林抗战文化蓬勃发展，“文化城”蜚声中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谱写的一支胜利凯歌。
注释：
① ②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1937年7月、8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
③ 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④ 李微：《新桂系和CC在广西的斗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⑤ 陈劭先：《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⑥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32页。
⑦ ⑧ 谢和庚：《我的回忆》，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⑨ 夏衍：《忆随〈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⑩ (11) 刘隆华：《我对南方局广西统战部工作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12) 万仲文：《桂系见闻谈》，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编印，第122页。
(13) 《国民党中统局调查桂林抗日进步文化团体的密函》，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桂林党史通讯》1992年第2期。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广州到桂林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白崇禧论文; 李宗仁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