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学历失业”的理论分析与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学历论文,对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6-0209-08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席卷了全世界，使世界经济陷入战后最深度的低迷与衰退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兴经济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最猛烈的冲击。由于对外贸易状况日益恶化，国内结构性及体制性的矛盾越发突出，不仅使一般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而且“高学历失业”也明显凸显，并有日趋加重之势。
“高学历失业”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特殊人群的失业，它一旦形成群体化、集中化、阶层化，就会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危害与威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我国“高学历失业”的基本范畴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对其性质及特征、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并提出综合整治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高学历失业”：范畴界定、性质及特征
（一）“高学历失业”范畴解析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首先把基本概念和范畴搞清楚。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讲：“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咬文嚼字，概念清楚。”[1]搞清楚基本概念和范畴不是搞概念游戏，也不是简单的范畴演绎，而是科学研究得以正确展开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对某一项研究，如果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其基本概念含混不清，对基本范畴缺乏严格规定，那么整个研究就会生偏误，甚至得出全然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来，据此制定的方针政策就会失效或失败。
英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经济学这种科学，是建筑在少数貌似单纯的概念上。……因为概念上稍许的错误，会动摇我们的一切演绎，所以，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说，单纯元素的讨究，最要小心、最要精密的。”[2]所以，在展开对中国“高学历失业”问题系统的经济社会学分析之前，对什么是失业和什么是“高学历失业”这些“单纯元素”，进行“最要精密”的“讨究”，就是十分必要的。
何谓“高学历”？有的同志认为：“所谓高学历，主要是指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水平。”[3]我认为，这个界定显然是门槛太高了。把大批具有大专文凭或学历水平的知识人群排斥在“高学历”之外，不符合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规定与实际。按照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制度的规定，各种类型的高等专科学校均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其毕业生的学历水平属于“高学历”。凡国家承认的电大、函大等“五大”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水平也属于“高学历”之列。所以，我认为：所谓“高学历”者就是指具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或学历水平的人；所谓“高学历失业”，就是指具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或学历水平的人们失业。
如何理解“失业”这一关键和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向来存在分歧与差异。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也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4]可见，马克思把失业看做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偏见与失误，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失业思想和理论的误解。马克思并未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失业的唯一根源与原因。除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之外，马克思还认为技术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都会使工人失业，即出现所谓“机器排挤工人”现象。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是根本否定失业的。他们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供需平衡，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与失业。1929-1933年的大危机击破了他们的神话，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面对大量失业，不仅敢于公开承认，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失业，给非自愿失业下了定义。他指出：“设当工资品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非自愿失业之存在。”[5]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消费品（即“工资品”）的价格上涨时，现行工资制度下，愿意工作的工人人数（即劳动力总供给量）和资本家愿意雇佣工人人数（即劳动力总需求量）都比实际能够就业的工人人数要多，这就产生一部分愿意就业的人得不到就业的机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简而言之，非自愿失业就是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工人愿意按照现行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岗位的现象。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中，对失业做了比凯恩斯更为细化、更为具体的界定，他们指出：“失业的，这包括那些没有就业，但积极寻找工作或等待返回工作岗位的人。更确切地说，如果一个没有工作，并且(a)在最近4周曾经专门去找过工作的人，(b)从工作中被解雇下来而又等待恢复工作的人，或者(c)正等待下月去报到上班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失业者。”[6]
对比西方经济学关于失业的界定与马克思对失业的界定可见：其一，西方经济学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侧重于生产力角度，限于经济运行层面及技术操作方面，而马克思对失业范畴的界定与分析则侧重于生产关系角度，主要从经济制度与体制方面揭示失业的经济社会根源。其二，西方经济学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限于社会表象的描述，注重社会经济统计的技术性及可操作性，而马克思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则注重失业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其三，西方经济学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力图掩盖与否定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必然联系，具有明显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性质，但对失业的运行层面分析及技术经济层面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科学性及合理性；马克思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揭示了失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必然联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对失业缺少运行层面及经济技术层面的具体分析与界定，因而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和西方经济学对失业的界定与分析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反映的内容不同，因而各有其科学合理性，同时又有其局限性与缺憾。所以，我们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失业问题，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为指导，同时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科学成分，只有这样，才既能从经济社会运行层面了解失业现象发生演变过程，又能从制度与体制层面认识其内在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失业的发生发展规律，以便为党和国家治理失业的方针与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二）“高学历失业”的性质及主要特征
“高学历失业”在当今世界已不是个别、偶然、暂时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经常发生的长期现象，既是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演进与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高学历失业”的普遍性、经常性及长期性决定它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高学历失业”的经济社会性又决定它不可能单纯依靠经济机构运用经济力量与经济手段来解决，而必须还要借助社会机构运用社会力量与社会手段来综合治理。
“高学历失业”在中国出现，确实是一个新现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基本上不存在“高学历失业”现象。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曾宣布消灭了失业现象，其实是不真实的。相当数量的失业是以潜在方式隐蔽存在的，或是以企业冗员形式存在，或是以普遍就业、“一个人的活儿三个人干、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统包就业体制而扭曲存在的。即使是如此，那个时代也没发生“高学历失业”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纯牌“精英教育”，大学毕业生数量少，“高学历失业”自然就少。那时的失业是以一般失业为特征，“高学历”者是十分稀缺的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并且按计划统一分配，只要服从计划安置，保证得以就业，故社会不存在“高学历失业”。
我国的“高学历失业”，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出现三次大规模失业浪潮：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回城；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公有制企业改革尤其国有企业改革中大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三是上个世纪末到如今白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失业。在第一次失业浪潮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穿了是“变相失业”。当年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社会动乱，加上企业“停产闹革命”，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学又停止招生，上千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学与就业，只好“撵到”乡下去“与农民抢饭吃”，名义上到农村就了业，实际上是知识青年“集体大失业”。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是初、高中毕业生，并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所以他们的失业不属于“高学历失业”范畴。从第二次失业浪潮开始，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高学历失业”。这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经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规模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实行统包统分的就业体制，虽然能尽可能保证就业，但“一个人的活儿三个人干”，缺乏效率与竞争，而市场经济实行由市场选择的就业体制，奉行“一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的优胜劣汰的就业机制，这种体制是保障竞争和提高效率的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革，把提高效率放在首位，这就一方面使企业大批冗员下岗失业，另一方面也使大批经营不善企业破产，职工集体下岗失业。在这次失业浪潮中，不仅有一般职工失业，也有大批企业技术员、工程师、设计师、经济师、会计师、企业及公司经营管理者被失业潮卷了进来，真正出现了“高学历失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第三次失业浪潮掀起，中国的“高学历失业”已经转换成“大学毕业生失业”为主体并伴以“白领阶层”失业。这是由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众化改革，使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1998年，我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为108.4万人，这已较上一年有了很大增长，但到1999年又扩大到159.7万人，2000年升到220万人，2001年又增加到250万人，2002年更达到275万人。经过4年的扩招，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增加了166万人，增长幅度高达153%[7]。进入21世纪，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几乎为100%，到2001年，重点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就降为82.75%，一般院校初次就业率为68%，高等专科学校初次就业率仅为41.23%，至200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不足70%[8]。据中央电视台2009年11月23日报道，2010年，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万多人，更比2003年的212万人增长3倍。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不仅没有回升，反而继续下降，有人估计在60%以下，甚至比这还要低。这就使得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越来越高，以大学毕业生失业为主体的“高学历失业”近10年累计在800万人以上。
学术界有人将“高学历失业”与“自愿失业”混同起来，这是不科学的。不可否认，“高学历失业”中不乏“自愿失业者”，但我们认为，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按照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关于失业者的经典理论定义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失业者的可操作定义，“最近4周”或“前4周内”努力寻找工作但却未找到工作的人界定为“失业者”，这个“失业者”显然是凯恩斯所讲的“非自愿失业者”。“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努力寻找工作。显然，“自愿失业”在主观上并不积极主动去寻找工作，是主观所致；而“非自愿失业”，是主观上努力寻找工作但由于客观上无工作岗位，无业可就，是由于客观条件所迫使的失业。“自愿失业”者往往是为了追求高收入、高福利待遇，或是追求理想工作岗位、地点，或是为了等待良好发展机遇等而主观自愿采取的“失业”行为，他们往往都有一定可靠的经济来源支撑，不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害，反而却可能成为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更可能是高层次人力资源实现最佳配置的有效机制。因此，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学历失业”可以将它排除在外，存而不论。
综观中国“高学历失业”，已经明显凸显出如下基本特征：(1)数量逐年增加，层次明显上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在“打破铁饭碗”及一些公有制事业单位“打碎铁交椅”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高学历者”的“饭碗”被打破，发生下岗失业。但那时还只是局部的，并没有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并且数量也不多，基本上是那些年龄偏大的老“高学历者”。进入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展开，减员增效，精减机构，大批裁减冗员，使得“高学历失业”者数量逐年增加，且从改革先行区向全国扩展开来，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具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人员失业现象，尽管是偶然发生的，但足以令世人震惊，因它发出了“高学历失业”的层次在提升的信号。(2)由零星分散状态发展到相对群发集中。“高学历失业”现象在中国并不是突发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初，“高学历失业”只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京、津、沪、粤、渝及几个经济特区零星分散地分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及城镇集体企业破产，工作在这些企业的“高学历”人员成堆成片地下岗失业，曾经轰动全国的长春拖拉机厂事件就是典型。该厂拥有大批农机设计、制造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还有高级企业管理人员，企业破产后这些“高学历”人员均已下岗，表面上有所谓“安置”或“买断”，实际上几乎全部失业。这种“高学历失业”集中群发现像在东北乃至全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伴随大量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倒闭而日益蔓延和迅速增多。不过，这时的“高学历失业”被一般性失业大潮淹没其中，尚未独立凸显出来，因此并未单独引起社会集中关注。(3)区域分布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一般来说，伴随第二次失业浪潮而发生的“高学历失业”大都集中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的省区，而个体私营经济所占比重较大的省区相对要少许多；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市明显高于乡镇；仅从城市来看，省会城市以发及达的大城市明显高于一般的中小城市。东北三省的国有经济在其省区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均在80%以上，由于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管理水平低，改革滞后，加之“国有情结”等观念束缚，在企业优化转型改革时，大批中小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遭淘汰与破产，大批“高学历”人员下岗失业。相对而言，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区，由于国有经济在本省区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享有率先改革的诸多优惠政策，再加之这些省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良好环境与氛围，少量破产国有企业的“高学历失业”人员，可以较容易从事个体私营企业，能成功地转业与再就业，因此“高学历失业”较少。东北三省的省会城市不仅老国有企业多，是“高学历”人员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资源性城市如黑龙江的大庆、伊春、佳木斯、七台河、鹤岗、双鸭山等，吉林省的辽源、通化、营城及辽宁省的抚顺、阜新、本溪、盘锦、鞍山等老煤城、老林区、老矿山、老钢都、老油田都聚集了大批老知识分子及科技人员，由于这些城市的资源已经大部分枯竭，城市与其中的企业急需转型与转业，因此产生了大批“高学历失业”人员。(4)由21世纪之前的老科技人员为主体发展为21世纪后的新大学毕业生为主体。这在中国第三次失业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仍在深化，“高学历失业”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转换为以大学毕业生失业为主体。原因在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等学校一直扩招，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对就业市场形成巨大压力。2002年高校毕业生为145万，2003年上升到212万，2004年达260多万，2005年上升到338万，2006年达413万，2007年上升到495万，从2002年到2007年累计1853万，按60%就业率计算，仍有近700多万人失业。更重要的原因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空前猛烈的冲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均遭重创，急剧下滑与萎缩，引发大量企业关门歇业，不仅使大批农民工离岗返乡，涌现农民工返乡潮，而且也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重恶化，2008年550多万、2009年610多万、2010年630多万大学毕业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从而使其成为当今中国“高学历失业”的主体。
中国的“高学历失业”，明显不同于一般失业。它具有一定的阶层性，是“知识阶层”的失业，它比一般失业人群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知识，但将它概括为“知识失业”并不科学，因为所谓“知识失业”不能表明失业主体是谁，再说知识同“高学历失业”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往一般人认为，“高学历者”都能就业，即使是失业了也容易再就业，现实证明非也。“高就”容易“低就”难。中国绝大部分“高学历者”一般不会情愿“低就”的，因为“高学历”是倾全家之财力，用“高投入”甚至是负债累累取得的，自然要索取“高收入”或“高回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一般定律。主张或迫使“高学历者”低标准就业，违背上述定律，也不符合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基本原则。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者责怪大学毕业生不肯“低就”，甚至热衷鼓励博士硕士杀猪、卖肉、做保姆、当清扫工等，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高学历者”理应从事与其才能或学历（学历是才能的证书，虽不能完全等于才能，但总体上基本反映才能）相适应的工作，社会应形成这种良好条件与氛围。鼓励“高学历者”“低就”（即“低标准就业”），如果常态化、普遍化，不仅是对宝贵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更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二、“高学历失业”的原因分析
对中国“高学历失业”发生的原因，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是“市场分割论”，认为它是由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9]；二是“教育过度论”认为它是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度”[10]造成的；三是“教育深化论”，认为它不是由“教育过度”造成的，而是“教育深化”的必然结果[11]。我们认为，中国“高学历失业”的发生绝非某项单一原因引起的，而是有多重原因的，既有其经济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混合交织与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必然结果
改革之初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乃至当今中国的农业产业化，不仅没有发生“高学历失业”现象，反而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政策及体制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网络及站、所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致使大批农业科技人员离开农业战线，“高学历”人员严重流失，严重制约及影响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发展。
“高学历失业”主要发生在第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进程中，尤以第二次产业为高发领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纺织行业“限产压锭”的改革中，众多棉纺厂与织布厂大批淘汰落后纺纱机与织布机，从国外引进先进机器设备与工艺流程，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又采用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的管理水平及管理绩效也得到明显提升。这种产业升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比传统产业节省更多的人力，从而引发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其中难免要包括一部分“高学历”人员。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由于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企业由于技术设备落后及管理不善，发生经营破产，或被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所兼并，这就要发生职工成堆成片失业，“高学历”人员自然会因企业破产或被兼并而遭失业之厄运。因此说，在市场竞争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尤其是企业兼并与重组，是“高学历失业”发生的重要产业机制。
（二）经济运行周期的伴生物
社会主义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有质的不同，但其运行也不可否认地具有周期性，即衰减下滑期、低谷期、恢复上升期、繁荣高涨期，也有称作扩张期——繁荣增长期——收缩期——低位运行期。社会主义经济会在上述四个阶段或时期中周而复始循环运行，每个时期长短变化不一，螺旋状上升，波浪式前进。“高学历失业”作为一种特殊的高层次失业更与经济运行周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在经济恢复上升期和繁荣高涨期，经济发展对“高学历”人才需求旺盛，“高学历失业”即便发生，数量也会大幅度减少，甚至可能消失，出现“高学历”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而在经济衰减下滑期与低谷运行期则由于社会总需求下降，一方面经济陷入深度低迷与衰退，市场严重疲软，大批企业关门歇业，没有关门歇业的企业也纷纷减产裁员；另一方面社会上需要就业的人口包括“高学历”人才增加，从而不仅导致一般劳动者失业，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等“高学历”人员也被抛到失业队伍之中。在当今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知识经济”及IT产业的“高泡沫”破灭后，使一大批“知识精英”、“IT”工程师及华尔街的“金融白领”破产失业，成为世界上“高学历失业”重灾区和典型案例。可见，“高学历失业”伴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而起伏跌宕，潮起潮落。
（三）高教体制与经济体制错位及失衡的产物
自上个世纪90年初中共中央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进程。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体制也由统包统分就业模式向大学生自主择业、人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新模式转变。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它否定市场机制，缺乏竞争激励与效率，是一种僵化的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鼓励竞争与效率，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活力与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意味同量资本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增长与人力资源的不断节省，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对用人需求的减少。而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由于从2000年以来连续近10年的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量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使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量及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求规模与结构发生严重错位与失衡，这就难免不产生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乃至发生“高学历失业”现象。可见，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高学历失业”现象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匹配，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的一个必然产物。
（四）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改革开放前，在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高学历失业”，虽然外国经济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国，但由于国门处于关闭状态，这种影响只能浅层次的，不会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冲击。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门大开，又推行与西方国家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2001年12月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与美国经贸交往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形成严重的深层次冲击与损害。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截止2008年10月，全球股市市值蒸发25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诈骗大案频频爆出，到2009年底已有150多家银行宣告破产，使得金融业大批“高学历”人员失业或倾家荡产。这场金融风暴不仅使中国的国外金融资产蒙受重大损失，也使中国上海股市从5000多点跌至2 000点左右，股市市值蒸发近2/3，一批专职从事股票投资的“高学历”人员损失惨重，回家歇业，实质等于下岗失业。到2009年11月，美国失业率高达9.8%，2010年初很快突破两位数大关，高达10.2%，为遏止美国国内日益攀升的失业率，奥巴马政府除了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外，还竭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如轮胎、服装、鞋类、钢材等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产品生产及就业，这直接打击了中国外贸出口，致使相关行业职工大批失业，自然也加重了这些行业的“高学历失业”。可见，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转嫁过程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高学历失业”加剧生长的过程。
三、解决“高学历失业”的几点对策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高学历失业”在远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今天，还是一种社会“精英失业”，这对人才资源（注意：不是人口资源）相当缺乏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不仅是个大憾事，更是难以容忍的。如果说一般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并且对劳动力市场有一定调节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高学历失业”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尤其是它对人民生活及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极为直接，极为重大。正因为如此，需要加倍重视，认真整治，全力解决。
（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适当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着重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首先，万万不要因“高学历失业”而影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总体落后性，根本不存在所谓“教育过度”的问题。从高校的毛入学率看，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称，1994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均已超过30%，其中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挪威7国均已超过50%，而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1998年为9.1%，2001年为15%，目前为20%左右。造成教育滞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始终未达到4%的设定目标，2005年这个比重为3.12%，2006年不升反降，仅为2.18%，之后几年基本上没有超过3%。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印度，印度近20年经济发展速度远不如我国，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一般年份都在3%以上，最高年份达7.5%[12]。不可否认，“高学历失业”与我国的高校扩招有一定关系。高校扩招是为了缓解当时就业压力，延缓大量高中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存在一定盲目性及急切过渡性，但时值人口高峰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因此，千万不能以为近些年出现“高学历失业”就缩减教育投入，这样做只能是加剧我国教育的落后状况，不仅于解决“高学历失业”问题无补，反而有害。
其次，要适度调控高等教育规模，将投入重点放在调整与改善结构上，要全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与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并不相匹配。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必须相应扩大。尤其是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教育大国强国，保持现有规模是不可能达到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也必然要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问题在于：近20多年我国高等学校不少是由众多高专合并成大学的。这种低水平的“合校”导致对高等教育规模失控，尤其是结构扭曲、结构失衡的规模扩大，是导致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适当调控高等教育规模，将国家投入的重点放到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上，放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效益上。这里讲的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耗费同样的国家投入产出更多更好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各层次人才。
（二）实行“利益”和“价值”双导向，以利益导向为基础，以价值导向为主导
影响劳动者就业的心理因素，实质上就是就业意识，它影响着人们对某种职业的取舍[13]。面对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高学历失业”，针对青年人的特点，应大力倡导他们到基层去、到中小城镇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地方去。各级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为他们到基层及中小城市发挥自身价值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为首要调节者，个人价值与利益必须贯彻其中。马克思讲：“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他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时指出：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要反映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15]当今，众多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宁肯失业也固守大城市，宁肯“蜗居”成“蚁族”也不肯离开京、津、沪、深、渝、宁、杭及广州等发达大城市，原因就在这些地方的利益太诱惑人了！奉献精神及价值观教育之所以难以奏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否定了他们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离开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会像马克思所指出那样：“出丑”！因此，解决当今我国大学生失业及其他“高学历失业”必须坚持以利益导向为基础，同时配合以价值观教育，二种导向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
（三）尽快建立与完善“高学历失业”救助的社会保障机制
首先，要尽快建立与完善大学毕业生失业救助的专门机构。为确保大学毕业生失业后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尽快建立与完善大学毕业生失业救助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可由各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所在地教育厅局、高等学校及有关部门组成，专门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状况进行跟踪调研，掌握动态，向政府提供解决方案，并具体施行对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救助。
其次，尽快建立大学毕业生失业救助专项基金。其主体部分要由国家专项财政拨款构成，其余部分可向社会团体及个人募集。这个基金隶属于上述大学毕业生专门救助机构，由其负责管理与运作，以具体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救助的资金问题。
（四）建立促进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长效机制
首先，大学毕业生要树立自主创业的意识。这要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要注意培养与训练。以往大学只是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殿堂，市场经济中的大学，必须将自主创业意识的培养与训练做为一门必修课程，尤其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调研来认真加以落实。
其次，强化对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能力的培养。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学专业或技能与市场经济要求严重错位或脱节，且实际动手能力很弱。因此，高等学校应密切联系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要求，及时调整专业方向与课程设置，强化大学生的专业或技能培养与训练。这是提高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能力的奠基工程和根本途径，否则大学生跨出校门面临就业时现培养就为时已晚矣。
最后，各级政府要制定各种有效政策促进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一是要提供必要的自主创业资金，不仅要有财政资金支持，也需要有必要的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这种扶持与支持不能仅停留领导口头与“红头文件”上，必须落实到每个大学毕业生身上；二是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会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联合搭建大学生自主创业平台，如建立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园区，或创设大学生毕业生自主创业一条街等，采用多种方式拓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渠道。三是对大学毕业生联合创办各种学校、经济实体、文化创意联合体等实行工商、税务、金融服务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初创期减免各种相关税费，让他们真正“创”出“业”绩来，告别“高学历失业”。
［收稿日期］20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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