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方经济思想对经济增长因素认识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因素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首先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是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国民财富，当时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成的货币才是财富，而其它工农业产品都不能算是财富；第二，如果工农业产品也是财富，那么使得这些财富产生和增加的原因有哪些。这第二个问题应该说是《国富论》的最主要的论题。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条件，即劳动生产率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生产劳动人数增加有赖于全社会的人口增加，这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而要在近期内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就必须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从18世纪中期情况看，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比较缓慢，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所以斯密提出了通过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斯密认为，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在一个人数密集的劳动现场，只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他以其家乡小镇扣针生产的考察为例，说明了在扣针生产中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提高数百倍。
分工为什么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说为什么有了分工，相同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呢？斯密进一步分析：第一，劳动者专业化分工就只需要掌握由他负责的那一道工序的技巧，其它工序由别人负责，这就更加有利于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分工可以把原先较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许多简单的动作，从而便于机械的使用和发明，使产量成倍增长。
分工的细致与否要受到市场范围的制约，斯密认为，市场范围越大分工就越细致，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经济也就越发展。而市场范围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和运输的花费。人口密度越高则市场越大，这正说明分工为什么都是首先在大都市进行，而在人迹稀少的乡村，一个农夫往往是既兼屠夫、烙面师，又兼酿酒人。在运输上，当时水路运输已经非常发达，水运要比陆运便宜得多，这就是分工往往产生于沿河沿海一带的原因。
二
资本积累是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的引起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有很多阐述。斯密认为，从事物的本性看，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之前。预蓄的资财越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
那么，资本积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如何使得本国的资本积累加快？这是李嘉图在其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主要论题。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的数量有限，不断加大在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其报酬是递减的。但在工业上情况却不一样，“除开农产品和劳动以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在财富和人口发展时都有下降的趋势，因为从一方面说来，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两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却可以抵销这种趋势而有余。”[②]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工业生产的报酬渐增，农业生产的报酬渐减，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工业生产增长的基础，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更多的资本可以使更多的劳动投入工业生产，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
李嘉图进一步从赋税的角度来论证增加资本的途径。他认为：国家税赋不应加在那些带来国民财富增长的生产因素上，例如资本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对资本课税，就必然降低资本的利润，而新的投资正是由利润转化而来，利润的降低就必然带来投资的减少，最后使得经济增长下降，所以对资本的课税是很不恰当的。那么是否应对工资课税呢？李嘉图认为，在市场竞争下，从长远看工资的数量只能刚刚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如果对工资课税，工人凭现有工资就无法生活，要继续和扩大生产，工厂主就会被迫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样对劳动工资的课税最终还是转嫁到了资本利润上。那么什么是最佳的课税对象呢？李嘉图认为是地主的地租。在当时的英国，地租主要是用来维持地主个人及其家庭的奢侈消费，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不到什么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地租课税、地主无法转嫁，它不可能象工资那样转嫁到资本和利润上面。另外，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生产发展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粮食价格就要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必然引起地租上升。一般说来生产发展了，工业品价格反而会下降，这样，地主以增加了的地租去购买降了价的工业品，他们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最多，以地租为最合适的课税对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从道德上看，李嘉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工人和投资者辛苦所得，而地租则是一种坐享其成，地主既不用投资，也不用自己辛苦，可见对地租课税是符合一般道德原则的。
由于粮价直接影响着工资的高低，而工资的高低又直接关系着利润的高低，利润的高低又决定着进一步投资的多少和经济增长的快慢，为此政府的政策应该有利于降低粮价，以保证经济的增长。在当时的英国土地有限，粮价很高，但政府仍对进口粮食课以高额关税，这就严重妨碍了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李嘉图大声疾呼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三
约翰·穆勒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穆勒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问题，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比弄清生产增长的规律，生产增长所依赖的条件，生产的增长是否实际存在限制，它受什么限制更重要的问题。”[③]穆勒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特征表现为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增加；第二个特征是人身及财产的安全和自由支配权的增加；第三个特征是合作能力的增加。穆勒认为合作对于提高生产力尤为重要。合作分为简单合作和复杂合作两种形式。简单合作是许多人在同一职业中互相帮助而形成的合作，复杂合作是许多人在不同的职业中互相帮助而形成的合作，穆勒把它称之为“分业”。他认为分业不仅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而且对生产的影响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从合作原理中，穆勒推演出了大规模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为了使劳动获得最大效率，必须有足够的劳动者进行合作，企业的规模必须能够容纳这些劳动者，资本的数量也必须足以维持这么多工人。因此大规模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劳动分工，当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还会使每个适宜从事专门工作的人的工作达到饱和状态，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大型机械的采用，只有大企业才具有配备这种机器所需要的大笔资本，并使这些机器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规模的扩大还有利于节省管理企业的劳动，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穆勒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规模经济在工业和农业中的作用。他特别分析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在扩大企业规模中的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用大生产代替小生产方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商业信用和企业家精神，“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广大的市场，商业信用和创业精神……那么各个产业部门并会愈来愈强烈地显露出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趋势。”[④]
四
约翰·穆勒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从古典经济学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用边际分析工具来考察市场价格决定、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收入分配问题，他们大多数不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熊彼特是一个很特殊的经济学家，他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庞巴维克和瓦尔拉，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熊彼特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熊彼特把经济增长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和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没有创新，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最终会停顿。他把创新概括了五类：1、将以往消费者所不知道的新商品引进市场，即产品的创新；2、采用以往其他产业不曾尝试的新技术，即技术创新；3、开拓以往不曾涉足的新市场，即新市场的开拓；4、控制新原料或半成品的供给来源；5、形成垄断以实施新的产业组织。[⑤]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行为，没有创新精神的企业经营者不能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二是超越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企业家的“成功欲”。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欢乐。……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企业家“为他的成功，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它能抓住眼前的机会。”[⑥]
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新可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重要的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因而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而利润和垄断的出现，打破了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使静态的经济变成为动态的经济，使简单再生产的静态均衡变成为动态均衡，从而使经济生活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可见，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战后经济重建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再度重视。战后一批西方经济学者开始对殖民地和当时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把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生硬地移植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中去，因而效果不太令人满意。
进入70年代以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兴起，他们从崭新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一般而言，在以往各派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总是被排除在外，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但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分工、资本积累等，这些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那里去寻找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经济系统以外的制度原因去寻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给经济上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诺斯还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技术条件基本不变时，只要经济制度发生变化，生产率也能提高，经济也能增长。他以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的生产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例，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制度、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得海洋运输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
由此看出，制度安排也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六
我们回顾历史上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认识过程，并不完全只是为了了解经济思想发展的一般进程，我们还要以此指导今天的经济实践。从以上的回顾我们看到，人类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斯密重视分工，李嘉图重视资本积累，约翰·穆勒重视合作和规模经济到熊彼特重视创新，新制度学派重视制度安排，这些思想都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不过这些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只凭几个经济学家的聪明头脑就能够想象出来的，以上每一种观点都是西方以至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例如在斯密的时代，英国工业还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实际表现出的和人们看到的都是分工对生产的促进，只有当经济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人们才能逐渐看到规模经济、创新以及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时期，经济结构中包含了从最原始的工场到最先进的企业、粗放型生产和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同时并存。我们有最原始的作坊和手工工场组成的个体或乡镇企业，也有50～60年代投资的一般技术水平企业，还有从国外引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最新技术企业，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中方法的多样性。从理论上讲，以上我们提到的几种经济增长的手段，在我国现阶段都是有用的，例如分工理论，看起来很低级，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却有着非常强的指导意义。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廉价，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发展高投入、高产出、高负加值的企业，那么要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就相当困难。如果我们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现代化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中去，那就很可能带来严重失业，贫富悬殊，势必造成社会的不安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反之，如果我们从加强简单的生产分工出发，把现有的手工工场、作坊和一般技术水平的中小企业充实以大量手工操作的机械，在工场、作坊和中小企业内部进行细致的分工和科学管理，这样不但能吸纳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节省投资，还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当然，在重视分工，大力发展自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同时，也应该有少量技术水平高、投资多、规模大的国有骨干型企业，以提高综合国力。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强调的“企业家精神”也值得我们注意。一个企业，只有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带领下，企业才能具有活力。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主要是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委派，政府部门一般更倾向于稳妥可靠、小心谨慎、照章办事、上传下达的领导，而对那些热衷挑战，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人则往往持怀疑和不放心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自动地、很好地把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安排到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
在制度安排上，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大的方面有放开价格，形成市场价格制度，小的方面如专利制度、知识产权和商标保护制度等，这些都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以新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的增长，不需要太大的投资，也不会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这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点。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大多值得我们参考，但是在应用这些理论时要全面权衡，不同的情况要不同对待，切不可迷信或偏爱某一种理论，一味追求高投入、高产出，一味追求现代化、高技术。笔者以为：高就业，适当投入，较高的产出；自动化和手工操作并存；大规模、现代化与工场作坊并存；提高科技含量与加强分工合作同时开展，才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实际的方针。
注释：
①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5页。
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7～78页。
③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926年版，第155页。
④同上。
⑤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7页。
⑥同上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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