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新趋势的检阅——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记论文,中华民国论文,民国论文,新趋势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动态
为纪念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100周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12月18-20日在南京圆满举行。会议的议题包括：1.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2.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3.对外开放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4.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5.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研究。来自大陆、台港澳地区及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
中华民国史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却是近年来进步较快、成果最多的学科之一。在海外，民国史研究成了“中国学”的新热点。涉足该学科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国内学者希望通过对距今最近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总结，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外国学者则希望透过研究，能对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有更透彻的了解。会议共收到百余篇学术论文，许多论文提出了新的论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尝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争议和思考。
一、民国政治史研究引入了新方法
迄今为止，对民国史上重要政治事件、制度、政策、党派的研究与评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有些学者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或选择全新的视角，这些尝试必将推动民国政治史研究走向深入。
有的学者在运用比较政治学的原理，考察了民国政治制度的渊源，比较北洋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期政治体制运作上的异同后指出：除承袭传统外，民国政治制度还深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的总统制、国会制、地方自治制、君主立宪制、委员会制都被引进过，但民主政治并没有生根成长。位居中央的势力集团运用政治制度来调节矛盾，维持统治地位，但制度的运作又因军事的操纵而发生质变，谈不上权力制衡。比较而言，国民政府时期较北洋时期的政治体制有所发展，渐入轨道，核心权力的人事递嬗亦较稳定。还有学者以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权力分配为切入点，以广西和湖南为例，研究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国家整合的关系。认为由于民国初期缺乏建立稳定民主政治体制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因而不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均有变质而为个人或集团利用的危险。
又有学者根据现有大量研究成果，归纳出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五个特点：超前的政治理想、军事与政治的结合、政治斗争中的党派联合、分享胜利成果导致联合破裂、分裂导致军事独裁。这种超乎具体问题研究的归纳，是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民国政治发展的尝试，反映出研究者口味的变化。
二、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在扩展
随着“文化”一词外延的扩大，文化研究越来越与政治、社会、经济的研究相互渗透，民国文化史的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在发展。
有的学者将目前流行的两个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和城市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考察成都这个相对落后的城市1911-1935年间的文化变迁。认为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成都尚未经过工业化的洗礼，但其政治文化仍然有很大变化：辛亥革命使四川的哥老会变得辉煌，与之相关的秘密组织在成都平原不断增加；军阀混战不已，使四川的生活军事化，促成了以军阀与大众之间调停人身份出现的“五老七贤”（清朝遗老）的复活。这两者都强调传统，其势力的扩张必然使成都对现代化的崇拜比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城市弱得多。有的学者则根据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划分原则，提出“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念，试图以它来解释民国政治。
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新兴而又有影响的群体，这次会上有几位学者的论文很有新意。一位学者在研究了1912-1927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军阀的关系后提出：这一文一武两大社会势力分别是清末改革措施——编练新军和废除科举的产物，新式军人与知识分子社会和家庭背景并无显著不同，应该属于同一社会阶级，他们的区别是以后的职业使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时都受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宣传的强烈影响，都怀有富国强兵的志向；由于特殊的环境，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权掌握在军人手中的“军阀时代”，多数知识分子自愿不自愿地为军阀做事；不少知识分子自己认为，他们利用其外交、司法的特长供职于军阀政府，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贡献才智，并非只有利于军阀。另一位学者详细考察了1903-1935年间无锡教育会的地位与演变，分析了它的领导成员的政治背景、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构成。指出教育会“对制订新学制等教育改革有很多贡献，不但影响当地的教育界，对当地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地方党部控制教育会后，其独立性地位逐渐丧失。
还有一位学者则避开一般西方学者以城市为中心研究中国教育的套路，选择县级和县以下的地方层面为对象，研究20世纪初期学校、社会精英和政治运动在地方层次的交互影响。认为废除科举后在地方层次出现的各类“新的”、“西式”学校实际上是新旧的混合物。它们既是年轻精英们将“新文化”介绍到农村社会的中心，也是儒家书生和农村保守实权人物研究的据点，因而学校也就成了各种知识社会和政治观念与力量的冲突之地。
三、人物研究依然繁荣
会议共收到与人物有关的论文37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研究孙中山的为数不少，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的学者从政体模式的角度，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论中所构想的政体模式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一政体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藩篱，也与苏联的苏维埃政体和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政体有明显的区别。还有学者考证了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与海外洪门的关系，指出孙于1904年加入洪门致公堂，1911年又在旧金山要求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洪门致公堂，此举不仅将洪门势力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且“助成了募集大笔革命军饷的大业”。
蒋介石研究这几年有了突破性进展。会上宣读有关的论文共10多篇。有的学者通过对蒋介石与孙中山15年来交往的考察，指出他们之间“是革命党人之间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存在以往论著中所称的那种“骗”与“被骗”的不良关系。孙以崇高的地位与声望，容纳驾驭蒋介石，使其发挥所长，为之所用。有的学者具体研究了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前期（1926-1927年）中所制定和执行的有关战略、策略，既大体上肯定了他在选择北伐时机、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转战江西、进军长江中下游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其两次强攻围城的失败教训。在对蒋介石执政后的内外政策研究方面，有的学者侧重蒋介石早年民族主义的研究，认为这种思想有强烈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向和富国强兵的要求，因而当日本侵略危及其统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之时，蒋介石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再度起作用，走上了抗日之路。有的侧重于对抗战前蒋介石推行训政实绩的评价，指出蒋通过训政使战场上的胜利在“法统”上得到巩固，得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完善独裁机器以镇压革命者和反对派的反抗，使南京政府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并在某些方面有了向上发展的趋势。
胡适是论者较多的历史人物之一。有的学者介绍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光甫档案中新发现的胡适资料，证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曾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并有一定实绩。有的学者论述了胡适和蒋廷黻这一对“性格迥异，政治观点亦有不同”，而又相知相敬的挚友40多年的交往。
四、民国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这次会上有关经济史的论文，多选择了新的论述角度。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研究是个老题目，有的学者参照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指出《实业计划》中所阐述的“混合经济制度”与“借用外资”两大思想，已分别在当今海峡两岸经济建设中得到体现。还有学者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体制变化，研究在30年代造成中国巨大经济损失的金涨银落问题，认为金涨银落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银货丧失了珍宝金属的地位，而不能全归于帝国主义的阴谋。当时中国由于不了解国际经济动态，不仅蒋介石，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没弄清金涨银落的真实原因，所以不能防止它对中国经济的恶劣影响。
本次会议经济史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微观的实证性研究在加强。如有的学者选择抗战时期江西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战时江西经济是其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最佳时期，工农业产品稳定增长，不仅基本上满足省境的军需民用，还能支援西南各省；并创立了炼铁等重工业，确立了工业建设的基础。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民国后期钢铁业建设的过程与特征，分析了这些特征对新中国钢铁业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学术交流的加强，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新史料的整理出版，新领域的开掘，民国史研究者们的选题和视角不断拓宽，在综合性加强的基础上，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选题多样化现象，或许正是作为民国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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