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滞后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实证证据_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的事实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尽管大量文献(胡鞍钢，2003；王小鲁等，200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王国刚，2010)已经指出，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所在。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瓶颈(Henderson，2009；简新华和黄锟，2010；周其仁，2012)。①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即使在中国的各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也具有巨大的差异。截至2011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分别为69.15%、48.45%和42.81%。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区差异，那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滞后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不禁让人发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缘何滞后？为什么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如果要想对如上的问题给出一个有力的回答，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性。和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内嵌于中国的转型经济体系。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双重性：第一，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特性的国家。第二，由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城市内部，又有“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二元经济特征。这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双重二元结构”特征。而且，观察现实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这种“双重二元结构”是互相影响的，市场化的进程往往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因而，从计划到市场的所有制结构转变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这种“城市—农村”和“国有—非国有”的双重二元结构构成了理解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视角。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推—拉”模型，认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来自于“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但是对于中国过去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经济而言，推力的条件一直存在，而城镇的拉力才是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那么，城市化的拉力来自于何处？观察现实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基本集中在城镇，城市的拉力主要来自于城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如果城镇企业对于雇佣工人的需求量越大，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就越大，就会有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并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的进程就越快。反之，则城市化进程越滞后。而什么又影响了城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呢？我们认为，城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就业体制构成了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因素。

      沿着如上思路，本文发展的一个洞见是，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转型影响了城市化进程，从而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本文的逻辑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这一现象，而且能够为理解中国各个地区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提供良好的思路。从本文的视角看，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原因，因而，从改革的次序来讲，我们认为，所有制改革应该优先于城市化进程的改革。并且，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不仅会起到传统文献强调的效率提升作用，还能够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此外，本文还为放松户籍管制提供了另外一条更为可行的思路。我们指出，既然户籍制度不可能一下子放开，那么，通过扩大就业的方式逐步瓦解现有的户籍制度壁垒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相关文献述评并阐明本文的思路；第三部分通过一个简易的模型推出所有制结构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得出假说；第四部分交代本文实证检验所用的数据、模型和计量结果并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文献述评

      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和实践经验已经证实，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②但是，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瓶颈。已有的文献(Chang & Brada，2006；周天勇，2009；周其仁，2012)发现，城市化滞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例如，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市场容量的扩大，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妨碍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这些最终会制约结构转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白南生，2003；Chang & Brada，2006；周其仁，2012)。

      鉴于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许多文献探索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在既有的理论中，人们往往将城市化滞后归咎于中国过去所执行的经济体制。出于赶超战略的需要，中国执行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资本偏向型的发展道路(林毅夫等，1998)。在改革之前，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因而也导致了改革前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被逐渐降低，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市化依然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也导致了学者们经常提到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落差(温铁军，2000)。因而，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资本偏向型发展战略构成了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沈可和章元，2013)。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路非常重要，也符合历史事实，但一个进一步需要追究的问题是，随着这一战略的逐步放弃，为什么城市化进程依然滞后，更进一步，为什么中国各个地区的滞后程度相差如此之大？一个鲜明的事实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要明显快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意图进一步深入挖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就业效应来解释如上的问题。我们认为，各个地区所有制改革进程的不同导致了城市化滞后程度的不同。

      在文献中经常被提及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大量的文献(蔡昉等，2003；Au & Henderson，2006；Hertel & Zhai，2006；Li，2008)均已指出，限制居民自由流动的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城市集聚经济效应难以发挥，最终制约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些研究(邓曲恒和古斯塔夫森，2007)也发现，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促成了大量的永久移民，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毫无疑问，户籍制度构成了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但是，正如Wu & Yao(2003)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学者对中国为什么执行这样严格的户籍政策给予解释。在承认户籍制度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追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户籍制度也是内生的。一方面，中国过去所执行的资本偏向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导致了就业空间的限制，政府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不得不采取限制居民在城乡间、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来保证这一战略的执行(蔡昉等，2003；陆益龙，2003；白南生，2003；林毅夫，2008，第87页)。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在现实中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邓曲恒和古斯塔夫森(2007)指出，永久移民可以通过接受较好的教育、提干、参军、家庭团聚、土地被政府征用、或者在某些城市购买住房等方式实现。在中国的特殊情境下，户口甚至在一些地方可以直接购得(Wong & Wai-Po，1998；陆益龙，2003；陈金永，2004)。就此而言，正如肖文韬(2004)所指出的那样，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因素，但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③，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素质门槛才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根本原因。

      沿着如上的思路，我们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滞后或许是更为贴近现实的视角。这和经典的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一脉相承，经典的推拉模型将人口的迁移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推力因素，另一种是拉力因素。推力因素是那些对现有居住区域不合意的因素，而拉力因素是那些吸引劳动力的良好因素。一定意义上讲，“推”和“拉”是人口迁移过程中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而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Kanbur & Zhang，1999；Wan，2007；李实和罗楚亮，2007；陈钊，2011)，因此，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推力”条件一直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城市的拉力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究竟能够“拉”多少农村人进城呢？这又内生于城市的就业结构。经典的托达罗模型(Harris & Todaro，1970)强调了期望收益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这其中，在城市中能找到工作的概率(依赖于城市就业机会的多少)就显得异常重要。如果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就业概率大，那么移民城市的预期收益就越高，从而人们就更愿意迁移到城市来，实现城市化。托达罗模型无疑开启了理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一扇窗口，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理解问题可以发现重要的洞见。但就中国的具体问题而言，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我们的视角最为接近的是Wu & Yao(2003)，他们从城市拉力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人口迁移现象。但遗憾的是，他们仅仅注意到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没有进一步注意到，中国事实上是一种“双重的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而且，从本文的视角看，这种所有制的二元结构及其就业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和以上的文献不同，本文意图着重挖掘中国城市化滞后的所有制基础，为理解中国的城市化滞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理论模型

      考虑这样一个经济，经济中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在城市内部，又有两个部门——国有部门(S)和民营部门(P)。为简化起见，我们将经济中企业的产量标准化为1，并假定地区国有部门S的产出比重为η，民营部门P的产出比重为1-η。假定地区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函数分别为：

      

      

      在中国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作为赶超战略的实施者往往被发展为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比较优势的原理，企业的经营绩效必然表现不良，面临亏损和破产(林毅夫等，1998)。这时，国家不得不利用计划手段或出台种种政策，人为地扭曲商品和要素价格，强制性地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例如，通过政策性贷款的分配、低利率政策等对国有企业实施金融补贴(张杰，1998；周业安，1999；Brandt & Li，2003；Cull & Xu，2003；Gordon & Li，2003；Ge & Qiu，2007；刘瑞明，2011)。在能够得到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条件下，由于资本这一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所以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福利体制依然没有得到良好改进，致使企业承担了大量的雇佣成本。由于享受着各种福利，国有企业职工的真实工资远远高于那些非国有企业职工，过高的劳动力价格也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就业水平。大量文献(Zhao，2002；Dong，2005；Appleton et al.，2005；Cai et al.，2008；陈弋等，2005；张车伟和薛欣欣，2008；夏庆杰等，2009；陆正飞等，2012)已经证实，即使在控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差异后，国有企业依然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和福利。⑤根据这些实证文献的认识，

，因而有

。此外，国有企业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比民营企业要高，所以

，因此，必然有：

      

      也就是说，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被扭曲的条件下，理性的国有企业会选择高的资本劳动要素比例，从而有

，也即国有企业单位产值所能产生的就业效应要低于民营企业。而且，在国有企业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的情况下，这会进一步使得国有企业单位预算的就业效应下降。这构成了国有企业为什么解决就业的能力差的重要原因。并且不难发现，

      

      上式意味着，劳动与资本的要素价格比上升导致企业更多地倾向于资本密集型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越严重(对国有企业实施更低的资本价格和更高的劳动工资)，就越会抑制国有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

      在国有企业本身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形下，国有企业的效率必然较低。按照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国有企业将遭到淘汰。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林毅夫等，1998)，因此，一旦其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国有企业的经理会预期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这时候就会产生软预算约束(Kornai，1986)。一方面，政府不断地通过限制进入的方式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弥补其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又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保证其生存下去。在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后，再加上其本身产权不清、代理链条过长等弊病(张维迎，1999)，其经营绩效差不可避免。由于政府无法分辨效率低下的来源，只能将全部责任包揽(林毅夫等，1998)。在软预算约束下，国有企业会通过挤出公共服务等多种途径对民营企业产生拖累效应(刘瑞明和石磊，2010)，从而带来整体就业的下降。也即，国有比重过高不仅可能会限制国有企业部门的就业，还有可能通过拖累效应限制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有产值比重η的上升，

和

都有可能被降低。

      进一步，我们借鉴经典文献(Harris & Todaro，1970；Wu & Yao，2003)的设置，令M为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是城市本地劳动力数量。城市的总劳动力数量为U=M+F。城市总就业为

，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则收益为零。

      令

是农民留在农村的保留工资，T是由城市化迁徙所带来的相关成本，例如，在城市生活产生的较高的衣食住行费用。一个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L/U，相应地，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概率为1-L/U。农民工从移民城市中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为：

      

      其中，W为农民工进城后的工资水平。

      农村—城市期望收入相等的均衡条件为：

      

      由此，可推知：

      命题1：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地区的国有产值比重越高，其城镇人口数越少。

      命题1意味着，本地国有比重越高，本地城镇人口越少，从而城市化进程越迟滞。这一推理解释了中国转型时期城市化的两个特征：第一，在时间维度上，虽然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从改革开放初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背后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极大的调整，大量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非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经历了长足的改革和进步，这使得企业的就业解决能力大大增强，城镇企业能够解决的就业越来越多，城市化进程得以不断推进。第二，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9.15%，但是西部地区的平均城市化率却只有42.81%。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比重过高，从而经济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发展并表现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这使得整个经济的就业解决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迫滞留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受到了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数，进而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四、实证检验

      1.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的详细变量设置如表1。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我们重点关注国有产值比重η和城镇人口数U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搜集城镇人口数后，对其取对数获得被解释变量Lnurbpop。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城镇区划变动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多次变更⑥，因此，在统计年鉴中，有部分年份的城镇人口大幅度变动，本文对这部分异常值进行了剔除，具体地，我们将城镇人口增长率超过10%的样本从总样本中予以剔除。⑦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国有产值比重(Soe)，这一指标的计算公式是“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根据前述理论，我们预期该指标的作用显著为负。

      

      在控制变量中，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到城镇人口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近年来服务业对于城市化的贡献也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能会吸引大量的人口进入到城市，转化为城镇人口。因此，我们计算了“地区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用以代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Harris & Todaro，1970)，向城市迁移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进城后的预期收益，因而，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构成了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但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人口有两个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如果农民进城并找到工作，那么其收入相比于原来的农村收入将大大增加，这有利于城市化；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可能意味着城市化的壁垒是非常高的，而这显然不利于城市化。因此，我们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urgap)来度量其对城镇人口的影响，其具体计算方法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在文献当中，高素质的受教育人口也构成了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也控制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在校人口数占地区人口的比重。客观存在的交通成本也可能构成城市化的重要障碍。因此，我们控制了交通便利程度(Trade)这一因素，其中，交通便利程度的计算公式为“(地区铁路里程数+地区公路里程数)/地区面积”。

      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行为会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我们按照文献通常的做法，用“地方政府支出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政府支出比重，用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与之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有通过重工业发展当地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在背离中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政府要通过要素价格扭曲等种种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林毅夫等，1998；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从而影响到城镇人口。因此，我们控制了重工业比重(Heavy)，对其具体的计算方法为“重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周期也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的就业状况，进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因而，根据现有文献，我们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regdp)来捕捉经济发展对于城镇人口的影响。⑧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于城镇人口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地区人均GDP水平，用“本地区人均GDP取对数”来度量。另外，一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人口数必然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还控制了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一指标。

      此外，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对外开放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城镇人口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按照文献通常的做法，我们也计算了“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分别度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Open)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r)。其中，地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我们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换算。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1985年至2011年中国大陆除重庆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原始数据都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计量模型和方法

      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作为基本模型：

      

      其中，lnUrbpop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镇人口数对数值，Soe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国有产值比重，下标i和t(t=1985，…，2011)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ε是残差项。由于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为了避免时间共同趋势引致的伪回归问题，我们在所有的回归中均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式中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代表地区固定效应。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还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由于各个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存在变动，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取性，导致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影响因素都放在控制变量中。而这些都会导致计量的偏误。有鉴于此，我们进一步采取了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计量结果与解释

      为了直观地体现国有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图1中描绘了1985年至2011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趋势图⑨，在图2中描绘了国有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数对数值的散点图和拟合线。根据图1和图2，可以看到，国有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初步印证了我们前述的逻辑，由于单位国有产值比重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较少，并且国有经济具有普遍的拖累效应和挤出效应，导致国有产值比重越大的地区的城镇就业吸纳能力越低，城镇化水平越发滞后。

      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可靠依然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检验。为此，我们利用stata13.0，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表2中。在回归过程中，我们采取从简单到复杂的回归策略。模型(1)首先加入了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重工业产值比重和政府支出比重这几个变量，模型(2)进一步加入了交通便利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地区人均GDP对数值这几个变量，模型(3)进一步考虑了教育和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最后，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程度这两个指标来分析开放经济的影响。

      观察计量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国有产值比重(Soe)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很好地验证了前文的假说。当一个地区的国有产值比重越高时，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越少。这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受到了所有制结构的限制。从现实来看，这很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和其他国家经验相比依然滞后，但是这种滞后逐渐得到了改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也在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初，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值都是国有企业贡献的，而截止到2011年，国有产值比重已经逐步下降到26.2%。正是这种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使得城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从地区比较来看，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吸引了本地的农村人进城，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从这一事实来看，本文的计量结果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实是高度吻合的。

      

      图1 全国国有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趋势

      

      图2 国有产值比重与城镇人口数对数值的散点图

      在控制变量中，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城镇人口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很好地带动城市化进程。政府支出比重均显著为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逻辑，在中国的现实情景下，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来干预，政府干预能力越强的地区，就业效应也越低，城市化的进程越慢。重工业比重Heavy的作用难以确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一旦同时控制二者和其他因素，则重工业比重的作用不再明显。交通便利程度trade显著为正，这说明，交通便利可能更有利于促进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城乡收入差距均不显著，这和Harris & Todaro(1970)早期的猜想相异，理论上讲，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人们就越愿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得要素充分流动并促使劳动力报酬逐渐实现均等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其他权利安排，农民面对着一堵“玻璃幕墙”(陆铭，2011)，这堵墙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步伐受阻。因此，过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恰恰反映出，中国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存在着巨大障碍，这意味着农村人进城后的就业概率降低，从而期望收入降低，城市化动力减弱。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和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有关。一方面，根据经济收敛理论，那些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往往是落后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城镇人口普遍较少；另一方面，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导致就业拉动能力大为降低(蔡昉等，2004)。地区的人均GDP变化较大，当加入更多变量后其不再显著，难以确定其作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比的作用显著为正，说明这部分人口构成了城镇人口的重要来源，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此外，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在对外开放的两个指标中，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为负，一方面，在中国式竞争体制下，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被投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就业效应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这对于那些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外贸依存度open的系数为正，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open中既包含了出口也包含了进口，已有的实证文献(罗知，2012)发现，出口对就业的影响为正，而进口的就业影响为负，二者相互抵消导致其不显著。

      

      上述结果可能会受到模型内生性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还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内生性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由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取性，可能存在部分遗漏变量，引发内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寻找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克服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国有产值比重的滞后一阶项(1.soe)和国有产值比重的增长率(Soer)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任何一个经济的发展都具有连续性，在理论上，国有产值比重的滞后项和国有产值比重的增长率都与当年国有产值比重高度相关，但是却不和误差项相关。二者均不能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而是通过影响当期国有产值比重起作用。这两个指标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因此，我们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列在表3中。在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在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回归中，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在表3中的倒数第1-4行汇报了工具变量的一系列检验结果。首先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中两个工具变量国有产值比重增长率(soer)和国有产值比重滞后一阶(1.soe)的估计值和t值，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使用的两个工具和当期国有产值比重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和现有的理论分析也是一致的。弱工具变量检验所得出的Cragg-Donald Wald F值都非常高，这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过度识别检验结果的p值非常大，表明我们无法拒绝两个工具变量是外生的这一原假设。这些检验指标均表明，我们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适当的。

      观察表3中的计量结果，可以发现，在采取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回归后，国有产值比重与地区城镇人口对数值依然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逻辑。在采取工具变量回归后，其他控制变量也和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类似，在此不再详述。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采取了如下检验。首先，除了上述的回归结果外，我们控制了不同的变量组合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模型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其次，我们按照文献中的做法，在剔除了直辖市后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结果也符合理论预期。再次，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还做了两步GMM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同2sls结果类似。最后，我们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分别进行回归，就我们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国有产值比重而言，其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限于篇幅，这些结果未予报告。总体来看，各个计量结果均支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各个地区之间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转型时期我们应当如何使地区间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平衡，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平衡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人们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文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为解决如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从本文的角度看，在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了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偏向型的发展战略和对整体经济的拖累效应，导致了国有比重较高的地区对劳动的需求相对较少，降低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利用中国198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在政策操作层面上，我们需要清楚地认知改革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就当前的改革而言，鉴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构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改革的次序上来讲，我们认为，所有制改革应该优先于城市化进程的改革。

      就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本文的发现还为改革过程中的其他难题提供了一些启示：第一，既然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部分受限于所有制改革的进程，而城市化又构成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王小鲁等，2009；王国刚，2010)，那么，通过推进所有制改革，国有比重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可以相对快速地促进城市化进程，这将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平衡。第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岳希明等，2010；夏庆杰等，2012)已经指出，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极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职工福利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使得关系等非市场因素在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时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陈钊等，2009)，另一方面则导致国有企业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民营企业和整体经济发展受限。二者均导致社会就业解决能力的下降和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因此，实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还可以通过促进公平和增长来推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化的进程。第三，事实上，本文的研究还为放松户籍管制提供了一个启示，也即通过扩大就业的方式逐步瓦解现有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各界人士都已经认识到，户籍制度将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现实操作层面的困难，户籍制度迄今依然没有得到良好的改革。无疑，户籍制度是横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堵墙，对其的维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就业压力(蔡昉等，2003；陆益龙，2003；白南生，2003；林毅夫，2008)。依照本文的发现，既然户籍制度是一堵如此坚硬的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将之推倒，那么，为什么不是通过就业的解决，“一块砖、一块砖”地去瓦解它呢？

      本文曾经在“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2013年度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等地汇报，感谢魏建、李宏彬、邵帅、张莉、左翔、王贤彬、汤向俊、赵勇等人以及其他与会学者的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①根据Henderson(2009)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5%左右，这一数字明显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5%-6%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当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6%的时候，和中国有着同等实际人均收入的代表性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5%，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则达到70%—85%。

      ②万光华、朱翠萍(2010)曾综述指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自于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在空间上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所引致的生产成本的下降。具体表现为投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和就业结构转换等。”

      ③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孙文凯等(2011)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

      ④这一假定基于大量事实和文献支撑，具体可参见Megginson & Netter(2001)、Djankov & Murrel(2002)、张军等(2003)、刘瑞明(2013)等对相关文献进行的综述。

      ⑤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中，企业对其所有职工的生活是一包到底的。例如住房、医疗、食堂、子女上学以及职工的生、老、病、死等，都要由企业全部承担。虽然改革逐渐剥离了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但是国有企业的雇佣成本依然要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Zhao(2002)比较了四类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工资差异(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后发现，考虑非工资收入后，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比城镇集体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劳动者高得多。Dong(2005)的实证研究指出，即使控制住人力资本因素以后，仍然有一大块收入差异不能被接受，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可能和企业性质更有关系，垄断性国企的收入更高。陈弋等(2005)也发现，国有企业和地方公有制企业的平均工资要高于城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而这种差距来自于所有制差别。张车伟和薛欣欣(2008)指出，国有部门比非国有部门的工资要高，而且其中18%是由非市场因素引起的。陆正飞等(2012)利用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导致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urbpop存在测量误差。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如果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与解释变量相关，那么，OLS估计会是有偏和非一致的，但是，如果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则并不影响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无偏性。由于本文中城镇人口的测量误差更多地是由统计口径变动引起的，而统计口径的变动和本文各解释变量之间几乎无关，因此，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在本文中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⑦根据Henderson(2009)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5%左右。

      ⑧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一变量设置的建设性意见。

      ⑨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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