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严峻挑战的世界劳工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严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03)06—0076—03
2002年9月，美国西海岸码头爆发大规模封港事件，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个州的29个主要港口陷于瘫痪。事件的起因是美国西码头劳资双方在洽谈新一轮合同时发生纠纷，资方提出要在港口码头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为此，要裁减一批员工。而工会要求在劳资协议中做出约定：港口重新需要雇佣员工时，应该优先雇佣工会的成员。对此，资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资方完全有权聘用外来人员进行必要的补充。劳资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大规模罢工发生。最后，美国政府出面干预，劳资谈判达成协议，罢工才告结束。
美国西海岸码头封港事件虽然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但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连锁影响波及亚洲、欧洲、北美地区诸多国家，最为严重的是，港口罢工导致密切相联的全球经济链中断，打断了环环相扣的生产、销售、供货循环。这一事件引起人们再一次对劳工问题和工会运动的关注。人们看到的现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劳资关系、劳资矛盾，再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事情。
一
工会运动从产生开始，就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经过100多年的进程，世界各国的工会运动不断发展，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的50多年时间里，工会运动取得了特别显著的成就。各国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获得、劳动生活条件的改善等等，无不包含着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工会的努力与奋斗。当然，工会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国际风云的变化，不断影响和冲击工会运动的发展。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更是给工会运动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由于信息革命的发展，交通和信息传递成本大幅度下降，资本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而资本流动的目标首先是占据更广阔的新市场、获得更大的赢利。为此，廉价的劳动力、自由、无障碍的贸易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成为首要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及其实际运行，对传统的劳资关系格局以及工会运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国工会运动迅速发展，工会组织率在上升，工会借助劳资谈判的方式，为劳工群众争得了大量实际成果。但是，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受阻，在整个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的背景下，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的雇主与保守党政府联手，把经济困难的原因归罪于工会，指责是工会不断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导致劳动力成本攀升，影响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是，对工会的排挤打击接踵而至：修改劳动立法，大刀阔斧地削减工会的权利；以强硬的手段挫败工会的罢工运动；削减社会福利，以降低本国产品的劳动成本等等。与此同时，资本四处寻找劳动力成本低、政府管制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国内劳工政策恶化与资本外迁潮流的压力，使工会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德国工会素以集体谈判成功著称，但1996年德国的纺织服装业工会在与资方谈判增加工资问题时，被资方拒绝。资方表示，德国纺织服装行业工人工资已经过高，如果再要求增资，就要把企业外迁。因为捷克工人的工资只是德国工人工资的1/10，而乌克兰工人的工资可以是捷克工人工资的1/10。在雇主的要挟下，为使企业留在德国，保住工人的饭碗，工会只得放弃增资要求。劳资谈判中类似的“让步合同”，在许多国家频频出现。
可见，全球化的市场给资本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使其主动性及其活力得以充分施展。资本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可以四面出击：对本国政府，它攻击政府管制过严，高工资和高福利使得本国劳动成本过高；迫使政府放松管制、降低关税、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资增长。对本国工会，它指责工会力量过大，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势力；在劳资谈判中以资本外迁要挟工会让步。对受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可以要求其保持资本有利(甚至是暴利)可图的低劳动标准和劳动报酬、宽松自由无限制的投资环境，否则就以撤资来要挟受资国。凡此种种，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主导地位已显而易见。
二
二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国家干预，对资本运行以及劳资关系的处理构建了一套规范与制衡机制，从而保证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稳定和相对均衡的格局。在这一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工会是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则发挥了主导作用。战后初期的西方各国面对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东欧地区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影响，加之国内劳资矛盾、劳资冲突频频发生，使革命的威胁不断向西欧蔓延。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社会改革，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劳资关系调整便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各国政府在经济上奉行凯恩斯主义发展战略，努力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刺激需求，扩大生产，实现充分就业，以推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资方接受劳资合作的“社会伙伴”关系原则，对劳工运动做出让步：承认劳工的基本权利，接受以劳资谈判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的集体谈判制度，实行工业民主化运动，并在劳工工资、工时及其他权益方面做出让步。这种让步获得了十分可观的回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使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执政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大部分是由左翼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这些党派素与工会运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它们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给与干预和制约，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公正。战后，严峻的形势为社会民主党实施其政治主张提供了适时的条件。可以说，此时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构建，反映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劳资关系领域，各国政府竭力平衡劳资双方实力，缓和复杂激烈的劳资冲突。为此，政府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宏观干预。这一时期，涉及劳资关系领域的大量立法纷纷出台，三方性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各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三方性机构，形成了劳、资、政三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产业关系格局；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也日趋完备：协调劳资关系的各种规范全面订立、以劳资自治的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劳动标准的集体谈判制度普遍实行、以工人参与权为核心的工业民主化运动蓬勃兴起、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建立等等。政府调控的劳资关系政策为工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环境。因此，这一时期工会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工人和工会的权利在扩大，社会地位提升；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资本不断增值的环境里，工会借助法定的权利，为劳工争得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时的缩短、劳动条件的改善和保险福利水平的提高。西方民众得以部分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战后初期紧张的社会对立被化解为一种社会凝聚力。
在这种有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尽管劳资矛盾、劳资斗争依然存在，但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处理基本上被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劳资合作原则下的劳资关系相对稳定，使西方国家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近30年。当然，完善、规范、法制化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建立，也是工人和工会运动努力奋斗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恩赐的。
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几十年间构建起来的劳资关系格局受到了冲击，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失去了昔日的威力，因为，在资本急剧扩张漫游于世界各地的条件下，劳资关系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多年以来形成的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控手段遭到重创。
工会是平衡劳资实力、使劳资关系的处理成为一种组织化行为的前提。而现在，工会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攻击，工会的权利和地位被削弱，加之产业格局的变化导致工会运动传统基地的缩减，工会组织率直线下滑，严重影响到工会的生存和实力。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称，未来的社会是有工作、无工会的社会。
劳资谈判曾是工会维护劳工利益的主要途径，并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战后西方国家工人工资的增加、工时缩短、劳动条件的改善、福利水平的提高，绝大部分都是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方式取得的。但现在，资本不愿再受劳资谈判制度的约束，于是，许多国家政府都对劳资谈判的立法进行了修改，将比较集中的中央级、产业行业级谈判改为雇主更易控制的企业级协议；随着劳资谈判制度的分散化，工会的传统斗争手段遭到打击，工会的集体力量也遭到了分化。
过去若干年来，在劳资关系领域，由立法和谈判所确立的许多强制性规范，逐渐被所谓“自愿协议”所取代。劳工的职业越来越没有保障，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灵活性”；资方动辄就以把企业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相威胁，迫使谈判中的工会放弃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标准的要求。为留住企业以保住职工的工作岗位，工会在谈判中不得不做出种种让步，包括工资、工时、保险福利等诸多方面。比如，工会承诺进行工资自我限制，工资增长率等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相应地要求雇主不解雇或少解雇工人等等。面对全球性的失业问题以及资本的强大攻势，工会步步退却，不得不以牺牲其他利益如工资、工时等为代价来保就业，保饭碗。劳动岗位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于是大量的低工资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和无保障的就业得以大行其道。
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方式，使得本是一个公司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却呈现于完全不同的国家里。信息的不对等使工会谈判十分困难，甚至往往找不到谈判交涉的真正对手。这种问题在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公司、子公司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跨国公司内部约束的放松与发展中国家立法的不健全，使资方进退自如。国际社会缺乏约束跨国公司劳资关系的规范，使它的活动拥有无限的自由空间。
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劳资关系的全球化”或叫“超国家化的工业关系”[1]已是一种客观现实。资本是以全球性战略来进行经营的，对资本来说，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提供给资本的劳动力是世界性的，而劳动者却只能面临被动的选择。在瑞典雇佣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费用，在印度可以雇到三个，结果，印度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软件开发大国。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收益最高、契约规范最少、不用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方进行投资、开发和生产，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对此，各国政府传统的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调控手段显得无能为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是调控能力下降，或是直接放任资本的扩张。从而使劳资关系的平衡局面出现倾斜。
资本的运作完全可以不依赖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府，而且资本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政府——WTO，它的基本规则只有一条：即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下的无差别待遇和市场的不容干预。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对劳动的压制和剥夺。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呈现于世。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声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不管分配，而只管经济增长的体系。”“自由与平等，两者永远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人。”“社会公正”这种词汇应该从政治词典中删去。[2]
全球化使势力强大的资本在无国界地扩张、流动和联合，与之对应的劳动世界却陷入矛盾、纷争和分裂。由于资本的流向意味着劳动岗位的增减，因此，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工会开始指责发展中国家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压低了他们的就业条件，加剧了他们的失业状况。因此，出现了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发达国家工会与本国政府同持一种观点的奇异现象。阶级的利益与民族国家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劳工世界遇到了空前的难题。
资本对劳工的需求有无数的替代物存在：先进的机械设备(美国西海岸码头罢工就由此而起)、更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对资本的依存关系无法解除，劳动力的流动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只能任由资本来选择。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使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劳方的组织工会曾经在本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劳动力市场国际化以后，面对全球劳动岗位异常激烈的竞争，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背景以及经济利益等因素，而难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资本的进攻。
政府对劳资关系的约束力下降，既有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影响，也是发达国家政府的一种政策选择。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为留住本国资本，采取了大量保护本国资本的措施，放松管制，削减被称为社会包袱的社会福利，压制工会的实力，给资本以最大的自由和最优惠的待遇，以此维护本国资本的利益。
近年来在国际上，要将“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挂钩的要求闹得沸沸扬扬。发达国家提出，将以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涉及结社自由权、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动、禁止使用童工、同工同酬)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挂钩。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必须标明本国产品的生产符合“社会条款”的规定。否则这些产品就不能进入国际贸易渠道。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反映出劳动者与雇主、发达国家的工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会、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实际上，在“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中，隐含着发达国家为本国商品和资本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打通道路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里劳工标准主要不是作为保护劳工利益的规范，而是被当作了调节国际贸易中激烈竞争的一个借口。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关系问题都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演变出国际贸易、国家关系、人权之类的政治问题等等。
三
劳资关系的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工会运动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全世界的资产者已经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却出现了矛盾和纷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学者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目前还没有一种规范来制约它，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与之抗衡。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工会运动正在探讨应对措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工会联合会就与欧洲雇主联合会进行谈判，将《社会政策协议》的内容添加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社会政策协议》的出发点就是防止成员国通过压低劳动标准和工作条件在竞争中获利。其中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不断提高社会和劳动标准，并与工商和劳工界代表进行社会对话。另外，还制定了《欧洲工厂委员会指南》，其中涉及同工同酬规则、禁止歧视规则、集体解雇通知、当公司所有权变更时工人的权利保障、产假和工时限制方面的规则。[3]设在德国跨国公司中的欧洲企业委员会，成功阻止了把生产从德国汉诺威转移到意大利的计划；设在法国电业公司中的欧洲企业委员会，使该公司设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获得的定单能在英国就地生产，而不是到法国取货。欧盟国家工会为共同对付跨国公司而探索的这些对策，虽然还只是在一些地方局部实施，效果也还不十分明显，但它表明工会应对全球化冲击的进程已经不只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了。它也预示了一种方向，即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需要的是国际工会运动联合的力量。当然，这方面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全世界无产阶级真正联合起来的道路还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