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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3-0013-08
基于人类广泛叙事事实，本文首次提出“科学叙事学”的概念，并作为学科，探讨其形成的必然性和理论框架。学说本身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基于人类叙事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叙事学的科学成果，并把它们的不足纳入理论视野，建构作为科学和实践的叙事学说。由于初创，理论的充实性有待不断丰富。本文就其理论建立的必然性、独特的学理性和前瞻性作初步论述，以求方家指导和共同建设。
一 叙事存在实际和早期理论关注
与基于语言学研究叙事文学的西方传统叙事学不同，“(西方)叙事学的最初动机是想把文学研究提升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似乎已经达到的那样科学严谨和技术精确的高度”[1]，科学叙事学的动机是把人类普遍的叙事活动作为学术论域，探讨叙事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以及学科领域叙事类型和互相关联，把叙事学说建立在具有科学精神和普遍意义的、动态和实践性的学术品格上，推动叙事的科学发展。为此，人类叙事广泛性及对其的关注成为首先讨论的问题，并作为科学叙事学建构的基本依据。
相关研究表明，人类的叙事源远流长，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远，人类的叙事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促成了人类的形成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社会生活靠叙事来维系，保障庞大社会系统的正常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叙事就没有人类，社会也不复存在。
从现实看，叙事在人类社会中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在日常生活，在哲学、宗教、法律、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在经济基础领域被广泛应用。在人类科学发展中，叙事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以及自然学科被广泛运用。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叙事的应用更加强化，亿万个信息分秒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靠叙事不断传递。叙事促成文化、科技的创造、发明和理论构建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叙事的理论关注，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引起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文艺家的注意，德谟克利特认为，荷马神圣的天才是做成了惊人的各色各样的诗的叙事天才。柏拉图论诗人的题材，说到荷马叙述了战争，人类的关系，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天上和地下发生的事情，以及神和英雄们的由来，把荷马作为叙事的榜样。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谈诗的艺术本身的原理，指出戏剧、颂歌和音乐的差别是模仿的媒介不同因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触及叙事的媒介和方式的关系问题。第三章专谈叙述的手法。第五章指出史诗和悲剧在媒体上，戏剧用人物的动作来展示，史诗则用叙述体。第六章、第七章论悲剧的叙事的完整性和叙事的结构和布局。第二十三章谈到叙事的顺序和选择，并对荷马的叙事技巧予以了揭示[2]。亚里士多德结合文艺实践对叙事的重点问题给予了探讨。这是西方早期关于叙事的理性探讨。
在中国上古时期，对叙事的集中关注缘于国家礼仪的重大活动。对此杨义《中国叙事学》予以了征引和论述，成书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间的《周礼》里提出“序事”，唐代贾公彦疏为“叙事”，由“序”变为“叙”，形成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置和顺序的叙事认识。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对历史叙事作了周密安排。唐宋时期“叙事”成为文类术语，唐代刘知几《史通》设《叙事》篇，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列“叙事”类，标志中国叙事理论的开端。由于中国历史记述被视为经典形成范式，直到清代叙事讨论主要围绕史学，章学诚《章氏遗书·上朱大司马论文》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是明显的例证。另一方面文学的叙事的探讨含在文章学中，元代陈铎《文筌》归纳十一种叙事方法，清代李绂《秋山论文》提出十种叙事方法，都是围绕文章作法而言。清代我国学人刘熙载《艺概·文概》提出了“叙事之学”，并提出叙事要“寓理、寓情、寓气、寓识”的全面主张。
在古代，中外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叙事学理论，关注的领域较为宽广，凡诗歌、戏剧、仪式、历史、文章都从叙事理性的角度予以了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逮至明代晚期，作为社会文化非主流的小说戏剧评点家力图通过小说创作，试图创立与儒学经典相对的“另一经典世界”，探讨“因文生事”的叙事理论，从而与历史“因事生文”的叙事在理论上加以区分[3]。相比较，上世纪末西方多样发展的叙事理论中，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论证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4]177，表明我国最早关注到历史叙事，并在十七世纪早期对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已在理论上予以了区分。换言之，我国古代叙事意识里始终没有把对叙事关注仅仅局限于文学。然而西方叙事学的兴起却在理论创建上领了先。由此考察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历程是建立科学叙事学的重要前提。
二 西方叙事学的兴起、扩展和科学叙事学形成的必然
讨论科学叙事学形成的必然，有必要考察西方叙事学的兴起和扩展，但对此并不是为了展开一般性的回顾，而是把回顾的重点放在对叙事本质和叙事的基本问题探讨的关注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形成，叙事学运用现代语言学研究叙事结构的规律，虽然西方学者把叙事学称之为“以结构语言学为范式”，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语言学或句子语言学，而是广义的语言科学[5]10，研究的焦点是叙事符号系统如何表达意义[4]147，仅限于叙事文本的结构形态，注意力放在作者对文本的控制上。欧美修辞学把叙事看作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构成，补充了法国叙事学狭隘的学术视野，两者汇同形成西方传统叙事学。
西方传统叙事学从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研究起步，重点落脚到对小说的研究，因而是研究叙事文学的理论。传统叙事学从形式出发对叙事文学特有的规律予以了深入的揭示，由而触发巴特提出建立“文学科学”的设想[5]13。传统叙事学对叙事文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明显的，把叙事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形式系统，揭示其结构形态和表达方式的规律，使结构形态和形式技巧的分析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其形式技巧的研究对于探讨文学特有规律的诗学研究，无论是西方印象式或历史式的批评，还是我国忽略形式的“内容批评”无疑是有益的补充，为学者首肯。但法国叙事学和欧美修辞学都是形式主义研究，纯文本的研究脱离了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受到学者的责难，因为任何文本都与社会的、文化的、意识的、心理或“人类灵魂”相联系。传统叙事学的不足恰恰成为叙事学新的理论的出发点。
西方叙事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低落和反思，在世纪末形成复兴，被称作“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由文学向相关领域展开。据美国学者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引言》介绍，1993年美国创办《叙事》杂志，1994年出版系列叙事学专著，叙事理论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映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和视角，由一门叙事学裂变为多样化的叙事学。对此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复数形式“Narrayologies”来称呼这一理论现象，国内翻译作“新叙事学”。他的著述里把此前的叙事学被称为“经典叙事学”，并相应提出“后经典叙事学”。在他主编的新兴叙事理论论集里收集的论文，如爱玛·卡法勒诺斯的《似知未知：叙事里的信息延宕和压制的认识论效果》，玛丽-劳勒·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计算机、隐喻和叙事》，乌里·玛戈琳的文章重点讨论了“虚拟”，曼福雷德·雅恩《“说话，朋友，进来吧”：花园路、人工智能和认知叙事学》，由此表明叙事学至上世纪末已延伸到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而戴卫·赫尔曼本人的论文《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运用社会学讨论了文学理论解说与语言学解说之间的合作关系。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通过“可然世界”的哲学和逻辑学对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进行比较和对照[4]177。与之相应，本世纪初国内出现电影和电视的叙事学专著，如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周靖波《电视虚构叙事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西方叙事学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由结构修辞研究向多种叙事理论拓展，一方面围绕小说和影视戏剧向社会学、历史学拓展，另一方面吸收计算机和网络的叙事成果，扩大对叙事认识视野。在对经典叙事学进行检讨和拓展中，形成新的叙事理论成果，展示了叙事学“裂变”的过程。
当西方叙事学低落的时候，国内正热火朝天地引进西方叙事学，并迅速地转化到对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对叙事学的认识方面，张寅德《叙述学研究》的“编选者序”在对法国叙事学理论深入分析中表明，我国对叙事学的认识是不够的。以往对叙事的理论探讨，无论西方叙事学家，还是我国学者，至今缺乏从人类的叙事本质和基本问题作为基点建立讨论。这是叙事科学必须讨论的问题。
关于叙事的本质与叙事学的基本问题，我们注意到，群体性在低级动物中显现的非常清楚，在鸟类的群体性中最常见的是雁，许多鸟类是群体的，大部分鱼类动物是群体的，在兽类中像狮、豹、狼、野狗等等都是群体的，在灵长类动物中基本是群体的，可以说群体是动物的特性之一，群体性是动物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人类是群体的高级动物，没有群体个体的人便无法生存。人类的群体伴随人类产生发展的全过程，由于人类的群体性决定了人类的社会性，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社会解释为人与人的总和(马克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即群体。群体的维系是人类的叙事活动。
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结构不断扩大，从家庭氏族到部落到国家，社会机构不断庞大趋于复杂化，叙事成为社会联系重要手段，即使在最原始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传递信息的需要，否则人将无法生存，社会将无法存在。原始社会维系生存的狩猎活动，没有信息传递就无法围猎。在高科技时代没有信息传递，社会就会瘫痪。人类的群体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交流观念想法和情感的必然。人们之间的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情感，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本质而言就是“告诉”，“告诉”是维系人类群体，甚至人类存在的根本。“告诉”的功能和目的是传递信息，“告诉”的同一语义是陈述或叙述。
经典叙事理论对叙事的解释，认为叙事是对事件的叙述[6]，或某种写作方式[7]29，或讲述[8]，或被承认的叙述的模式[9]，西方经典叙事学对叙事的解释都是基于对小说的研究，对叙事的本质的探讨不是他们的理论关注点，所以也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从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盛行和布斯1961年出版《小说修辞学》之后，到1983年马丁出版《当代叙事学》时，叙事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经典叙事学脱离社会意识的语言学研究的缺陷，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增长点，后经典叙事学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向后现代主义展开挑战。美国学者马丁借助历史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叙述并非仅仅是用以代替可靠统计材料泛泛印象，而是理解过去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叙述是成为理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解释方式[7]1。有学者把叙事与人类的本能联系起来[10]，叙事的普遍性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叙事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后修辞学家多少认识到了这点，詹姆斯·费伦在他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前言里表示修辞的维度“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他注意到“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叙事是人们基于自然、社会的实在展开了对“可然世界”的构建活动。这就与西方所说的讲故事，我国认为故事是过去的事的认识大相径庭。用于娱乐和了解传闻的故事，只是叙事的一个部分，并且与可然世界的构建相联系。叙事作为对于可然世界的构建活动，作用于物质的、精神的，日常的和精致(理论)的方面。建构是叙事的显著基本特性，由此与西方叙事学形成明显理论分野。
在叙事实践活动中，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告诉”，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实现。人们用人体自身(面部表情，眼睛示意，形体动作和语言声音)作为“告诉”的媒介，更多用人体以外的物体来“告诉”。任何物体都可以成为“告诉”的媒介，但重要的是作为载体的媒介必须进入传播领域，为“告诉”的双方约定认可，否则便不能成为媒介。古代长城烽火台的狼烟。狼烟冒起与着火、取暖，或焚烧庄稼、杂草作为草木灰的钾肥均无关，而是告诉“敌人来了”的信息，狼烟本身没有这个意思，用狼烟表示“敌人来了”是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和发明了各种各样“告诉”的媒介，除用人体自身和自然界物件外，利用发明了机械、电波、电子技术传播信息，产生了人工编码和驱动程序的人工语言的叙事，以传输和获得密码信息和网络信息。叙事的媒介决定了传播方式和叙事方法。人类使用叙事媒介处于不断筛选的过程，最后集中于人体和语音(口语)、书写的、绘画的、符号的和网络的主要方面，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艺术。
叙事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叙事的方面和方向，由此“告诉”什么，怎样“告诉”，“告诉”的实效，形成叙事的类型和方式，在实用叙事中口头的叙事、图案的叙事(史前壁画和帛画陶画)、信号的叙事(电报与信号灯)、历史的叙事(记言、记事、史传、记事本末)、说明的叙事(任何说明性材料)、哲学的叙事，必然进入叙事学的视野。近年在我国，教育学术界提出“教育叙事学”的概念，有学者展开“法律叙事研究”，在哲学界近期有学者提出从叙事的角度研究哲学经典，开拓新的论域[11]，表明多学科理论研究出现向叙事学的转向。
随着叙事学的发展，西方学者们意识到叙事不仅仅是叙事文学的特权，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都存在叙事，而且把叙事与个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相联系，与人类在时间上认识世界、社会和个人的基本方式的认识相联系[7]324-324。西方叙事学的多样化的拓展，不过是把叙事学从文学扩展到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相关的人工智能，“它的主要焦点不是寻求关于基本概念的新的思维方式，也不是挖掘新的思想基础，而是显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营养，同时也丰富了其他研究领域”[4]18。多样化的后经典叙事学拓宽了经典叙事学单一的领域，但单纯从周边领域汲取营养，仍然不具有叙事实践的普遍性，很难寻求基本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由于没有把科学叙事引进研究领域，也很难挖掘新的思想基础。叙事的科学构建必须基于人类叙事的普遍性。
基于人类叙事实践的广泛性，扩展叙事学的研究视野，论域涉及日常生活，科学研究和文艺创造的叙事，由此涵盖对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表达分析研究。就一般而言，语言学是科学，文学是艺术是语言的艺术，但对文学艺术叙事的考察，当把文学艺术学作为科学时，文学艺术叙事的研究具有科学性，且与社会、伦理、意识、情感和心理相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叙事，与人类的思维、认知、理论构成、交际传播效率相联系。叙事实践广泛的存在、多学科的叙事实践，使科学叙事学的提出成为理论必然。
三 科学叙事学的对象、任务和分类
基于人类叙事实践广泛性和叙事理论普遍性的研究，使科学叙事学成为国际性和跨学科的研究课题。人类存在普遍叙事现象，确立了科学叙事学的对象。科学叙事学不仅仅是纯文本的结构形态和叙事技巧的研究，也不仅是人文科学的，而是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理论研究。科学叙事学将由对后经典叙事学多样化加以拓展整合走向综合。科学叙事学把实用叙事和文学艺术的叙事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由此构建基础理论。
科学叙事学理论创建的可能，是叙事与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研究已经提供了相应基础，他从科学理论的实际出发注意到：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有限的观察为基础，用一些假定单位，如同(例如物理学上的)“物质”“电子”构成一般定律，以寻找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并预言新的现象。以此为论据论证了“L语言的语法实质就是关于L的一种理论”的推论[12]。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的目标是为每一种语言提供一个标准，选择正确的语法为这一语言提供正确理论。将这一理论反过来，恰恰说明科学理论的构成就是它的陈述，换言之科学理论由它的陈述构成。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科学的叙事是某一学科对现象观察的陈述，学科的话语素材是学科的观察借用假定单位来陈述定律，并考察其陈述规则以及新的陈述的可能推导科学预言。实际上这仅仅适应于语言的语法现象。在科学理论中常常出现打破原先的理论，来自对原先理论解构的新的观察，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打破了牛顿力学定律带来对时空认识新的视角是明显的例证。不过理论即陈述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这是科学叙事学理论赖以构建的基础。
科学叙事学的理论构架并不是先验地给定的，而是建立在多学科叙事研究的基础上，从而建立它的一般学说。同时又建立在对以往叙事学说理论要点及与相关学说联系的检讨上，诸如视角理论、观察的动力、事件的陈述、对象的理论分层、叙事的区别与共同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叙事的融合、任务与重要课题、材料与媒介、实际应用等诸多问题。科学叙事学理论建构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对其讨论主要围绕必要的和存在争议或不同意见的问题展开，讨论的重心是科学叙事学确立的基础内容。这些问题是零散的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存在先后关系。对此下面展开讨论。
在讨论前先对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予以说明。本文所谓科学叙事是指自然学科的陈述，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叙事。科学的叙事是指叙事的自觉性，叙事科学是指研究叙事的学科或其理论，学科叙事是指各学科的理论陈述。科学叙事学是指不同于以往叙事学的，把人类普遍叙事现象纳入研究视野所建立的理论或理论体系，它的学科归属目前尚难归属于以往的学科分类中。
在叙事学中经典的视角理论受到了修辞家的批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认为人称视角的分类用处不大，不能说明叙事类型之间质的区别。布斯对视角的考察意在获得叙事类型的新的认识。在科学叙事里的视角和视点仍然是重要的方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点的观察，方向和结论不同。即使在人文学科里视角表现为出发点角度和立场，中国先秦诸子中孔子从维护周王朝的统一，庄子从平民的，墨子从手工业者的视角看待社会，得出的结论不同。视角是叙事科学构成的重要部分。
观察来自动力，在科学家那里把哲学的思辨作为新发现的动力，例如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哲学家把自然科学的思辨纳入学术视野构成科学哲学，由关注思维而纳入语言学。但是运用语言的思维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动力问题没有解决，一切语言运用来自叙事的需求。思维不仅仅是语言的，而且是叙事的。科学哲学运用语义、语用、语境展开分析，实际已经进入叙事学领域，虽然还未意识到。对于思维，叙事不是事后的，不是编创记载一个过去的事的“故事”，而是同步的，甚至是预设的。李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一文中注意到，1840年以后面对古代王朝和处于自然状态与纷繁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毛泽东在“必须把‘中国’造出来”的首要任务中，开始了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或者说“通过叙事去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构成历史过程的叙事的话语组织是预设的，这一叙事又是客观的且具有实践性。叙事作为社会活动，叙事实践中的实践需求成为叙事的动力。在对叙事文学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普安迪在《中国叙事学》里对“奇书文体”研究把阴阳互补二元对偶作为原型。杨义《中国叙事学》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结构的动力来自“二元对立共构”或“两极中和”。而在科学叙事中，结构内部的平衡和周延成为构成的动力，动力由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合力构成。
与西方经典叙事学以“故事”为对象相比，科学叙事则以“事件”为对象，各学科虽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但对“事件”的陈述是共同的，就为科学叙事学创建提供了可能。在乔氏句法学说中以有限数话语素材(观察)为基础，用语言(假定单位)陈述语法规则，表现素材之间结构关系，生成(generete)无限句子(预言)的学说，还是静态的结构关系。在科学理论构成中，陈述序列是动态关系。语言学乃至分析语言学注重“词组”的组合规则(语法)，科学叙事则重在如何陈述，即现象考察的分析过程，而不仅仅看作陈述规则，更关注它的陈述变化。因此科学叙事学以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不排斥现代语言学和西方叙事学的成果，合理地吸收和转化这些成果使之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超越以往叙事学的范围和深度，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结合，使之走向科学。
科学叙事学的分类分层，第一层实用叙事和文艺叙事里，实用叙事分为日常叙事、学科叙事，在学科的叙事类型里分为自然科学的叙事、社会科学的叙事和人文科学的叙事。作为跨学科的叙事研究，关注某一学科的叙事特点形成该学科的叙事方式，从而形成不同学科间的叙事类型和共同叙事特点。在第二级的分层中，自然科学的叙事可以分为物理学叙事、数学的叙事、化学的叙事，基于人工媒介的计算机、网络与人工智能的用于控制和驱动的人工语言(设码、编程)叙事。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进一步可分为哲学的叙事、法律的叙事、教育的叙事、历史的叙事、文学的叙事。
从另一层面看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叙事相对为艺术叙事，进一步分为诗歌的叙事、小说的叙事、戏剧的叙事、电影电视的叙事。
艺术的叙事与科学的叙事不同在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一个自足的幻象的世界。这已被多方面的艺术研究所证明。而科学的叙事则基于客观事实构架自足的理论世界。
数学采用了符号和自然语言混合叙述语言，而且它的自然语言叙事被规定在它的学理范畴内，与其他自然语言的叙事形成区别。同时数学用“如果当”“且当”“设”的假设，和“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表述，与文学艺术里的艺术假定和强调逻辑关系类同，表现出人类叙事的共同特征。
在社会科学的叙事里，同样运用自然语言，但法律的叙事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叙事不同，有学者提出，法律不仅是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且为规范系统。同时，法律学叙事中同样有事件、人物、情节，事件序列即法律秩序结构存在因果关系，法律发生作用的过程是故事的陈述，法律故事包括了行动事件、核心事件、外围事件，司法过程在形式上与小说无本质区别，我国明清许多公案小说不仅取材于真实案例，有的甚至照抄官府档案，但是司法过程不仅是事实的陈述，而且是基于具体内容的推理，法律规范是同一法律故事共具的深层结构，司法过程不仅有司法的叙述、还原，而且有判决书的叙事，判决书不仅针对当事人，而且面对全社会，判决是活的法律叙事，优秀的法律叙事有释放和净化功能。因而科学叙事学以研究不同的叙述语言模式以及序列展开过程，来获取共同叙事特点。
美国学者詹姆斯·费伦1996年注意到，由于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使叙事批评同哲学重合[14]，而科学哲学实在论推进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渗透融合的研究[15]，推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叙事融合的认识。人们注意到科学是把双刃剑，单纯的科学主义行不通，科学主义精神必须引入人文主义精神，使两者走向融合。自然科学成果不断涌现，打破原有的叙事框架，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融合，说明人类的叙事存在元叙事，并由此生成多种的不断解构的叙事。科学叙事学从元叙事统观人类的叙事，打通叙事类型的界域。
在经典的叙事学那里，关于叙事被认为是对事件的叙述，它关心的不是“说什么”，只是“怎么说”，自闭的叙事语法语言研究是它的理论局限。科学叙事学关注“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密切联系，“说什么”的内在联系规定着“怎么说”，这是叙事的科学性所在。不过叙事学主张研究的叙事作品泛指一切带“叙述性”的作品，[5]6表明叙事学具有开放性的一面。在学科的叙事里，基于对自然和社会人文现象解释所构成的理论陈述，陈述过程是对现象揭示、推导分析论证。乔姆斯基从句法结构语言学理论出发，发现科学理论的积累、推进的生成过程，对一般理论(特定语法)的“重新修订”，来自新事实(特定语言)的发现或话语素材组织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新事实的陈述和话语素材组织的研究相互作用突破传统模式，思维和认知密切联系参与了这一过程。学科的叙事研究是对学科理论构成方式和理论创新的研究，研究理论构成方式和理论创新是科学叙事学的任务。
根据科学叙事学的对象和任务，科学叙事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重大的。如果说传统的叙事学是对于文学活动叙事法则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叙事性的文学话语的活动方式和意义，那么科学叙事学研究人类叙事活动的方式，考察叙事与思维、认知以及学科理论构架和艺术世界构建的关系，得以推动科学与社会学及文学艺术叙事的发展。
科学叙事学的理论构成与相关理论有密切联系。科学叙事学作为叙事的科学，关注叙事的科学和科学的叙事，与叙事学、语言学、修辞学，与科学哲学与传播学相联系。吸纳叙事学“科学严谨和技术精确的高度”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语言科学”的追求，吸收把叙事形态看作一个完整句子的理论，及对叙事系统和结构探讨的合理成果，赞同对叙事结构形态的研究。但法国叙事学“主张研究对象不受叙事作品具体形态和种类的局限，也不区分叙事作品使用什么材料作媒体”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人类的任何叙事都是通过载体来实现的，人类叙事多样的载体都是材料的，而且是成为媒介的材料，材料不都是载体，只有当材料成为媒介才能成为载体，媒介是人类在传播领域公认的材料。科学叙事学把媒体看作叙事构成的重要方面，叙事的媒介或媒体不同，叙事的方式不同。在电影电视和人工语言的新技术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自然语言的叙事里运用声音和符号，通过抽象概念并合部分转化的形象接受信息，电影电视里则直接通过图像思维，人工语言通过编码来传达信息。因此媒体、方式、信息是叙事的元素，这些元素服务和作用于人的思维，通过叙事来实现思维过程和目的。叙事与思维是科学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科学叙事学纳入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如前所述，乔姆斯基用科学理论寻求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来证明他的语言理论，他的语法规则用有限数的话语素材“生成”(generate)无限数句子(预言)的理论中，将话语素材与“观察”同一，音位、词组与“假定单位”同一，语法规则与“定律”同一，“假定单位”用陈述构成“定律”的理论，打通了语言学与科学理论陈述的界域。科学叙事学通过学科陈述推进科学理论“生成”过程和实验可能考察，关注科学理论话语素材与陈述的关系，推进学科理论的构建。并将人工语言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把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对接到“能使”的驱动上[16]，并转化为自己的理论形态。科学叙事学重视叙事对自然语言的运用，更重视自然语言与符号的结合，还重视叙事的语言转换，人工语言已经提供极好的范例。科学叙事学对叙事语言的转换关注不是构造抽象理论，而是使叙事走向实用，把叙事快捷作为自己的目标。
科学叙事学关注西方修辞学的合理和不足，并作为自己的理论增长点。在C·布斯和詹姆斯·费伦修辞家那里叙事被看做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叙事，有其合理性，但是叙事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不仅仅是“迎合”读者，理论常常要求读者去认识去理解，这是接受和文化增长的常态，这是科学叙事学的要求性。言其合理性是不把叙事看作自闭的系统，关注通过修辞使读者容易接受，科学叙事学在于引导读者接受新的理论成果，通过某一科学的叙事理解该科学，例如通过对数学的陈述的了解，使学习者简便明了地了解数学是怎么一回事，获得比科普更简洁更直接的学科认知，这是它的引导性。有效运用叙事的引导性对于我们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对于面临提高全民素质的重大任务，对于由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培养后继人才有着极大的运用价值。这是科学叙事学的实用性和极大的普及性所在。科学叙事学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实践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以通俗简洁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并在探讨“真性”方面有广阔的应用领域。
在科学叙事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上，如果说科学哲学探讨科学的思维和思辨，那么科学叙事学不仅探讨思维方法，还探讨思维形式和认知过程，探讨学科的语言、规则以及叙述过程对理论的构成关系，以推动学科的理论创新。对于科学，科学哲学追求思辨的革命，科学叙事学则研究叙事实践，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又在多方面重合。这种现象在今天科学发展中许多课题难以划分它们的学科归属已经非常普遍，这是传统学科交叉的结果，也是传统学科解构的必然。张寅德主编的《叙述学研究》编选者序里把叙述学的特性归结为学科属性不确切性。而属性难以界定表明带有明显跨学科的特性，实际是新兴学科的诞生。如果说科学哲学，探讨包括自然科学的哲学，是哲学的分支，那么科学叙事学的研究涵盖了科学与社会和人文科学。科学叙事学不仅探讨陈述，而且探讨陈述的效果及最有效的途径，把“反应”和“激发”(激励、感动、积极回应)以及“理解”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不仅研究叙事形式，而且研究叙事功能以及功能的实现。
科学叙事学不仅仅把语境(包括语义、语用)作为唯一的依据，而是把叙事场作为首要的分析基础，认为叙事场与人们广泛的社会历史状况、意识、知识、情感相联系，其内部包含了无数必然语境和可然语境，而不仅仅是作为背景或语境看待。在叙事场中一切基本逻辑关系和转化基础予以了确定。在艺术叙事里构成自足的幻象世界，在科学叙事里构成自足的理论世界，一方面它们不借助于外在的东西，依据自身的逻辑系统展开生活和运动，恰恰因其自足性而具有开放性，同时两者在“可然世界”中重合。
科学叙事学关注到西方叙事学新发展的叙事理论的多样化研究，与之不同的是把人类多样的叙事看作整体，从叙事的本质和多样叙事的共同性揭示人类叙事的特性和规律。由此在科学叙事学里，叙事的本质和特性、叙事的社会功能、叙事的分类和元叙事、叙事的媒介和方式、叙述与思维、叙事视角、叙事场论和结构、叙事的传播和效应等问题将成为基本理论构架。其中一些术语仍沿用叙事学的术语，所讨论的内容在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思想基础上展开。科学叙事学作为跨学科的学科，对推进自然学科和社会、人文学科的科学发展，开阔文学艺术的繁荣视野，在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方面有深远发展前景和极大发展空间，自身也将突破原有叙事学的理论范围成为国际新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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