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与爱国主义的世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二三论文,世俗论文,广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F71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O1—0114—08
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民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实体”，继而成为其民族成员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属。它不仅能够引发人们深沉的依恋之情，还能诱发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精神。①
民族主义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基于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些稳定的属性和特征之上，呼吁和强调民族的认同，对于其成员具有精神上的聚合作用。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宗旨的，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需求而不断变化，并依靠各种话语进行填充。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的武力、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使中华民族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应对这一危机的各种思想和举措，构成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围绕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话语。
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是多方面的，“救亡图存”的活动是在多层面上展开的，爱国主义容纳的内容也就显得极为丰富。当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抵抗外来的武力侵略时，那些奋勇抵抗、奋战沙场的爱国官兵成为爱国主义的主角；当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让国人领悟到要御侮先自强的道理时，实业救国的口号就自然同爱国主义挂上了钩；当西方的文化侵略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侵蚀时，各种形式的文化运动也就被吸纳到爱国主义的阵营中来。当多种危机纷至沓来，多种矛盾同时出现，中华民族需要同时应对多种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内涵就变得如拼盘般丰富多样了。
毋容讳言，爱国主义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通过话语对一类行为进行提倡和概括，绝少去甄别单一的行为，因而无法区分同类行为的具体差别。它对国民具有的是一种品德诉求而非法律约束，因而国民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就存在着相对。
自由的空间，由此滋生出复杂多样的爱国主义话语，爱国主义大纛下的行为也就呈现出一种非同质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研究，分析在国货运动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商业广告宣传，形成的各种爱国主义话语及其对当时的国民，尤其是上海民众产生的影响，揭示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爱国主义世俗化的一个面相。
一 国货运动与国货广告
20世纪初，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以抵制洋货为内容的连续不断的反帝爱国运动，诱发了一场长达40余年的国货运动。这场运动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承继了洋务派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思想，将“寓强于富”的提法转换成“实业救国”的口号，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制造国货和销售国货的活动。
国货运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属于经济活动的范畴。但由于这些经济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具有应对由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而导致的危机，富含解决中国国贫民弱现状的希望，因而，在“实业救国”这样的话语宣传下，国货运动就极具政治色彩，它所标榜的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华夏民族的目的使之同爱国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联系。
但正如奈伦在《不列颠的崩溃》中指出的那样，中产阶级要想复兴民族主义，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来书写才行。② 民族资产阶级开展的这场“实业救国”的国货运动，无论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还是振兴民族的美好愿望，都必须邀请一般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参加，而且他们的邀请卡不仅要让市民看得懂，还必须让他们参加进来，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920—1930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众的邀请卡的书写方式，就是最通俗易懂的商品广告。
在国货运动的早期（1911—1919年），民族资产阶级着力提倡的是制造国货。实业救国的活动主要是在制造层面上展开的。③ 到1920—1930年代，由于国货运动的高涨，国货生产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④ 为占有市场、扩大国货企业的再生产，国货的销售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作为商业销售重要工具的广告，也越来越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视。
辛亥革命后，国货广告在《申报》上开始零星出现。1913年1月6日，《申报》上出现了两则带有国货字样的广告，一则是中馨烟厂的飞龙牌香烟广告使用了“请用国货”的副标题；另一则是一家销售各类饰品的商号——全昌的广告中使用了“中华新发明、自造爱国货”的副标题。⑤ 至1920年代，《申报》上的国货广告逐次增多，“国货”字样不断在广告的醒目位置出现。此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国货广告，已经不再是不自觉地使用，而是已经有了理论的认识。在机联会对各国货工厂的通告中就指出：“国货之成绩，未尝不如人”，但在同洋货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实因未像洋商那样“平日利用广告宣传，而国人忽之也，长此以往，制造虽有进步，推销不谋发展，国货将日蹙于市场”。⑥
刊登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上的《广告谈》指出：“近世商战之声浪，若怒涛之澎湃然，各呈其能，各炫其技，以互相角逐于世界，孰胜孰负，变在俄顷。而商人之恃以战争者，厥为广告。……广告，枪炮也。果广告而能得其逞，则枪炮锐利，可操（胜）算；反是则一无所能，拱手让人而已。”。⑦徐启文在他的《商业广告之研究》中的言论，与《广告谈》如出一辙。他说：“广告者，乃攻城略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执有利器，战无不克，故商业之于广告，关系至为密切。”⑧ 在阮之江为香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所作的《二十五年来中国商业之变迁》中也强调：“广告之于商业，犹蒸汽力之于机械，有莫大之推进力”，纵有良法、美货，如果不能藉广告之力进行传播，“焉能表之于社会，又焉能表之于全国全世界？”⑨
基于对广告作用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意识地用不同的方式，对民众展开了颇有声势的广告攻势。一时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中，到处充斥着国货广告。作为极具影响的传媒，《申报》成为了国货广告的重要阵地，在1920—1930年代，国货广告在《申报》上随处可见，占有了《申报》广告中的很大比例，成为《申报》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国货广告的话语
“国货”就其本义而言，无非是指由国人制造的商品，它相对于充斥中国市场的舶来品。国货广告也仅仅是民族工商资产阶级销售商品，谋取经济利益的商业工具。但国货广告的广告主——民族工商资产阶级，为了唤起民众使用国货的热情，把国货广告的这重言说隐藏在文字的背后，而把阶级利益中，同整个民族利益紧密相连的那一部分呈现在国人的面前，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整个民族的利益等同起来，对“国货”的含义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从而使“国货”不仅仅停留在一种商品意义上，而是同高级道德情感——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将爱国主义延伸到国民具体的消费行为中。
大量的国货广告告诉人们，中国贫弱的根源之一是西方商品在中国的倾销。“进口的是泊（舶）来品，出口的是中国币”⑩，导致中国“利源外溢，国本消磨，涓涓不塞，终成江河”。(11) 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华国民自身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国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专务奢华，喜用外货”，导致国家大量的权益被外人侵占，国家日益贫弱。(12) 这样的行为，有违民族利益，同爱国主义是不相符的。实业家聂云台甚至撰文指出，那些“喜用舶来品”的国民与“汉奸”、“卖国贼”无异。因为他们将大量的钱财“拱而献之日本”、“供给英、美、法、意诸强国”，“助彼制备兵舰炮铳，为杀戮我人民，抢占我土地之用”和“发展经济之侵略政策”。(13)
解决中国国民爱用“舶来品”的办法，首要的是唤醒国民的爱国心。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大爱国香烟的广告中说，“英彦罗素有言，‘中国最要紧的需要，就是爱国心的发达’，旨哉斯言，可谓一语破的”。(14)
爱国心之发达如否，关键看国民如何行动。作为资产阶级，其爱国心之表现，在于努力提倡和振兴国货企业。
在《申报》广告中，民族工商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商品说成是基于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目的而生产和销售的，从而首先将自己——国货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行为立于爱国的立场之上，从而获得话语的权力，以爱国者的身份对民众进行言说。
中国三北烟厂为它的龙山牌香烟所做的广告中这样说道：
本公司慨外货之充斥，痛漏卮之无穷，奚创三北烟草公司，精制龙山牌香烟，……兹为挽回利权起见，定价格外低廉，以为提倡国货之先导。请爱国同胞试购吸之。(15)
中央烟草公司几乎用同样的口吻为它的花园牌香烟做了广告，广告这样写道：
同胞请看，这一座公园，不是外国人所造的花园，却是本国北京最有名的中央公园。我国自己有这大公园，无用游玩外国花园，我同胞不喜欢游外国花园，自然不爱吸舶来香烟。诫恐同胞要游外国花园，要吸舶来香烟，本公司因此用一种上等烟叶，制造公园牌香烟，使大家吃在口里，不忘国土，都会得热心爱国，提倡国货。(16)
中法大药房的人丹广告，将“人丹”二字镶藏在“富国”二字中，寓意人丹为富国之目的而生产，人人购用人丹，国家自然富强。(17) 1920年5月31日所做的人丹广告，用无数小字体的“国货”组成大大的“人丹”二字，并在广告的文字部分用三字经的形式叙述说：“此人丹，是国货，内务部，化验过”，以突显人丹的国货属性。(18)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在爱国牌香烟的广告中的“吸爱国牌香烟感赋二绝”写道：
制烟不为名利争，爱国商标寓意深，暮鼓晨钟差髣髴，教人触目便惊心，即今四海已宣传，多少同胞吸此烟，为告口啣爱国者，勿徒用作口头禅。(19)
工商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以及其标榜的爱国行为，考虑到他们与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将着眼点放在这里进行理性的分析之后，我们也许会指责其广告的虚假和欺骗性。但考虑到此一时期工商资产阶级自身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理解和行为原则，即：经济扩张体现了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扩张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且扩张的范围包括那些较直接的领域——商业、工业和金融业，也就是工商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活动范围。而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导致的中国诸多问题和危机中，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平等条约中危害最巨的问题。民族的富强和中国未来的前途系于创造一种经济发展的前提。(20) 我们应该承认工商资产阶级的口号和行为还是真诚的。
事实上，工商资产阶级出于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解，真诚地相信振兴实业是挽救中国危机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而在实业的倡办和经营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时代要求的一个方面，从而将爱国主义体现在自身职业实践的日常活动中。在此过程中，工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说在爱国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
那么，对于那些既无资金，又没有技术，因而无力进行国货制造的普通市民们，他们如何参予到这一爱国的行列中来呢？国货广告为他们设计了更加简便易行的爱国途径，那就是消费国货。
在国货广告中，消费国货首先是市民的一种基本责任，所谓“中华国民须用中华国货”。
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为其工厂会员所做的产品广告中使用了“中华国民须用中华国货方不愧为中华国民”(21) 的口号，声称“真正爱国者必不忘真正国货”。(22)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广告中最常用的广告词是“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休将利权让他人”。(23) 中法大药房的广告词是“中国人不忘中国人丹”(24)，上海中国烟公司广告中宣称“中华人应吸中国烟”(25)。中华兴业烟草公司的良心牌香烟广告的广告语则是“良心尚在，请用国货”。(26) 总之，此一时期的《申报》上，到处充斥着“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广告。
随处可见的“中华国民须用中华国货”的广告词，通过连续的重复，每日在报纸上出现，不断地提醒市民消费国货，并将之同国民的基本资格及良心和责任相联结，既具有提倡和引导的作用，也具有相当的道德压迫性。
但毕竟这些广告词过于口号化了。它的简单和生硬，势必限制它的言说效果。而成功的广告，其巧妙之处在于迎合消费者的欲求，从情感和心理上打动消费者。为此，许多国货广告通过图片和文字，从消费者的自我体认入手，为消费者提供了自我塑造的想象空间和诸多情感体验的途径。
上海中国烟公司的附有大幅图片的大中国牌香烟广告中，广告人物穿着华丽，气宇轩昂，神态自信而优雅地抽着大中国牌香烟。广告词写道：
君若为中国顶天立地之大好老，应尽一份大好老之天职，设或遇见君之亲友吸烟君，应婉转劝导，彼若意存犹豫，君必喻之曰，吾辈中国人，应吸中国烟，我爱祖国，以示不忘祖国也。(27)同胞要做大好老，快把习惯来改造，中国人吸中国烟，大中国牌顶顶好。(28)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长城香烟广告中，或乘轿车或骑高马、或坐人力车或悠闲漫步的衣衫鲜亮的各色人等全都神采飞扬地吸着长城牌香烟。广告写道：
高等商人皆吸大长城香烟；学堂教员也吸大长城香烟；高级军官也吸大长城香烟；大家闺秀也吸大长城香烟。大长城香烟，顶上国货，上等社会，一致欢迎。(29)
在上述广告中，广告人物都是些有社会地位且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有身份有影响，在于他们有着爱国的情操，而其爱国的情操则体现在他们吸“大好老”牌、“大长城牌”（国货）香烟上。这给了那些渴望在社会地位上向上攀升的市民一种暗示，即消费国货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行为。
国货广告还从国民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国民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强调使用国货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震寰香品公司用“大厦将倾，国民惊醒”为广告标语告诉消费者：
日用所需之品向皆仰给于人，连年金钱流溢何止盈千累万，若不亟图挽救，终必民穷财尽，自取倾亡。夫欲国富民强，莫先于自立。所谓自立者，必先提倡国货。当此商战剧烈之秋，惟有协力同心，奋勇向前。是故出品务求精良，购物专用国货。……四百兆华胄欲图自立乎，抑仰仗于人乎？(30)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广告中写道：“等是生人耳，言行敢务希。齐家兼爱国，天职属男儿。华夏神明胄，何当逊四夷。利源防外溢，国货应提携。”(31) “共舆而驰，同舟共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中国为我人共乘之舟，爱国者共念之。”(32) “国家是大多数国民凑合而成的，但是国民的生命财产都要赖国家保护。所以凡属国民，都要知道爱国。”(33)
这里，国货广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注入了时代内涵，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转化成“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通过分析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唤起国民的民族情感，而要求他们通过使用国货，担负起救国御侮的神圣职责。
五卅运动期间，国货广告利用帝国主义枪杀爱国学生在民众中引起的愤慨，积极进行爱国主义的言说。
三友实业社用“哭南京路被害的学生”为广告标题，号召国民奋爱国之志，常用国货。广告写道：
……呜呼！诸君死矣，国家何堪！狂澜，责惟后死，吾愿未死之中国同胞，一醒睡狮之梦，三省戴天之仇，努力奋起，以雪是耻，则诸君之在九泉亦可瞑目矣。呜呼！诸君之死可谓惨极！当子弹横流于诸君肌躯之时！诸君曾有一念之感想乎？‘噫！老弱中国之国民将以何物作抵抗耶？’是以吾知诸君之死，死不瞑目，呜呼，未死之中国国民乎！南京路之子弹有限，合中国之子弹无穷，此后尔愿着外货之毛丝纶乎？抑愿用国货之透凉罗乎？尔愿作冷血之动物乎？抑愿作热血之人类乎？当尔觉悟国货可以作子弹无形之抵抗时，则今日学生诸君虽死，亦可作挽救中国民气之动点矣。想诸君亦当含笑于地下也，呜呼！爱国诸君为国牺牲，死而有知，其杀尔仇！吾亦将大呼提倡国货，唤起民众，努力奋斗，尔辈安乎？呜呼痛哉！！！(34)
广生行有限公司的双妹老牌花露水广告用“同胞注意”的标题写道：
甲子之役而后，列强知我国可欺，草菅我民命，侵略我主权，层出不穷，无有尽期，而此次五卅日流血惨案死伤枕籍，血肉横飞，通衢为赤，伤心惨目，曷其有极。……本公司痛国家之将亡，悼同胞之惨死，特将原有各种精良化妆品不惜重大牺牲，更发改求，精益求精，……尤希全国同胞，勿忘五卅之国耻，一致提倡国货，父诏其子，兄勉其弟，朋友相劝，非国货不用，免为金钱外溢，以贻日后无穷之惨案。(35)
这样的广告言说，在全国上下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群情激奋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在国民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由此引导国民的民族认同，增加民族的凝聚力。事实上，国民此一时期的爱国情感业已被各种话语所唤醒，这连一些外国商人都感受得到。一则销售法国“爱字牌”和“特别牌”香烟的广告就是很好的例证。广告中很策略地写道：“中法邦交素称和睦，爱国诸君吸之无碍”。(36) 由此也折射出国货广告中的宣传对时人心理上造成的影响。
爱国是一种责任，爱国同时也是一种高级道德情感。当国货广告分析了国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为他们提供了依靠爱国这一高级道德情感塑造自身的想象空间并借以寻求情感体验的同时，广告告诉消费者，消费国货就是爱国的表现，就是体现爱国的途径。
中国建新公司的手帕广告用“救国一条大路”为广告标题，在广告中写道：
用国货就是有实力的根本救国。(37)
广升祥的袜业广告这样写道：
爱用国货，即是爱国。(38)
中国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城牌香烟广告，把长城牌香烟的包装盒图案同秦始皇的头像、长城图案并排列在一起。广告词中这样写道：
诸位先生，你知道上面三个圈子里，画的那些故事么？第一个圈里画的，乃是混一中原、征服匈奴、建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帝。第二个圈里画的，就是抵御匈奴的万里长城。第三个圈里画的，就是保护我国利源的长城牌香烟。(39)
其另外的几则广告中则说：
凤凰非梧桐不栖，志士非国货不用，吸大长城香烟者，皆我国之长城也。(40) 如能提倡购吸大长城上品国货香烟的，要将爱国英雄的徽号奉赠。(41) 爱国二字，范围极广，随时随地，皆可实行这个主义的。就如香烟一项，差不多从都要吸的。你吸的若是舶来品，自然说不上爱国二字了。你吸的若是国货香烟，不就是爱国了么。(42)
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为华成厂和中华工业厂的商品所做的广告，标题是“如何为爱护中华民国者，如何可以救国危亡”。文中写道：
如何为爱护中华民国者，如何可以救国危亡，这两句话大家的眼光非提倡国货不为功。这是国民受的刺激深了，才有此一致的觉悟。提倡国货，只须大家不用劣质货，多用国货就是了。(43)
上海裕昌祥的毛巾广告所说：
救国不尚空谈，请大家喝的、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用国货。(44)
1925年6月15日，上海大戏院登出了“上海大戏院罢市期内特别廉价”的广告，内容如下：
连日来我国人为争公理人道起见，不惜罢课罢工罢市，以示反抗，不特物质上受了极大损失，即精神上亦受着无限痛苦。当此人人悲愤填胸之际，倘无高尚的娱乐，以陶淑其性情，祗恐忿怒成病，殊背乎为国珍重之旨。诸君要求高尚的娱乐，莫若看影戏，因为影戏是社会教育之一种。但是上海影戏院虽多，上等影戏院中，为华商所设者，祗有本院一家。现为优待国人起见，不惜牺牲，特于罢市期内，特别廉价。……明知杯水车薪，无补于事，特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耳。
在这则广告中，广告主已经不再追究广告内容的逻辑，也不顾及服务项目与情势的关系，甚至连影戏的内容也无意关注，他急于强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家影戏院是华商所设，进这家影戏院，消费的是国人提供的服务。在这里，国人提供的服务和消费这样的服务，已经有了不言自明的正当性。
三 国货广告的话语影响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主流的再现，所谓的doxa（主流意见），亦即众人之说、根深蒂固的信仰、成见、所有不必讨论的自明之理，之所以能在整个社群或整个社会里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它经过一个灌输的过程。”(45)。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特殊背景，合理化了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实业救国”口号。二三十年代的《申报》上，随处可见的国货广告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不断地向广大民众宣称“消费国货就是爱国”，从而为使用国货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涂抹上一层浓厚的民族色彩，让广大的民众在日常的消费行为中体验到高尚的爱国情感。“国货”一词也就在指称一种商品的同时，从有形的物质商品中游离出来，具有体现个人情操和品位的符号价值。这是一个持续的、强有力的观念灌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爱国主义被从抽象的道德层面疏导到了民众具体的行动层面，爱国不再局限于少数英雄人物为国捐躯的悲壮行为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中，而是被世俗化到普通民众制造国货和消费国货的日常行为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逐渐形成了带有时代色彩的爱国观念并由此导致了特定时期的消费行为。
在国货广告话语的宣传下，国人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国货而拒斥舶来品，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来体认爱国情感，寻找民族的归属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1919—1921年，国货运动开始不久，日本对华出口的贸易额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即从1919年的6.56亿日元到1921年的4.24亿日元。(46) 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此期间的工厂数不断增加，有些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获得了巨大发展。(47)
在整个国货运动的过程中，就当时市场的商品而言，同类商品中洋货的质量明显高于国货。对于这一点，国货企业家和国货商人也是承认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货运动的领导者们才大声疾呼，国货“必须改良形式，精美其物质”(48)，国货必须改良，“若已改良制法而尚不良，必再改良。若再改良制法而仍不良，必再再改良，不可无恒心”(49)。即便国货广告不断地宣讲其商品质量如何如何优美，但其誉美之词充其量不过是“与舶来品不做稍让”，还没有看到那则广告称其商品质量超过洋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货产品仍能在二三十年代的市场上有着相当好的销路，这一现象，不能不归结到国货广告的言说上。(50)
“消费国货就是爱国”这样的广告话语，消解了长期存在于普通民众中的行为同爱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困惑，为普通民众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找到了直接而便利的途径，这无疑对聚合民众、形成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消费国货就是爱国”这样的广告话语，既不界定消费的内容，也不甄别消费的方式，更不关注消费的时间和场所。我吸烟是爱国，我听戏是爱国，我喝酒是爱国，我精心化妆我的脸蛋同样是爱国，只要在此过程中消费的是国货，我就在实施着爱国的行为。
这样的言说的进一步发展，到抗战期间，上海工商界便出现了“娱乐救国”、“跳舞救国”、“坐汽车救国”、“美容救国”、“吸烟救国”、“看影戏救国”等千奇百怪的救国方案。(51) 当爱国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那些“在后方笑嘻嘻地搂着女人跳舞”，“掏点腰包，从事‘跳舞救国’的人，却是依然沉醉在狂欢纵欲中”，他们在跳舞厅、影戏院过着纸醉金迷的浮华生活，仍能心安理得地把他们的行为同爱国联系在一起。(52)
国货广告话语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使得爱国主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庸俗化。一些追求享乐、不愿为爱国付出任何努力和牺牲的人将爱国主义当成了廉价的消遣品，在很多时候用它来为自己不名誉的行为辩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爱国主义的神圣性，降低了这一高级道德情感对民众行为的约束力，正如《金钱万能》的文章中所讽刺的那样：“出了一块洋钿之后，即使你醉生梦死，酣歌狂舞，也是救国。”(53)
注释：
① 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vised edition.London:Verson.1991
② ［英］汤姆·奈伦：《不列颠的崩溃——危机与新民族主义》（The Break 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oe-Nationalism.London:NLB,1977），第340页。转引自［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③ 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页。
④ 1921年，上海总商会开办的第一次国货商品展览会上，仅上海一地，就有870家厂商参加商品展出，展示的商品种类达33400种之多。（见徐鼎新等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246页），一些大型的富有影响的组织如“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机联会”等都是在此时期成立的。
⑤ 此两则广告是笔者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国货广告。
⑥ 《通告各国货工厂》，见上海机联会编《十年来之机联会》，第162—163页。
⑦ 君豪：《广告谈》，《上海总商会月报》第4卷第6号。
⑧ 徐启文：《商业广告之研究》，《商业月报》第14卷第1号。
⑨ 阮之江：《二十五年来中国商业之变迁》，《香港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
⑩ 《申报·常识》，1922年7月20日。
(11)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申报》1921年12月22日。
(12)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画，《申报》1920年6月7日。
(13) 聂云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14) 《申报》，1921年8月10日。
(15) 《申报》，1920年1月6日。
(16) 《申报》，1920年3月29日。
(17) 《申报》，1920年6月3日。
(18) 《申报》，1920年5月31日。
(19) 《申报》，1923年4月16日。
(20)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288页。
(21) 《申报》，1921年10月1日。
(22) 《申报》，1922年8月27日。
(23) 《申报》，1920年11月5日。
(24) 《申报》，1922年6月2日。
(25) 《申报》，1921年7月11日。
(26) 《申报》，1920年1月5日。
(27) 《申报》，1921年7月11日。
(28) 《申报》，1921年7月4日。（注：“大好老”乃上海对有成就、有魄力、有影响、被众人敬仰的了不起人物的俗称）。
(29) 《申报》，1923年10月21日。
(30) 《申报》，1922年1月12日。
(31) 《申报》，1920年9月2日。
(32) 《申报》，1922年11月28日。
(33) 《申报》，1920年1月22日。
(34) 《申报》，1925年6月1日。
(35)(36) 《申报》，1925年7月1日。
(37) 《申报》，1925年7月2日。
(38) 《申报》，1925年1O月22日。
(39) 《申报》，1920年9月3日。
(40) 《申报》，1923年2月25日。
(41) 《申报》，1920年10月6日。
(42) 《申报》，1920年1月22日。
(43) 《申报》，1922年9月19日。
(44) 《申报》，1922年8月27日。
(45) ［法］朋尼维兹：《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46) 日本外交部：《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报告》，第1卷，第791107件。转引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284页。
(47)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285—286页。
(48) 《倡用国货说》，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岭东日报》。见《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1），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8年编印，第165页。
(49) 《论说》，《国货月报》第2期。
(50) 有关国货销售的情况以及当时国货企业的生存状况，参见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一书中的详尽论述，此处不赘。
(51) 见鲁迅：《航空救国三愿》（《申报·自由谈》1933年2月5日）；茅盾：《关于救国》（《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7日）及《爱国自慰》、《游艺救国》和《如何爱国示威》（《论语》半月刊，第2期）。
(52) 廖沫沙：《说商品之类》，《申报·自由谈》，1932年4月5日。
(53) 章克标：《杂谈三·金钱万能》，《论语》半月刊，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