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神剑歌》写作时间和作者小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泉论文,神剑论文,时间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龙泉神剑歌》无疑是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多年来，学术界对之多有论说。然而，在一系列问题上，各家的见解并不一致。这里，笔者拟仅就其中的两个问题，即《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和作者问题，略事辨析。如或不当，尚请批评指正。
在辨析之前，需要加以交代的是：敦煌西汉金山国的立国及终结，均是与其对甘州回鹘的关系相联系的，而对其立国及终结时间，诸家看法不一。这里，笔者不想对各家的说法进行评述，而是取诸家说法中笔者以为可能是最符合实际的说法，即：敦煌西汉金山国立国于开平四年（910年）“七月末后不久”〔1〕，终结于乾化四年（914 年）“十月以前”〔2〕。具体情况，笔者另文已详，兹不具论。
关于《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问题
《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问题，是和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另一代表作《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下文略称《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写作时间紧相联系的。因为，《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均系草稿，从笔迹看是同一作者的作品；又均见于P.3633，不同之处仅是一在卷子正面，一在卷子背面。因此，要弄清《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就得同时弄清《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写作时间。事实上，一些研究者也正是这样做的。正由于此，本文的这一部分，虽题作《关于〈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问题》，而实际上谈的是《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两者的写作时间问题。
金山国文学代表作三篇〔3〕中， 《上回鹘天可汗状》是唯一有写作时间题署的一件。因此，笔者先从该件说起。
《上回鹘天可汗状》之末尾， 署“辛未年七月
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据此，诸家均认定其写作于辛未年七月， 即乾化元年（911年）七月。不过，究竟写作于七月的什么时候，诸家的看法就不一致了。有的研究者只是笼统地说写作于七月而未再具体化，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4〕、 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5〕。有的研究者进行了具体化工作，但各持一说。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6〕既说写作于“辛亥（按，当为“辛未”之讹排）年七月”， 又说“《神剑歌》之写作年月必与《上回鹘状》相近而稍后”，还说《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就是在初一日已过而立秋日（按，户向前谓立秋日为七月十二日）未至的几天中，写下了《龙泉神剑歌》”的。可见，卢向前认为《上回鹘天可汗状》应写作于七月初。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7〕对卢向前之说则持异议， 认为：“案《上回鹘可汗状》中称：‘□□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赍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这正是《上回鹘状》产生的直接原因，所以‘廿六日’上的缺文，应补‘今月’二字。据此，《上回鹘可汗状》当写于七月廿六日至月底之间。”一谓写作于七月初，一谓写作于七月末，虽同在七月，而毕竟看法有别。究竟是月初，还是月末？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这里暂不作结论，俟讨论《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之后再说。
关于《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8〕认为，应是王重民所说金山国立国之第二年即天祐三年（906年）一、二月间。这里，对立国时间的判断有误；谓《龙泉神剑歌》写于立国之第二年一、二月间亦不确当，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9〕已有论述。不过，王冀青文并未指出究竟写作于何时。 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10〕认为：“P.3633有金山国宰相张文彻所撰《龙泉神剑歌》的草稿，原稿被涂去之句有‘自从登祚十三年’的话。‘登祚’这个词，在这里是说官职进位，用以指称张承奉乾宁元年（894年）执掌归义军一事，其‘十三年’， 正当天祐三年（906年），由此推知《龙泉神剑歌》即作于天祐三年。此歌又有‘一从登极未逾年’之句， 知《龙泉神剑歌》写作之时，承奉已‘登极’，特‘未逾年’耳。”按，李正宇是以此作为金山国立国于天祐三年（906年）之一证的。然而，天祐三年立国之说不确。抛开这一层不说，谓《龙泉神剑歌》写作于立国之当年也不合适。因为，《龙泉神剑歌》中明有“一从登极未逾年”之句，且此句原稿写作“一从登极始逾年”。按照常理，“始逾年”和“未逾年”，相距时间不会太远：“始逾年者”，刚过一年之谓也；“未逾年者”，将近一年之谓也。李正宇同文中既认为金山国当建国于四月到十一月之间，则《龙泉神剑歌》不可能写作于立国之当年。所以，卢向前和荣新江不取其说，而主张写作于立国之次年。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11〕认为：《上回鹘天可汗状》写作于辛未年，“《神剑歌》之写作年月必与《上回鹘状》相近而稍后”。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12〕认为：“《上回鹘可汗状》当写于（辛未年）七月廿六日至月底之间”，而《龙泉神剑歌》与之“大致同时成文”。本文一开始，笔者已经说过，金山国当立国于开平四年（910年）七月末后不久。因此， 考虑到《龙泉神剑歌》中的“一从登极未逾年”之句，卢、荣二位主张该歌写作于乾化元年（911年）七月，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的看法又有不同，即卢向前认为写作于初一日至十二日之间，而荣新江认为写作于月底，且与《上回鹘天可汗状》“大致同时成文”。究竟谁是谁非？这就要与上文遗留下来的《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具体写作时间一起考虑了。
关于《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具体写作时间，卢、荣两位看法的不同，概括地说，便是：卢向前认为相近而前者稍后，荣新江认为两者大致同时而未分先后；卢向前认为前者写作于初一至十二之间而后者当写于月初，荣新江认为两者当均写于廿六日至月底之间。笔者认为，卢向前之说似欠妥当，荣新江之说虽大致合理而又有可议之处。兹详为辨析如下。
首先，是《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是否写作时间有先有后和谁先谁后的问题。应当说，两者的写作时间是有先有后的。这不仅是由于两者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因而不可能同时写作，而且是由于两者的内容是有差异的：前者纯是颂扬鼓劲之作， 后者则是言约之作〔13〕，不可能同时写作于与甘州回鹘的战争战败之前，也不可能同时写作于与甘州回鹘的战争战败之后。因此，荣新江谓两者写作时间大致同时而未分先后，是有欠准确的。不过，卢向前谓后者的写作时间先于前者，也是很可商量的。这是由于：《龙泉神剑歌》纯是颂扬鼓劲之作，因而不可能写作于战场严重失利之后，否则作者恐怕就是热昏了头脑；《上回鹘天可汗状》乃是言约之作，因而不可能写作战场严重失利之前，否则便是无法解释的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卢向前曾说：“《神剑歌》书于《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状》之背面，《上回鹘状》写于辛亥（按，当系“辛未”之讹排）年七月而存于敦煌遗书中，换言之则此状是否送达回鹘可汗都未可知，因此，此状亦可视作一草稿。以金山国衙门而论，是不会拿一张涂抹甚多而又相隔五年之久的废纸再行利用的，可能的倒是《神剑歌》书于《上回鹘状》之后，时间与辛未年（九一一年）七月相左近。”卢向前的这段话，是反驳王重民所主《龙泉神剑歌》写作于天祐三年（九○六年）二月间之说的。因此，文中所说“相隔五年之久”云云，这里可不再理论。应予理论的是：既然《上回鹘天可汗状》书于卷子之正面，《龙泉神剑歌》书于卷子之背面，那么状先歌后也就是必然的了，不可能是歌先状后。这同笔者的看法显然有别。不过，笔者以为，卷子的正面与背面之分，本是卷子收藏者、遗书编目者所定，本来的正面与反面未必即是收藏者、遗书编目者所定的正面与反面。在笔者看来，现在所说的正面，原本应是背面，而现在所说的背面，原本倒应是正面。就是说，作者先写了《龙泉神剑歌》以及其后的诗三首、《张安左邈真赞》，然后在另一面再写《上回鹘天可汗状》。试仔细观察《龙泉神剑歌》的诗题及作者署名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诗题和作者署名所在的位置上，恰好有另面书写时的墨迹严重渗透过来；如果《龙泉神剑歌》本写于卷子背面，这种情形当是不应有的；只有定《龙泉神剑歌》所在的一面为正面，这种情况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明白了这一点，确定歌先状后这样的写作时间顺序，也就不再成为什么问题了。
其次，是《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究竟均写于月初还是月末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卢向前和荣新江二家的看法虽不同，但各自看法的形成却均与对《上回鹘天可汗状》中写到的一个时间的理解有关。该状云：
□□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有损伤。口云索和，此亦切要。遂令宰相、大德僧人兼将顿递迎接跪拜，言语却总□□。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赍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14〕这段文字一开始的“□□”二字，卢向前以为“当补‘去月’”，而荣新江以为“应补‘今月’”。如系“去月”，则卢向前所说该状写于月初自有可能；如系“今月”，则只能如荣新江所说，是写于月末的了。那么，究竟“去月”对，还是“今月”对？由于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索和”、“言约”的直接原因是“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云云，故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金山国在对甘州回鹘的战争中严重失利于六月还是七月的问题。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龙泉神剑歌》中如下一段描写：
我帝威雄人未知，叱吒风云自有时。
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不迟。
金风初动虏兵来，点龊干戈会柏台。
战马铁衣铺金翅，金河东岸阵云开。
募良将，拣人材，出天入地选良牧。
先锋委付浑鹞子，须向将军剑下摧。
左右冲突拽虏尘，匹马单枪阴舍人。
前冲虏阵浑穿透，一段英雄远近闻。
前日城东出战激，马步相兼一万强。
我皇亲换黄金甲，周遭尽布阴沉枪。
着甲匈奴活捉得，退去□竖剑下亡。
千渠三堡铁衣明，左绕无穷援四城。
宜秋下尾摧凶丑，当锋直入宋中丞。
内臣更有张舍人，小小年内则伏勤。
自从战伐先登阵，不惧危亡□一身。
今年回鹘数侵疆，直到便桥列战场。
当锋直入阴仁贵，不使戈鋋解用枪。
堪赏给，早商量，宠拜金吾起上将，
急要名声贯帝乡。
军都日日更英雄，□由东行大漠中。
短兵自有张西豹，遮收遇后与罗公。
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
这里所写，一般以为是两次战争，“金风初动”云云为一次，“今年……”云云为另一次。究竟如何，姑按下不说，单说“金风初动”这一次。这次战争究竟发生于什么时候？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15〕认为应是立国次年“金风初动”之时，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16〕认为应发生于立国当年。抛开立国年份上的看法不一不说，单说次年或当年而论，卢向前同意王重民立国次年之说，认为是“辛未年（九一一）七月间狄银进攻沙州之战事”（卢向前主金山国立国于910年说），而荣新江则鉴于歌中“今年……”云云，认为“下文记回鹘第二次来侵时称‘今年’，则此战应发生在910年初秋即庚午年七月”。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卢向前之说是可取的。理由是：《龙泉神剑歌》在描写“金风初动”一战时，末尾写及张舍人之阵亡。此张舍人，荣新江正确地指出即张安左。但P.3633上的《张安左邈真赞》，写于《龙泉神剑歌》之后。可见，此邈真赞亦当写作于辛未年（911年）七月，而不会在庚午年（910年）七月。因为，张安左既是金山国大臣， 又是英勇阵亡，还是其邈真赞的作者的“宗人”，因而邈真赞的作者不可能在赞主阵亡一年之后才来写作邈真赞。这也就是说，张安左阵亡于其中的“金风初动”一战，也应发生于辛未年（911年）七月， 至于“今年……”云云，其实并非“金风初动”一战后的第二战，而应是对包括“金风初动”一战在内的数次战争的总括性叙述。从文字表达上说，“今年……”以下数句，似有沓复之病。不过，《龙泉神剑歌》本是草稿。作者大约还要修改定稿的，但因局势已变，既来不及修改定稿，也用不着修改写稿。因此，似有沓复之病，也就可以理解了。总之，“金风初动”一战，发生于辛未年（911年）七月，应与“狄银领兵， 又到管内”为同一战，只是“狄银领兵，又到管内”当已是此次战争之末尾阶段罢了。既然如此，所谓“□□廿六日”云云，也就应是“今月廿六日”云云。由此可见，《上回鹘天可汗状》只能写作于七月末，而不可能写作于七月初；《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亦然。
最后，是《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是否均写于廿六日至月底之间的问题。荣新江谓《上回鹘天可汗状》写于廿六日至月底之间，自然是对的。但他说《龙泉神剑歌》也写于这几天之内，却有欠确当。须知，如前所述，《龙泉神剑歌》纯是歌颂鼓劲。但廿六日，金山国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已严重失利，《龙泉神剑歌》自然不可能写作于此日之后，而只可能写作于此日之前。当然，不可能前于此日太多。歌中已经叙及张安左之阵亡，而张安左之阵亡又是在“前日城东出战激”一句中的“前日”。因此，当写作于张安左阵亡的第三天。歌中又叙及罗通达入南蕃事，所谓“今朝一日罗公至，拗起红旌似耀尘”当即指此。而罗通达此行，当与金山国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的战局变化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当与金山国之存亡有直接关系。大约战局已很不利，但似乎还未至不可收拾境地，这才有遣罗通达入南蕃求助之举。因此，罗通达之行，必在“前日城东出战激”一句中之“前日”的第二天，歌之写作则应在罗通达之行的第二天。那么，罗通达之行的第二天是哪一天？自然现在难以说出确数。不过，罗通达南蕃之行的消息，必会很快为甘州回鹘所知；甘州回鹘获知之后，必会立即做出反应，即“狄狠领兵，又到管内……”。从罗通达之行到甘州回鹘得知消息到到“狄银领兵，又到管内……”，前后恐怕不过二、三天。也就是说，罗通达南蕃之行的第三天，当即“狄银领兵，又到管内……”的廿六日。据此可以推知，“前日”当为廿三日，罗通达之入南蕃，可能是廿四日，其第二天，可能是廿五日。由此看来，如果说《龙泉神剑歌》大约写于罗通达南蕃之行的第二天即廿五日的话，那么，恐怕未必会有太大的错误。
关于《龙泉神剑歌》的作者问题
关于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代表作三篇的作者谁何问题，敦煌学界已有考论。其中，《白雀歌》的作者，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17〕据歌作者上歌表文之末署“三楚渔人臣张永进上”定为张永进；《敦煌文学概论》〔18〕上编第三章〔19〕据同一表文之末署定为张永。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鉴于当时此类上行文书之末署的末尾有用两个连写之动词的习惯，故可依据后说定为张永〔20〕。《上回鹘天可汗状》的作者，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21〕认为应是张文彻。对此，学术界迄今未见提出异说，笔者也同意李正宇的看法。至于《龙泉神剑歌》的作者虽有“大宰相江东吏部尚书臣张厶乙撰进”题署，而这位张厶乙究竟是谁的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分歧就比较大了。
首先考论《龙泉神剑歌》作者问题的，是李正宇。他在上揭《敦煌文学杂考二题》中，认为《龙泉神剑歌》的作者是张文彻。他的主要理由是：此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张安左邈真赞》均见于P.3633，又均为草稿，笔迹完全相同，应是同一人的作品，而《张安左邈真赞》的作者实为张文彻。
时过不久，卢向前在《金山国立国之我见》〔22〕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录出《龙泉神剑歌》后面的七行文字《第42—48行；第1 —41行为《龙泉神剑歌》）之后，这样说：
《神剑歌》本文仅四十一行，四十二行以下即非《神剑歌》之有机部分，但出自一人手笔是显而易见的。
《神剑歌》之作者自题作“太宰相江东吏部尚书张厶乙”，杂诗三首末尾题作“进牋”，则此歌作者为张进无疑。
然此张进又与《白雀歌》之作者“三楚渔人张永进”似为一人，请试论文。
以地域而言，《神剑歌》称“龙泉宝剑出半城”，考《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江南道四半城县条称：
本汉南昌县地，晋武帝太康元年移于今县南十一里，名半城，即是雷孔章得宝剑处也。
《神剑歌》改“神剑”作“宝剑”，则半城为江南半城县地无疑。既然“半城”地属“三楚”，“三楚”又与“江东”相对，张进熟谙道家旧说，遂有此《龙泉神剑歌》颂扬瑞德，江东张进即三楚张永进无疑。
以内容而言，若以《神剑歌》与《白雀歌》作比较，就会发现此二歌多雷同之处，……这不能不说两歌作者为同一人，江东张进即三楚张永进。李正宇和卢向前，一说《龙泉神剑歌》的作者是张文彻，一说是张永进（按照上文所说，应写作张永）。那么，谁是谁非呢？笔者以为，李正宇之说是，卢向前之说非。试辨析之。
卢向前在上引他的那段文字中所说《龙泉神剑歌》后面的“杂诗三首”，即现在敦煌文学研究界所说的《七言诗三首》。卢向前说这三首诗非《龙泉神剑歌》之有机部分而又与《龙泉神剑歌》“出自一人手笔”，这个判断大致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推断这三首诗和《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就是《白雀歌》的那位作者张永进（实应为张永），却不怎么合适。
卢向前是从推断这三首诗的作者为张进开始，然后得出结论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三首诗的作者是否是张进。可惜的是，卢向前恰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出了错。
卢向前的根据是这三首诗“末尾题作‘进牋’”。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原来是与他对这三首诗所作的录文有关。他的录文是：
42 超掖吕万盈，陲署韬钤接，一兵不怕忘身首，原当
43 徵验留一名。
44 郑坞栗子两堡兵，义却神佑选能精，□背西冲回鹘阵，
45 毅勇番生民俊诚。
46 匈奴（将军）初行绕原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
47 至奇□□□，□
□问情款，说由缘然佐
48 □□，三般发使西奔奔。进牋。
按照他的这一录文，末尾二字成了三首诗的作者的尾题。如果他的录文正确，那么“进牋”可以理解为作者的尾题。然而，他的这一录文，实在谬误太多。第42至45行，与这里所要论述的问题关系不大，姑且不说，单说第46至48行。这三行实际上是一首杂有三言的七言诗，属于全部三首诗的第三首。这首诗，郭锋《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23〕录作：
[46]匈奴初行绕原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生擒[47]□（至？）事奇。问情款，说由缘，[48]□□□□□三段，发使□奔上（？）进牋。
郭锋的录文，显然也有不妥之处。比如，“事奇”二字，实应为马前；“发使□奔”四字之缺字，实应是“西”字。但是，与原卷对照，可以看出，比卢向前的录文要准确得多。特别是把末尾二字与上文连读而不将其作为全部三首诗的作者尾题处理，使全诗大致一韵到底，又切合原卷抄写格式，还使全诗的意思甚为显豁。据此看来，“进牋”二字就不能理解为“进”这个人“牋”，全部三首诗的作者也就不能肯定为张进了。既然如此，卢向前关于《龙泉神剑歌》的作者为张进、张进即张永进（实应写作张永）的推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实际上，另外一些情况也表明，卢向前的结论是不稳妥的。首先，卢向前在论定《七言诗三首》即他所说“杂诗三首”和《龙泉神剑歌》“出自一人手笔”时，是从书法笔迹上考虑的。但是，接着《七言诗三首》或曰“杂诗三首”抄写的《张安左邈真赞》的书法笔迹与“杂诗三首”以及《龙泉神剑歌》完全相同，而《张安左邈真赞》的作者，据上揭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的可信考证，并不是张永进（实应写作张永），而是张文彻。其次，《七言诗三首》或如卢向前所说的“杂诗三首”，实际上很可能是其作者拟补写于《龙泉神剑歌》中某个处所的诗句，而不是独自成篇的三首诗。观其内容与《龙泉神剑歌》显然有联系，其形式（夹有三言的七言诗）与《龙泉神剑歌》显然一致，而且作者并未为之标立诗名，抄写上又紧接于《龙泉神剑歌》之后，就可以想见这一点。因此，诗三首的作者也就没有必要再来一个作者尾题如“进牋”之类，因为《龙泉神剑歌》已有了“大宰相江东吏部臣张厶乙撰进”这样一个作者题署。从“进牋”二字来推测《龙泉神剑歌》的作者谁何，实在是多余的。最后，《白雀歌》的作者是张永而非张永进。因此，“进牋”即使是作者的三首诗的尾题，“进”字即使是人名而不是动词，也不能推断《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和《白雀歌》的作者为同一人。何况，《白雀歌》的作者张永（卢向前作张永进），从可能是其所写的进诗状（S.811）来看，似乎一生不得志， 向张承奉进上《白雀歌》的举动也未能给他带来多大好运，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写出《龙泉神剑歌》这样的充满对金山国上下的颂扬诗句、鼓舞金山国军民英勇对敌精神的作品。
总之，《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张厶乙并不是《白雀歌》的作者，卢向前的说法难以成立。在新的资料发现之前，仍应以李正宇的说法为是，即：《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张厶乙即张文彻。
注释：
〔1〕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2〕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 《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3〕除《龙泉神剑歌》、《上回鹘天可汗状》外，还有一篇， 即《白雀歌》。
〔4〕《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5年12月出刊。
〔5〕《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6〕《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7〕《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 月出版。
〔8〕《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5年12月出刊。
〔9〕《敦煌学辑刊》总第3期，1983年出版。
〔10〕《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11〕《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12〕《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13〕关于《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写作主旨，请参看拙作《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评价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4〕此处引文以及下文笔者引用之《龙泉神剑歌》、《上回鹘天可汗状》中文字，均据笔者之校录。
〔15〕《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5年12月出刊。
〔16〕《敦煌学辑刊》总第三期，1983年出刊。
〔17〕《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5年12月出刊。
〔18〕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19〕该章撰稿人为李正宇。
〔20〕《龙泉神剑歌》作者署名即作“大宰相江东吏部尚书臣张厶乙撰进”，其“撰进”二字与“三楚渔人臣张永进上”之“进上”二字，在格式上是相同的。
〔21〕《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22〕《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23〕《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24〕《哈萨克共和国史》第二卷，36页。
〔25〕魏特夫、冯家升合著：《中国社会史—辽》，1944年费城版，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