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小说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科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小说，是近代社会的全新产物，为“小说界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晚清国势江河日下，内忧外患，灾难重重。首先“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界精英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借用中国传统的“格致”作为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大声弘扬。大批自然科学书籍也因此被译介入中国。在推广科学的过程中，知识界精英逐渐认识到：纯粹科学书籍“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卷，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因此“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科学小说正是产生于“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中，同时又借助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自觉承担起“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的时代任务，以改良群治，救亡图存的“新小说”类型。
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小说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而在以题材归类的众多的晚清“新小说”中，科学小说曾倍受时人青睐。1902年《新小说》创刊之始，即把“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放在历史上政治小说之后，高居三甲的位置。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无不刊载科学小说。然而，近代科学小说散布于多如恒河沙数的报刊、杂志之中，难以集中阅读，这给系统的研究带来很大不便。至今，科学小说依然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对近代科学小说的文类观念、创作模式、主要题材、文体特点以及最终式微原因等方面，做一番尝试性梳理和研究的工作，就显得极其重要而迫切。
科学小说在晚清文学界始终没有获得一个严谨、周密、固定的含义。作为纯粹舶来的小说形式，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们对于科学小说的认识或认定，是从寻找旧小说类似的创作范式中逐渐获得的。1905年《新小说》第十五号认为“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其中所载医方，皆发人所未发，屡试屡效，浙人沈氏所刊《经验方》一书，多采之”；1907年《月月小说》第八号也认为“《镜花缘》一书……亦可谓之科学小说。其所叙海外各国皆依据《山海经》，无异为《山海经》加一注疏。而其讽世、理想、科学等，遂借以寓于其中”。这种追寻“科学小说”源头的方式和直观的类比，潜在透露的文化信息是当时科学小说文体意识的渐趋觉醒。在此，《镜花缘》符合“科学小说”两方面的创作规范：一是“暗证医理”，二是“备载异闻”，前者突出了科学小说的实用旨趣，后者强调了科学小说的幻想思维。这是“科学小说”文体概念的两个重要组成，科学小说正是以幻想思维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科学文化启蒙的现实意义。但这样通过与旧小说比照而获得的科学小说的概念毕竟是模糊不定的。
晚清科学小说的萌芽使众多的文人企图理清个中脉络，明了其文体特征，以期为它的发展起推波助澜之作用。因此，在旧小说中寻找科学小说的源头，或曰类产品，以认识科学小说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古代小说形式多样，广泛地叙及人间万物、世态人情，其中难免要涉及许多自然、生活等科学常识，这些内容只是作品构成的局部点缀，而将整部小说因此定位于“科学小说”的行列，则未免牵强附会。另外，晚清人还把《封神榜》中的千里眼、顺风耳比作望远镜、电话机，把《西游记》的哪吒风火轮看作自行车，一切超乎想象的特异功能与工具装备，都拐弯抹角地与“科学小说”挂上了钩。中国古代“神魔小说”中的神仙妖魔之神通广大、腾云驾雾，确实是作者虚构能力的发挥，但这种纯粹的幻想并不需要依据科学的原理与逻辑，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尚有很大差异。科学小说的幻想思维是以切实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原理为根据的。晚清时期企图在旧小说中寻找“科学小说”文类的努力，表明了当时对“科学小说”认识尚处于表面层次，比较肤浅。
由于近代“科学小说”文体意识淡薄，因此概念混淆，多种其他题材类型的作品与科学小说往往杂糅一起。如《新小说》创刊宣言把科学小说与哲理小说并称为“哲理科学小说”。日本横宾于1902年11月14日发行的《新小说》第一号，把《世界末日记》这一通常被看作比较典范的科学小说列为“哲理小说”，这是科学小说与哲理小说的混杂。1903年明权社出版的《空中飞艇弁言》把科学小说称为“工艺实业小说”。所谓“今世纪已为汽电渡移之时代，安知异日所谓兵舰者，留弃而不用，较国之势力，数飞艇以对乎？”，文学家创作小说带有“制器”的自觉追求与报国的满腔激情，“工艺实业”的称谓可以说是“科学小说”实践目的最形而下的忠实写照。或者，科学小说又被称为“理想小说”。1905年《新小说》第二十二号认为“盖天下事，必先有理想，而后乃有实事焉。”“……故彼泰西之科学家，至有取此种理想小说，以为研究实事之问题资料者。”认为理想小说有利于通过小说的幻想激发科学发明的灵感。这是人们走出历史与当下语境，放眼看世界的结果，是对未来建设的憧憬，而“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故此，科学小说与展望未来的理想小说又难分彼此。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人着眼于科学小说情节转换的跌宕起伏，把部分“冒险小说”、“奇情小说”、“奇幻小说”视为科学小说。“科学小说”的多种称谓反证了这一文体观念的宽泛与不确定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体杂糅的现象呢？首先，从一种全新文体的发生学来看，科学小说创始之初，探索者就明确指出“其取材皆出于译本”（《新民丛报》十四号，1902年）。所以，这一新的文类概念的形成必须推溯到西方。西方科学小说初创期，并没有形成阵容分明的作家群，例如，爱伦·坡既写侦探小说又写惊险小说，也写科学小说，他的科学小说充满了离奇荒诞的想法，同时引入了惊险小说的悬念和侦探小说的逻辑推理，完善了一种以科学和哲理思想为基础的思辩故事。柯南道尔既写福尔摩斯，也写诸如《失去的世界》等科学小说。西方小说家创作兴趣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使译介者难以区分彼此的微妙差异，所以在“科学小说”译介入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多种称谓并存、内容与标题不符等情况。如梁启超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新小说》标为“科学小说”，实际内容则很大程度上是探险小说。又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最初也都是被看作科学小说而译介入中国的。其次，在科学小说的本土化过程中，人们又往往从旧小说既有的文体观念揣摩科学小说的创作模式，觉得科学小说光怪陆离、奇幻悦目，因此，很容易把它与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混为一谈。除此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科学小说的译介与创作，是在根本上缺乏“科学”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科学”主要用“格致”这一极具经学色彩的称谓替代，“新学”、“西学”、“艺学”、“实学”等，也是近代中国人用以表述“科学”的概念，只不过它们不如“格致”那样驯雅、那样符合文人的文化心理而更易被广泛认同而已。“科学”尚且处于笼统、含混的状态，分科不明，门类不清，“科学小说”观念的模糊、混沌也就在所难免了。
多元转化的宽泛小说文体观念为“科学小说”的译介和创作提供了多角度介入的可能，这使得科学小说在近代始终没形成固定的写作模式。译介的西方科学小说，比较著名的大家中，凡尔纳是“漫游”的叙事结构，威尔斯通过探讨社会问题展开叙述，爱伦·坡则采用侦探案例的形式。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近似，甚至还有一些采用论辩体的科学小说，如《世界末日记》写一亿万年后，太阳行星绝灭，欧美学者成立的“新世界建设同盟会”人员在地球转瞬即逝之际争论宇宙的起源和绝灭，群起发言，在论争中传达了当时人们对宇宙星系的认识。译介、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小说不拘形式，受此影响，本土的科学小说创作模式更是多种多样。清末最早本国原创科幻小说是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受包天笑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的游记跳跃性思维的启发，描述了法螺先生在月球、火星、金星上的经历，是西方“漫游式”小说结构的再版。中国原创长篇科学小说主要采用两种形式，一是以小标题专题演述故事，如“支明”著的《生生袋》，作品原文刊载中夹杂有“韫梅”的即兴评点，从生理学的角度叙述了“移血之奇观”、“口津之辨贼”等十三个结构上彼此独立的科学小故事。二是沿袭旧小说章回体结构，如《小说时报》所载理想小说《电世界》，署名“高阳氏不才子”撰。为长篇章回小说，每回采用对偶标题，回与回家数不等，如第一回为“廿一纪重登新舞台，中昆仑初试电气厂”，第二回“新原质大辟工场，旧电机空陈骨董”。甚至篇尾还不忘点缀所谓“颇得一逼字诀”、“颇得一借字诀”等古文家口吻的总评。相比于长篇科学小说，短篇科学小说的写作更是灵活多样，举不胜举。大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以亲历的身份讲述生活常识性的科普知识，如发表于《小说月报》第九卷第九号上的《月世界》以及《妇女杂志》第四卷第十号的《中秋月》。如上所述，科学小说的创作多种多样，但过多的尝试使科学小说的写作结构纷繁驳杂，没能形成较为完善和定型的写作模式。
早期科学小说创作模式虽然没有形成可供后世借鉴的经典架构，但却在多元探求中确立了后世科学小说的主要题材：如空间探险、灾难小说、科技发明等。涉及太空探险的科学小说，仅译介凡尔纳的作品就有《月界旅行》、《环游月球》、《太空旅行记》、《飞行记》等数种。世纪之交的人们挖空心思构想飞向太空、征服空际的方式，如《飞访木星》写科学家葛林士与其助手用氢气球举陨石上天，访求木星。《小说时报》所载的又有“鸭飞行机”，“翼人”，“空中飞板”等探索实际的方式。“飞行器”、“空中飞艇”“空中战舰”成为一时炙手可热的时髦字眼。1908年《月月小说》第9期《空中战争未来记》后，作者“笑”叹惋“二十世纪之世界，其空中世界乎。”与这种上界太空意识相应的是地底与海底科学探险小说，如卢藉东译的《海底旅行》、鲁迅译的《地底旅行》、周桂笙译的《地心旅行》，以及《海底漫游记》、《海中人》、《海军军舰》等，真可谓“天上可以鼓轮，海底可以放枪，上碧落而下黄泉”（《读新小说法》，见《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六、七期，1907年），空间探索科学小说充分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年人们广阔的空间意识，同时也显现了近代人开拓异域、探索宇宙的强烈愿望。
清末民初中国时处世纪之末，人类天性中对于未来的恐慌，对以后岁月的幻想，很自然地通过科学小说的形式虚构出来。有关世界末日的探索，如《黑暗世界》，描述了世界寂灭前人的焦躁、绝望等心态以及表现出的种种过激行为和社会的嘈杂无序。《世界末日记》则勾画了一幅世界走向死寂的苍凉景象，一切的文明与先进面对宇宙寂灭都显得不再重要。“彼欧洲诸国，因其人群，组织之方法，离奇妖怪，卒自澌灭，其本身于血海之里”（《月月小说》第十九号，1908年8月），这难说不是对欧洲侵略者的诅咒。小说似乎还寓言诸国“互握霸权，争相雄长”是导致这种水荒的隐患。上述灾难小说除了科学幻想的因素，主要关联的是自然灾难。而灾难小说中真正与科学主题密切相关的是由科技引发的人为劫难。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阶层沉溺于盲目的“格致兴国”的热情中，在对科学的一片欢呼声中，很难想象反对的声音，所以当时能够译介或创作科技灾难小说尤其难能可贵。这种类型的科学小说主要体现在1915年对于英国威尔斯小说的译介上，代表作为《火星与地球之战争》、《八十万年后之世界》等，描述了由于科技的广泛应用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类作品有利于人们真正高瞻远瞩，对科技采取批判的理性接纳态度。
以科技发明为题材的科学小说是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类作品覆盖面广，涉及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如《贼博士》写一理化博士利用电磁圈的引力进行盗窃，涉及物理知识。《鸟类之化妆》通过一个嫁到乡间的知识女性的叙述，介绍了燕子的飞速，家禽的砂浴等动物知识。《微生物趣谈》写一无政府党人窃得微生物病菌，欲加害他人，后事败自啖病菌，涉及微生物知识。在所有自然科学中，以化学知识为素材的作品较为突出，但总体而言，成就不大。如《亚养化氮》写化学教师劳勃用“亚养化氮”使人神经麻木的特点，作为“笑气”治疗夫妻吵架。《乔奇小传》写迂拙的乔奇不堪家人讥嘲，离家自谋生路，利用化学知识探得金矿骤富。又如《放炮》，只是平铺直叙化学课上老师演习通过“电气分水”和“亚铅”取“水素”（即“氢”）的过程，像是学生毫无声色地对一次化学实验课所作的记录。此类作品中也有写得生动的，如以幽默诙谐的笔调介绍化学元素的《元素大会》，写八十多种元素济济一堂，有“衣冠皓洁，形容光艳，常左右驰走于四隅，与人周旋”的“敏捷活泼”“青年”——“水银”；有“克薄族”的“奇僻”少女——“亚可儿（酒精）”，“此女生有异秀，闻者辄为心醉”，通过这种拟人化手段介绍元素的性质、作用。故事情节也构思巧妙、令人忍俊不禁。如莽汉“硫化水素”排闼直入，闯入会堂，“金属派中人尤畏之如虎，相顾失色。独有格鲁林夫人，神色不变，从人丛中指硫化水素而詈之曰：‘汝可厌之匹夫，汝品性恶劣，不知自臭，强欲厕身我可贵之元素盛会，侮辱同人。汝何人斯？速去。不者，我必杀汝而分解之。’”这样，使人又从中了解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应。既有小说的情趣，又附带普及了基本化学常识。但类似的作品在该类题材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上述三类，近代科学小说言及异域生存、外星生物、星球大战、时间旅行等题材的作品也有相当数量，这为后世科学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深入开掘的广泛领域。
在真正涉及科学推理的小说之外，近代科学小说还存在大量在民间神秘文化基础上加入些所谓科学意识改造而成的“伪科学小说”。如《科学的隐形术》写一人游历过程中，遇到虬髯碧眼的英国哲学博士史迭笙会隐形，措施与中国古代隐形故事并无差异，无非是穿上可以隐形的衣服，在此，作者多了层“科学”的解释：“按光学的原理，黑色全不反射，既不反射，哪有光线到人目中，所以真黑色是人目看不能见的，”于是一切东西，一旦涂上“真黑色”也就具有了隐形的效果。这种解释显然是“科学”门外汉的臆造。《秘密室》写泰德为“催眠术”催眠不醒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情节转换叙述为“那客人便施起法来，面向泰德，凝视着泰德。泰德便同睡着一般。”“人工的睡眠，要使他苏醒，并非难事，只要动作者信仰自己之力，有决不失败的意志。”催眠术的催睡与促醒方式是“凝视”和主观意志力，二者都是近似巫术的超自然力，是违背科学思维的举措。又如《消灭机》是利用所谓视觉幻术摄人魂魄以决定人的生死存亡。这种非科学的实施手段在“科学小说”的名义下就显得不伦不类。这些小说离奇古怪、猎奇取巧，人物刻画肤浅、情节故弄玄虚。伪科学小说歪曲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混杂在“科学”的行列中宣扬怪异与神灵，粗制滥造、平庸乏味，影响了近代科学小说的整体艺术品位。
相比于晚清流行的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娱世与媚俗，近代科学小说有着自身突出的文类特点：即受“格致兴国”思想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改良群治的启蒙色彩。如《新小说》把“哲理科学小说”定义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以至于《新世界小说社报》认为“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生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科学小说与格致学、自然科学互为表里、彼此阐释。科学小说作家借小说以开通民智、灌输新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是明确而自觉的。从作品的创作实践而言，近代科学小说又有以下特点：尽管科学小说受西学影响深刻，但无论译介还是创作一直没能摆脱本土旧小说的创作思维格局。如《乌托邦游记》的作者“萧然郁生”偶然看到摩尔的《乌托邦》和赫胥利《天演论》有关“乌托邦”的介绍，就信以为真，然而他以文人闲适的笔墨重构的乌托邦，脱不去六朝志怪小说《刘晨阮肇》、《桃花园记》幻想的遗世情怀以及佛家空幻意识的点染，很明显是文人儒气十足对于合理社会生活的一种幻想，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幻想还相去甚远。其次，近代中国科学小说往往喜欢从个人琐碎的狭小生活圈子入手，而不是把人类视为一个单独种群作为科幻的基础：无论整体构思还是局部安排，都容易发现经不起推敲的难以自圆其说的细节，构成小说中不大不小的硬伤；故事结尾也流于平庸，不能引发人们对整个社会或人性的深入思索。正是因为缺乏人文关怀、缺乏高层次的哲理的思考，近代科幻小说一开始没能像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一样，形成诸如《茶花女遗事》与福尔摩斯系列的优秀之作来树立本文类的光辉形象，后来也没能创作出有力度的代表作，因而始终徘徊于草创阶段的不成熟状态。
在晚清“新小说”初创期，近代科学小说还曾一度受到重视，然而到了1908年《小说林》统计新小说的具体数量，则为“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科学小说译介、创作势头已大不如前，当时文坛认为科学小说式微的原因：一是译笔粗疏。翻译界普遍采取的“意译”不能形神俱备地充分展示西方科学小说的艺术魁力；二是“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占第一席。”（见1905年《新小说》第十三号《小说丛话》）草创期科学小说的工具色彩使得译介、创作的科学小说关注现实的成分太多，从而很难生发出属于文学的、诗意的、哲理的东西。文学性差是导致科学小说衰微的主要原因。近代科学小说不能跻身于精英文类的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上强调现实功利目的的儒文化“不语怪力乱神”，视科技为“末由小道”、“奇技淫巧”，这种对科技的本质排斥导致了中国科学思维的长期薄弱，因此，在科学意识世代贫乏的大环境下，我们很难想象晚清科幻小说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并获得主流文学的地位。总之，世纪之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草创期的科学小说没能形成大规模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