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文献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形态、文化精神与学术思潮，相应也就有其特色鲜明的学术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继承与新变中发展，既继承了以往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又呈现了新的时代特色。从20世纪开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从学术观念、理论、方法到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学问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的转化。①在这一历程中，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深化的认识过程，每进一步都有赖于新的史料、理论和方法的采用，尤其有赖于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因此，笔者希望在全面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文学的本体和外部研究的概要考察，对既有理论形态、研究方法与热点问题的反思，来分析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呈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绩和发展动向。
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石，其内容包括古籍的校勘、注释(训诂、传注)、今译，传统史料的辑佚、出土文献及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年谱、编年史和工具书的编纂，等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进展，是与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显著成绩分不开的。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研发与应用，以及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使新时期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时代特色。
一、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2.大型丛书的编辑与出版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
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②
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③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④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⑤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同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⑦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
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⑧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⑨
(三)域外文献
在文化发展史上，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曾辐射至周边地区和国家，形成了汉文化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存有数量不等的域外汉籍。张伯伟认为：“所谓域外汉籍，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⑩对于域外汉文献的引进，包括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目前所见相关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主持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凤凰出版社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等。目前，流失海外的中国古本经过前辈学者的收辑，已多为学界知见。现今一些学者正在着力对域外文人的汉字书写典籍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进行寻访并研究，如王小盾曾多次赴越南寻访汉籍，编成《越南汉喃古籍目录提要》，该提要“共著录图书5027种，其中以汉文为主体的图书4261种……文学书籍则有两千种左右。”(11)张伯伟创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涉及东亚诸国、越南等区域汉籍研究领域，从各个方面阐述汉文化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将域外汉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将域外汉籍纳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扩展，更有着方法和视野转换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推动作用。首先，域外汉籍对于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利用了英、法藏敦煌写卷；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利用了列宁格勒藏敦煌写卷；何林天《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利用了日本藏初唐抄本《王勃集》残卷；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利用了日本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等。(12)其次，域外汉籍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体现出方法的意义，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会促进新的学科分支生成：“这一学科分支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汉字文学研究；二是东方文学研究；三是比较文学研究。”(13)王小盾也认为：“关于东干文学的资料和关于越南古代文学的资料，在我看来，它们都有激活未来的文学研究，孕育新的学科范式和学科分支的意义。”(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域外汉籍文献，并进而形成了以汉文化圈内文学典籍流传、文人学士交往、文化意象嬗变等为核心的域外汉文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也因此成为近年来最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三、传统文献的电子化与数据库建设
古籍文献的电子化就是将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古典文献文字转化为数字符号，使之成为电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表达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纸质文本渐被电子文本所代替，电子文本资料的检索变得异常便捷。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考据学，借助于新的科技手段，迅速朝着电子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耗时耗力、沉重繁琐的资料查询、索引、制作、梳理、编排等工作，因而变得简捷而有效。另外，有关资料梳理、研究的延展性工作亦可借助计算机完成，比如古籍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数据，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在线标点断句工作等。(15)
文献资料的电子化与数据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和图书馆都配备了各种研究性质的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资料库》等，已成为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另外，如《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红楼梦》等数据库，亦为实际研究中应用范围较广的数据库。在一些图书馆的资源采购方面，电子书及数据库采购经费甚或超过了传统书籍的采购经费。一些主要的典籍，都出现了扫描影印的电子版；一些主要期刊，也都已进入各种期刊数据库。如中国知网(CNKI)已成为了解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必不可少的工具。
电子文献与数据库具有多种功能。首先是资料的便于获得；其次是检索便捷且具多种检索功能；三是迅捷的统计功能；四是具有一定的对比校勘功能。(16)一些数据库还具有智能化特色，如北京大学李铎主持开发的《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电子文献的大量涌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资料获取方式的改变，更使得学术生态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巨大改变。
电子文献及数据库的建设，对于传统文献和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研究视域的改变。古籍文献甚至海外文献在短时间内的易于获得，以及检索所致的文献分类、排比，一方面使得资料占有无比丰富，在时间、空间上贯通古今、中外，易于将相关问题融会贯通；一方面资料以类相从、条分缕析，易于相关资料的比较研究。与以往学术研究相较，电子文献的发展有利于贯通和比较视野的产生。
其次，研究观念的改变。现代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朝着“专”、“精”、“深”的方向发展，电子文献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便利，使得快速解决问题成为易事。与传统学术长期涵养、用心体悟的研究观念不同，现代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而电子文献的出现无疑助长了这种目的明确的功利化研究观念。传统治学精神内涵也因之发生变化。
再次，研究方法的改变。对于古籍电子化与智能化的发展，郑永晓认为：“使得此前乾嘉学派那套治学功夫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像标点、笺注、翻译等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机器去处理。同时，现代人推崇的美学分析、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等等也必将面临重大变革，因为对文学史所作的理论和美学分析建立在对历史文献的解析、归纳之上，而一旦对文献的处理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则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方式也必将随之变革。”(17)在研究方法上，随着电子文献发展而突出体现的，是古代文学的计量化研究方法。计量化研究方法在电子文献出现之前早已存在，但电子化时代的海量文献数据为计量提供了最大可能限度的研究样本，便捷多样的检索、统计功能，使得计量方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技术优势。学界已开始借助于计算机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与统计工作，并产生了一定的成果。如武汉大学的尚永亮、王兆鹏等，运用计算机对古代诗词以及相关学术史进行量化统计，取得了一些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而一些传统的文献学治学方法，如校勘、辑佚、目录之学，也因为电子文献的发展而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
文献的电子化与数据库建设，使研究者能够足不出户坐拥书城，有利于学术研究节省时间与人力，使得学科发展朝着客观化、科学化方向前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既有技术上的问题，也有研究观念与方法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如电子古籍的版权限制，标准不统一，版本的可信度较弱，智能化程度还较低，成本较高等。研究方式上的问题，如不少研究成果已经不是通过全面阅读文献而获得，而是通过关键词的检索来获得材料、进行分析。电子化与数据库的运用，一方面意味着“易考据”时代、整合研究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泛研究，甚至弱研究成果的涌现。
电子文献的出现与快速发展，是文献研究领域千年未有的新变化。如果说，域外汉籍研究将视野投向域外，从空间上“视通千里”扩展了文献研究；那么电子文献则使得数千年来的海量文献数据于瞬间呈现，以“思接千载”的时间压缩换取了研究空间的拓展。文献的电子化为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它为我们当代学者超越前代学者、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可能。
四、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多是通过教材形式来体现的。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文献学理论教材。无论是通史和总论性教材，还是目录、校勘、辑佚、辨伪之学的专门教材，都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程千帆、徐有福《校雠广义》、孙钦善《中国古典文献学史》、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
随着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发展，旧有文献学格局也在继承传统中日益出现了新的变化。目录、校勘、音韵、训诂等学术方式，呈现了新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如目录学的“即类求书”，在新时期也达到了极致。根据目录，将同类资料进行竭泽而渔的网罗，全面掌握史料，对于清代以前的文献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可行；辑佚学曾被视为传统治学中最见功力的学问之一，非博学鸿儒之士不敢问津，而如今借助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辑佚成为普通研究者易于从事的工作，假以时日，许多历史上的存目佚书可望辑录成书；与突出的校注成果相适应，成立“注释学”的呼声也开始引起重视；随着古典文学文言诗、词、文的白话翻译，以及因对外交流而出现的古典文献翻译，古典文献的“译介学”亦有望形成。
新时期以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不断发展的开放特点。考证是文献研究的传统方法，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的会通性考证成果显著，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为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其特点在以综合的整体把握思路，将可靠的证据进行有逻辑联系的推衍论证。由此，人们对考证方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正如傅璇琮所言：“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交叉联系。而考证，从治学路数来说，并非只是所谓饾饤之学，实是一种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没有对某一学科有整体的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程序的。”(18)考证性文章的增多，与文献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加以新材料的发现，为考证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简便多样的检索方法，以及理论、方法支撑，使得人们能更容易从宏观的角度、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审视具体的文学文献问题。由于立场、对象、视野和视角的变化，研究结果自然不同以往。
叙录与综述作为重要的文献研究方式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种文献方法的广泛运用，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学术的概貌和动向。叙录主要针对著作而言，代表性的论著有万曼《唐集叙录》、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和《宋人别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金开诚和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等。
综述是指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完成的成果。因其对资料搜集、处理的完备和条理，成为新时期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一般出现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如世纪之交、改革开放三十年及部分作家的诞生和作品发表时间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术出版的形式。世纪之交，各种学术期刊在不同程度上发表了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有些刊物专门开辟了“百年学术”、“学术史回眸”等专栏；另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等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对学术史资料进行了梳理。二是学术会议的形式。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些学术会议都把回顾与反思作为议题。如199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研讨会”，2005年在重庆召开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2008年在开封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2009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讨论会”等。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献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增长点：一是域外文献和域内少数民族文献的纳入，扩大了研究范围；二是古籍数据化，目录学逐渐电子化，传统的校勘、辑佚等文献研究方法相应有了新的发展；三是文献资源的系统化、规模化，原本单兵作战的文献工作，借助于计算机，有可能实现整合。
进入21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过于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倾向有所变化，开始向传统文献研究回归。许多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由于充分占有材料越来越简便，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方法也更为多样，“由过去的那种单纯追求艺术感受逐渐演变成对中国文化历史感的总体把握，就是强调综合性；另一个变化就是由过去单纯地追求理论，慢慢地开始向传统文献回归”。(19)综合的历史的文献研究方法为许多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以史带论而非以论代史成为大多数学者撰写论著的选择。回归传统、重视传统文献研究的优秀遗产，并在时代变革中寻求文献研究的最佳路径，成为新时代学者们的自觉追求与努力方向。
注释：
①徐公持：《四个时期的划分及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②卢盛江：《新时期30年古典文学基础研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
④郑杰文：《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⑤郭丹：《也谈古代文学研究的“回归本体”与“当下关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⑥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⑦郑杰文：《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⑧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⑨傅璇琮：《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⑩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11)(14)王小盾：《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12)王永波、黄芸珠：《唐五代别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
(13)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15)牛惠萍、张琳：《对我国古籍数字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代图书馆》2006年第1期。
(16)薛亚军：《古籍电子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松辽学刊》1999年第5期。
(17)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18)傅璇琮：《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9)刘跃进、张作栋：《期待中的焦虑——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东方丛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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