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诗刊》(1957—1964)“编者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刊论文,编者按论文,沉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5-0077-07
一、《诗刊》(1957—1964)“编者按”分布统计与一般特征
(一)《诗刊》(1957—1964)“编者按”分布统计
《诗刊》(1957—1964)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诗歌刊物之一，自1957年1月创刊至1964年12月休刊，前后共出80期。作为中国作协直属的三个机关刊物之一，《诗刊》(1957—1964)的整体面貌“集中体现了‘当代’这个时期新诗的取向”①，因此它是我们考察十七年诗歌的一个有效窗口，而作为当代文艺运动“风向标”②的“编者按”则又折射出一段特定年代的诗歌风云。
据笔者统计，《诗刊》(1957—1964)这八年共出刊80期③，发表“编者按”44条。它们包括“编者按”、“编者”、“诗刊编者按”、“编者注”、“编者附言”、“诗刊编辑部”等几种形式(按：本文论及的“编者按”不包括“译注”、“译者注”、“译者附记”等形式)。八年来“编者按”的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二)《诗刊》(1957—1964)“编者按”一般特征
第一，“编者按”总数并不多，年均不到6条。也就是说，约两期《诗刊》才有1条“编者按”，这在高度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期刊中，比较少见。我们可以拿同一时期中国作协直属的另一机关刊物《文艺报》的“编者按”来做比较。有学者统计，1949—1966年间的《文艺报》“编者按”共有244条，平均每年约为15条，此数据是《诗刊》“编者按”的年均两倍还要多④。
第二，“编者按”年度分布极不平衡。1958年和1963年这两年的“编者按”最多，分别为16条和10条，占整个八年“编者按”总数量的36.36％和22.72％。1961年和1962年“编者按”相对较少，分别为1条和3条；创刊时的1957年全年也只有1条。整个八年《诗刊》编者按呈波浪形排列。
第三，就具体内容来说，这些“编者按”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其一，对重大时政与重要文艺政策的“鼓”与“吹”。由于《诗刊》自创刊伊始，就“形成积极贯彻上级和文艺政策，配合运动办刊的基本特色”⑤，这种“特色”除了在所发表的诗文本身体现出来之外，当然也体现在“编者按”上。这些“编者按”是《诗刊》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直接“宣言”，尤其是在政治气候比较紧张的时候，《诗刊》自然马虎不得。这类“编者按”约有12条。
其二，转载说明。与当年《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报章相似，《诗刊》对于其他报章所发表的一些诗文进行了多次转载，从而表达《诗刊》的某种办刊理念或政治立场。在转载时，有时冠以“诗刊编者按”字样，以区别原刊可能有的“编者按”。《诗刊》的转载又分为以下方式：对全文转载、选载、原作修改后重新发表、原作选载加新作一并发表。对于这几种转载方式，《诗刊》在“编者按”中都加以具体说明。这类转载“编者按”约有12条。
其三，对读者来信的反馈。尽管这八年来的《诗刊》对“读者来信”的“编者按”仅有3条，但联系到整个《诗刊》围绕“读者”而设置的栏目、“编后记”、“征求意见”等情况来看，“读者”的影子始终是《诗刊》的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⑥，其作用不容忽视。
其四，对文艺动态的介绍。这类“编者按”在《诗刊》所有“编者按”中最带有某种“纯文学”色彩，也最多，约有17条。就涉及内容而言，它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文学活动的介绍，包括出版信息、诗歌座谈会简介、栏目更名说明、评论引介等；第二，对国内外诗人诗作的评介，其中对国外诗人诗作介绍时大都采用“编者”这一形式。
当然以上几种归类只是大体而言的，分类间也有一些重叠。如对古巴诗人非力斯·比达·罗德里格斯的诗作既是转载，同时又对诗人有某种介绍性质，等等。
二、《诗刊》(1957—1964)“编者按”揭示出诗歌与政治间复杂关系
在谈到十七年诗歌成就时，学界普遍认为其整体水平不高，并将其原因大都归结为政治因素对诗歌发展的限制。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它遮蔽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将政治与诗歌间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简单化了。如，政治是如何让诗歌沦为“婢女”的?二者间是否存在某种掣肘?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制约着新诗的发展?通过对《诗刊》(1957—1964)“编者按”的政治“言说”，我们或许对上述问题能得到某些新的发现。
(一)“编者按”反映出政治与诗歌间的潜在互动关系
从上表统计数据来看，就整体而言，在政治激进年代《诗刊》“编者按”较多，反之则较少。如在政治激进时期的1958和1963这两年，在“大跃进”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的刺激下，《诗刊》急于“表态”、紧跟政治运动的“编者按”就多。这两年“编者按”加起来共有26条，占八年《诗刊》“编者按”总数的近60％。相反，在政治空气相对缓和的1957上半年和1960—1962年间，《诗刊》的“编者按”比较少。这四年“编者按”加起来总共才9条，平均每年不到3条。其原因在于诗歌受当时“双百方针”和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这四年间的“编者按”也大都为诗人介绍、出版信息、栏目设置等内容，“火药味”也不浓。十七年诗歌发展在这两个时段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局面。
这种政治与诗歌间的张弛关系，在“编者按”所发诗文上也能体现出来。以《诗刊》加“编者按”的转载诗文为例。在政治相对缓和年代的1960与1961年，转载诗文本身也相对平和。如为纪念胡志明七十寿辰的《胡志明主席的诗》(1960年第2期)、“歌剧拔萃”的歌剧《洪湖赤卫队》(1960年第2期)、郭小川的组诗《煤都的回声》(1961年第3期)，等等。而在政治激进年代，其转载的内容也相应“激烈”得多。如1958年第12月号《诗刊》转载了余音《批判孙静轩的诗》一文，从中我们看到《诗刊》在反“右”时宣称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⑦的“雄心”。
就“编者按”言辞本身来说，同样反映出诗歌与政治间的松紧关系。如《诗刊》1960年第6期在《毛主席诗词在国外》一文“编者附语”写到：“这个资料很不完备，国内外读者如发现有遗漏，请即函告我们。”用语简略、平实。1963年12月号《诗刊》在《记柳州万人山歌会》一文下的“编者按”中两次提到在“中共柳州市委”的领导，从而突出此次山歌会与往届的不同：“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所以这次歌会不但参加的人多，特别热闹、红火，而且内容充实，群众通过歌会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这里“编者按”的措辞就严正得多。
(二)“编者按”在对政治进行图解时也推动了新诗本身的发展
当代新诗发展的每一步，包括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是新诗成长本身必不可少的环节。《诗刊》“编者按”在对政治进行赞歌与图解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新诗本身的发展。
以“新民歌运动”为例。它本是1958年政治“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副产品，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30年代以来新诗“大众化”讨论的一次呼应，客观上对新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普及、民族化与大众化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诗刊》1958年16条“编者按”中，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就有10条。如5月号的“民歌六十首”专辑下有很长一段“编者按”，其中不乏这样一些表述：“这些创作，都是优美的诗。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高强豪迈，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作品”；“至于想像的大胆，用语的新颖，节奏的明快，真可以说开一代诗风”。在10月号的“新民歌笔谈”专栏下，《诗刊》“编者按”就提出了“新民歌”有无局限性、如何向民歌学习以及新诗的主流等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使新诗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同时，1958年《诗刊》有3条转载“编者按”谈到“新民歌运动”，包括如何看待群众诗歌创作、如何对民歌进行加工整理等问题。
上述“编者按”涉及“大跃进民歌”的产生动因、创作手法与意义、有无局限性等诸多问题，对我们现在重新认识这场“大跃进时期最有名的文化产品”⑧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中《诗刊》首倡的“开一代诗风”提法，与当年《星星》提出的“诗歌下放”口号、《处女地》倡导的“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等共同构成当代诗歌史上关于“大跃进民歌”运动的重要论述，一些论断影响深远。另外《诗刊》“编者按”对叙事诗、朗诵诗、街头诗等的强调，也对新诗本身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编者按”显示出两种特殊政治力量对当代诗歌史书写的影响
十七年诗坛存在着一群特殊的“诗人”与“读者”，他们是两股特殊的政治力量，他们直接参与了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构建。从上述文艺动态介绍的“编者按”所列名单中，我们看出这些“诗人”为数不少，且身份特殊，是一群“超级作者”⑨。他们要么是政界要人，要么是具有“榜样”意义的“革命烈士”、“工农兵”或“国际友人”，这些都反映出在特定年代即使是“纯文学”活动，依然有某种政治倾向与选择。
与“作者”对应的是“读者”。在十七年文学中，“读者”的内涵极其丰富，但更多的时候“读者”的概念，“一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作为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⑩。那么相应的“读者来信”也就成为当代文坛组织文学批评、调控文艺方向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如上所述，八年来《诗刊》对“读者来信”的“编者按”虽只有3条，但其意义非凡，反映出《诗刊》在“读者来信”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与立场。如在1962年10月号上，一位署名苏恒的“读者”在来信中提到了三个问题：关于新诗“民族化、群众化问题”、“新诗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和新诗“如何反映阶级斗争”的问题，并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从该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话语方式等来看，苏恒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有着较高水平的“专业读者”，尤其是第三个问题明显带有时代烙印。为此《诗刊》不得不重视，但“编者按”的语气还有所保留。
相较而言，《诗刊》对1964年2月号上署名青野、田棚的两位“读者”(从姓名我们可推测到这两位读者为化名，以显示其“工农兵”身份)的来信《请诗人们写些街头诗》就谨慎得多。这两位“读者”认为，推动当前诗歌同群众结合，除了近年来的诗歌朗诵活动外，“街头诗”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在来信末尾，他们“大声呼吁：诗人和业余作者们，多写一些街头诗吧!生产斗争需要街头诗，阶级斗争需要街头诗，群众需要街头诗!”《诗刊》为此所加的“编者按”不像1962年对苏恒来信时的态度，此处对这封来信的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也反映出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越来越浓。其后5月号上的陈靖诗歌《风云枪剑录》中就有街头诗、标语诗的特色，这也是《诗刊》以实际行动来呼应这两位读者的来信。“编者按”对这些“读者来信”的认同，说明“这些看似普通的来信实则构成了一个集文学、权力、话语乃至人术的特殊场域，在当代文学的草创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难以取代的作用”(11)。
三、《诗刊》(1957—1964)“编者按”背后的某些“历史细节”
我们看到，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这40多条“编者按”的总体特征，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伊格尔顿看来，每种意识形态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出于主流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与分歧，“一种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种统治阶级意识的简单反映；相反，它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可能掺杂着冲突的、甚至是矛盾的世界观”(12)。我们继续要追问的是，在十七年“政治—文化”相胶合的年代，这些“编者按”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新的可供“解读”的因素?是否提供某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一)“编者按”折射出编委人事变迁及文艺斗争的复杂性
尽管进入“当代”后，期刊的“编者按”大都采取“匿名作者”的写作方式，但无论它们是出自主编之手还是各专栏编辑组组长或者编辑之手，“由于在同一个时代语境之中，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问题在于这些文本都自觉地体现了党办文艺的意图、策略和政策，也体现出大致接近的‘历史意识’，是‘编者按’这一当代文体共同的创造者和推进者”(13)。因此，编委的人事变动也势必影响着“编者按”的写作，从中折射出文艺界思想斗争的频繁性与复杂性。从上表中我们看到，在1957《诗刊》创刊时，期刊具有某种“同人性质”，“诗刊社犹如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使每个成员都感到温馨舒畅”(14)，另外处在“双百方针”这样的大环境下，“编者按”就相应要少，所以1957年上半年没有“编者按”。随着下半年的“反右”运动的升级，波及《诗刊》编委变化：严辰由副主编降为编委，艾青、吕剑也从编委中消失，新增郭小川、卞之琳、阮章竞三人为编委。其中郭小川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负责分管《诗刊》以加强领导，因此1958年诗刊的“编者按”就骤增。同样，1960年是《诗刊》编委变动最频繁的一年，副主编与编委人选数次更换。这种“编委会成员经常被调整”(15)自然会影响到编辑部对所发稿件态度的连贯性，1961年“编者按”只有1条与此不无关系(16)。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事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某些斗争的痕迹。以《诗刊》创刊与停刊为例。在《诗刊》创刊时，主编臧克家就担心编委中党员太少，而当时作协的负责人刘白羽以斩钉截铁地语言打消了臧克家这一顾虑，“‘诗刊’没有党员，你和徐迟就是党员!”(17)同样是刘白羽，在1964年9月9日又以作协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报告说，《诗刊》“这个摊子可以说烂了，主编臧克家(非党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编辑部成分复杂，党员力量薄弱，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已被资产积极所溶化，我们建议停刊或暂时停办，以后看情况，再决定办不办”(18)，另外在郭小川分管《诗刊》期间，作协党组对刊物存在的“吹吹捧捧的庸俗作风”(19)一直不满，郭为此多次检讨，后辞去编委一职。这些言行的背后，就折射出当时文艺界内部某些高层心态的微妙变化，也折射出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的某些面影。(20)
(二)“编者按”映射出“诗性”对意识形态的“韧性抵抗”
1957—1964这八年间，中国政治波诡云谲，诗歌发展也随之风雨飘摇。“编者按”就成为这种变化的“晴雨表”，尤其是那些带有“纯文学”色彩“编者按”，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诗歌“诗性”的回归，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政治对诗歌的“磨损”，是文学“诗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韧性抵抗”。如1958年11月号《诗刊》在“评四部叙事诗”栏下发表了五篇有关叙事诗的评论，其中尹一之、吕恢文二人针对戈壁舟诗歌《青松翠竹》做出观点截然相反的评论，为此“编者按”指出：“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讨论，这不但有利于叙事诗的创作，也会帮助读者了解作品。”这里《诗刊》似乎有某种鼓励“争鸣”的倾向，这在“文艺大跃进”之年实属难得。1960年9月号《诗刊》的“在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专辑下发表了一组参加第三次文代会诗人们的发言，包括老舍的《诗与创造》、力扬的《诗歌要百花齐放》、陈山的《关于诗歌的几个问题》等，其中一些观点是1958年“双百时期”文艺政策的某种“回声”(21)。
这里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诗刊》“编者按”在重大历史时刻或政治事件上的“沉默”态度。如1959年的5条“编者按”全部在上半年，而像建国十年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诗刊》除了在9月号为“国庆十年专号”、10月号配以庆祝国庆的诗文外，竟无1条“编者按”和“编后记”!同样，1962年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等重大事件，《诗刊》“编者按”均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不能不令人惊奇。这也许是偶然，但其中隐藏的“必然”就显得意味深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更是诗歌自身独立品格所决定的”(22)。
(三)“编者按”值得“玩味”的言说“策略”
如何使办刊思想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性间保持平衡，是《诗刊》编委们必须经常考虑的问题。在《诗刊》八年来的17篇“编后记”(23)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刊》在这个问题上的犹疑和徘徊。如1957年6月号的“编后记”提出“希望‘诗刊’成为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园地”，一个月后的7月号“反右派斗争特辑”的“编后记”马上又声称“‘诗刊’将以更大的篇幅提供给这一场战斗”。同样，后来的“编后记”始终处于这种“摇摆”状态：“‘诗刊’争取成为大跃进的一名鼓手”(24)、“我们决心把‘诗刊’办成人民群众喜爱的刊物”(25)。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刊》相隔不久的两篇《本刊征求歌颂祖国的诗稿》，其前后措词的变化。在1958年10月号的“征稿”中，最后一段为“诗刊这园地，等待着大家深耕密植，希望能发出一颗颗诗歌卫星来”。到了1959年1月号以后的“征稿”中，此段话后一句“希望能发出一颗颗诗歌卫星来”已经没有了(26)。
为了减少这种直接“言说”的“艰难”，《诗刊》于是采取某些“策略”，以减轻这种直接表态的尴尬。这种策略主要表现在栏目设置、诗文的安排、读者来信的处理、重要诗文转载加“编者按”等方式上来“转述”《诗刊》的政治立场。如上述在建国十周年这一问题上，同为中国作协机关刊物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它们的庆祝方式要直截了当得多。如《文艺报》在第18-20期，共出了两个庆祝专号，并在每一专号上配发“社论”加以纪念；而《人民文学》在10月号的“编者的话”中，则以热烈的笔法对建国十年来的文学成就加以讴歌，并决定“将以三期的篇幅，陆续发表作家们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投寄的佳作，并选载全国各地方文学刊物上的优秀作品”(27)。与这种“高调”相比，《诗刊》似乎“低调”了许多，除了9月号为“国庆十周年专号”外，而仅靠作品本身去表达热切之情。这种言说间的差异，值得玩味。其背后反映出《诗刊》在政治激进年代“自保”的某种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依然艰难。
通过以上对《诗刊》(1957—1964)“编者按”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编者按”在时间的安排、评论对象的选择以及“如何”去“表述”等方面，似乎都潜藏着某些深意。但无论是“言说”还是保持“沉默”，它们都显现出十七年诗歌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折射出十七年诗坛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交锋台、一个多重声音并存的混杂之所。
注释：
①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②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③这里以1964年第11、12月合刊号刊尾的总刊数为准。八年中，《诗刊》两期合刊情况有多次，总期数有时以一期计数，有时以两期计数。
④魏宏瑞：《文学场与政治场——以十七年(1949—1966)〈文艺报〉“编者按”为考察中心》，《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
⑤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⑥在一定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中的“读者”、“人民”与“群众”三者的概念可根据某种“需要”相互转化，那么“读者来信”就成为“人民来信”或“群众来信”的代名词。毛泽东在1951年《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一文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为此，《诗刊》编者不可能对“读者来信”以漠视。毛文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⑦《反右派斗争在本刊编辑部》，《诗刊》1957年9月号。
⑧[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陶文钊等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⑨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⑩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11)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1年第4期。
(1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13)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14)白婉清：《〈诗刊〉忆旧思今》，《诗刊》1997年第1期。
(15)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6)当然，“编者按”的多寡与主编臧克家的“性格”等因素也有关，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17)臧克家：《个人的感受》，《文艺报》1957年第8期。
(18)此据丁力回忆。见连敏《〈诗刊〉(1957—1964)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注③。
(19)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0)另外，“编者按”也是当时高层干预文艺和思想界的主要手段之一。据杜高回忆，在1955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周扬在总结发言时说：“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领斯大林文学奖。’”可见毛泽东对“编者按”这一“斗争形式”的喜爱。参见李辉、杜高《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书屋》2001年第4期。
(21)又如，《星火》1961年第2-3期发表梁勋仁的诗《龙飞凤舞》后，该刊1961年第4-5期刊出戴发惠、叶艺灵《一首又新又美的好诗——“龙飞凤舞”读后》和吴燃、班静《低级的情趣，歪曲的形象——谈长诗“龙飞凤舞”的思想倾向》这两篇观点相左的争鸣文章。这都体现了在1959—1962年上半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文学有限的宽松氛围。
(22)郑翔：《〈诗刊〉(1957—1964)的基本内容和意识形态性研究》，《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4期。
(23)连敏、巫洪亮二人都认为《诗刊》(1957—1964)有13篇“编后记”(参见连敏《〈诗刊〉(1957—1964)研究》，第146页；巫洪亮：《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据笔者统计，应为17篇。其中14篇在《诗刊》目录中标有“编后记”字样，其他3篇未在目录中而在正文中出现，它们分别是1958年4月号、1958年5月号和1960年第5期。另参杜英《重建文艺场域与文艺机制(1949—1956)》，《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24)见《诗刊》1958年3月号“编后记”。
(25)见《诗刊》1958年4月号“编后记”。
(26)这种变化，与当时中央高层对文艺的态度有关。如在1959年3月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表明了对“全民写诗”的不满：“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另外，周总理也“不同意文教‘放卫星’的提法”。毛文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4～455页；周文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27)《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