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1]2001年在《二十年代的美国广告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广告业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对此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二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当代广告业的迅速发展。本文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了历史学、广告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从二十年代的美国广告入手，深入分析了二十年代的美国广告与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指出：在二十年代美国广告与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广告的作用虽然不可低估，但经济、文化才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广告作为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体，在二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相互作用的中介，促进了经济与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二十年代的美国广告象一面社会的镜子，从中可以透视二十年代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郅阳[2]2013年在《百年麦肯广告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20世纪美国商业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麦肯世界集团为个案，用纵向性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其广告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美国广告业的发展历程。第一章描绘出美国现代广告的第一个高峰期图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社会迎来了垄断时代，继而对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麦肯广告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广告开始加入科学成分，设计手法多样，逐渐出现了从语言文字到视觉图像的转换趋势。第二章是全球经济萧条背景下麦肯广告的艰难探索期：尽管商业的萎靡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但麦肯广告在这期间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崭新面貌。广告利用卡通漫画的设计元素增加了娱乐氛围，缓解萧条期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从理性诉求转向感性诉求，广告中的艺术形式地位首次超过了推销主题，麦肯广告的创作重心开始以消费者的意愿为转移。第叁章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广告的设计特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对电视广告产生及创作特点进行梳理，找寻它独特的广告语言。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开始抬头，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广告创作产生影响，广告人强调商业艺术，推行艺术平民化理念等。这个时期，麦肯广告开始逐渐完成从商品的商业价值到文化价值之间的转引。第四章是当代广告的兴旺与麦肯的蜕变：至此，麦肯广告经历了静态印刷图像、动态影像视频以及网络广告形式，其创作内容追随一切社会流行活动，在创意表现上秉承一贯的风趣幽默，通过艺术手法制造出某种与品牌形象相符的情境，使广告作品充满文化内涵，增强广告创意的力量。第五章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传播与麦肯广告的新形式：面对新环境，麦肯广告创意革命再次展开，以品牌形象为核心的广告竞赛，以及世界级营销系统的真正确立成为麦肯广告的主要特点。信息时代引发的数字新媒体使不同广告载体之间的沟壑逐步缩小直至消失，互动、融合、渗透已成广告的发展趋势，各个类型的广告设计呈现出趋同性。总之，通过对麦肯广告一百年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麦肯广告设计历经了从文本到图像的转变，广告创作重心逐步以消费者的意愿为导向，最终朝着广告的文化价值方向发展；各种广告类型的设计都朝着电子化、互动性发展，趋同性特征明显；广告设计不再是麦肯广告活动的全部，广告创作视野不断拓展。
陈灏[3]2016年在《培养吸烟习惯》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美国香烟广告为研究对象,以香烟广告对公众吸烟习惯的培育为切入点,梳理并分析了20年代美国香烟广告发展的动力来源、实践策略,以及香烟广告对美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烟草业的现代化、传媒及广告业的进步共同推动了香烟广告业的发展。香烟广告通过论证香烟有益健康、形塑香烟的美好意象、发动舆论领袖、开发潜在受众等策略培养民众的吸烟习惯。20年代美国香烟广告的发展,一方面顺应消费社会的发展大潮、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一方面又促成香烟深入美国社会文化,进而给美国社会经济带来各种复杂又深远的影响。
刘洋[4]2012年在《设计下政治的互动关系及符号解读》文中认为纵观设计艺术发展的历史,设计的主导思想受到很多观念和因素的影响,设计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并反映出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和价值的总体倾向,体现政治管理者的意志。中外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研究,都无法回避设计与政治、与社会的必然联系。设计艺术往往是无意识地承担了改造社会的政治重任,成为一种政治的表达。政治对设计艺术的流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设计艺术的发展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参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构成。因此,设计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文明与设计的互动关系,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设计学作为一门理论基础建设尚不完善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一直是设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试图开拓设计研究的一个新角度以及一种新的方式方法,力求突破旧的设计理论研究体系,从一个发展完善、更趋完整的政治学层面上剖析设计方面的问题,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设计的历史和理论,力求使设计理论上升到上层建筑的高度,力求突破旧的设计理论研究体系,并以当代人文学科的学术焦点符号学为载体,解读设计符号中的权力制度和符号政治文化,分析设计艺术中的政治符号对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影响,进而论证政治社会关系对于设计艺术的导向和对设计发展的推动作用。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方面影响巨大,还可以改造并引导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培养趋同的政治意识。在政治社会中,设计艺术对政治的影响力来自于符号产品所含意义的被接受程度,在当代媒体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下,传播媒介的丰富多样,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传播突破了技术局限,在沟通更为顺畅、视觉文化空前普及的同时,跨文化、跨语言、跨种族的设计语言符号,正在以更快的速度生成更具影响力的新的政治文化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设计艺术的政治符号与传播具有强化国家政治文化观念、打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设计和建筑不仅为实现高质量生活状态的生存环境,更是增强民族的认同和树立国家形象的必要手段。设计不仅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更重要的是设计对于人文精神的塑造。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传播和信息交流方式,设计艺术理应关注在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层面提升民族的素质,塑造国家形象,打造政党政治平台、营造国际政治交流空间。这是本课题的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理论,从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角度,对设计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风格流派、设计观念、设计现象和价值取向进行研究,首先分别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设计艺术、设计艺术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两个方向,论证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下,设计艺术的发展与表现；接着以设计艺术中的暴力冲突与政治革命、现代设计史中的社会运动(主要论述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等具体的政治现象对设计艺术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引用贝尔的着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观点,分析现代设计史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文化矛盾；最后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设计艺术对政治权利、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能动作用,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构建问题,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中外设计文化中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以及政治符号传播对国家、民族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杜永利[5]2016年在《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厘清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学观念,并基于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考框架,展开史学批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本文考察了内部与外部两类因素。从外部因素看,除了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史学学科的演进和发展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思想环境；从内部因素看,大众传播业的自身演变规律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的互动,构建了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叁个代表性史学路径的观念和方法。本文从总体上呈现了美国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认为从史学渊源上,美国传统新闻史学时期的史学观念主要侧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主题建构,包括描述性史学维度、解释性史学维度两个阶段,并分析了两个史学阶段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历史价值和缺陷。二战后,当代西方史学“重新定向”,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呈现出多元化、不断拓宽和纵深挖掘的局面,新史学潮流的转向逐步影响着大众传播史学的演进。到1970年代,进入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新阶段,在总体的研究走向上,呈现出新文化史学、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全球历史观这叁种主要的史学路径。本文展现了新文化史学路径转向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重点从文化史学潮流和美国的传播文化两个历时性因素进行了考察,以呈现影响美国当代文化史学路径的历史文化印迹。在文化史学潮流的考察方面,梳理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知识谱系及主要特征,以及美国文化史学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特征；在美国传播文化的考察方面,回顾了美国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本文认为,美国史学在1893年进入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注重寻找美国文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思想史路径,这直接影响了传统美国新闻史学时期的文化史路径,即新闻自由的民族“神话”建构,也和前述的西方史学潮流和传播文化两个因素一起,影响着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的文化建构,即知识生产、公共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其中既有新文化史学的史学特点,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这个美国传播文化的传统思路。顺着史学观念的发展,本文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的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背景和内涵,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大众传播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大众传播史学的影响,从黑人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两个方面展示了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的实践状态和特点。最后,本文考察了“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的大众传播史学。新文化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带来了历史主题越来越碎片化、分散化的烦恼。如何在通史写作上进行史学思路的整合,对历史编撰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纠偏,重新走向综合的整体史(通史),是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解决答案。本文通过对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埃杰顿《美国电视史》、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等叁部着作的解读,评析了“全球历史观”路径的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演进和整体特色。本文进一步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史编撰而言,如何在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均衡利益与文化批判之间做好辩证平衡,是美国文化史学者今后应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从各种不同史学观念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小众读者市场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史书写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皇甫晓涛[6]2017年在《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与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广告成为人类从事商业活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然而广告产生以来,不同的广告创意观念就开始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广告创意观念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且还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社会观念,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助推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文化在广告创意观念的影响下显得多元而又苍白,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广告创意观念的演变,一如二十世纪美国所经历的历程,那么在二十世纪美国经历的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理论上的价值和实践上启示,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意义诉求。二十世纪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和多次转型的重要时期。本研究以广告创意观念的时间脉络为主线,对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和价值影响主脉进行了梳理,企望揭示广告创意观念流变的历程及其深层动因,探析广告公司及其灵魂人物的参与导致的广告创意与广告产业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品牌崛起、社会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论文的主体共分为十一个部分,分别梳理了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兴起的背景、流变,详细论述了拉斯克尔、霍普金斯、瑞夫斯、奥格威、李奥贝纳、伯恩巴克、韦伯杨、路易斯、格塞雷等广告创意大师的理念与实践。试图阐释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流变过程中广告公司及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美国广告流变的重要角色。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的根基何在,以及广告创意观念与经济发展、当时的社会观念、艺术观念之间的作用力问题,并对之进行了解答。广告创意观念就是对广告创意的基本理念,是如何看待广告的核心观念,是进行广告创意的指导思想。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广告主的需要,广告主的需求反过来又大大影响到广告人的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也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比如人们所持的消费观念、社会观念、艺术观念,也是广告创意人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对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也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广告创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够在不断更新完善广告创意观念流变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社会观念、艺术观念的构建和改良,以这种可行性的方式促进社会良性消费文化的生成;整个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实践与创意理论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广告发展历史的经典缩影,他经历了从广告大师兴起到广告大师终结的百年历史。二十世纪前60年的广告历史其实就是广告大师的历史,从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里斯与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的提出,使得广告从以创意为中心向以战略为中心转移,到90年代,唐·舒尔茨等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使得广告创意进一步让位于传播和营销,再到二十世纪末,广告传播生态被互联网改变,这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核心特征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去中心化”,这种去中心化表现在媒介、信息、消费者和广告创意等诸多方面,广告创意大师的时代已经被终结了。
阴雅婷[7]2017年在《中国当代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许多知名品牌早已成为国家文化的代名词,如苹果、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等,不仅在美国本地,而且在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以各种品牌传播形式输出美国文化价值观。这些世界级品牌通过青春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铸造表现自我,并通过对外传播品牌精神文化,尝试着在这个多元化而又和谐的世界中构建一种国际性的、友好的资本主义乌托邦视野,其完整、成熟的品牌象征性符码已经等同于文化本身。反观中国本土企业,绝大多数一直以来都缺乏品牌文化意识,未能重视品牌文化传播对消费者的影响,对企业长远发展的价值和作用。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本土品牌文化的传播过程并非是直线式的、跳跃式的,新的发展阶段也不是完全取代之前的发展阶段,而是在某个过渡时期,前后两个阶段互相交错、重迭,并继续在共存并进中此消彼长,最终表现为今天的品牌资产文化呈现、品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不尽相同的文化价值主导,但在同一个时期,上一时期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与这一时期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价值交融化合、共存并进,共同丰富并影响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虽然中国当代企业的品牌文化在广告的表现和传播中,于不同时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但是,即使是同一阶段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传播也受到多种广告事件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该时期政治、经济、媒体、文化等多重因素与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凸显出该阶段的品牌文化传播不同于其他阶段的显着特征。本论文从广告的内容表现与传播、广告的消费文化表现、广告的艺术审美表现叁个角度,观察1978年～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的轨迹与规律,考察品牌文化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促使中国企业反思自身的品牌营销策略与品牌国际化道路。经过梳理发现,20世纪80年代,外商品牌的涌入唤醒了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中国本土品牌文化整体上处于品牌符号文化的传播阶段;20世纪90年代,虽然过度的商业化、功利化追求,使相当多的本土企业一度忽视了品牌理念文化的建设,但是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用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逐渐进入到品牌附加价值文化的传播阶段,21世纪初至今,在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品牌资产问题,逐步意识到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重要地位,于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进一步迈向品牌资产文化呈现,以及数字化媒体环境下的品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从整体上看,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传播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和美学化的特征和趋势,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发展成熟。
张健[8]2005年在《新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和谐与悖谬》文中研究指明在以市场经济为运营环境的新闻传媒内部,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相互分离,以维护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独立性,是世界各国新闻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编营分离,在美国尤受推崇,号称为“国家”(经营部门)不得干涉“教堂”(编辑部门)的一切事务。 本文即把编辑和经营相分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制性安排,试图以美国新闻业为研究客体,以相关的制度理论和媒介依赖理论为参照框架,通过史论结合的办法,追踪编营分离制度在美国兴起和产生的社会历史进程、制度文化背景、相关的制度保障、在市场运作体制中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制度转型。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经济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存在着和谐与悖谬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这一关系在美国新闻业的具体呈现,编营分离制度是为了保证新闻业在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中的特定功能而作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媒介业主、广告商、新闻专业人员(包括媒介批评家)、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在共同的社会主流意识规约下经协商、妥协而达成的一项社会自发秩序。 导论和第一章提出本文拟解决的问题与理论框架。编营分离是美国新闻业一个悠久但在8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的传统,也是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包括部分精锐媒体大力倡导的一项制度要求。但是无论中美,编营分离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尚未得到新闻传播学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在此情形下,把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的制度理论和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进行整合,将会获得审察和观照美国新闻业的一个全新视角,为透视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获得可资借鉴的参照体系。 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历史分析部分。通过梳理美国报业大众化、垄断化、股份化、巨型化以及广告业、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新闻学、社会责任理论、政府规制诸多层面的来龙去脉,试图在新闻业相关结构性范畴的历史情境与纵向发展之中展示编营分离制度得以产生和生长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其中,第二章聚焦于《1787年宪法》和《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前后相关力量的博弈以及报业的发展轨迹,展示经济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制度化、法律化的过程,追溯编营分离制度的政治经济环境。第叁章说明,从政党报纸到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使得大众报业成为经济、政治上独立的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报纸作为专业和企业的悖论开始初步显现,编营分离制度开始萌芽。第四章主要分析随着个人新闻业向新式新闻业的转型,广告业与新闻业的互动关系走向制度化,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批评,新闻业由此走向专业化,确保新闻业独立性之编营分离制度也随之产生。第五章侧重考察大萧条、战争、冷战等对媒体的影响。客观性理想的型塑、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新闻评议会的制度化、政府对媒介垄断的规制等因素使得编营分离成为普泛性的制度安排。第六章主要分析80年代美国经济自
任飞[9]2012年在《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运用传播学的视角,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文本为研究对象,探寻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与外部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传播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传播学是一门涵盖多个领域的综合学科,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因此,它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了解社会,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现象的理论工具。传播架起了音乐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人类社会音乐实践的本质便是音乐的传播实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流行音乐文本是传播活动中的信息,而流行音乐传播流行的过程则是一个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过程,它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各个环节紧密联系、频繁互动的有机整体,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流行音乐传播活动中的特点和规律。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迄今已走过了叁十多个年头,它的发展历程更是一条中国社会政治意识、经济制度、文化伦理、审美趣味、艺术观念的变迁之路,流行音乐也正是在与它们的角力互动中曲折前行的。近些年来,随着流行音乐以不可逆转之势地发展与繁荣,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研究这一重要的音乐形式和文化现象,其中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流行音乐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探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二是研究流行音乐与传播学的关系,叁是研究媒介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本文以流行音乐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为理论切入点,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背景下,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客体、传播效果四个角度去全面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活动,而流行音乐作为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则贯穿整个论文研究始终：一、传播主体。流行音乐在其制作生产环节常常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流行音乐文本肩负着承载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民间传统文化、时尚消费文化等诸多信息的任务。二、传播媒介。流行音乐的传播深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传统媒介、新媒介以及各种存储介质的演变使得流行音乐不断改进和丰富着自身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样式。叁、传播客体。流行音乐传播中的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与流行音乐文本互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意义的生产与重构。四、传播效果。流行音乐的传播效果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社会控制为中心的宏观层面,另一个则是以受众需求为中心的微观层面。论文第一章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前当代时期和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当代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前当代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1949年,这是中国流行音乐产生和快速发展的第一段时期,主要以城市爱情歌曲和群众革命歌曲为代表。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70年代末,群众革命歌曲主宰了这一时期大陆的流行音乐,而港台的流行音乐则在继承了城市爱情歌曲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当代时期的中国流行音乐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港台流行音乐以其先进的创作理念和成熟的商业运作深刻影响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而大陆的流行音乐在经历了最初的艰难之后,迅速涌现出许多着名的歌手和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整体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歌手繁多、题材多样。第叁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逐渐走向融合,借助于新媒介,流行音乐涌现出了许多草根明星,同时,其商业属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日益彰显。回顾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从最初对它的一系列论争,到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它进行积极地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是在与社会外部因素的角力互动中曲折前行的。因其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以及它与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介的紧密联系,从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是目前最主要的两个理论出发点。论文第二章主要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等理论和概念出发,分析流行音乐制作生产时的制约因素。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大陆唱片业在经历了最初短暂的辉煌之后,一直被盗版所困扰,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给予唱片业以致命地打击,唱片业的未来发展还是要努力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寻求突破。本章以1983至2008年央视春晚的流行音乐文本为例,阐释官方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借助于央视春晚的流行音乐完成了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形象的建构。在流行音乐的制作与生产中,明星的地位不可或缺,大众媒介在明星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级女声》节目的成功便证明了大众媒介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造星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论文第叁章从传播技术的媒介理论入手,探讨媒介和技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根据磁带、CD、MP3等流行音乐存储和播放技术的演变,可以看出每-种新出现的媒介都是对原有媒介固有缺陷的有益补充,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但增强了传播者的影响力,同时也提高了受众的创造性和生产力。目前,较为常见的流行音乐技术传播主要有以下类型：基于印刷技术的乐谱传播,基于电子技术的唱片、广播、电视传播和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传播。其中,电视媒介将流行音乐变为更加直观、视听一体的综合艺术,流行音乐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商品性也使它深受广告的青睐,与此同时,它也受到消费主义和暴力、色情等不良倾向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网络媒介带给流行音乐传播领域许多前所未有的改变,目前,网络流行音乐一般主要以原创、翻唱、恶搞叁种形式出现。其中,恶搞打破了传统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关联,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集体狂欢的娱乐方式。论文第四章主要探讨受众在对流行音乐文本进行解读、重构和生产的互动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和变化。“以媒介为中心”和“以受众为中心”是传播学受众研究的两个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文化研究的视角将受众置于宏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去研究,更多得关注到了受众在媒介使用中的主动性,他们对媒介的使用主要基于获取信息、交往需要和情感需要叁种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新媒介的不断涌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受众呈现出一些诸如更加分化、难以感知,接触媒介时间长、年龄跨度大等新的特点。在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他们在与文本互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意义的生产和重构。尤其在青少年受众那里,虽然最后难逃被商品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命运,但他们通过对抗权威、突破禁忌、改编经典等手段积极地参与生产。“粉丝”所具有的群体性、主动参与性、辨识力等特点使他们成为流行音乐受众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是过度的消费者,市场话语在其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他们又是生产者,通过具有生产性的实践活动重新赋予流行音乐原初文本以新的意义。论文第五章从媒介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切入点,阐述了信源、传播技巧、媒介技术、受众等因素对流行音乐传播效果的影响,认为媒介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媒介与受众协商的过程,效果产生于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流行音乐宏观传播效果的研究中,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为例,阐释了流行音乐在支持强化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和参与社会宏大叙事所发挥地巨大作用。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性,使得许多媒介设置的议程成为流行音乐所吟唱的主题,而反过来,正是有了流行音乐的渲染,许多由媒介设置的议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和强化。“使用与满足”理论则主要从微观层面去考察传播效果,将受众看作是有着各种需求的个体,受众在演唱卡拉OK和泡吧时满足了各自社会交往、感情宣泄、消磨时间等不同的内在需求。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消费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有着标准化和恶俗化倾向的音乐商品的今天,本文将流行音乐置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借助现代传播学的理论视角,结合文化研究、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思考和研究流行音乐如何在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中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并旨在通过该项研究寻求一条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有效传播和健康发展之路。
董赤[10]2010年在《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发展历程、主要思潮与对人们审美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性探究的史论性命题。对于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演变,室内设计文化的形成规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文化特征、艺术规律和文化特征,并对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我国设计艺术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设计艺术的价值追求经历了由功能至上到功能与审美大体均衡,再到审美逐渐压倒功能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和行业,在步入21世纪时,设计艺术在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中的支撑发展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设计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应当说成就卓着,尤其在室内设计方面。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整体上仍停留在总体的历史性框架内,重复性研究较多,亟需立足于发展的视角,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历史性反思。本课题正是在这一视角和背景下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它是一种对过去30年来室内设计艺术发展的把脉,既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探讨。本文在开篇对所选题题目的有关概念、现实记忆、史学思考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介绍。并从八个方面深入研究室内设计艺术的本质规律。第一章,重点阐述了室内设计自觉意识于新时期初始,其室内设计参与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和设计师们的思考,也包括作为工艺美术概念下的设计艺术在经济建设中得到的确认。第二章,从中国室内设计教育内容入手,以改革开放的设计理念,分析室内设计教育较早适应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以“走出去、请进来”为理念,研究确立专业概念,调整艺术教育结构,加强与国际设计教育交流,向社会输送设计人才,传播设计文化,完善室内设计教育模式。第叁章,分析了西方艺术思潮的传入,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对对我国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冲击,以及国内设计界精英们的思考与行动。第四章,主要阐述新时期以来,设计艺术的室内设计在学术上的种种努力,介绍其研究成果,“人的主题”作为设计的本质提出,营建“室内设计”并发展到“室内环境设计”,及竞赛和评价机制的导入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使我国新时期以来,室内设计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呈现出清晰的思路。第五章,介绍了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室内设计艺术在市场运作中,行业组织、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了多年来这一行业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第六章,就室内设计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以及室内设计本身技术层面的支持所带来的产业化进行把脉,以便于我们从中了解室内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传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呈现的引领力量和自身的现代性特征。第七章,重点阐释室内设计由为少数人来享用的艺术走向民间生活,成为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专业的室内设计推动了设计文化,从而影响了大众审美取向。政府与行业组织也积极地指导室内设计,充分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也使得设计与消费、健康与审美,规范与标准等方面健康有序地发展。第八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成熟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第九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发展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对我国室内设计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温故而知新”,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的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为推动中国的室内实际进一步发展而追求和探索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二十年代的美国广告与经济、文化的互动[D]. 赵华. 苏州大学. 2001
[2]. 百年麦肯广告设计研究[D]. 郅阳. 苏州大学. 2013
[3]. 培养吸烟习惯[D]. 陈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4]. 设计下政治的互动关系及符号解读[D]. 刘洋. 武汉理工大学. 2012
[5].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D]. 杜永利. 武汉大学. 2016
[6]. 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与价值研究[D]. 皇甫晓涛. 上海大学. 2017
[7]. 中国当代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研究[D]. 阴雅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新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和谐与悖谬[D]. 张健. 复旦大学. 2005
[9].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D]. 任飞. 山东大学. 2012
[10]. 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D]. 董赤.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广告创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设计公司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品牌广告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大众传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