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寺而城：民国时期夏河镇的兴起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河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4.0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5)02-0162-09 城镇是一种高级聚落形态，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表征，是随着人类社会演进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镇的兴起、变迁受到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特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城镇化演进过程。①而民族地区城镇是中国城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扇面和有机组成部分，囿于民族地区城镇发展，使得中国城镇化具有了多元化的特点。夏河镇②的兴起与变迁肇始于民国早期，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围绕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为“中心”而发展的，其城镇化具有围寺而城的特点。本文基于方志资料，梳理夏河镇兴起与变迁历程，呈现出围寺而城的本土城镇化历程，这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认知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冲突与分离：夏河镇的兴起 夏河镇的兴起是在当时社会变革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曾是世界上城市发展较早的、规模较大的、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然而，19世纪以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中国遭受侵略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落后于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尽管如此，中国的城镇化还是慢慢的兴起与发展。③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城市化发展较快的一段时期”，④夏河城镇兴起与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而城镇化与政治层面的变革休戚相关，城镇化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加强了上层建筑变革的压力，形成了新的城镇文化及依托于其上的新制度和新社会结构。⑤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改变，也可以引起和促进城镇的变革与发展，夏河镇的兴起是从政治层面变革开始，以行政区划改变为导火索的。 夏河镇兴起的政治背景、行政区划变化经历了一个过程。拉卜楞地区，清时属于西宁府循化厅管辖，实则政教大权由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执掌。“民国二年十二月，拉卜楞寺赴省，代表其辖区藏族拥护共和。民国三年，西固藏、汉民族联合起来，集结两千余人，为反对封建土官头人，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以平定关、九里原一带为基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坚持一个多月后，终于在反动镇压下失败了。”⑥民国5年，嘉木样四世尕藏图旦旺秀圆寂，拉卜楞寺政教大权暂由摄政阿莽仓活佛掌管。拉卜楞寺襄佐李宗哲为保持其寺院大管家的地位，极力笼络寺院大施主——河南蒙古亲王和驻军马麒等，但寺僧对李宗哲的作为极为不满，在召开僧众代表会议上，摄政阿莽苍宣布撤销李宗哲的襄佐职务，并当场逮捕了亲王派驻该寺的头目。李宗哲闻讯逃奔西宁，向觊觎甘南藏区已久的宁海军镇守马麒控告。民国6年，马麒藉此为由率部于包围拉卜楞寺，进占拉卜楞地区。马麒令贡唐仓活佛继任摄政，更登达吉仓活佛为襄佐，拉卜楞寺大权重新落到李宗哲一派手中。⑦ 民国9年二月，由拉卜楞寺派德哇仓活佛率员前往西康迎请时年5岁的嘉木样五世并商议相关事宜。⑧九月二十二日，嘉木样五世及其家属抵达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坐床后，将寺内各种职权逐渐集中到黄氏父子手中，唯马麒之弟马麟继续占领着拉卜楞地区。后经时任甘肃省省长陆洪涛调节，黄位中借班禅来兰州之机，率嘉木样及家属赴兰，虽经多方努力问题仍未解决。此后，拉卜楞与马麒发生军事冲突，经冯玉祥电令第二师师长兼甘肃省代省长刘郁芬查办。刘郁芬先后委派宣侠父⑨、贾宗周⑩来拉卜楞处理此案，决定将拉卜楞地方由青海省划归甘肃省管辖，由刘郁芬派国民军一个保安大队进驻拉卜楞。马麒的宁海军撤出拉卜楞地区后，随即成立拉卜楞设治局。(11)不久，“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成立。民国17年三月，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黄正清被任命为“番民游击司令”，后改为“拉卜楞保安司令”。民国21年，嘉木样五世被甘肃省政府聘为顾问。次年，国民政府颁发“辅国禅化禅师嘉木徉呼图克图”册印。(12) 至此，夏河隶于甘肃省政府管辖，而以拉卜楞寺为中心“设治改县”则是夏河城镇兴起及城镇化发展肇始。有研究表明中国早期城镇的形成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依靠经济力量来聚集人口；一是以政治、军事实体为基础，以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从而形成城镇，而中国城镇的产生大都是后一种类型。(13)拉卜楞寺自1709年兴建至清末民初，都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体系，尽管其城镇的兴起、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休戚相关，但是并非是依靠经济力量、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藏传佛教是藏族全民信仰的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人口流动趋向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从而形成了城镇人口基础，在夏河地区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了夏河围寺而城。 二、兴起与建设：夏河镇的发展 夏河围寺而城，其城镇管理是逐步完善的。人口是城镇兴起与发展的要素之一，藏传佛教信众经常性聚集，围绕寺庙四周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因而使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为朝拜者服务的商业街市围绕重要寺庙形成，城镇居民及活动以寺庙为中心向外扩展。夏河“县治位于河(大夏河)之北岸，平地宽仅六百公尺，此坝子藏名曰扎西溪。”(14)县治所在并无城垣，设县治之初全县“面积约三千三百方公里，人口约三万四千……汉回民族大都居于县治，县治人口(喇嘛寺除外)二千六百人。”(15)“拉卜楞寺喇嘛二千五六百人。”(16)夏河县多民族杂居，“县城又分二部，一为市场，一为寺院。寺僧固全系番民(间有汉人为喇嘛，系极少数)，市民之中，藏民占百分之四十五，回民百分之三十六(其中汉回占八成，撒拉尔回占二成)，汉民占百分之十九。此外各小镇尚有少数汉回，惟无确实统计，大约不过千人。”(17)在夏河县“惟拉卜楞附近少数藏民，有田庐，务耕植，简以接近县治，与汉族来往较密耳。”(18) 夏河“县治在寺院东里许，商店百余家，规模仅及一普通之市镇，经商者以回民为最多，汉人次之，藏民称县政府所在地曰唐瓦，义为市街。本县岁入约一万一千五百余元，其中屠畜税占八千七百余元。甘肃财政厅在本县设有税局，征收粮茶药材皮毛百货等税，每年共收九万六千余元，又设监务分局，每年可收二千余元。本县设有完全小学二所，均在县城，其一为藏民学校，又普及小学五所，分设清水桥沟卡伽陌务黑错等处。”(19)当初，夏河“县治虽已成立，但实际县长权力殆限于县治所在，至统治藏民尚需借嘉木样之力行至。拉卜楞保安司令于民国二十二年成立，系旧番兵司令部改称。有骑兵三千，皆藏民。司令黄正清君即第五世嘉木样之胞弟。”(20)夏河县于“(民国)二十三年军政部设无线电台于此，又勘定三科乎滩为飞机场。”(21)到了民国中晚期，夏河县的机关设置已经很完备了，基本实现了“各司其职”的政治管理局面。相关机构及情况胪列如表1。
三、因地制宜：夏河镇各业态的发展 夏河的发展与各业态休戚相关，因地制宜、发展各业，是其城镇化的基础。夏河虽以牧区为主，但农业也有所发展，“夏河县农户四百五十家，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已耕地一万四千九百余亩，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二。藏民体质强健，工作效率颇大，尤以女子为然，故农家每户人口虽少，但经营三四十亩之土地，尚不感人工缺乏。惟地高天寒，广种薄收，栽种数年之后，即需休闲已恢复地力。”(23)夏河早期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属寺院，“夏河农民均耕种寺院土地，每年按期纳租，并无土地所有权，故所有农民悉为佃民。农家租田多寡原无一定，二三斗地有之，以石地亦有之，普通约五六斗地。每斗地约合六亩余，每斗地租只有青稞一斗，每斗约合十五市斗。”(24)但是，由于受到气候等条件的限制，夏河“全县产量仅供半年之食，其余须仰给临夏(占七成)临潭(占三成)二县。”(25)在生产的过程中，雇佣关系在夏河业已形成，“各种劳动工作，雇佣藏民妇女，因时有间忙，价无一定，现在每日工价约二角有奇。至瓦匠木匠等，本地皆无传授，皆雇佣河州(临夏)工人，每日工价约三四角。”(26) 牧业是夏河的主要发展业态，“草地番民不事农耕，专以牧畜牛羊马匹为主，皮毛乳酪衣食原料利赖。本县每年出口五十万元，羊毛占十七万元。”(27)历史上，夏河很多地方及人们都属于拉卜楞寺的属地和属民，“与拉卜楞寺有关五千七百户牧民所养之，牲畜，计马三万五千七百匹，牛十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匹，绵羊一百十六万九千匹，山羊二万一千匹，驴二千一百匹，每匹平均价值，马五十元，牛十五元，绵羊二元，山羊一元，驴十元。”(28)甘南藏区的林业资源丰富，“林业为藏民利源之一，临潭循化之番地均以木材为出口大宗。”(29)木材交易具有一定的市场，“本县木材价值以株计算，大约直径尺许者二元，六七寸者一元，四五寸者三至五角，顺河下放直至临夏，其价值可增高二倍至三倍。木商多为汉回，伐木多行于夏季，运木则在夏秋水涨之季。木材多供本地及临夏县建筑家具之用，运销兰州者居少数。”(30) 夏河早期的矿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主要以采石为主，石料主要用于有限的包括拉卜楞寺在内的城镇建设。“沙沟寺之西南为花岗岩之峡谷，此岩色白而美，组织坚细，为建筑量材。清水一带，石灰岩质地尚好，除可烧炼石灰外，当可制造水泥。”(31)“拉卜楞寺院墙垣大都采取近山之砂岩或石灰岩，凿为方块，叠置而成，极为坚固，墙垣表面饰以红土或石灰，尤以红墙最为常见。屋顶多用黑色板岩铺成，板岩亦产于邻近山上，常成薄片，最宜盖屋。寺院阶梯在较重要之处多用花岗岩石条，此种花岗岩来自东北六十里之沙沟寺，赖骡马运载，转输困难，故所用不广。拉卜楞附近不产砖瓦，寺院内部墙壁用砖砌成者殊少。喇嘛及人民住宅则以黄土为主。”(32) 交通及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城镇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夏河早期的交通和通讯事业发展相对迟缓，不够便利，“自土门关至拉卜楞虽为程仅八十公里，惟因道路崎岖，有时山穷水尽，常须涉水，不能通行大车。各种货物均藉骡马运输，每骡一头能驮二百斤，每日所行不足三十公里。出口货物皆驮运至永靖河口，用皮筏装载直驶包头，改用火车运至天津。(33)惟少数羔皮亦有包裹由邮直寄者。本县三等邮局于民国十二年成立，军政部无线电台于二十三年五月成立，兰州南京间电报常由此转发。”(34)搧子(35)“自兰州至夏河二百四十公里，驾窝七天可达，价约三十元。……兰州至临夏的公路正在兴工，长一百四十公里，过永靖时经黄河浮桥。将来须展筑至夏河，惟桥沟清水间二十余里，尽系悬崖石壁，羊肠险路，开山凿道，工程浩大。自夏河至临潭，经陌务或黑错，计一百三十公里。自夏河至循化，经甘家滩与夕厥沟，计八十公里，自夏河至同仁计七十公里。”(36)交通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开发边陲如不由交通入手，则一切建设事业，绝无进行之可能。所以促进边疆交通，实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之先决条件。”(37) 以商业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是城镇发展的重要条件，“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38)城镇是一个区域内的聚集中心与集散地，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集聚地，对区域发展具有组织、带动作用。民国时期，夏河及拉卜楞是甘南藏区民族贸易中心场所。主要是因为：一是地理区位与交通优势突出，“拉卜楞当甘、青、川、康，扼四省交通之要衢……地扼四省之咽喉……为汉藏货物交换之区”。(39)二是利益使然，商品价格便宜，获利颇丰。如在河州，最高年份每92.61尺白布可换100市斤羊毛，每128.23市斤食盐可换100市斤羊毛，每40.33尺白布或者每55.85斤食盐可换100斤小麦；而在拉卜楞，却只要41.25尺白布或63.94斤食盐就可换取100斤羊毛，每21.8尺白布或每24斤食盐就可换取100斤小麦。换言之，同样数量的白布或食盐由河州运到拉卜楞，就可以获取225％左右的利润。(40)三是藏族群众笃信藏传佛教，且自外地的“行商”和本地的“坐商”汇聚于此，藏族群众在来拉卜楞寺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进行商品交易，方便了农、牧区以及周边群众。四是夏河相关机构和商业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保证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此一来，使夏河及拉卜楞成为甘南藏区最大的商贸市场。另外，清未民国初，拉卜楞“丛拉”上建起普论洋行等商行，(41)促进了拉卜楞商业市场的逐渐繁荣。民国元年，成立了“拉卜楞行会”。民国7年，又成立了“拉卜楞商务会”。民国初年到28年，是拉卜楞商业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流传着拉卜楞寺院下辖“八大部落、二肃化、(42)八百家商户、三千六百喇嘛”之说。夏河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每年出口货值五十万元，入口货值二十八万元，出超年约十七万元。”附表如下：(43)
夏河畜牧产品交易丰富多样，经营者多为外地的商人，(44)“营业资本较大者为皮商，营是业者多系平津一带之富商……此外有山西陕西及本省资本较小之皮商，收买黑白羔皮运往天水长安大同等地。近年来西康一带猞猁、水獭、狐、豹等类兽皮由拉卜楞出口者亦颇不少。”(45)“夏河羊毛纤维粗，尘芥多，色黄褐，价值稍低。营此业者临夏回商占十之八，营业有春秋二期，每百斤平均价在十四元上下，甘青分省后，毗运青海各地之皮毛，青海省当地为裕税收计，禁止由夏河出口，但商民为避重就轻减少成本之故，多仍旧贯里，因此夏河皮毛输出额尚无大减。”(46)夏河年产绵羊毛“一百二十万斤(47)……每逢七、八、九三月为交易季节。哈尔皮年产一万余张，每年七、八、九三月货上市。狐皮每年产四五千张，百羔皮每年产六万张，狗皮年产二千余张，狼皮年产一千余张，老羊皮年产一万至二万张，羔羊皮年产一万至二万张，水獭皮年产百余张，扫雪皮年产十余张，牛皮年产一万四千余张，马皮年产千余张，獾皮年产千余张，黄狼皮年产四五百张，草猫皮年产三百余张，马尾年产四千余斤，牛黄年产百余个，羊肠年产二万余根，猪鬃年产五千余斤，滑子皮年产二万斤，沙狐皮年产五千余张，海青皮年产千余张，松根豹皮年产五十余张，艾叶豹皮年产五十余张，金钱豹皮年产三十余张，熊皮年产十余张，野狸皮年产四五十张，牛尾年产三千余斤，麝香年产四五百个，牛油年产二万斤，鹿茸年产十余架，酥油年产十万余斤，白二毛皮年产二万余张，黑二毛皮年产四五千张，黑小毛羔皮年产三千余张，以鞑子甘加所产者为佳。”(48) 夏河所产牛羊肉除自用外，还有余量外销以交换其他所需用品。“兰州市上食用牛羊，由夏河供给者居于主要成分，藏民即以牲畜卖价购食青稞。本县食粮不敷情形……汉回商民所用白面大米菜蔬等，多来自临夏，价值甚高。本县境内无产盐地，食盐仰给于青海池盐。茶之来源有二种，府茶即普通之官茶或砖茶，松茶来自四川松潘，产于灌附近，乃大叶散茶，每包六十斤，在松潘仅售十三四元，至拉卜楞每包售四十八元。藏民所用哈达，来自成都，糖亦以川糖为多。四川货物自松潘经西仓(在洮河上流)至拉卜楞，商旅结队而行，马站十天，牛驮需二十天。藏民所佩刀创系青海循化撒拉回人所铸，每柄四五元。”(49)商业的发展为夏河县财政收入提供了基础，相应的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本县岁入约一万一千五百余元，其中屠畜税占八千七百余元，甘肃省财政厅设有特税局，每年可收入五万余元，又有监务分局，每年可收入二三千万元，足够开支”，“二十八年设……甘肃省银行，二十九年设……中国银行农贷通讯处等机关”。(50)综上，夏河商业的特点：一是输出品主要是毛、皮，输入品主要是粮、茶，青盐种类单调；商品输出大于输入，表现为出超；二是商业贸易具有季节性和相对不稳定性；商业的发展受到了自然条件、交通状况等的限制；三是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项社会管理事业的完善与发展。 在夏河，城镇与宗教形成互动，城镇化与宗教的兴盛密不可分，藏传佛教的繁荣对夏河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宗教及教育事务管理也是城镇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夏河宗教管理主要是以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为主，拉卜楞寺“襄资总理一切职务，在全寺中最为重要。拉章仲甲仓多，意即公府联席会议，每二日举行一次，仲甲仓多午茶之意，此会议常在午间举行，故云。蹉经意者大经堂或聚会所，乃寺院之中枢，如大学之校本部，其下分设五院，名曰扎仓，佛学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一千二百人)院方丈例为寺方丈兼任。”(51)拉卜楞寺有自身的经济收支管理体系，“扎西溪寺之经济基础与一般喇嘛之生活进益，较西北各地其他喇嘛寺富裕安定，其每年收入约分三种，(一)为本寺各房田之租粮，(二)为寺中固有基金及茶油存品之经营利息，(三)为其他临时捐募或人民(52)供奉着。支出方面大致亦分为三种，(一)为对于全喇嘛供给口粮饮食，(二)为全寺各佛殿每年举行法事之香火消费，(三)为其他本寺外一切公费。”(53)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夏河的教育业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藏区民族教育早期现代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但受藏语、办学设施等影响，发展规模有限。“夏河于民国十六年设局以来，始创办教育，是年十一月首由黄正清创设，藏民小学校一所(即现今之拉卜楞小学)。十七年县府设中山小学(即现在之中心小学)，二十年成立教育局，将中山小学与藏民小学合办，学费各自独立。廿二年后，设办乡村小学于清水桥沟哈家黑错隆哇等地，惟因学费以及其他种种关系，不能实现。廿四年春，教育厅令将藏民小学改为拉卜楞小学，中山小学改为大夏小学。廿五年春两校重新分开，至七月间，教育局裁撤改科，廿八年，又创设拉卜楞女子小学校，同时中央职业学校(直辖于中央组织部，自本年改隶教育部)，亦于本年成立。此外尚有藏民文化促进会，教育部设立巡回施教队，中央庚款委员会附设夏河民众教育馆等，均先后成立。夏河县书馆亦与民教馆归并，而大夏小学，又改为中心小学矣。夏河教育，为时不过十四年，初创时，适甘肃政变迭起，地方不靖，所以当局难积极提倡，收效终微，至二十二年以后，政治渐上轨道，教育业逐渐发展，然夏河民众，藏民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因言语文字之不同，文化水准之低落，视学校为畏途，至今教育仍无宏效可言，如拉卜楞小学，完全为推进藏民教育而设，查其以往毕业学生，藏民仅占十分之三，又如中央职业学校，亦专为边区藏民而设，在本年度四十名毕业生内，亦只有藏民一人，同时设立的机关(如巡回施教队民众教育馆)，因藏文藏语之隔膜，收效更微，故各机关之研究藏文藏语，是为当前值要务。最近二三年以来，夏河县治所所在地，教育机关之多，实过于他县，文化程度亦渐渐提高，本县东南二乡，因系与内地交通之孔道，文化渐渐开通，惟与内地各县相较，相差甚远，草地内尚谈不到教育文化，在边疆教育工作者，应设法使之普及于乡村草地。”(54)夏河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拉卜楞寺的参与，“最近县府商请佛爷创设大规模之藏民学校一所，专收藏民或小喇嘛，若可容纳三四百人，以藏文为主，间以汉文，有在清水桥沟卡伽陌务黑错等地创设保国民学校八所，以上各校，经费校址，均有相当筹措，正在积极进行之中，约与来年暑期定可开学，如此一来，夏河教育之前途，文化水准之提高，正未可限量也。”(55) 四、结语 从地方志资料可以看到，拉卜楞因寺而兴，夏河围寺而城，民国时期夏河城镇化的兴起与变迁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与藏传佛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拉卜楞实行藏传佛教寺院政教合一制度，对清代藏区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城镇的宗教功能非常突出，其宗教权力的直接变化引起了行政建制的变化和城镇的兴起。围寺而城是夏河镇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随着政治层面的变革和相关事件的解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推进。如此一来，夏河逐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发展基础规模和社会结构。民族地区的城镇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其发展动力机制有别于他，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影响城镇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文化的、社会心理的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藏区，宗教文化及以之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其城镇形成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民国时期，夏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城镇化演进也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夏河在成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又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奠定了夏河县现今的城镇格局，这在夏河县城镇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探索民国时期夏河城镇发展的因素与动力机制：社会发展是城镇兴起的大背景，行政区划体制演变关乎城镇兴废，国家力量是城镇发展的主导性因子，经济是城镇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地缘优势是城镇发展的区位要素，社会事业兴衰与城镇发展的休戚相关，文化传承是城镇发展的核聚。探讨民国时期夏河城镇发展，对于今天民族地区、尤其是藏区城镇的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发展都具有历史借鉴和现实意义。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之路”更加显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相对作为民族地区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整体而言，藏区城镇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扇面，呈现诸如围寺而城等城镇化特点，当下的城镇发展需要结合区域实际，走符合区域特色的民族地方城镇化道路。 注释： ①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地方乡绅迁居城市，在城镇兴办新学、新工商业等，这是外来压力造成的结果。(参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0页。)费正清指出，这种乡绅城市化大潮是由于农村中的先进分子进城求学或者发财导致的结果。(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43页。)金观涛，刘青峰认为20世纪前后的城市化，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的诞生、宗法家族的解体、绅商资本主义的崛起、城市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变化——清王朝的解体。(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02-120页。)对于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化发展，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小城镇模式”时，指出小城镇具有拦阻和蓄积人口流动的作用，是人口向大城市过渡集中的“蓄水池”。(参见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城和镇在历史上分别指不同的规模和行政建制，现代意义上的镇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类型。1709年，第一世嘉木样兴建扎西奇寺。1714年，扎西奇寺建“拉让”(拉章)，是为“拉卜楞”地名起源。其后随历史演进隶属于不同的卫、州、厅、府。1795年，拉卜楞寺得到河州总镇衙门特许，设置“臬仓”，直接管辖寺院周围的十三庄政教事务和民事案件。1913年，改循化厅为县，隶属西宁道。1927年6月，设拉卜楞设治局，隶属于省。1928年1月30日，经甘肃省政府省务会议议决，甘肃省政府刘郁芬令拉卜楞设治局改县，意取大夏河横贯县境之意。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拉卜楞设治局升格为夏河县，划归甘肃省。1929年8月3日，国民政府第159次会议议决，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其间，名称和建制多有改变。196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改称夏河县至今。民国时期，从城镇发展角度而言，夏河属于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类型——镇，为了便于行文论述，文中以“夏河镇”涵盖这种建制变革和城镇演进过程。 ③自20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00-1949年)，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至今)。(参见李强等：《多元化城镇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李强等：《多元化城镇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第5页。 ⑤同上，第26页。 ⑥《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⑦同上，第60页。 ⑧嘉禾样五世之父黄位中提出：嘉木样五世年纪尚幼，全家必须随同前往，坐床后，寺院大权应由其叔黄位吉代为掌管；拉卜楞寺所属各部落头人和百姓应与四世活佛在世时一样服从五世活佛，拉卜楞所驻的马麒之宁海军必须撤出该区。 ⑨宣侠父是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党务特派员，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他亲自到玛曲、夏河和碌曲调查，听取群众反映，并帮助筹建“藏民文化促进会”。他目睹藏族人民所遭灾难，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样坚定了刘郁芬解决此案的信心。 ⑩贾宗周是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才促使西宁派员来兰，共同签订了关于解决拉卜楞问题的协议。 (11)设治局除管十三庄外，另有桑科、甘加、科才、尼玛、欧拉、阿水去乎、黑错、上下卡加、沙沟、火尔藏、上下南木娄，连同临潭所属的作盖、美武、博拉、多合尔、嘉门关、下巴沟等7个部落，比原拉卡楞辖区扩大了一倍。 (12)《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第60-62页。这与张其昀记载相佐，“拉卜楞寺会与前甘边宁海镇守使发生纠葛，民国七年宁海(即青海)回军自甘家滩进攻，占据该寺，至十三年始撤兵，嘉木样避难于完科罗寺(离洮州旧城四十里)，此为夏河县改隶甘肃之原因。民国十七年，设番兵游击司令，以黄正清(嘉木样之兄)领之，廿二年改拉卜楞保安司令，其编制为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团，尽系藏族民兵，马匹粮食枪械等皆由备，无事乃在各地放牧为生。”参见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第80-81页。该书是根据张其昀的民国手抄本《甘肃省夏河县志》全文影印成书。 (13)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J],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14)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8页。 (15)同上，第13-14页。 (16)同上，第77页。 (17)同上，第37-38页。 (18)同上，第40页。 (19)同上，第77-80页。 (20)同上，第12页。 (21)同上，第6-7页。 (22)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M],贵阳：文通书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45页。 (23)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43-44页。 (24)同上，第44-45页。 (25)同上，第46页。 (26)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47-48页。 (27)同上，第55页。 (28)同上，第58-59页。 (29)同上，第51-52页。 (30)同上，第52-53页。 (31)同上，第60页。 (32)同上，第61-62页。 (33)天津开埠后，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北方一大商业中心、商品进出口基地和转口贸易港，经济辐射和聚集功能大大增强，腹地不断扩大，大量洋货也经由天津进直隶、豫、冀、晋、鲁、奉、吉、黑、陕、甘、蒙、新等省区。19世纪后期，随着天津对外交通运输的发展，天津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进出口贸易总额较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如1900年天津进出口贸易额比开埠初期增加约5倍。 (34)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68-69页。 (35)搧子又名驾窝，形式如江浙之卧轿，法以大筐加木杠，前后用骡马负载，人可坐卧其中，凡大车所不能经行之峻坂小径，驾窝均能畅行无阻。 (36)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69-71页。 (37)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第30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1页。 (39)丁明德：《拉卜楞之商务》[J],载(方志)1936年第3-4期。 (40)党诚恩、陈宝生：《甘肃民族贸易史稿》[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41)民国9年，甘肃军阀混战，各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洋行撤回天津后，羊毛收购贩运业务即由河州商人所代替，羊毛商号也相继成立，天庆魁(经理人蓝尧轩)、同心店(经理人海南轩)、福顺祥(经理人王琳)、步云祥(经理人马子升)，随后成立的是复兴隆(经理人王慎庵)、隆顺和(经理人毛福事)、德丰亨(经理人白洁如)、集生西(经理人曾得仁)。陕西客商中，则有德合生(经理人刘存智)、同顺和(经理人陈子千)。这些商号，大部分都和青海马家军阀有密切关系，名义上请求领导，实际上将其倚为靠山，受其保护。在经营方法上，借官僚资本的名义和势力，采用洋行所经营的办法，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一方面收购当地现有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远地收购回来后，作价交易。 (42)肃化：即藏区以前带兵打仗的军事单位，一个部落为一个肃化。十二肃化，指欧拉、桑科、甘加、卓格尼玛、科才、多合尔、十三庄、四川阿坝的阿绒草周等拉卜楞寺直辖的八大部落和拉卜楞寺周围的四区，共数为十二。 (43)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63-64页。 (44)这些商人被称为侯商或者行商，每年九月间挟款运货而来，翌年四月间运载批货而返，恰如候鸟，故称侯商，亦称行商。 (45)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第64-65页。 (46)同上，第65-66页。 (47)羊毛产地包括三果乎(桑科)滩、甘加、违子、土根前、果洛、南番、陌务、黑错、拉(郎)木寺等，其中以甘加、果洛族所产者品质较佳。 (48)陈圣哲：《拉卜楞经济概况》[J],载《甘肃贸易》1943年第2-3期。 (49)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第67-68页。 (50)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M],贵阳：文通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第12页。 (51)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第95-96页。 (52)嘉木样及拉卜楞寺所属人民分为拉德(神民)、墨德(政民)、厥德(教民)三种，神民受寺院直接治理，政民系间接治理，教民仅受其指导。 (53)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第96-98页。 (54)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第12-14页。 (55)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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