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与人和：清代省会城市形成的条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地利论文,省会论文,天时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9）04—0196—13
自元代始创的行省省制，在清代得到确立，清代先后共建有23省，鸦片战争前，清代主要有18个行省，光绪十年（1884）伊犁将军辖区改为新疆省，次年台湾建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也改建为省。这样，清代共有23个行省和24个省会（江苏省有南京和苏州两个省会）。但清代合23省而计之，有府、直隶厅、厅、直隶州、州约580多个，府、州城是清代城市行政体系结构的中间层级，亦是府州各级政府机构所在地，主要分布于各省交通枢纽和汉族居住地。府城之下是县城，县城是清代城市行政体系结构的底层级，是清朝基层政权机构所在地，主要分布于各府及直隶州人口较为聚集，地理较为重要的区域；清承明制在各府下设县和县级的府散州和散厅。以清季23省而计之，先后设县1,371、土府2、土州29、土县3、宣慰司1、宣抚司4、长官司6、屯5，共有1,421个。清代城市数量众多，因而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能成为省会城市，换言之成为省会城市是有一定条件的。
清代省城大多是明代重要城市的继承和延续，其中部分省城经历了明末战乱，受到极大破坏，但由于这些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因而在清代得到了重建和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省会城市有三分之二多至今仍然保持着省会城市的地位，在国家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那些虽然失去了省会地位的城市（保定、开封、安庆、苏州、桂林、吉林、齐齐哈尔），至今也仍然保持着大城市的地位，在区域甚至在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省会城市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关键在于省会城市在区域中有着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
一、天时：清代省会城市优越的自然环境
省会城市一般是区域的中心城市，不仅自身经济较为发达，而且还需要服务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和乡村，故而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主要指地质、地貌、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综合的环境，这些因素有的是自然条件的衍生转化，有的是经济开发的历史积累。它们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长期作用，并对城市的职能定位与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以气候、地形、纬度位置和水文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
从世界范围的视野来看，大城市的主要分布区明显集中在气温适中、降水适度的温带气候区，近现代以来才有缓慢向亚热带气候区移动的趋势。温带地区的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不仅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而且更适于人们的居住、生存。从地形上看，人们聚集首先选择地势起伏不大、坡度不陡的地区，因而世界大城市多集中分布在海拔100米－300米左右的平原区、滨海、滨湖区及沿江河地带，即使有海拔较高的城市也多集中于低纬的高原地区或山间盆地区，原因在于中低纬度地区的温度适中，较适合动植物生长。另外，水是生命源泉，也是城市的生长线，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发源地，都是傍依江河湖泊，并依靠必要的可供水源而发展起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还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都以其丰富的水源孕育了大批的繁华城镇。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自然环境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在《管子》中多有论述，如《乘马篇》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度地篇》言：“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虽然以上的论述主要针对都城择址，但也适用于其他城市。
省会城市是地方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不仅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高级官员，而且也聚集了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省会城市除了要发挥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职能需要对所处自然环境有更高要求外，省会的官员、绅商、社会精英们对于所居住城市的自然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首先，需要有宜人的气候，适合官员僚属、绅商、文化精英及各种人群居住；其次，地势要较为平坦，以方便管理城市，并与外部进行联系和交通运输；再次，要有充足的水源以满足众多的城市人口生活和生产需要。由于省会城市一般规模较大，非生产性人口居多，需要有充实的粮食供应，因而必须选择自然生态条件较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地区作为省会城市依托，并要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1]。因此清代所有的省会城市在本省域内必定是相对说来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城市。参见下表。
总观清代的省会城市，无一不居于省域内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省会成都，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央，控拥岷、沱二江，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2]。正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故而3000多年来，成都城址不变，城名不改，这在世界上大城市中是少有的。
云南省会昆明位于富饶的滇中湖盆群的中心地带，人口集中、农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且“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3]。其所在的滇池盆地是云南境内面积大而且最具综合地理优势的坝子，为昆明提供了广袤的发展空间[4](P.88)。
浙江省会杭州位于浙江最大河流钱塘江口，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6.2℃，年平均降雨量1435毫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物殷民富；士民荟萃，商贾辐集，货财之聚，为列郡雄；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为人物之都会，财富之奥区，铸山煮海，富甲天下[5]，水山之美名满天下，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
江苏省会苏州历来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水秀山灵，人文荟萃，物产丰稔，民殷物繁，田赋甲于东南，商务亦称繁盛[6]。其城小桥流水，河街相邻，粉墙黛瓦，尤以园林闻名。康乾年间，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7]，为东南一大都会，号为天下四大聚之一。
贵州省会贵阳处在贵州中部低山丘陵的一个盆地中，地形比较平坦，土壤肥沃，市西河、贯城河与南明河在此汇合，为城市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与农业物资供给。[4](P.133－134)
安徽省会安庆位于长江边，气候温和湿润，适宜于水稻生长，淡水渔业发达，是鱼米之乡。风土清美，有粳稻之饶[8](P.10)。
福建省会福州，亦称榕。位于福建省闽江下游河口平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9]。
从上表还可见其他各省会城市的自然环境条件在本省域都相对较为优越，具有气候宜人、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等优越条件。此外，大部分省会城市分布在北纬23度至40度之间，以中、低纬位置居多，且处于温度适宜、雨水充沛的温带或亚热带气候区，水文资源丰富，有利于人口聚集与人类生产、生活。从地形地貌来看，清代的省会城市多位于地形平缓的平原、河谷、盆地，建城于平原之上的省会有开封、西安、南昌、成都、杭州、长沙、南京、齐齐哈尔、沈阳、吉林等10个城市，约占总数的42％，建城于盆地的省会有济南、贵阳、昆明、太原、兰州、乌鲁木齐、台北等7个城市，占总数的29％，两者合起来达到省会总数的71％，丘陵型和复合型地貌的省会城市只占29％。省会多集中于平原和盆地，意味着这些城市均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腹地，而在农业时代，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对于城市的支撑作用十分巨大，决定着省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农业的发展既可对省会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又能推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外，从上表可见，清代的省会城市均位于或临近于江河湖泊，水文环境非常优越，这为城市的运输、防御、供水、农田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清末，新设置的省会城市，在择址方面更加注重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新设省会均为当地民物阜繁之地。如龙江府位于我国东部第二级沉降带的冲积平原上，两岸支流纵横、湖泊遍布。乌鲁木齐当天山南北路交汇处，形势险要，土地肥沃，宜耕宜牧。台北则有山水，水泉、物产、口岸四大优势。这些条件为省会城市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随着官僚商贾聚集、定居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良好的自然环境促进了地方管理功能的强化，促进了省会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地利：清代省会城市的地理区位与地势之利
地理区位是城市与外部的自然、经济、政治等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空间上的组合，有利的地理区位必定会促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反之则会抑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的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尤为重视城市的军事防御性：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力图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故而，自古以来，重要城市的选址都讲究地势之利。《易》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野之险则山川自然之形，国之固则人所捍筑以为防者也”[10]。省会城市是国家行政体系重要结点、地方统治的中枢，有着显著的军事战略地位和政治控制功能。因而省会城市的选址需要充分考虑城市所在区位的地势，一般多选择地势险要的控扼要害，或要有复杂、险要的地形以作屏障，以保证省会城市的安全。
从上表可见，清代省会城市均为军事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直隶省会保定，向为四达之衢，神京要地[21]。扼华北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野，雄冠中州，西枕太行，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东抱白洋淀，府河绕流，既具军事之险，且有水陆交通之利[22]。其城联络表里，处翊卫京师之重要位置。
甘肃省会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之滨，居两河之中，形胜甲于西北，素称雄镇。其地东屏关陕、捍御秦雍；东南通汉沔，可出荆襄；南扼巴蜀，遥蔽两川；西接羌戎，径达藏卫；西北通新疆，为伊犁之后援；北俯弱水，视套蒙若釜底[23]。
河南省会开封，位于豫东平原中部，为豫省之阃奥，处居内控外、领袖中原之优越位置[24]。对外交通便利，陆路通达，八荒争凑，为天下之枢；[25]水路则有黄河、汴河、贾鲁河交汇，朱仙镇为其外港，乃北方少有之水陆都会②。
安徽省会安庆，其地襟带吴楚，北界清淮，南临江表[26]，处于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衙，“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8](P.10)。向为四塞之国而兼五达之衢[27]，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28]，古称重镇，为金陵之门户[8](P.10)。康熙五年，设安徽省，安庆以处皖省适中之地，且背山面江，乃为省治。
西安三面环山，而东面通向黄河，并有险峻的潼关可资守备。
四川省会成都，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央，控拥岷、沱二江，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29]。
广西省会桂林，位于桂东北，地奠五岭之表，当楚、粤之交，扼湘桂走廊南端。[30]屏蔽荆衡，镇摄交海，枕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诚西南之会府，为南江十一郡之冠[31]。
广东省会广州，前临珠江，后倚粤秀，西连吴楚，南控岛夷，连山隔其阴，巨海敌其阳；五岭俟其北，大海环其东。[32]山川秀特，风土清旷，地兼河海之利，民物番庶，为三江之总汇，东南百越之雄长，南海、番禺二县辅车相依位置左右，雄州大郡远近拱向，为清代海疆重地、东南门户。[33]
福州，清代福建省会，亦称榕。位于福建省闽江下游河口平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东与台湾隔海相望，内含三江，外通四海，重山环抱，层层锁钥，自古为边徼重地[34]。
贵州省会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云贵高原东斜坡。城据荆楚之上游，当四达之郊，为滇南之门户[35]。贵山北峙，南明东环，复领四塞，灵秀甲于诸郡，形势向称重要[36]。《读史方舆纪要》云：“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门户，欲得滇南未有不先从事贵阳者，自滇南而东出，贵阳其必争之地也。”[37]
湖南省会长沙，居湘江之冲要，南通岭表，唇齿荆楚，吐纳洞庭，依附衡岳，控交广之户牖，扼吴蜀之咽喉[38]。驿接衢连，四通八达，与长江相接，为南北交通枢纽。
山东省会济南，地处山东中部，东临黄海，背依中原，南连华东，北达平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清定鼎燕都，向被视为畿辅之屏蔽、南北之咽喉，有“扼吭拊背”之称[39]。
江西省会南昌，位于赣省中部偏北，为赣江、抚河之尾闾，城濒鄱阳湖，山环水绕，风光绮丽。西挽西山，北望梅岭，赣江穿城而过，湖泊池塘星罗棋布。其地北连豫壤，西接荆州，左吴右楚。[40]，承东启西，纵贯南北，襟三江而带五湖[41]，为四塞之域、冲要之地[40]。
山西省会太原，位于晋省中部，地形险要，披山带河，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42]。自古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之美誉[43]。
江苏省省会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浮江达淮，倚湖控海[44]，三江分导，五湖潆洄，运河长堤，直同驰道。
浙江省会杭州，地处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运河南端。形势壮于东南，山川甲于南国。浙江濒海者六郡，以省会杭州尤称要地，其城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东北二隅，皆凿壕堑，南倚山岭；城西一隅，濒湖为势，是为天堑[45]。
新疆省会迪化府城，位于新疆中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北部平原开阔，东、南、西三面环山，东部有博达山、喀拉塔格山、东山，西部有喀拉扎山、西山，南部有伊连哈比尔尕山等。由吐鲁番军台可至嘉峪关，由巴里坤营汛亦可至嘉峪关；东北至古城，通科布多；西北通塔尔巴哈台；南行通喀喇沙尔[46]；西行经昌吉、绥来二县，至库尔喀喇乌苏城，再至伊犁惠远城[47]。山河巩塞，形势险阻，为天山南北两路之咽喉[48]。
江苏省会江宁府城，亦称金陵、南京③，其地东控京口，俯瞰长江三角洲；西接历阳，背靠皖南丘陵；南距宛陵，毗邻太湖水网；北界天长，连接江淮平原；长江穿越其境，江宽水深，为天然江海良港，秦淮绕其阳，后湖荡其阴。龙盘虎踞，山河峻险，东南之壮丽，无过于此[49]。
吉林省会吉林府城，为背山负海之区，处关东三省之中，其城位于松江之曲，群山之间，东南隔江有龙耀之险，西北不数里可达玄天、北大之颠，东南西北群山，形成锁钥，而小白孤山，复峙于西南，与二险成犄角之势，扼三省之要冲，为盛京之屏障[50]。
湖北省会武昌府城，位于鄂省中部，地濒江汉众流之汇，前枕长江，北带汉水，扼束江湖，襟带吴楚，南抵五岭，北连襄汉，通接雍梁，实为津要[51]。
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清代新增设的省会城市尤重控驭作用。台北府城之所以成为台湾省会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该城具有统全局而筹之的战略控制地位，正如当时的台北知府所言：“台湾地处下游，如人居于矮屋之中，不能昂头四顾，是未若台北之地据上游，控制全局，犄角福建，尤有振衣千仞濯足万里之概也”[52]。新疆自古以来即为边关军事重镇，选址省会时也首先考虑了其防御的功能，天山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分，天山中段的“走马川”是丝绸之路北道通天山的主干道路，向东连通赤亭道，向西联系碎叶道。选择此处的迪化府城作为省会，正好扼守住丝绸之路和南北疆交通的咽喉要道，有利于巩固边防。齐齐哈尔也有突出的战略地位，据《盛京通志》记述，“臣野为襟，长江作带，近怀属国，远镇边羌，扼四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因而，齐齐哈尔在清末一跃成为省会城市。
根据传统的“择中而立”设治思想，省会城市应为该政区的中心区位，四通八达，能有效地控制其管辖范围。但随着某一地区政治形势、机构设置、政区划分等的变化，原治所在地可能失去了原来的管理中心地位，必须迁治。如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太平军形成了对安徽省会安庆的包围之势，使安庆的权力中枢和管理中心地位丧失。“咸丰三年，贼陷安庆，并未据守，自周天爵等奏请改建省会于庐州，贼窥安庆无备始图占据，致全皖糜烂”[53]。但由于安庆的战略地位非常显著，为庐州等所远远不及，因而战乱平息后，曾国藩立即奏请将安徽省会迁回安庆：“查安庆古称重镇，若省会改于庐州非惟于皖南鞭长莫及，亦距江较远，无从设防，今幸安庆克复，应将安徽省城仍建改府，并宜添设提督统辖水陆各营”[54]。咸丰十一年，安徽省会从庐州迁回安庆，这次迁治体现了战略地势对省会选址的重要影响。
中国的政区设治理念，以距离近、交通便捷为重要原则。《吕氏春秋·慎势》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选择区域的中心位置作为该区域中心城市或核心城市，以求居中而四达，便于政令的发布及对所辖区域的控制。因而，平原地区的省会城市一般均位于区域的中心位置，与周围各个方向的距离都比较近，有利于政治控制及粮赋运输，也方便城市的内外联系和交流。但处于山岳、高原、丘陵地区的省会城市由于海拔、地势起伏的阻碍，基本都不在区域中心位置。当然，中心位置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几何中心，区内地形地貌的差异，加上交通情况的不同，都会影响中心位置的偏移。当城市的腹地内人口分布和开发条件差异较大时，省会城市往往偏向于优势区域的重心位置，如江苏省省会江宁府与苏州府都在经济发达的苏南。但总体上来看，清代很多省会城市的空间位置仍接近于省域的几何中心，如贵阳府城、广州府城、南昌府城、西安府城、武昌府城、昆明府城、太原府城、成都府城等。清代新设行省的省会更加重视城市在区域的中心位置。康熙五年，清廷新置甘肃省时，之所以选择兰州为省会，除了它隔绝羌戎，西控河湟，北扼朔方的战略地势外，还有“为甘宁适中之地”[55]、“陇右安危，常系此地”[56]等原因。而齐齐哈尔成为省会也是因其在东北疆域中位置居中、便于控扼周边的地理形势而致。
三、交通：清代省会城市选址的重要条件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不停地对外进行能量交换，需要通过交通运输与外部进行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换。故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交通条件。城市之形成，决定于其区位，城市之成长，则决定于其交通形势。道路交通向着城市集中，依赖城市培育，但城市的生存，却也是有赖于道路交通的培养。城市创造道路，道路也转而创造城市或改造城市。城市愈发达，四周的交通路网愈密；若自然环境愈能促进道路的集中，则城市的发展可能性也愈大。道路交通与城市发展之关系，可见一斑。
省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址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只有把省会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所谓“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57]。
在封建时代，中国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以内河、海路、陆路运输为主，河流是最好的交通通道，不仅河水可行水运，河谷也是陆路交通的最佳选择。清代的大多数省会城市都位于河流沿岸，如太原位于汾河岸畔，济南位于小清河岸畔，武汉位于长江岸畔，南昌位于赣江岸畔，长沙位于湘江岸畔，广州位于珠江岸畔，贵阳位于南明河岸畔，昆明位于盘龙江岸畔，成都位于岷江岸畔，兰州位于黄河岸畔，乌鲁木齐位于乌鲁木齐河岸畔，沈阳位于太子河岸畔，台北位于淡水岸畔。苏州、杭州因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而迅速兴起，福州、广州因海路交通而成为贸易港口城市。光绪元年（1875），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奏请在台湾中部建省城以管制南北：“查彰化桥仔头地方，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敞，又当全台适中之地，拟照前抚臣岑毓英议，就该处建立省城。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日台湾府，附郭首县日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58]。但省城建成之前，刘铭传辞职，继任者邵友濂奏请将台湾省会移至台北府城，他奏称：“前卜定省城之地，虽当中枢，控制南北；而山岳四面围匝，距台南、台北两府各四、五日程，其间溪水暴涨，交通颇烦。兼以沿海水浅，轮船难以驶入，南北有事，接济迟延。……伏思台北居台湾之上游，衙署局库略已成工，商民辐辏，铁路亦通，舟车之利两备，故拟以该府城为台湾省会”[52]。光绪十八年（1892），台湾省会迁往台北，交通条件成为台湾省会城市选址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陆路交通是清代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地维系了省会城市的发展，故清代省会城市均有良好的交通区位。贵阳系贵州高原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湖广从东部溯沅江及其支流进入贵州，或四川从北部乌江河谷、赤水河谷进入贵州的各条道路的交汇点。而且，贵阳处在云南通往中原的东干道的中点位置，能够起到平衡和监控左右的作用。广州为华南交通最便之地。成都交通区位也很优越，位于川西地区交通冲会点上，也是盆地物资外运的出发点。昆明处于联系滇东、滇西和滇南的中心位置。南京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北濒长江，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辐射范围极为广泛。按照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不同运输手段（水路与陆路）的衔接点由于负担交流、集散、管理等职能，最容易生长发育为城市[4](P.214)。清初，将军移驻吉林市，则以奉天为陪都，此焉近密，便于控制，又为沿边台站东西横接，故舍宁江古戍而改建都会于驿道之冲[66]。台北离福州近，交通便利，台湾有事，内地舟师可以径渡，内地有事，台北也可以策应，舟车两便，因而被确定为省城。
在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下，交通是城市政治功能发挥的重要制约因素，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利于省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清代的省会城市中，很多因交通条件的变化而得到重视与级别提升。福州就是因交通条件改善而成为省会城市的典型例子。明代之前，泉州的地位远超于福州之上，永乐年间泉州市舶司因“禁通番”的规定而使原来的贸易功能衰落。福州成为海运枢纽，对外贸易日渐发达④，系福建北上赴京的驻泊点，并因朝贡贸易成为当时最有活力的港口之一。明成化年间，市舶司亦由泉州迁往福州，福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与国内沿海港口之间往来频繁，最终成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
交通区位和运输条件成为清代省会选址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当省会城市的地位确定后，又会进一步促使其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其进而成为区域交通枢纽。如保定在成为省会后，城市内外交通的发展倍受重视，宋代以来形成的车马大道被辟为御路，“道广三丈”，可通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各省省会，并修成从保定通向直隶各府城及重要城市的48公里大道[67]，由此形成以金台驿为中心辐射四方的交通通讯网络，“北去燕京二百余里而近，南通秦、晋、汴、洛、川、滇、楚、粤诸路，弗啻四通五达，盖天下咽喉、畿辅孔道，惟金台其最也”[68]，成为河南、陕西、四川等省至北京的必经之地。齐齐哈尔在清初为一小城，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自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随着城市行政地位提高，加大了交通建设力度，在原有的驿道、驿站的基础上修建了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北路沿嫩江东岸北行，经嫩江县城，过小兴安岭至漠河、瑷珲、雅克萨；西北路，过大兴安岭而至呼伦贝尔；南路，沿嫩江东岸南行，至茂兴站，渡松嫩两江会口，而达吉林之伯都纳站，南接吉林、盛京，直达京师的大道；东南路，南行，渡嫩江经大赉而至奉天之洮南；西南路，西行经兴化镇，西至海绥，南至呼巴等路。而修成的通达要衢，有利于内外公务、政令往来，贡赋输送。正是由于二百年间交通的日益发达，齐齐哈尔最终成为省会。
此外，要成为省会，其城市还需要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如果一个城市自然条件优越，农业也就相对发达，而农业的发展也就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一个城市的交通便捷，自然也就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如上所述，凡成为省会的城市都有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发达的交通。而在权力支配资源的农业时代，凡是政治功能较为突出的城市，必定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功能。以开封为例，北宋时期成为都城后，开封的手工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其中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当时的绫锦院已发展成为拥有1,000余人，400多张锦绮织机的大型手工作坊[69]。此外，由于省会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官吏、贵族、军阀、政客等，私营手工业以与统治者奢侈生活相关的消费品行业非常发达，主要有制笔、制墨、印刷、饮食加工、制药、织染等。直到明清时期，这些行业都非常兴盛，促进了行业规模的扩大，一些部门甚至产生了手工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明末，开封的商业非常繁盛，人口众多，交通便利，不仅吸引了省内的商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此经营。如城内有来自郑州、辉县、光州、固始等地的商人经营米行，还有来自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的商人在城内贩卖商品。店铺、摊贩遍布城内的大街小巷，经营的种类繁多，门类齐全，商品来自全国各地，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奢侈的消费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70]。
江西省会南昌为东南之重镇，水路扼赣江总汇，北通运河，南达珠江，陆路北经九江而通湖北黄梅，南经大庾岭而直抵广州。以是之故，南昌非惟全省水陆交通中枢，且居中策外，绾毂四方，为中国南来北往之水陆通衢要道⑤。清中期以广州一口通商，无论外国之朝贡，米粮之漕运，或南北商货之流转，皆以为冲要，或转输于他省，或分销于省内。是故，工商百业发达，居赣省之首。康乾年间，南昌城内百货萃集，城外江畔船帆栉比，路人摩肩毂击[71]。
至于苏州、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区域内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的经济中心，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的重要城市。明代南京因商贾云集，城内出现“比舍无隙地”[72]的状况。由此亦可看出，清代的省会城市大多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清代之前就已经有繁华的工商业，为城市在清代的政治中心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四、人和：清代省会城的历史政治基础
与欧洲城市代表市民社会不同，中国城市自产生起即为行政区域的军事政治中心，是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中央集权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决定了不同城市的等级差异，也决定了城市地位的逐级升、降。城市的行政等级高低与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优劣、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以及空间结构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府域范围内，只有各种条件最好的县城能成为府城，同样在省域范围内，只有各种条件最好的府城能够成为省会，如果一个县城不能成为府城，那么它不会有机会成为省会，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要成为省会，它的原有行政级别必须高于县城。清初建立的13个省会城市原有的行政地位均很高，济南、武昌、开封、西安、福州、南昌、成都、昆明、杭州、长沙在元明两代均为省会，而广州、桂林、太原、贵阳在明代成为省会，其他城市虽然在清代才成为省会，但成为省会前的行政级别都不低，兰州、乌鲁木齐在成为省会前为州治，保定、安庆、台北、苏州为府治，吉林与齐齐哈尔分别为宁古塔将军与黑龙江将军驻地，南京为明代的都城，盛京为清朝陪都。
可见，清代省会城市在成为省治前，或为明代省会，或为重要的府州城市。
在中国农业时代，基于中国国情而形成了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规律，由此决定了城市的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越大，发展速度越快[73]。“在中国农业时代，行政中心城市人口多少和规模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城各级衙门的数量、规模和级别，以及适应其需要而产生的服务业、商业等部门的多寡”[74]。城市的行政地位高低与规模大小呈正相关关系。由于省会是省、府、县同城，除省级行政长官总督、巡抚、布、臬二司及道员、府级和县级的官署等外，还有若干其他各类机构云集，官员数量庞大，为之服务的人员也相应增多。比如保定在清初有省衙、府衙、县衙和各类道衙及军事机构四十多个[75]。清初相当部分城市破坏非常严重，如成都在清初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废城，省治也一度迁到阆中，正是由于阆中的其他各方面的条件远不及成都，因而四川省的省会最终还是迁回成都。
省会城市选择传统重要行政中心城市，有多种考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原有的城池、衙署、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建筑布局等为省级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运作奠定了基础。如光绪年间台湾建省在确立省会时，台北府城最终取代台中成为省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巡抚、藩司久驻于此，衙署庙局，次第粗成。”[76]多数行政中心的城池建设也是在前代基础上扩建而成，如西安府城一直沿袭唐、宋、金、元、明城旧制。成都府城更是自秦以来就无更改其址，明代仍是“依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77]。清初重建官衙和街坊时，也基本上是沿用明代旧基。在旧的城市基础上进行建设，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使人们适应快，便于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前后代行政级别变化不大的城市，基本可以直接利用旧的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亦在时间的长河不断积累。因而历史愈悠久的城市，具有愈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
清代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历史悠久，形成较早，如上表所示，至南北朝时，23个省会中有18个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占总数的75％。这些省会城市除了清代新建的边疆省会外，大部分作过地方一级行政城市，很多曾作过国都或地方政权的都城。参见下表。
清代的省会城市历史悠久，作为统一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国都而存在过的城市有12个：开封、西安、福州、广州、南昌、成都、杭州、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沈阳，占清代省会城市总数的50％。清代省会除了兰州在清初为州治外，乌鲁木齐、齐齐哈尔、吉林和台北在清代新建城外，其他城市在明代便为府治所在。齐齐哈尔、吉林在清以前只是村落，但因清代的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驻移而建城，因而在成为省会城市之前也为区域的政治中心。
清代省会城市由于悠久而持续的政治中心作用，也多成为区域的文化教育中心，形成别具一格的城市文化。在科举选仕体制下，凡省、府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都有省、府、州、县学。清代的省会城市亦为省域首府和首县所治，因而建有各级官学，并设若干书院，“萃郡县之秀者而教之”，“法良意美，超轶前代矣”[78]。由于从历史悠久的行政治所发展而来，省会城市不仅拥有发达的文教事业，甚至形成了城市文化区。如明清时代西安城内的文化区在书院门一带，建有关中书院、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义学、文庙、碑林等，并向东延伸到长安考院、咸宁考院、西安府考院、崇化书院、社学等[79]。其次，依托省会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传统积淀和文化氛围，当地人民形成了崇文重教的民风，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如私塾的举办，在安庆地区较全省其它地区更为普及，“不仅科举年代方兴未艾，即使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仍有增无减”[80]。此外，传统文化还形成了行政中心城市优良的政治教化氛围。清代省会城市都有较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安徽省会安庆，人率性真直，贱商务农，尚淳质，好俭约；直隶省会保定，民质朴，劲勇不以浮华为习，而以耕织为生，稍事诗书之业，略无侥竞之风[81]；甘肃省会兰州，人性质朴，好勇喜猎，尚礼义务耕织[82]；济南、成都等也有朴实的民风。传统儒家文化要求人们严格束缚自己的道德，如苏州绅士汤斌大力推崇学习儒家经典《孝经》等[83]。居民的素质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方向，省会为一个省域的政治及文化中心，为“首善之区”[84]，更有利于统治者对民众的政治教化，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公共秩序，也为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与演变提供了政治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省会城市作为中国城市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层级，兴起于元代，经明代的发展，完善定型于清代。省会城市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行省的数量较少，故而省会的数量也不多，因而能够成为省会的城市也就十分有限。能够成为省会的城市一般都应具备优越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深厚的政治和人文基础，较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省会城市因特有的区位优势、政治优势、资源优势等而具有集聚性、带动性、开放性和示范性，一般都是区域中心城市。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空间，省会城市的选择条件也各有所侧重。如陕西、四川、云南、河南、贵州等行省在清代的军事活动较多，故对省会城市的军事功能和政治控制地位尤其看重。而经济发达的北方各省，省会城市的功能作用更侧重于输送财赋、政治管理，故浙江、湖北、江西三省会均设在便于与朝廷联络和指挥的水陆交通要冲。直隶省会具有拱卫京师的职能，故而处于京畿南门户的保定则被选择为直隶省会。
成为省会的城市各具特色，但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具备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与政治基础等条件，从而使省会城市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 资料来源：《新编中国省会城市地图册》，湖南地图出版社，2006年；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唐书·天文志云：七国地形，雌韩而雄魏。又李勉传云：汴州，水陆一都会。转引自鲁曾煜总修，张淑载纂定：乾隆《祥符县志》卷二，“地理志·形势”，第14页。
③ 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国，以应天府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南京改称京师。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恢复南京名称。
④ 朝鲜、日本、东南亚外商云集，意大利、阿拉伯诸国的使者、商人、教士多驻留于此。
⑤ 南昌至各地之主要航道有南赣线（南昌至赣州）、南玉线（南昌至浙江玉山）、南广线（南昌至广昌）、南修线（南昌至今修水）、南浮线（南昌至浮梁）、南婺线（南昌至安徽婺源）。沈兴敬主编：《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1991年版，第69页。
⑥ 朱铁臻著的《中国城市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6页）中将安庆归为三国至南北朝时形成，根据（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卷109，《安庆府志》，第9页），安庆应形成于汉代置皖县。
⑦ 资料来源：华文书局编辑部编，《中国省志汇编》，台北京华书局，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