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教育体系论文,启示论文,进程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G4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290(2012)0009-0017-09
一、经济结构转型要求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富足的劳动力、大量要素投入及制度变革，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工业化过程，经济高速成长，结构不断优化。然而，三十多年来“粗放型”的工业化模式在为中国经济增加动力的同时，其内部矛盾也逐渐凸显，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从民工就业难到“民工荒”，从拖欠民工工资到劳资集体谈判，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时代已经逐步远去，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现象的并存也表明，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瓶颈已经逐渐从物质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要素。对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应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出现的人才总量和结构性矛盾。
在推动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必不可缺，这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中都得到了印证。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其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更加需要坚实的技能型人才和职业教育基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更需要职业教育体系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创造性发展。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明确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现实和政策取向都表明，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此，本文将在考察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规律和经验模式，对比研究中国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预测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制度体系，并结合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提出职业教育可能面对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为了能够更好的考察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四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考察。德国是较早完成工业化和成功建立职业教育体系的国家；日本作为东亚国家，其制度和文化特征与中国更为接近；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是凭借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的典型国家和地区，其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和职业教育改革的中国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验具有不同侧面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职业教育发展规模适应工业化进程要求
工业化进程一般表现为工业占经济总量比重逐步提高、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增加、城市化率上升和人均收入增加等(表1)，因此，大致可以按照这些特征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进行划分(表2和表3)。
工业化过程的推进伴随着职业教育总体规模的变动，在前工业化时期，职业教育的规模一般较小；而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之前，职业教育规模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德国职业教育学生数的增长率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分别达到了4.7％和4.0％，日本则为8.4％和6.6％，而后发国家或地区该增长率则更高，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这些阶段均超过10％；职业教育规模的高峰一般出现在工业化中后期，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数据看，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峰值平均为3.8％。
从职业教育规模的演变态势来看，工业化后期，职业教育一般会调整收缩，德国和日本职业教育学生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出现了负增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增长率也明显下降，并在后工业化阶段转为负增长。
(二)不同工业化模式要求职业教育与之相适应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时间和历程有较大差别，但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一般都适应工业化进程要求而发生改变，其发展历程表现为依据工业化不同阶段而经历“增长—扩张—高峰—调整—收缩”的过程。这一规律也体现在职业教育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之间高度相关性上(图1至图4)。然而，通过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也会使得其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有所差别。
德国在工业化后期经历了职业教育规模收缩，但从后工业化时期(1990年代中期)开始，职业教育规模出现了显著的反弹，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由1995年2％上升到2007年2.9％(表2和图1)。德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早，进程表现为工业占经济总量比重逐步提高、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在欧洲工业化各国中，“德国制造”的竞争力一直较强，表现为工业核心技术的不断创新和高端制造业出口份额稳定增长。并且在经历金融危机和欧洲普遍的经济不景气之后，德国进一步明确了保持和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政策方针，因此，恢复并保持职业技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其后工业化阶段坚持的人才战略。
图1 德国职业教育规模与二产就业比重1820-2010
图2 台湾地区职业教育规模与二产就业比重1950-2010
资料来源：依据Lundgreen(1975)，Bundesministerium fǖr Bildung und Forsehung(2000)，台湾“教育部统计处”(2010)，国研网数据库数据整理。
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其发展规律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台湾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在工业化后期(1980年代末)开始下降，但其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趋势一直维持到后工业化时期(1990年代末)(图2)，这一阶段恰好是台湾自主型技术密集产业发展和知识密集服务业扩张的时期，这些产业的发展拉动了高端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劳动者数量不断增长。
日本与韩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基本与第二产业就业规模同步变动。日本在二战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其职业教育也在1940年代初期达到最大规模，而在二战后的恢复性工业化过程中，职业教育又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随着第二产业就业规模的下降，职业教育发展也进入收缩期(图3)，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日本制造业产业的对外转移以及本土加工工业的“空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职业技术型人才需求的下降。从韩国的发展规律来看，也基本遵循了第二产业就业与职业教育规模同步变动的规律(图4)。
(三)职业教育体系在工业化过程中日趋完善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展上，也体现在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上，其中包括，职业教育层次体系的完整建立，职业教育从产业导向型和需求适应发展到体系化建设，职业教育普及化和义务化以及学校、学制和课程设置的逐步完备等等。
图3 日本职业教育规模与二产就业比重1890-2010
图4 韩国职业教育规模与二产就业比重1945-2010
资料来源：依据Yoshihisa(2007)，日本统计局(2010)，Ministry of Education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Kore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5)，国研网数据库数据整理。
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各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表2、表3)，除了日本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在工业化初期之前就确立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规范之外，前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体系尚处于发展初期，德国以传统学徒制为主培养职业教育劳动者，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职业教育以培养初中级农业技术劳动者为主。工业化初期，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大量职业教育劳动者，但是由于供给相对短缺，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体系往往具有产业导向的特征，无论是德国的职业补习学校，还是日本的实业学校、青年训练所，都具有显著的需求适应和短期培训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也主要停留在初、中级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中、高级职业教育出现扩张趋势，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院校发展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模式，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术资格等级考试制度也在这一阶段产生。工业化后期的职业教育制度一般进入完善和调整期，职业教育的制度化、普及化和义务化，职业教育从数量增长转型为质量提升的内涵发展模式。
图5 中国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均GDP1980-2010
图6 中国职业教育规模与二产就业比重：1950-2010
资料来源：依据国研网数据库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
三、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职业教育发展及问题
(一)工业化中期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0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382美元，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达到了47.2％和28.7％，而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则下降至10.1％(图5)，综合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扩张同步推进(图6)，迅速扩张主要从21世纪初开始，基本遵循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规律，但同时也存在发展规模、增长速度和结构上的问题。
从规模来看，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中期时，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分别达到了2.5％、2.4％、2.0％和2.0％，如果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来确定中国大陆工业化中期的开始年份(2005年)，则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这一指标为1.7％，并且2010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增加值比重已经下跌至36.7％和10.1％，表明不久即将进入工业化后期，因此目前的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相对落后。
从增长速度来看，渐进式工业化的德国和日本在工业化中期的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5.4％，而赶超式或后发式工业化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该增长率则达到了10.7％和12.8％，发展速度明显较快。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进程远快于德、日两国，几乎与“亚洲四小龙”不相上下，但目前其职业教育的扩张速度为年均8.3％，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表明职业教育发展速度相对迅速的工业化过程而言较低，因而很可能成为制约工业化进程的人力资源瓶颈。
从结构方面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差距较大，职业教育内部结构也亟须调整。2004年之后，我国普通教育学生人数改变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基本稳定在1000万以下，但其总量仍是职业教育的4倍～5倍(图7)，这一状况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职业教育快速扩张和普及化的趋势存在较大差异。而从职业教育内部来看，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等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职业教育中占据了主要份额，高等职业学校直到本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工业化中期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大约是高等职业教育的3倍～5倍(图8)，而高等职业学校盲目升本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阻碍了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在其工业化中期阶段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并且在工业化中后期逐步替代中等职业教育成为主流。
职业教育质量与普通教育存在较大差距，并且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197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师生比(学生数／教师数)一直不断攀升，并且在本世纪初超过普通教育。而普通教育师生比只在1994-2004年间有所上升，在其他各阶段基本都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图9)。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工业化中期的职业教育不仅质量提升缓慢，而且在短时间内很难与普通教育相匹敌。从职业教育内部来看，占据职业教育主要份额的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师生比最高，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师生比尽管相对较低，但不断攀升的趋势也表明其教育质量不容乐观(图10)。这些问题也同样反应在生源质量、教师素质和教学效果的差别上。
图7 中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1949-2009
图8 中国各类职业教育规模：1949-2009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
图9 中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师生比：1949-2009
图10 中国各类职业教育师生比：1949-2009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
(二)工业化及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预测
结合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规模仍未达到高峰，如果按照3.8％的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平均规模来测算，未来中国大陆职业教育还有将近一倍的上升空间。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规模从峰值的一半水平到达峰值平均经历15年左右的时间，按此推算，如果我国在2025年实现职业教育规模最大，那么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规模的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5.7％。从总量来看，依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联合国人口基金，2011)，中国2025年人口将达到13.9亿人，那么届时职业教育学生人数将达到5200万，这意味着15年间中国职业教育学生数的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6.1％。
同时，依据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增加值比重，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发展规律来看，即使是保守估计，我国在“十二五”时期，最迟在“十三五”时期将会进入工业化后期。对比德国和日本的两国经验可以发现，两国职业教育规模在工业化中期达到高峰，进入工业化后期则相对收缩，因此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很可能相对工业化发展较为滞后。而赶超式发展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均在工业化后期达到最大规模，但其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兴产业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此我国职业教育规模能否顺利达到发展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工业化中后期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增长动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持续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模。
四、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而言，职业教育发展进入重要的机遇期，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我国的职业教育依然可能深化发展，并且其进程将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相关性。职业教育体系是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也要求职业教育政策具有前瞻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具体而言：
(一)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变共同推进要求职业教育规模和体制与之相适应
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变，更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与许多工业化国家存在差异。体制转型过程不仅决定了国有和民营经济的产出和就业份额变化，也使得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发生变化，对于职业教育投资主体、校企联合办学及工学结合培养模式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国有企业需要改变以前企业办社会的模式，这意味着对其技术工人的培养不仅需要汲取原有附属学校和学徒制的优点，更要探索新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使得其成为职业教育重要的投资者、参与方甚至是私立职业学校办学主体，而这对于新兴的民营经济而言又是一项重大挑战；对于中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而言，则更需要适应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双重转型的要求，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模式多样化和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
(二)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知识性和前瞻性
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粗放式增长，表现为工业技术原创性不足和产品附加价值偏低，产业分工低端化现象严重。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中国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我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包括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品牌带动的优势传统产业，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农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而这些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在信息化和绿色革命之前，也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有许多都未曾遇到过，因此要求职业人才具备更多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的理念、知识和技能，职业教育培养也需要有更强的知识性和前瞻性。资源能源型产业的转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甚至可能颠覆传统意义上的“蓝领”产业工人概念，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才能保障自生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工业化伴随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大转变，要求职业教育的阶段性规划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是影响职业教育的一项重大因素，这也与“小国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教育问题存在差别。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消退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缩小两大问题并存的局面，这意味着产业工人中中青年劳动力为主和大量农民工并存的状态将发生重大改变，如何阶段性地规划和配置不同人口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需要通过成人职业教育、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其职业技能存量，通过建立农民工流入和流出地相衔接的职业教育模式和终生职业教育，保障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及时更新；而面对生源数量逐渐下降的趋势，则需要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教育质量，降低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负担，实现中低级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和义务化，从而保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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