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坎陷”的起点与归宿
文/张塬铃
摘 要： “良知”概念，是中国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从孟子“良知、良能”到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兴盛,及王门后学对其的发展,再到牟宗三继往开来的“良知坎陷”理论的开展,无不表现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魅力。作为“新儒学”的代表，牟先生“良知坎陷”之说，以其独特魅力亦或“挑事者”的身份掀起了一次次理论回应。
关键词： 良知；良知坎陷；牟宗三
降清国力衰败，西方列强蛮横，中华民族身心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随即，西学汹涌，冲击中国之文化血脉。近代以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便是在此西强中弱的历史环境下，继往圣之学，强民族羸弱之身心。其“新儒家”一派大都持“大人”之心，仰望万古星空，徜徉来去之河，力图开辟出一片“新外王”的大天地，撑起国之脊梁，力图弥补中华文化之短板。牟先生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承继新儒学一派，展望中西，有鲜明的特点，使其成为当代国内外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其“良知坎陷”之说，更是以其独特魅力亦或“挑事者”的身份掀起了时代之下一篇篇的理论回应。
一、“良知坎陷”的发生和发展
“良知坎陷”又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视域下，亦可称为“良知的自我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上的自我完善与补足。“良知坎陷”的概念，最早发表于1947年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上篇：“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1]28鉴于先生所言，有学者认为牟先生之“良知坎陷”即是良知之心自我“坎陷”，自我而转为分别心，与物为对，由能识到所识，而认识到物物之理，成就真知之识[2]74。此理所出，是为了解决在“致良知”中“致知疑难”的问题。“良知”大体，“坎陷”何为？于此，学界有学者又对“坎陷”一词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坎陷”溯源于《周易》坎卦，曰：“初六，习坎，入于坎陷，凶。”[3]所谓“坎陷”，即是“上下回落而复其初”。在这个视角下，以“曲折”之意确明“良知坎陷”之意，有学者便言“良知坎陷是良知天心，通过自我的曲折而下落成为认识心”[2]74。而后，切合历史背景，学界学者认为牟先生的“良知坎陷”在50年代的基础上，在心性之学之上开出民主与科学，继而深化，延展出牟先生对本有思考的两层存有论的哲学深思。譬如山东大学的易宏熙认为，牟先生“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提出阶段，是“能识”“所识”的探究上运用的概念阐发。发展阶段，是牟先生对历史文化本根思考后的再深化。晚期的成熟阶段，是在对佛教与康德哲学的深思后，对理论的深化而建构两层存有论体系[4]。可见，先生之“坎陷”发微深矣，愈久愈新。
二、“良知坎陷”的起点
欲探求牟先生“良知坎陷”的心意起点，自然应该着落于“良知”之上。着落于“良知”的基础上，自然应回望阳明之学。按此逻辑，学界中便有人批评牟先生之“良知坎陷”不过是离异于阳明之“良知”矣。有的学者甚至用牟先生的话来评判他的“良知坎陷”不过是阳明“良知”下的“别子他宗”。那么，牟先生的“良知坎陷”是否真的是“良知”下的“别子他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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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中讲到：“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1]27-28基于此，笔者试想浅析阳明之“良知”何以然，由此溯源牟先生之“良知坎陷”的发端起点。
牟先生之所思所想，观其话语便能得知一二，细细体会，便能明白其用心之良苦。“良知坎陷”下的整个体系构建，正如学界有学者对其评价所言：牟先生“良知坎陷”非是单一层面之论，实有认识、历史文化本根和存有多元之浑然一体论。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是对存有论的综合性思考，还表现在“道德实践”上的内在絜炬。“良知坎陷”存在着对本体根源的探求及实现现实世界的思想纠结。
“良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阳明在其“四句教”上已充分解释。“四句教”言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是于善恶而言，在那个心之体上，也就是在那个本体层次上是没有对立的，是没有善恶的。阳明有言至善是心体，非是指“善恶分离对立”，而是无分别，真正清净本来的“天地万物一体”，所以在本然上是无有善恶的。然“心即理”“吾心便是宇宙”，在那个一体的“良知”本体下，由于意识心的发动，又或者说“习性”遮蔽，因而在体用上善恶是明确的，即是有善有恶意之动。比如“说谎”在本体层次上本无“对立”的善恶，但在体用上“杀人”在“合理合法”的环境下便是善的，在“违法违理”的环境下便是恶的。而知善知恶是那个因为没有觉悟到本心，没有成为一体，而使得自我成为私我与外物。而在欲求“能所识”下，那个自我所发的意识心上那刹那的纯粹体悟一体明觉。阳明说：“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7]所以，良知便是那个虚灵明觉，是那个知善知恶，是那个能通达绝对者的直觉。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天心”“形上心”。
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的“大人物”，是“良知”的集大成与开拓者，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极富传奇与魅力。然其学术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儒道佛三家学之极深。黄宗羲说他“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6]。在传奇的龙场悟道后，阳明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宗旨——致良知。
牟先生讲：“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1]于此，笔者认为牟先生在此是领会了阳明“良知”之内涵的。“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牟先生在强调“致”上，为什么格外提出那个“转而了别”呢？显然，牟先生是认识到了那个“天心”“天理”，然打通那个“致”又是何其不易？若能轻易通透那个理，打通那个“致”，浑然那个“致良知”，则“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阳明为何又要讲为善去恶是格外，为何又要说平生所讲无非“致良知”呢？显然那个“虚灵明觉”所要的不仅是机缘去悟，还需要去“为善去恶”的体。基于此，牟先生才接着讲：“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1]28又说：“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1]28所统与所摄的统一，正是主客的合一，是更深体悟的“知行合一”。有分别而后了无分别，并非说是A到B，而是B里有A，是层次上的不同与合一。
牟先生之“良知坎陷”自始发，可谓是饱受非议，赞扬者有之，批判者更甚。对于牟先生所讲：“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1]28批评者多论评牟先生：良知坎陷之无必要，因为良知自然呈现，良知本然就有发微之动力，自然无需坎陷；基于西学与中国历史下的：内圣不能得到外王，良知又何以坎陷出了别；良知坎陷的无力，不能坎陷出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自然，圣人“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内圣自然不必坎陷，而自然呈现外王。然以此来批评牟先生之“良知坎陷”没有必要，实则是有些过于偏颇。总观牟先生之“良知坎陷”，便能明白其“良知坎陷”是上能达圣，下则通外王。不是一种单边的，而是一种双向的意志。
因此，笔者认为，牟先生之“良知坎陷”的发心起点，是切合阳明之“良知”，而又在阳明之“良知”上赋予时代鲜明之特色的，欲要构建出一套“良知”于意识心表现之细微处的体系。可以说，就是在认识论上的内在构造和外在分解。
2.按螺栓和螺母在拧入时的方向分为右旋和左旋螺纹，但左旋螺纹不常用，上印有字母“L”，右旋螺纹较为常用。右旋螺纹顺时针旋转是拧紧(右旋紧，左旋松)，左旋螺纹逆时针方向是拧紧。
牟先生就“科学”谈及：“道德理性虽曰实践理性……然诚心求知是一种行为，故亦当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所决定。”[8]56显然科学之道不离异“天心”所括。先生又谈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则是属于客观实践方面的，其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当更显明。”[8]57观牟先所言，便能明外王之所显为内圣之自然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是客观实践上的现行，还可“直接作用在成圣贤人格”。
三、“良知坎陷”的归宿
显然，“致良知”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甚至于“良知”，也不是那么能轻易琢磨的。观牟先生所言，笔者认为他是要讲“致良知坎陷”。这是牟先生基于那个时代下，为了解决当下之疑难而“理性之构架表现”，是一种基于认识论上的建构。牟先生提出“良知坎陷”时，可以说是一个凋零而又浴火重生的时代，时下民心破碎，正是需要一剂强心针来振奋整个民族之心，牟先生这批新儒家也是为此积极探索。挖掘传承之价值，赋予时代之特色，用于时代之天下，正是牟先生这批人所要做的“为天地立心”。阳明之“良知”，不只是指道德本体，这一点显然牟先生是细微体会过了的。在“良知”需要那个意识心去表现之细微处，阳明之学不是没讲，但却一笔略之。所以牟先生说：“此自是知识之问题，而为先哲所不曾措意者。然在今日，则不能不有以疏解之。”[1]24观先生所言所做，正是为了打开那条开阔的知识道路，正是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细致地去处理那个“良知”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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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最早记载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对于这不需要“学”和“虑”的“知”“能”，似乎指对先验必然。由此，对于良知良能，学界有人便解释为道德心性的天赋。表示人不学而知的知是知非的能力（对于此种解释笔者认为不尽然，在这不做过多讨论）。学界对“良知良能”解释颇多，总的共识便是“良知良能”之概念确出于孟子。
再纵观牟先生之思想发展，可知其“良知坎陷”的最终目的，并非单单只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政治民主”。学界学者认为牟先生之思想深受康德和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影响，是其在知体明觉之中突破超越的分离，圆融相即的转出内化的识心之我执。本然上还是圆教义理。
“一心开二门”之法门，起初由《大乘起信论》加以系统地阐释，“一心”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二门”指心灭生门和心真如门，牟先生亦曾言：“佛教《大乘起信论》言一心开二门，其实中西哲学都是一心开二门。”[4]依牟先生所言，佛教和西方之学实质是一样的，不过“方言”不一样罢了。你说“智慧”，我说“sophy”而已。康德所说的智思界就是心真如门，康德所说的感触界即是心生灭门。于此，便更能清晰地了解牟先生“良知坎陷”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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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的不易，从而开辟出于“良知”表现上的细微的“良知坎陷”的认识建构。在通达外王的路径里反思内圣，明了“良知”，去除“识执之心”，直觉到那个“无善无恶”。可以说牟先生所做，是在统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用最容易的办法“知识”，为大众开辟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下通外王之末端，上达内圣之圆满，虽是双向，然是同一的意志。“良知坎陷”是在不断“坎陷”自我，这种“坎陷”不仅构建出了知识何以能的细微，还上升到通达“圣贤人格”。如先生言：“人虽有限而可无限。”这“良知坎陷”的最后又岂是止于表面，同时延展的双向意志，最后外在的尽理通达内在的综合，再并于“一心”上的超越，终究那个“绝对者”，才是“良知坎陷”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王阳明致良知教[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
[2]白欲晓．“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J]．现代哲学，2007（4）：73-79．
[3]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242．
[4]易宏熙．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7．
[5]孟轲．孟子[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230．
[6]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81．
[7]王守仁．传习录[M]．孙爱玲，译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91．
[8]吴兴文，主编．牟宗三文集 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作者简介： 张塬铃，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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