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关键论文,知识界论文,学说论文,词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4-0006-05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国土，第一个感受便是陌生的语言，这里既有因陌生而产生的不适与距离，也有因新奇而产生的向往与追求。我以为，读解因日本语言体验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词语运动，这是我们认识发自于留日学界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变迁的基础，也是我们解释同时出现的文学变迁的基础。
在20世纪初留日中国学界的一系列引入注目的关键词中，“世界”与“文化”的意义首先值得注意。“世界”一词是由日本新词汇重新回传给中国知识界的。“世界”一词，当源自佛经，属于印度很早就传递给古中国文明的词语。《楞严经》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世界”一词有点类似于《庄子·庚桑楚》、《尸子》卷下里的一个词语“宇宙”。在如《智度论》、《俱舍论》这样的经书里，“大千世界”也主要侧重于意指空间。但是，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在翻译World一词时，通常使用的是“四海”、“红尘”、“万国”、“全地”一类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比喻性语言或“模糊”语言。用“世界”一词译读World究竟是始于日本还是外国传教士，这在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说法[1](P239)。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在近代的日本，“世界”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词语，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的确是在谈及日本见闻时，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据统计，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3](P244)。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译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也才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词语。
世界，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空间概念。“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词语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变迁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而这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最直接的冲击就表现在地理空间观念上。失败将一个残酷的事实呈现了出来，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从南中国海上射来的西洋炮弹击碎了我们原有的浑然完满的地理空间观感，世界由此破裂开来。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地理大发现’，但这个‘地理大发现’却不同于西方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张骞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这些发现都没有改变发现者本人的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都没有造成他们本人空间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发现的却是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世界，一个造成了空间割裂感的事实。”[2]如果说，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第一次为我们带来世界地理知识的时候，遭遇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抵触与抗拒[3](P4393)，那么，晚清中国人在枪林弹雨中所目睹的这一次的“地理分裂”的事实，却让所有的中国中心论者都哑然无语了。
从魏源旁征博引编撰《海国图志》，到梁启超及更年轻的中国学子奔走东瀛，苦读日文，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地理知识第一次从想象的构图，演变为切实的生存感受，从少数人经由特殊机缘而来的见识，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体共识，这真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据统计，从1819到1897年，中国出版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单行本共51种，年平均只有0.65种。但从1898至1911年，在这短短的13年间，同类译著就多达157种，年平均为12.1种。1898年前的著作多出之于传教士之手，1898年以后的大部分译著都来自日本，绝大多数又是由留日学生译出，其中一些译著还直接由留日机构印刷出版。以后，这些留日学生归国成立的出版机构，也不断出版据日文翻译的西方地理学著作[1](P140、164、168)。留日学生在中国地理学的近现代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因为他们有着比一般的国内知识分子更直接的空间生存体验。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在最直接的生存意义上感悟地理空间，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心中升起的“乡土关怀”中。十分有趣，当这些负笈东渡的游子决意“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候，他们迅疾产生的却是编织乡情的愿望，“同乡会”似乎就是彼此心灵慰藉的很好形式。“在这一阶段的留学团体中，各同乡会相继产生和发展，比较活跃的有云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广东等同乡会”[4](P158)。此外，尚有不少建立在乡土因缘上的社团组织，如广东独立协会，湖南的土曜会，两湖的铁路协会等等。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留学界势力方兴，多有地域之见，兴中会看来很像广东人的组织，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5]
我们千万不能仅仅停留在人际关系的表层来读解这样现象。这些同乡会组织的建立，除了人与人之间本能的互助互慰外，其文化的意蕴实在值得我们玩味、咀嚼。因为，在“乡土中国”，虽然小农经济将人们牢牢地分割在各自的“乡土”里，但究其实质来说，血缘才是这一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相反，“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6](P72-72)。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游学日本、挣脱血缘束缚的新生活里，当这些来自“乡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需要以某种方式结成社会性的组合的时候，他们便选择了最简单的联结纽带——地缘。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借助于地缘关系重返自己最原初的地理空间——乡土，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卫护的本能，它更可能成为自我的试探性展开的起点。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一代留日中国学人的乡土感怀中，其实已经没有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而且，狭小的乡土空间的感念又往往扩展而为宏大的中国空间的体悟。这些都可以说是关于地理空间的现代体验的必然要求。
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同乡会杂志上，我们随处可以读到这样一些既流连故土又力图突破其束缚的心灵悸动。当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这些地域性的名目作为自己的文字空间之时，他们所表现的分明是一次次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他们在这一原初的地理空间中积蓄着自己的生命能量，为以后跨上坚实的人生之旅，准备好思想的内容与思维的形式。
为什么要重返乡土呢？《江苏》杂志上关于江苏同乡会的“创始记事”明确指出：“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而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7]在作为创刊号的这一期杂志上，江苏留日学生精神还乡的激情与理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其《发刊词》里。其中的激情在于他们对于自己原初生存空间的深深依恋，而理性则体现为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种严峻的地域批判意识，一种在民族生存的困境中发现乡土的困境，又将乡土的体验连接到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激情与理性的复杂纠缠，乡土与国土的相互连接，这就是当时留日学生正在生长着的地域空间意识。可以说类似的双重复杂意识构成了留日同乡会杂志的“基调”。
湖南留学生爱抚着自己的锦绣山川与璀璨文明，豪情满怀：“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曰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华盛顿也。”然而，在奔向现代的征途中，谁也无法回避其中的昏聩与惑乱：“维新一派，锁国一派，天下孰不曰：湖南者，支那商业中之杂货也。时而赞成，时而反对。天下孰不曰：湖南者，二十世纪上之大怪物也。”“哀湖南者莫不曰：湖南在今日将为天下第二之印度、犹太也。”[8]
这样爱怨交织的地域感受，在浙江人那里激荡成了声势浩大的“浙江潮”：“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浙江留学生对“浙江潮”的体悟还带有十分明确的文化地理学观念：“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力气，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9]
奇谲诡异的蜀中山川也布满了20世纪的危机，所谓“雷霆鞠盍，飞电环身，山岳崩颓，流石逼体”，所谓“剑关折断”、“瞿塘怒鸣”，四川留日学生发出了“警告全蜀”的呐喊。
至于“平原无垠，泉甘草肥”、文明悠久的中州大地，也在走向现代的岁月里日渐困顿，“溯诸秦汉以上，则不知其退化几千亿万级！”“旅东同胞有慨于斯，组织《豫报》以作先导”，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乡音”：“自今而后，吾河南人忆过去之腐败，当激其耻心；睹现在之危险，当兴其心；更虑及将来之苦痛而矢其奋心。而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不至与尼罗河流域之哈米低克族、印度河流域之阿利安种徒为后人所凭吊。”[10](P269-270)
当时几乎每一份以地域命名的同乡会杂志都以“发刊词”、“弁言”之类的形式，表达了留日学生强烈的空间意识：对自己原初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同样强烈的忧患，促使他们常常“精神还乡”，从最熟悉的地方解读危机，同时也设法汲取力量。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具体而微”的空间，构成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而所有这些来自于具体生存环境的真实，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选择。
下面这个统计大约可以看出当时留日学界杂志对于各自地域的重视程度：
（本表由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存留日学生刊物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人民出版社《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资料编订）
据上表统计，我们大体上可以一睹当时“乡土关切”的“盛况”：在大量的本省时政报告（以批评暴露为主）的烘托中，是一篇又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说”、“时论”。它们悲怆地追忆地域的历史与过去的荣光，痛陈现实的腐败与晦暗；它们彭动衰歇的“民气”，召唤飘失的“魂灵”。散布于其中的那些关于地理与文明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凝聚和升华这些激越情绪的力量。它提示我们在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建构地域与民族的未来，而那些由本省籍学人创作的大量诗文，则营造出一个更加富有情绪色彩的世界，吟古咏今，直抒胸臆，这正是激情泻导与乡土认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人们在那时所大量使用的笔名，如壮夫、公猛、公勇、六郡莽男儿、铁声、铁崖、铁郎、磨厉、侠少、义侠、悲谷、痛生、晦鸣、思艰、孑遗、回天、补天……这里既有深刻的忧患，也有奋发崛起的雄心。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其他大量的非同乡会刊物中，同样也抒发了为数可观的乡土、地域感慨。
留日学生还出版了一些倡导各省“自立”、激发乡土空间活力的著作，如《新广东》、《新湖南》等。用当时一位广东留日学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偌大的“中国”范围内谈论救亡难免空疏，“泛而不切”。所谓“见小者不可以语大，见近者不可以语远”，“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如何也。故窥视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吾广东人，请言自立自广东始。姑名是议曰‘新广东’，以念我广东人欲享新国之福分者。”[11](P922-923)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的国内出版界，也出现了一些由各省士绅创办的以地域命名的报章杂志，如重庆的《渝报》（1897年），成都的《蜀学报》（1898年）、《蜀报》旬刊（1903年）、《蜀报》半月刊（1910年），西安的《陕西》（1909年），长沙的《湘学报》（1897年）、《湘报》（1898年）等。在批评社会时弊、宣传维新变法这方面，这些杂志与留日学界的出版物有共同的指向，都代表了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方向。不过，真正与留日学界这些由“图画”、“记事”、“时评”、“文苑”及各种“社说”、“论述”所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地域氛围相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来自国内出版界的声音分明要平和、矜持得多。而声色俱厉地痛斥现实、满怀忧愤地注目于乡土，处处以“警告”、“危机”、“痛吊”、“招魂”之语击楫中流，作黄钟大吕之声的，还都是留日学界的出版物。而且后者的忧愤也更多地转换成了对各地域“民气”、“民性”及原有生命潜力的开掘和呼唤，这在国内那些乡土杂志上倒并不多见。这个有趣的对比是不是正好说明，真正现代意义的地理空间意识的产生，恰恰需要我们走出乡土的束缚，在更广大的空间世界里获得体会与认知。事实上也只有在与其他地理空间的比照性体验中，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切实地发觉自我生存环境的局限和困顿，从而更自觉地进行精神的返照，努力开掘自我空间的生命潜力。
这种追求在一些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更是结出了宝贵的智慧之果。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他从而成为留日中国学界中最早系统阐述文化地理学思想，并以此展开对中国文化地域性研究的第一人。后来出现在各同乡会杂志上的文化地理学论述，都明显地保留着梁启超这些主要观点的痕迹。梁启超的这些研讨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从《禹贡》到《史记·货殖列传》的自我疆域检阅，也不同于近世魏源《海国图志》一类的对纯地理意义的异域空间的发觉。梁启超第一次将对异域空间的认知纳入到世界意义的地理分割当中，即中国不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世界也不是浑然的一体，而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空间的组合。这种地理的分割不仅具有物理的意义，而且更具有文化的意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系列的精神气质上都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而西方文明内部的民族精神也各有不同；这种种差异又都可以从“地理”的角度找到答案，这也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梁启超还将这样的研究方法加以系统的总结，并运用到对中国内部各地域文化的分析、思考中。
梁启超这一代留日学人的文化地理学思想，一方面固然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发觉了自我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以及外来强势力量的威逼与挤压。所谓“浑圆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欧人之怀，所余者惟亚细亚而已。”而“亚细亚洲面积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入欧人掌握中矣”。正是这样的危机启发梁启超格外关注地理空间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并尝试从地理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文化。
由梁启超所开启的这一现代中国的文化地理学思潮，以后在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体现，而章、刘二人又都曾东渡，在日本游学或讲学。所有这一切，都同样深深地联系着鲁迅这一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人生体验。他们也同样经受了这样的地理分裂与空间挤压，并且置身于由各种同乡会刊物所营造出来的浓郁的乡土关怀、生存反思的氛围之中。这，不能不在他们的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中打下烙印，并最后体现为一系列的文学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