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殷墟文化的年代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墟论文,试论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先生到安阳小屯，主持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至今，殷墟发掘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70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殷墟考古无论在田野发掘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殷墟文化的年代分期，是殷墟考古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早在30年代，在侯家庄南地和小屯东北地宫殿基址的发掘中，董作宾、石璋如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不同层位的堆积及其出土遗物的区别，并指出在殷墟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区别（注：a.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b.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但是囿于当时发掘技术和资料的局限，尚未能对殷墟文化分期展开全面的研究。
提出殷墟文化分期这一研究课题是在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1959年在大司空村遗址发掘到的殷代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以及各层位中出土陶器的不同特点，将殷墟文化分为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大司空村二期（注：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962年秋，在大司空村遗址的又一次发掘中，根据新发现的文化层堆积资料，又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细分为四期（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大司空村遗址的四期文化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60年代以后，安阳工作队通过对苗圃北地、小屯西北地的多次发掘，积累了更多的分期资料，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了对殷墟文化分期的认识。
1964年，邹衡先生发表了《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该文依据30年代和50年代的考古资料，对殷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期研究，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对各期的年代进行了分析推断（注：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5期。）。在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一书中，邹衡先生将他原先划分的殷墟文化第一期划入早商文化晚期（约晚于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而将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称为晚商文化早、中、晚期，其绝对年代为武丁至帝辛时期（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有关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殷墟遗址中甲骨文与陶器的共生现象，并试图用甲骨文的分期年代来推断共生陶器的地层时代。1973年，在对小屯南地的两次发掘中，发现5000余片甲骨文，这是解放后殷墟发掘中出土甲骨文最多的一次。这些甲骨文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常和陶器共存，这就为利用甲骨文分期断代的成果来断定殷墟四期文化的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以及此后有关殷墟文化分期资料的新发现，对判定殷墟文化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论据。依据甲骨文分期与殷墟陶器分期的研究结果，殷墟四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初步可作以下推断：殷墟文化第一期约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及武丁早、中期，殷墟文化第二期约相当于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期，殷墟文化第三期约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殷墟文化第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如何界定殷墟文化年代的上限和下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殷墟文化的上限年代直接涉及到殷墟何时建都。《尚书·盘庚》开篇第一句便云：“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古本《竹书纪年》则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王国维在考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时指出：“今龟甲兽骨所出之地，正在邺西，与古《纪年》说合。而卜辞中若‘父甲一
、父庚一、父辛一’（《后》上第二十五页）一骨，乃武丁时所卜，又卜辞中所祀帝王讫于武乙、文丁，则知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知《纪年》所载，独得其实”（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1925年。）。董作宾通过对甲骨文及其所出土的坑位，以及与甲骨卜辞共生的遗物的研究，认为《竹书纪年》所载“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完全可信（注：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多数学者都赞同殷墟系商王盘庚所迁之都，但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而提出武丁迁殷说（注：彭金章、晓田：《试论偃师商城》，《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持武丁迁殷这一看法的同志认为，在殷墟至今未发现确切的早于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未发现早于武丁时期的王陵；而殷墟已发现的大批建筑、墓葬，以及所出土的大量陶器、铜器等，都是属于武丁及其以后时期的。因而殷墟作为商代的都城应始建于武丁时期。
笔者曾多年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于此结合自己发掘和研究的体会，对上述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殷墟是否存在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文
关于殷墟第一期甲骨文的时代，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首次对甲骨文进行系统的分期。在董氏所划分的五期中，甲骨文第一期的年代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四王（注：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胡厚宣先生在《甲骨续存》序中指出，董作宾所定的“文武丁卜辞”（即陈梦家所称的“
组卜辞”、“午组卜辞”和“子组卜辞”），当属武丁以前即盘庚、小辛、小乙时之物（注：胡厚宣：《甲骨续存》，群联出版社，1955年。）。1974年，胡先生在《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人祭》一文中指出：“关于人祭的卜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计有四十片，卜辞七十条，祭用一百人，另有五十七条未记人（注：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第7、8期。）。董、胡二氏的意见，当属一家之说。但由此可知，殷墟有无武丁以前的甲骨文，尚在探索之中。断然否定盘庚、小辛、小乙时代卜辞的存在，是不可取的。刘一曼等同志也曾指出，1973年在小屯南地H115中所发现的一片刻辞卜骨，以及1937年在小屯东北地YM331 中出土的一片刻辞卜骨（编号《乙》9099），其字体风格比武丁时期的组卜辞要早，两片刻辞甲骨所处的灰坑和墓葬的时代，也要早于大司空村一期，应相当于盘庚、小辛、 小乙时期（注：刘一曼等：《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 《考古》1986年第6期。）。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文约15万余片。这些甲骨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较少。主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安阳的发掘工作主要是在殷墟外围进行，以往出土甲骨文较多的小屯村中、村东北以及侯家庄南地，则基本上未做工作。而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就一次出土5041片甲骨文。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现的面积仅为2米×1米的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甲骨即达579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卜甲为主， 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近300 版（注：刘一曼：《安阳花园庄东地甲骨坑》，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这些发现说明，殷墟的甲骨文远还没有挖完。既然殷墟的甲骨文还没有完全揭示，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轻易断言殷墟不存在武丁以前的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从其字形结构和造字方法来看，已是较进步和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这种文字已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决不会仅自武丁时开始。50年代在郑州商城就发现过习刻牛骨刻辞。1987年春，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宫殿区的发掘中，在甲组基址附近的一座灰坑中（编号87H1）出土的一件陶盘上发现刻写的陶文；在一件将军盔口内也发现朱书文字，共6字，笔锋挺拔有力。 此灰坑出土陶器属殷墟文化第一期偏早阶段（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其字形与武丁时期甲骨文大体相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这一发现说明，在殷墟存在着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文字，其字形大体与武丁时期的文字相近。
二、殷墟是否存在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王陵
自1934年对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发掘以来，至今在该地区已发掘的大墓计有带四个墓道的大墓8座，带两个墓道的大墓3座，带一个墓道的大墓2座，以及“假大墓”1座。关于这些大墓的时代，较多的学者认为M1001规模最大，时间最早，墓主为商王武丁， 其他大墓则皆属殷墟二期以后的遗存。张光直先生则认为，M1001 大致可能是属于盘庚的（注：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邹衡先生将侯家庄西北冈HPKM1217、M1500的时代归入殷墟文化第一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笔者亦曾指出：“M1500 从其出土遗物及地层关系来看应属殷墟早期的墓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该墓中出土的平沿浅盘高圈足白陶豆，与小屯M388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应属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段的文化遗物，其时代要比属殷墟二期的M1001早。
1978年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M1，位于M1003正南， 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道南端被M1217的东墓道打破。从该墓的位置、 规模、墓中大量的殉葬人和动物以及所出土的随葬品规格来看，墓主当属殷王室成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该墓出土白陶片800多片， 为殷墟已发现的其他任何一座大墓所不及。从出土白陶器皿的形制观察，具有早期特点。如大口尊为小口，宽肩，体饰附加堆纹；深腹簋为平沿，厚唇，直腹。多件假腹豆的形制为平沿，浅盘，高圈足，类似泥质灰陶的同类器，与郑州二里冈商文化白家庄期出土的同类泥质陶豆十分相近，应属殷墟文化一期早段的遗物。因此，该墓的时代亦应早于武丁时期。
此外，1959年在武官村北地即王陵区东区发现一座长方竖穴式中型墓，墓中有葬具椁、棺，殉人6个， 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和武器（包括两套铜觚、爵）。从墓葬情况看，墓主人应属王室成员。从墓中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形制看，该墓应属殷墟文化一期晚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
以上3座墓葬的资料说明， 在殷墟王陵区既有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王陵，也有同时期王室成员的墓葬。
有一个情况需要在这里说明。1934年至193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主要是采用探沟找墓法，因此不可能将全部墓葬找清。新中国成立后安阳工作队曾先后于1959年、1976年春、1977年冬以及1978年冬，对侯家庄北地和武官村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共发现两座带一个墓道的大墓，数座长方竖穴式中、小型墓， 以及400多座祭祀坑。此后在1986年的钻探中，在王陵区东区，又发现了一座带墓道的大墓。通过数次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基本上搞清了殷墟王陵区南端、西端和北端的界限。但由于种种原因，东部边缘未能找到。据笔者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小营村东地曾经出土过成套的铜礼器。1968年在兴修水利时，在村东水渠边，亦曾出土过一套青铜礼器。在王陵区东侧，即现今的前小营村附近及村东，可能也还有大墓分布（注：杨宝成：《殷墟墓葬发掘与研究》，《殷都学刊》1984年第2期。）。
既然殷墟为盘庚以后历代殷王所居之王都，盘庚、小辛、小乙的陵墓必当在安阳殷墟。当然，要对盘庚以及历代殷王陵墓作出科学的判定，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
三、殷墟是否存在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宫殿和其他文化遗存
据历史文献记载，武丁在位59年。以往学者多将武丁时期定在殷墟文化的第一期，至70年代妇好墓及其他有关分期资料的发现，证明武丁一代跨殷墟文化第一、二两期。这样殷墟文化第一期就可划分为早、晚两段，60年代所提出的大司空村一期文化为殷墟文化一期晚段，该阶段的陶器与武丁时期的卜辞共存，时代属武丁早、中期。早于这一时期的殷墟文化遗存，则划为殷墟文化一期早段，时代为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段的文化遗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墟考古发掘中就已发现。如在小屯村附近发掘的M388、M333、M232以及叠压在宫殿基址水沟下的YH128、YH336，这些墓葬和灰坑中所出土的陶器及铜礼器，其器形和风格与郑州二里冈上层文化的同类器颇为接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殷墟发掘中，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又有较多的发现。如1980年在三家庄发掘了一批居住址和墓葬，从出土的陶器和铜礼器看，应属殷墟文化最早阶段的文化遗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早在60 年代，安阳市博物馆就在此附近清理过一座较大的贵族墓葬，出土的一套铜礼器与小屯M388等墓的同类器相似。1984年秋，在苗圃北地的发掘中，共发现殷墟文化一期墓葬4座，其中M98和M112的时代早于59武官M1，后者属殷墟一期偏晚，故M98和M112应属盘庚、小辛、 小乙时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 近年来考古所安阳队在三家庄和白家坟西地的发掘中，又发现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这样，迄今在殷墟至少有5个地点发现了早于武丁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
对小屯宗庙宫殿建筑遗存进行断代，是判断殷墟建都时间的重要依据。30年代在小屯东北地共发现宫殿宗庙基址53座，由北往南排列，可分为甲、乙、丙3组。这些房基形状多样，有长方形、正方形、凸字形、凹字形和圆形等。大者上千平方米，一般多在数百平方米，小者数十平方米。这数十座房基有的成排排列，有的作四合院组合。它们左右对称，都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组成一组蔚为壮观的宫殿宗庙建筑群。石璋如根据房屋的形状结构及其所揭示的考古学现象，认为甲组基址属住室建筑，乙组基址为宫殿宗庙建筑，丙组基址为“祭坛”（注：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整个建筑群按前朝后寝的格式排列，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关于小屯宫殿区3组基址建筑群的时代，石璋如认为甲组最早， 乙组次之，丙组最晚。郑振香先生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的发掘成果，特别是殷墟文化分期的成果，对小屯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的时代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三组基址大概是互有关联，但性质有所不同的建筑群，可能是共存关系，各组基址内部有相对早晚”（注：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第10期。）。小屯所发现的53座基址是经过长时期的修建而形成的，在3组建筑群中， 分别都有早期和晚期的遗迹，其中有些宫殿基址的始建年代能早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1987年春，安阳工作队为了配合殷墟博物苑的建设，对甲组基址进行了重新发掘。在甲四基址东边发现一座灰坑，坑中所出土的陶器明显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甲十二基址的上层回填陶片亦与此灰坑相近，应属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发掘报告指出，甲四、甲六、甲十二、甲十三基址的修建年代比较接近，而甲十一则早于甲十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由此可知，甲组基址中属一期偏早阶段的基址就不下5座，换言之，甲组基址当始建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因新中国成立前发掘小屯宫殿区时，还未能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断代，所以发掘者当时对这群大型建筑确切的修建时代还不可能有较清晰的认识。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随着考古学水平的提高，大量发掘资料的积累，以及对殷墟文化分期断代研究的开展，对小屯宫殿宗庙建筑的布局及其兴废时代的认识，将会越来越符合实际。
在30年代发掘小屯宫殿宗庙基址以后，再未在该地区做过发掘。直至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小屯村村民建房，对村东进行考古钻探，在宫殿区的正南130 米处发现三座一组的大型夯土房基，整个建筑群占地约5000平方米。经发掘，这三座房基以北面一座为主体建筑，南面一座是其附属建筑，西面一座是在南、北两排建筑建成后再修建的。因此在修建西面建筑时，对南面建筑作了改建，从而使三座建筑联在一起成为一个凹字形的整体建筑。其缺口向东，面临洹水。根据房基中的出土器物，可以推断该组建筑的修建时间不晚于武丁早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64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这组建筑应是小屯宫殿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新发现说明，小屯宫殿区的建筑范围要比30年代所发掘的部分大得多。从乙组基址南部至该组建筑100余米的空间， 还应有宫殿建筑的分布。据勘查，在此组建筑基址东部向南70米，仍有连绵不断的夯土建筑遗迹。揭示殷墟宫殿区的全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此，石璋如先生在编写小屯建筑遗存报告时，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甲、乙、丙三组基址，经过整理之后，感觉有很多欠缺，希望日后再行殷墟发掘时候把它弥补起来，倘使自己没有再发掘的机会，寄望日后发掘殷墟的考古家予以注意”（注：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
四、殷墟文化的下限能否晚到西周早期
殷墟文化的年代下限，一般都定在帝辛末期。60年代有的学者依据1959年发掘的后冈圆葬坑中出土陶器和铜器的特征，提出该祭祀坑的年代可能属西周早期。这一见解，并非空穴来风。早在30年代小屯遗址的发掘中，就已发掘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尽管这些资料现在已难以全面考察，但从已发表的资料，如李济所编《殷墟陶器图录》、《俯身葬》，以及石璋如著《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中， 都可以找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物。小屯YE128和YM186两座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陶器鬲、豆、罐与邯郸龟台寺西周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物相似（注：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5期。）。50年代以来，在洛阳多次发现西周早期的殷遗民墓，墓中出土陶器、铜或铅礼器，与殷墟四期的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在殷墟文化四期晚段的遗存中，有些单位的年代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
史载，武王十一年伐商，克纣后，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留在殷都，并派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殷都成为废墟是在周公摄政二年后，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迁殷遗民于洛”，“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殷都在这场平叛战乱中遭到彻底的破坏。《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发出“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感叹。当日的宗庙宫殿毁坏了，但整个殷都并未变成无人之境。否则，当箕子作麦秀之歌舒发感伤之情时，何有“殷民闻之，皆为流涕”。既然殷墟之地是“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必当有殷遗民在故都生存繁衍。只不过此时的殷墟已从商王朝的都城，衰落为西周早期的一般聚落居址。
楚故都纪南城的考古新发现，对我们考察殷墟文化的下限年代颇有启发。众所周知，江陵纪南城历史上是楚国的郢都。史载，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于郢，直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楚国在此建都400余年。60年代以来， 在江陵地区发现了数千座楚国墓葬， 已发掘约2400余座。以往在对江陵楚墓和其他文化遗存分期断代时，多将其下限定在白起拔郢之年，即战国晚期前段。其依据是，楚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率数万之师，攻入郢都，“烧先王墓夷陵”，“焚其庙”，致使郢都变成废墟（注：冯永轩：《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近年出版的《江陵九店东周墓》对此看法提出了异议。报告作者通过对80年代在江陵九店发掘的597 座东周墓进行整理研究，排出了34座属战国晚期晚段，即绝对年代在白起拔郢之后的墓葬。从而修正了以往流行的江陵地区没有战国晚期晚段墓葬的传统看法（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进而说明，自秦人占领楚故都之后，渊源悠久的楚文化仍在当地楚遗民中得以延续。
江陵九店楚墓年代分期的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像安阳殷墟这样大型的都城，不可能因武王克商而被全部摧毁，高度发达的商文化还必定在当地的殷遗民中得以延续。
以上笔者就殷墟文化年代的上、下限问题，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引起讨论。殷墟虽已发掘了半个多世纪，但殷墟文化遗存还未能全面揭露，殷墟考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殷墟文化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应该发扬先辈考古学家的优良学风，共同努力，去谱写殷墟考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