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来自转型中国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益者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谁是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2)04-0135-18
一、前言
关于转型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演化，最近十几年来受到了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转型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给出很好的回答。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指出经济转型时期教育回报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1-3]但另一方面，关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解释，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并且适用性较强的分析框架。[4]这使得我们既无法识别出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切地知道高等教育扩张在收入分配机制中究竟是起着扩大还是缩小不平等的影响。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转型国家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扩张还是收入分配结构变迁，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学论题就是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在此过程中能否起决定性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取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和变迁路径所带来的转型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激进式的经济转型，但这种转型仅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其高等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直接可观的经济收益，在经济上甚至还有倒退。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中国采取了更稳健的、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方式，这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之久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不断上升。应当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能预期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已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后，高学历从业人员的收入得到了明显增加。一个最为清晰的趋势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从业人员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获得和起薪收入水平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水平就越高。在经济转型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总体上仍在不断上升，但同时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来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偏低，而且其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20世纪90年代末采取了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引致的。
应当指出，随着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行，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OECD国家还是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均显现出高等教育边际收益递减的迹象。[5]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紧随着教育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按照这个逻辑，它应然是合乎教育与经济发展轨迹的一种常态现象。然而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是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转型后进行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转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依附于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约束。这种特殊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以观察和检验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如何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确切地说，高等教育扩张以后，谁将成为高校扩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把受众的范围确定在高等教育群体内部，那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哪一类人群从高等教育扩张中受益最多？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分离出哪些人群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直接影响，以及哪些人群未受高校扩张政策的影响。通过控制可观测变量，本文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扩张后，是否那些拥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还是那些更少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在方法上，综合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两种分析工具。同时为保证研究质量，本文使用了1992年到2008年间进行的6次大规模全国性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具有自然实验的属性，本文尝试将研究纳入到罗森布姆和鲁宾(Rosenbaum &Rubin)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这一概念框架下。[6-7]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提出样本异质性的假设，即假定接受高等教育者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两个样本组群在倾向得分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样本异质性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那么可以进一步通过引入分层线性模型来探索其因果关系，即透过不同倾向得分值的分层来估计高等教育扩张对不同社会群体工薪收入水平的影响，借此来综合比较接受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各自获得的经济收益，最后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对估计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并做一简要述评；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及方法，并对研究涉及的关键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重点考察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如何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并根据高等教育的受益归宿主体进行分层；最后对全文做一扼要总结。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从现有关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来看，社会学家主要集中于讨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个体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群体在高等教育的选拔和准入机制上是否存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二是当个体接受完高等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受高等教育对其就业机会的获得和收入水平分别有多大的影响效应？更进一步来讲，对于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具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前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与受高等教育机会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性，后两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高等教育对个人就业机会和收入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又有多大的影响。
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特别是在理性行为模式中，上述两个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个人做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时，通常都是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的基础上[8-12]。根据理性行为理论假说，只有当人们预期到在其生命周期之内接受完高等教育将为其个人增加经济收益，人们才会理性地选择接受高等教育[13-16]。换言之，除了受制于信息不完全、家庭预算约束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外，个人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预期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而且只有当这种经济收益大于支付成本时，人们才会做出正向选择。假如获得经济收益是个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根本动机，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理性预期：那些最倾向于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们，也将是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群体。
与经济学家的理性思维模式不同，社会学研究中大都把上述两个问题分离开来。因为大部分社会学家认为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事实上就是一种已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这种地位获得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17-20]。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所指出的，教育选择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同时还受到了传统文化、习俗、社会准则以及其他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21]。也就是说，影响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制可能与社会背景的差异有关。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来说，高等教育更多的是被看作一种“文化产品”。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诉求，而不仅仅是文化身份认同[22]。类似的社会组群趋异现象也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从业人员来说，其预期的与实际获得的收入通常都以“惨淡”二字来形容，特别是对于处境不利的人群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与此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较高，其预期和实际所能获得的收入更高。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从业者选择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那么，最少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一旦选择了进入，将是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群体。
综合比较有关高等教育受益归宿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大部分经济学文献侧重于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特别是集中于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估计，缺乏对不同社会群体受益归宿差异的分析；而社会学研究偏重于对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讨论，缺少将这种不平等效应延伸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不平等，特别是从实证角度来考察高等教育对从业人员的就业机会获得和起薪收入水平的影响。综上可见，关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学术界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假说：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家把关注点集中于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上，即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后所出现的“量的不平等”(quantitative inequality)问题，由拉夫特瑞和豪特(Raftery & Hout)所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理论假说就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学说[23]；二是21世纪初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产出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问题上，即扩张后出现了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质的不平等”(qualitative inequality)问题，由卢卡斯(Locus)提出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理论假说阐述了这一观点，可以说这是对MMI假说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扩展[24]。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两个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有很多，但本文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此，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研究者涉足尚浅的领域——高等教育扩张后的受益归宿。
现有文献中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布朗德和谢(Brand & Xie)的研究[25]。他们综合采用了1979年到2002年开展的美国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国家青少年纵向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NLSY)和1975年至1993年的“威斯康辛纵向研究”(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WLS)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总结出了最少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最有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结论。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并不一定就是那些最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人群。事实上，最少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人群一旦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将是从中获益最多的。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并没有深入讨论和分析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对哪一类人群的影响更大，也没有考虑到扩张后劳动力市场中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另一项相关研究中，邢春冰和李实(2010)通过比较扩招前和扩招后的群体结构特征差异后发现，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言，不同社会群体并没有均等地从高校扩招政策中受益，表现为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受益更多，而少数民族的女性、农村家庭和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同时，他们还指出大学扩招使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显著提高了9个百分点左右。[26]但也正如研究者本身所指出的，该研究偏重于考察大学扩招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影响，忽略了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工薪收入水平的影响。
应当看到，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在高等教育数量上，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在教育质量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至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就业困难、工薪收入低下以及失业人口增多也是亟须解决的难题。考虑到影响大学生就业和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高等教育扩张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先验地认定高等教育扩张就是影响大学生收入的决定因素，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应当指出，教育扩张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最持久的现象之一，同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7]关于教育扩张的重大意义，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扩张，社会学家大都认为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化，对其就业机会和未来生活品质有着深远的影响。[28]据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递增性，而且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与其他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9]因此，无论是即将进入大学或已完成大学教育的，都是高等教育扩张的直接受益者。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有些人群从中受益匪浅，而有些人群则不然。
基于此，本研究预期高等教育的受益归宿并不是呈均等化分布的，而是由不同的选择机制和收入预期所决定：即根据理性行为决策理论，最有可能选择并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将是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而逆向行为选择理论则认为，最不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群体，其选择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的意愿更高，而且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受益最多。很显然，依照经济学和社会学逻辑，高等教育受益主体是截然不同的，而已有的研究大都忽略了样本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的问题。相比之下，本文将更为细致地呈现高等教育扩张前与扩张后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层线性模型，定量考察了这种变化在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中的影响效应，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来自转型中的中国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数据和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本文使用其中的个人及家庭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1989年，最新的一次调查在2009年，总的时间跨度为20年。调查基本覆盖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9个省区(辽宁、江苏、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这些省区拥有我国大约56%的人口。该调查资料提供了被访者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和支出以及其他相关就业信息，由此可以得到个人年净收入、家庭年净收入、家庭规模、个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具有相对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就业于城镇和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在人员的特点和组成方面，还是在收入的水平、结构、变化规律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加入了城乡二元变量。同时，由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本研究还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在具体的数据处理上，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扩张前和扩张后劳动力市场中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变动，本文选取了1992年、1996年、1999年、2003年、2005年和2008年6个年份的数据。根据一般劳动力市场中从业人员的基本特征，结合邢春冰和李实(2011)的筛选方法[30]，本研究只保留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的个案，选取年龄在22～60岁之间，非学生、收入不低于各省最低工资标准一半的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这里之所以将年龄限定在22～60岁之间，是因为我们假定研究对象是6岁上小学，18岁高中毕业后上大学，22岁大学本科毕业，60岁为退休年龄。这样，基本涵盖了教育为个人终身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行数据处理前的样本量为145719，处理后符合上述要求的个案为11038。虽然样本量不大，但由于该研究采用了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因此样本量的大小并不会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造成太大的影响。各年份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给出了样本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对比高等教育扩张前和扩张后的样本特征，各年份样本的平均年龄介于35～43岁之间，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与我国总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征是相一致的。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上低于男性，但在大学扩张以后已得到一定幅度的提高。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女性结婚年龄相比男性更早，同时女性受家庭预算约束的影响更大，所以女性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扩张后，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相比扩张前有了明显提高。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在不同样本组中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重组与转制是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大学学历者在国有单位中的比重明显高于高中学历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进入国有部门有着越来越高的“学历门槛”。相应的，大学学历者在高级职业、城市户口、城镇和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均明显高于高中学历者，说明这两类人群在不同所有制部门、职业、户籍和地区的分布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相比较于其他因素，收入变量显得更加复杂多样。不过综合来看，一个最为清晰的趋势就是，高中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客观上都逐年增长，但高中学历者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总的变化趋势看，1992-2005年间，大学样本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要快于高中样本组，但在2005-2008年间，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大学样本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且滞后于高中样本组。应该说，这是高等教育扩张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变化。所以，分析高等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时，扩招政策的“时间效应”和“组群效应”是同时存在的。这里的“时间效应”是指扩张前和扩张后两个时间点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而“组群效应”是指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两个组群间所获得的收入是有差异的。如果研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时没有考虑到样本异质性和选择性偏差，教育回报率可能就会被低估，导致最终估计结果有偏。因此，在进行高等教育的受益归宿分析时，首先有必要考虑样本异质性和选择性偏差，而倾向得分匹配法为解决和克服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就可以比较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大小及其变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接受高等教育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各自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进行比较，通过组群配对后，根据扩张前和扩张后受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益率变动来评价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效应，并通过识别出这两个组群的组内与组间差异，对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工作群体内部收入分布，与同年龄段高中学历的工作群体相比较，初步检验我国劳动力市场中较高教育水平工作群体的收入分布情况。第二种方法是在前面计算出倾向得分值的基础上，把倾向得分值作为新的变量引入到分层线性模型中。与一般的分层模型不同，这里第二层的方差是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第一层次的解释变量作用于各倾向得分层的影响效应进行回归后得到的，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而且为整个研究提供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运用Probit概率模型计算出倾向得分值，然后结合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与核匹配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把倾向得分值作为一个新的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中。本研究重点看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其基本模型为：
四、研究结果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和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高等教育扩张前还是扩张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总体上都要高于同年龄段的高中学历工作群体。这说明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总体上为正，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定量考察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其动态演化，将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真正原因。如同前面第三部分所介绍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具有相对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因此，本研究首先分城乡来考察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群体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表2列出了应用不同的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3均采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2和模型4均为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普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了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所有制结构、职业地位、家庭规模、户籍身份、地区以及高等教育扩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这里重点看受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扩张这两个关键变量的影响。如模型1和模型3所示，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学学历从业者比普通高中学历从业者的年平均收入在城镇和农村中分别显著高出29%和24.6%。但从影响程度看，高等教育扩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更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为83.8%，而在农村中较低，为73.3%。这一方面说明了高等教育扩张的经济效益的确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则表明教育回报率和高校扩张效应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差异，因此控制城乡变量估计教育回报率是有必要的，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如果直接将高校扩张背景下获得的经济收益，与那些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组群进行比较，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这是因为残差项中可能包括了与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相关同时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不可观测变量，比如个人先天的能力禀赋。正如李宏彬和张俊森所指出的，那些通过高考制度被选入大学的精英，实际上是由一种“高选择性”或者说“能力偏好”的机制所筛选出来的。[32]所以，当我们将接受过高等教育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相比较来探讨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时，有必要先克服因能力禀赋和家庭背景等遗漏变量所引起的选择性偏差。从已有研究来看，一般的做法是将大学毕业生在同龄段的高中学历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其“平均能力”的代理变量[33]，但这样做的缺陷在于仅是通过某一种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其能力，忽视了其他残差项如家庭背景，因而往往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样本匹配效果，而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将多个样本特征合成为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倾向得分值，使有效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成为可能。有鉴于此，本文根据贝克尔和艾克诺(Becker & Ichino)提供的倾向得分匹配运算程式[34]，首先估算出实验组的倾向得分值，即个体接受高等教育预期获得收入的概率作为不可观测因素的代理变量，并把估算出来的倾向得分值放入回归模型之中，从而建立一个有效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回归模型(见表2中模型2和模型4)。
与普遍回归模型相比，模型2和模型4均显示出样本选择性偏差在估计教育回报率时的确存在(p-score＞0)，而且它对收入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作群体年平均收入要比高中学历工作群体高出3.2%～3.7%。与普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不同的是，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中明显降低了。这意味着能力变量和家庭背景解释了相当一部分收入来源，而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高等教育扩张对个人就业收入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约为30.8%，而在农村地区较低，约为26.9%。很显然，相比较于城镇，农村教育回报率明显较低，而且高等教育扩张后对农村劳动收入的影响较弱。之所以产生这种城乡趋异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回报；同时由于高等教育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有限，因而接受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张对农村劳动收入的影响作用尚且不如城镇那般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相对下降了，而高等教育扩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也降低了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在不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通常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高估了。很显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出来的教育回报率，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来的结果是有一定差异的。接下来，我们将分析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使用了鲁汶和夏内西(Leuven & Sianesi)提供的倾向得分匹配运算程式[35]，以常见的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为例来呈现样本匹配效果，借此说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合理性，样本匹配效果见表3。限于篇幅，这里仅呈现匹配后的结果。
从表3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采用最邻近匹配法计算出来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均显示为正值，说明接受过高等教育获得的实际收入高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ATT值在1999年和2003年大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且在这两个年份里ATT值相比其他年份更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日趋完善，教育对收入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另一种可能解释是高等教育扩张以后，拥有大学学历已成为进入高薪职业和国有部门的必要条件。而从各年份估算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相比前面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偏低，这意味着样本选择性偏差对最终的估计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导致以往研究出现差异及偏误的重要原因。
为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得分是否会影响其后期的工资收入，本文使用布朗德和谢在其2010年研究中修正过的异质性处理效应(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HTE)模型[36]。具体而言，建立了一个两层线性模型，并假定每一个倾向得分层次上都具有不同的平均处理效应。我们分三步来进行讨论：第一步是估计出接受高等教育在每一个倾向得分层次上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由于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并不存在系统差异，两个组群在不同倾向得分层次上的收入差距就可以被理解为接受高等教育在该层次上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第二步是将第一步的结果进行加权，即取每一个层次上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的加权赋值，其前提假设是这种影响效应对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第三步则是假设这种影响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引入分层线性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和检验，这也是我们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所关注的结果。分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参见表4。
表4中全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了在倾向得分的第2至第6个层次上，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在前3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正向效应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还是统计学意义上都在0.0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那些处于较低倾向得分层次上的工作群体一旦选择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其收入预期将会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在倾向得分的最低层次上，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并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较低倾向得分层次上的工作群体(比如在高中完成一年教育与两年教育的工人)在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再增加一年的教育并不会对其收入产生实质影响。
全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平均处理效应的大小是由倾向得分值决定的，二者之间呈一种负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约为-0.032。其基本统计含义是：倾向得分每提高一个层次，比如从第2层提高到第3层，那么其影响效应就会相应下降3.2%。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投资总体上存在一种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高等教育投资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参见图1。
图1 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
相比扩张前，高等教育扩张以后将有更多的高层次劳动力进入了竞争市场，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人口就业压力的增大，更重要的是还面临着社会收入分配格局重新加快调整的严峻挑战。为了考察高等教育扩张对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的影响，我们分别对扩张前和扩张后的个人收入变化进行了估计。表4中的子模型1和子模型2分别报告了高等教育扩张前和扩张后个人收入的变化情况。从子模型1中可以看出，扩张前，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系数在第1个层次上较高，达到0.503，而扩张以后，第1个层次上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虽然还是处于最高的水平，但相比扩张前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约为0.406。这意味着在同一倾向得分层下，扩张后私人教育投资回报要比扩张前低。虽然在倾向得分较高的第2、第3层次上，扩张后个人收入相比扩张前都略有增加，但是在扩张前这一结果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
无论是扩张前还是扩张后，最低倾向得分层上的教育回报率都明显更高。这说明那些原本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普遍较低的从业者，其选择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的倾向性较高，而且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但是，在高等教育扩张以后，这种影响效应减弱了。高校扩张之所以导致教育回报率下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倾向得分层次上的劳动力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地进入到工薪水平较高的行业，同时又无法接受那些薪酬较高但工作条件较差、职业地位较低的工作，比如大学生大都不愿意从事建筑类工作就是一个范例。因此，高校扩张在降低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同时，还为大学生后期的就业流动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而且这种“门槛效应”主要还是发生在扩张后，我们的统计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在扩张前较低和较高层次上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扩张后只有较低层次上(倾向得分前4层)的劳动力其收入增加才显著存在。由于扩张后大学生就业人口陡然增多，从而使他们预期的经济收益与实际收入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落差。
从全模型估计的线性趋势看，总体斜率为-0.032，但在0.05水平上并不显著。所以，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而且这种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特征无论是扩张前还是扩张后都是一致的。但这种特征之所以在统计上不显著，其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投资回报在不同倾向得分层上是有差别的：在总体收入水平都偏低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并不明显，教育回报因此没有显现出较大差异；而在收入差距扩大后，虽然教育回报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高等教育扩张使这种效应减弱了。图2给出了扩张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影响效应。
图2 扩张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影响效应
五、简要结论和讨论
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张是中国高等教育在面临经济转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策。这种新的变化不仅对大学生就业机会获得有着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大学生起薪收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本文基于全国性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最新发展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定量考察了1992-2008年间高等教育扩张前与扩张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化。通过对现有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文献梳理与回顾，本文把对高等教育受益归宿的形成机制有重要影响的诸多因素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据此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受益主体进行分层研究，并从中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和结果：
结合中国的实际，本研究首先分城乡估计了城镇和农村教育回报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出农村教育回报率相比城镇更低，而且高等教育扩张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作用较小。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相比农村更高，而高等教育扩张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尚不明显。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回报并不是呈均等化分布的，而是由两种不同的选择机制和收入预期所决定：一是在高等教育机会上，谁最有可能选择进入大学也将是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那些原本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普遍较低的从业者，其选择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的倾向性较高，而且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受益最多。当然，本研究所依凭的倾向得分匹配并未涵盖所有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因素，但它还是综合性地反映了总的变化趋势，即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机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也在日益增强，这在早期研究中已得到大多数经验证据的检验[37-41]，但关于政策性因素(比如扩张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迄今为止还存在不少争论。本文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扩张政策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高校扩张政策的作用下，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无论是在就业机会获得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都相比扩张前得到的更少。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社会学者将扩张政策认定为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教育投资回报不高的主要原因。但这里需要竭力避免的一种错误倾向是，部分学者把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收入不高都归咎于高校扩招，使得扩招政策在大学生就业和收入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被过度放大，掩盖了真实的扩张效应。但不管高校扩招政策的真实效应是否被扭曲，扩张后出现的种种隐忧和质疑声，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实施后需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补丁政策”作为重要补充。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出，那些最少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因此，本研究结果支持了逆向行为选择理论假说，即高校扩张对较低倾向得分层次上的从业者的收入增加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结果与以往其他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受益归宿的经验研究是相一致的。[42]究其原因，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大小及其变化不仅仅受劳动者本身的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同时它还受到来自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制度性与政策性因素的共同约束。换言之，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通常被看作是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并预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市场力量。但相比较于复杂多元的市场因素，较为单一的政策性因素在此过程中往往并不起显著的作用。所以扩张政策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虽然总体上是起着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较短一段时期内尚不够明显。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调节好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致力于降低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控制现有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已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来说，要通过进一步拓展在职教育，增加再教育机会来保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在劳动力市场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从而使更多的人群从高等教育中受益。
致谢：作者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胡咏梅教授和杜育红教授、收入分配研究所李实教授的评价与建议，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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