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五个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正在进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目前困难重重，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后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五个转换，目前的经济困局皆是这些转换的“阵痛”。假以时日，一旦完成这些转换，中国经济将会迎来又一个稳定发展的春天。笔者认为，从这五个转换中我们不难找到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也不难发现经济春天的曙光。 经济格局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也就是生产能力或总供给能力不足，经济中的总需求持续大于总供给。为了抑制过旺的总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实行票证制度(粮票、布票等)来强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上大规模引进外资、外国先进设备、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经济的总供给能力获得了迅速提高，许多产品的产量呈现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产品和服务供给日益丰富，供给短缺逐渐成为历史。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由“供给不足型”转向“需求不足型”。据当时的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调查监测，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以来，中国市场上有75％以上的消费品出现过剩，此后生产相对过剩或总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 由供给短缺到产品过剩再到产能过剩，是一个国家由欠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路线图，是一个经济进入发达阶段的标志，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经济格局的转换过程。所以我们不应该一味悲观、消极地看待中国经济中的过剩现象，毕竟“有剩饭”总是比“饭不够”的状况要好。但是，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环境或市场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在供给不足的年代，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愁没有市场，不愁没有销路，甚至一些质次价高、粗制滥造的产品也能找到买家。而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消费者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支配者。这就迫使生产者必须按需生产，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再是生产者任性而为，必须由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来决定。这就对生产者“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生产者不断地改进技术改进管理，不断地进行创新，由此推动了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其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许多企业还没有适应经济环境由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的转换，仍然用供给不足背景下的思维和方法来应对供给过剩的市场环境，由此造成企业经营困难、亏损甚至倒闭。 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选择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这是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同时科学技术不发达，资本积累不足，投资资金短缺。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绝大多数产品都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年增长率为10％～15％的高增长，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和人口抚养比走低是两个重要原因，这两个原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口红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发展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一，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往往和粗放式、规模扩张式经济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是不可持续的。其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其产品的附加值低，且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高。其三，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便宜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有不少学者估计，中国剩余劳动力已经或即将被吸收完毕，“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年前后到来。而中国劳动力价格(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已经进入快速上涨期。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企业产品的生产方式正在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目前中国产品生产方式又进一步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转换，技术和知识在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产品生产方式的转换给许多企业带来挑战和压力。 产品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不但对企业的投入结构提出不同的要求，更对企业和员工的技术水平、知识积累，对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求职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靠低成本打开市场扩张生产规模的余地越来越小了，靠侵蚀工资来增加利润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企业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50％，三次产业比重由大到小排列依次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即“一二三”结构。通过成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为“二三一”，第二产业占比上升为第一位。这种“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一直保持到2011年。2012年开始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成为比重最大的第一大产业。 中国产业结构的这种转换过程是经济由欠发达状态发展到发达状态的一般路径，符合产业结构演化的“库兹涅茨规律”，这也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调整升级。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刚开始由“二三一”转换到“三二一”，与发达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还低20多个百分点，我们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还很大。更何况2012年以来中国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部分原因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不景气导致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缩小。三次产业结构的这种转换必将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使资源获得重新配置，从而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由“一二三”转换到“二三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中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质量，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放开农村劳动力流动使资源在三次产业间重新配置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二个高峰期和第三个高峰期，使中国由农业大国发展成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可以预见，目前正在进行的由“二三一”转换到“三二一”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将进一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同时把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进一步转型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和服务业生产大国。 在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转换到“三二一”的过程中，一部分资源由第一、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压缩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第二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的衰落和萎缩，使第二产业中的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难以继续生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亏损、倒闭的企业大多出现在第二产业的原因之一。这一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客观上要求中国的第二产业收缩战线，由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由过去的“做大”转向“做强”，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企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企业，需要重新定位“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需要通过改革改造来强化自身，从而适应产业结构的这种转换，顺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潮，否则将会被淘汰。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向技术和创新驱动转换 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采用的是“高积累(高储蓄)、高投资”模式。新中国是在旧中国落后挨打100多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又遭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围堵，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在经济和军事上是站立起来，强大起来，只有优先和加快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要实现这种“追赶”目标，当时可行的选择只能高积累和高投资。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投资或资本形成。这种高投资、高资本形成必然伴随着资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下去是地球承受不起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由投资驱动向技术和创新驱动转换。 经济发展动力的这种转换必然使得那些主要依靠高投资、高贷款来生存的行业和企业难以适应。比如我们看到现在一些经营困难和亏损的企业不是在创新和技术进步上想点子、下工夫，而是抱怨贷款难贷款贵，责怪银行“嫌贫爱富”，向政府要优惠政策，要特殊照顾(保护)。当然，企业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转换到主要依靠技术和创新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无论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来看(例如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从国际经济竞争来看(“落后就要挨打”)，我们都必须要完成这个转换。 经济体制由“半市场经济”向“全市场经济”转换 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大体上还是一种“半市场经济”，而不是“全市场经济”或规范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现在还是“半市场经济”呢？1.虽然我国经济中的绝大多数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价格已经完成了由计划决定向市场决定的转轨，但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些价格还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扭曲。我国一些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还是计划决定的，土地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存贷款利率才刚刚放开，我国劳动力价格(工资)还不是劳动供求双方协商谈判决定的，而是买方主导或买方说了算。2.在中国经济活动中，一些行业或市场的垄断程度还很高，甚至是完全垄断，潜在的竞争者无法进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隔才刚刚破冰；地方保护主义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我国的人才在纵向上流动的障碍尤为突出。3.政府干预过多和政府干预失当还时常存在，不少审批权还控制在各级政府手里或准政府(例如行业协会或政府下属的某某中心)手里，市场机制成长发育和自主调节还受到政府人为或下意识的阻碍。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一直把市场机制定位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如果说1979年到1993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期工程的话，那么1993年到2013年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期工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二期工程。这个二期工程是把市场机制定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①这其中自然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向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二期工程是一个更宏伟的工程，也是一个更艰巨的工程，因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高级阶段，也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现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减弱，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懒政”和“不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适应这种转换而产生的现象。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五个转换 上述五个转换正行进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路上，这些转换一旦完成，中国经济将迈上新台阶，将迎来新发展的春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五个转换同时进行、交叠进行是一个艰难、费时的过程，它不会很快完成，也不会轻松完成。我们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制造业强国、科学技术强国和经济强国第一梯队，必须完成这些转换。要加快这五个转换，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真改革，敢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设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如何变成实践。 笔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这三方面的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快慢很大程度决定于这三个积极性的高低。1979年改革开放，把个人和企业从传统制度约束下解放出来，通过构造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和潜力，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近几年我国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似乎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般高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的改革速度放缓了，改革力度降低了，改革的边际效率下降了。 目前我们正在热谈供给侧改革。从供给一方来看，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在这四个因素中，只有人力资源是活的因素，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都需要依靠人来推动，没有人的积极性这些因素不可能得到有效率的利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谐的经济增长。而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而这两种机制又内生于经济体制。因此，要调动和发挥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可以说，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将决定着上述五个转换的速度，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五个转换。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