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命运论文,全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3—0044—05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差不多成了世界各国的政要、学术界、舆论界的常用词汇并从中引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其中，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全球化”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联。本文就有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观点，作粗浅的探讨，属求教之作。
一、“全球化”是日益成为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进程，是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现象形态
从人们的共识可知，“全球化”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属于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因此，探讨“全球化”问题，在总体上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首先，按照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可以明显看到，“全球化”与任何社会现象一样，有萌芽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决不是天上掉下的瞬间产物。有的外国学者形象地指出：全球化本身并不新鲜，自从人类在原始时代走出深山密林里的洞穴，朝着遥远的世界迁居时起，全球化就开始了。可以说全球化是从物资的流动开始并随贸易的超越国界而自发地形成的。然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有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转换，也就是盲目性在减少而有意识有目的行为大大加强了。因此，成为当今世界热门话题的“全球化”获得崭新含义。新在何处？新在它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发展契机，另方面又给世界造就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困境，形成了两刃相割的局面。对此，有不同的态度以对立之：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怀疑；有的视为机遇；有的当作挑战；有的积极参与；有的消极抵制，等等。究竟对“全球化”应当如何对应，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可看出“全球化”是由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开始形成的客观过程，是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以至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组合，并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是一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之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全球化”浪潮有二次：第一次全球化是以工业经济全球化为标志，可以追溯到18世纪蒸汽机和电力带来的运输革命，为人类和物资跨国和跨洲的流动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得益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观念的流行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传播，导致西方工业国降低关税促进跨国贸易，而二战后不久却产生了关贸总协定又逐步降低了关税，促进了世界贸易。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它从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通讯革命获得推动，又得益于苏、东剧变加入了市场经济行列，流进了国际资本，加强了进出口贸易。
“全球化”的进程在当代具有普遍与加速的特点，并逐步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全球性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包括了生产经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为其主体。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已有4.5万个左右的跨国母公司和28 万个子公司或企业。它们掌握了世界1/3的生产和2/3的世界贸易，形成了统一的国际生产体系。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由1970年有400 亿美元上推到1997年的4000亿美元，达10倍之多，全球贸易额和资本流动量都是以指数级增长。经济全球化又表现为金融全球化，1993年国际融资总额为2750亿美元，到1997年后则增至75854亿美元； 目前实现经常帐户交易货币可兑换的成员国137个。近年来由在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俄、拉美、非洲，使全球金融市场陷于混乱，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反面表现。二是科技与信息的全球化。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新的信息技术，大大地缩小了自然的分割的国家时空限制，互联网与电子信息为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提供了更快、更多的交往机会。据说，一个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同3000万人免费地进行对话。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化与市场全球化。世界上一切非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例外地运用市场经济体制，苏东解体后也由计划经济变为此种体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逐步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些共同点：由市场调配生产要素、运用国际资本、鼓动国际贸易。1994年关贸总协定标志了贸易自由化，1996年又基本实现了投资自由化，1997年在世贸组织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全球化的协议。可以说，从货物、服务等均极有利形成世界性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统一的大市场。
以上说明，“全球化”确定是一个具有物质运动内容的客观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事实上，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实行对外开放和现代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参与”由自发变为自觉，推进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全球化”，抵制以“世界资本主义化”为目标的“全球化”。
二、“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两重性，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克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才能真正抓住机遇和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对“全球化”进程的客观分析，可以看到：“全球化”不仅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和潮流，而且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的现实，几乎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序上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为了提高我们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自觉性和克服盲目性，首先必须认清“全球化”的原生本质。众所周知，“全球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率先倡导和至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系统工程和世界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们争取奋斗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从根本上而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是其利益所在，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产生和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而资本的扩张及其对利润的无限冲动和追求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发展的推动力。所以，马克思早就指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78页。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全球化”有利于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这一原生本质。因为：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看，“全球化”的大量资本输出和扩张，有利于满足资本主义内在要求和动力——追求利润的欲望；第二，“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极为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部门间的平衡；最后，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基本矛盾来看，“全球化”显然有利于矛盾的缓和，“合法地”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他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如此。
然而，“全球化”的原生本质与再生本质是统一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全球化”具有的内在两重性的主要表现。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的主导者，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对前者有利，对后者也有益。就我国而言，可以看到并非巧合的事实：我国对外开放并取得显著成绩的20年，恰恰是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性的资金、人员、贸易、金融、科技在各国流动，特别是自由、规范的流动，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国而言，“全球化”是一种机遇，不可放过而要抓住。我们不应持狭隘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和它的原生本质。应当客观地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 为社会形态的更新准备了物质条件。如前所述，“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的，而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由此可以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对以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通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作出更高的评价，看到它在全球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世界各国走共同文明大道的作用，坚定我们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决心，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揭示“全球化”本质的两重性之后，还应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在另一层面上的两重性。这就是“全球化”对于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各国而言，确实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如果说，“全球化”的上述进步作用是一种机遇和益处的话，那么，“全球化”同时带来了风险和消极影响，这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全球化”内在的两重性。首先，以跨国公司的生产、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来看，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当年对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重大的变化”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富国依据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剥削了穷国，富国与穷国交换虽然“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01—402页。）当今“全球化”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是铁的事实。正如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于1998年亚罗会议指出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工业化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他们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主体，世界500强中，1990年美、欧、 日占405家；到了1997年，西方经济则占了99%。 “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地削弱了本国政府的管理经济职能。还有资料表明，当今西方以占20%的人口消费着全世界的80%资源，而把破坏生态的影响留给第三世界；第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第三世界占90%。 截止于1998年11月，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约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而美国则发了横财，有7000多亿美元转入它的腰包。连美国的一位学者也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们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全球化”中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制订的。在西方国家主导下，非洲的私有化浪潮使6000多家国营企业近半数转入私人，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却大多落入西方之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多落入黑党和外国公司手中，使60%居民处于贫困线边缘，又使在1991—1996年中的资金达3000亿美元流入西方银行。1998年7月，西方一次性地全面收购了巴西的电信产业； 阿根廷80%以上国有企业被西方资本收购，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与此形为对照，美国却富起来，仅美国比尔·盖茨一个人的财产净值达510 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乌克兰5000万人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520 亿美元）。许多资料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热衷和追求的“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其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使世界各国“一体化”为资本主义。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警惕。“全球化”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全球化”扩大了南北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全球化”使南南合作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严酷现实，许多弱国、小国为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往往以地理、文化等等共同因素进行了区域国家的联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至90年代，已有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形成经济集团化。于是在世界上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地区化并存的现象，两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这至少说明“全球化”不是单一化，也并非资本主义一体化。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将存在多元化的“全球化”形态，至少存在资本主义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这二种基本形态。
三、“全球化”是充满社会矛盾的过程，不管历史如何曲折，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世界终将在共产主义形态中实现大同。
在估量“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深远影响时，应当坚持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马列主义观点，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推行政治霸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霸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向全球推行以它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经济模式、法则和协议，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实施世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它实行的政治霸权主义就是侵略战争，科索沃危机就是典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推行霸权主义的单极化，千方百计地阻挠世界多极化进程，北约东扩与东欧西归是西方霸权战略的第一步，而压挤俄罗斯是第二步，最后的矛头是指向社会主义的中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足以暴露其真面目。由此可见，由经济全球化到霸权主义，说明以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目的在于实现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把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从地球上消除掉。这既加剧了“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又为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增加了困难和曲折，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
然而，上述情况，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如不能否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一样。历史终将证明，经济全球化愈发展，就为实现世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二次大战后又普遍采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在当代产生了不少新特点，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总体有着更为成熟的形态，包括：资本国际化的全面发展；生产资本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商品资本国际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货币资本国际发展和国际信贷的发展，跨国公司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现代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之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也无法解决“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目的发生的冲突”（马克思语）。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这仍然适用于今天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这是因为，“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带到了世界各地，既不断造就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扩大了资本主义挖墓人的队伍，资本主义私有制终将转变为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也将从国家范畴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范畴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真正的大同世界。这也就是“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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