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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兴中会、同盟会的多次武装反清起义在这里发动，主要依托的力量是华侨、会党、新军、民军。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略嫌单薄，“广”味不浓，“为什么”的分析多，“是什么”的着墨少，几有本末倒置之虞，仍有待深化研究。
广东华侨与辛亥革命
有关这个命题的著作可谓目不暇接，但专题研究不多。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丘克辉、钟颖科编《孙中山与华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论文集》，任贵祥著《孙中山与华侨》等著作，孙中山与华侨的论题居多，宏观分析的为多，深入研究“广东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少，专著则尚在阙如。这与史料的发掘不足关系较大，譬如对侨汇、华侨家书、外文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似有较大拓展空间。
相对来说，有关著述对檀香山华侨与兴中会的研究比较厚重，但具体到广东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也是多见宏观的发论，或是总体的概括，略有见林不见木之嫌。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郭景荣在《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中，都对华侨为辛亥革命所作的经济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再者，南方边陲起义屡起屡败，广东华侨为何仍一如既往支持孙中山，动力何在？例如，孙眉为支持民主革命毁家纾难，他的“家”变卖了多少钱？孙满说有变卖“土地”、“家产”得70万美元的记录，据此说是给革命捐了70万美元。作为孙辈的孙满，他的说法可信度有多高——这些钱是否都捐给了革命，分几次捐，以何种形式捐，既乏记载，更难于确认。另有说南洋侨领张弼仕支持孙中山革命30万银元者，则是“空穴来风”，几十年来一直为学人引用，直到近期才有中山大学李吉奎先生发表辨伪文章，澄清史实。可见，史料考订工作仍十分艰巨。介于内地与海外之间的香港商人，在经济上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关系，亦缺乏专文深入探讨。
本人近年一直在思考，孙中山等人长期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前的反清举义几近清一色的“输入”式(含思想、财力、人力等因素)，是否在海外有一个“影子”策源地？这个“海外策源地”有无中心地区，其依托的力量是否仅为兼有会党身份的广大华侨群体？国外友人中的支持应如何“定性”？凡此疑问是否能成为问题，研究它们，能否有助于对广东华侨与辛亥革命问题的深化研究？
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
会党的研究文章不少，也显见缺乏明确的地域区分。广东会党的成分颇为复杂，界定亦相当困难。会党、华侨、民军，在很大程度上，其身份相互交叠，不管其民族意识浓烈与否，在反清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但大陆、香港、海外的三合会、洪门(致公堂)、中和堂等关系与沟通内情如何？至今仍未明了。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前的作用与地位是明显的，但是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仍然乏力，有些问题得不到史料的有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编印的《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乃综合性的史料汇编，有关会党的记述未见文章录入。江中孝、邓开颂主编的《丁未潮州黄冈起义史料辑注与研究》为专题史料，收集了大量的会党史料，对会党的来源与成分有了补充，说明了不同的地域会党的来源带有地域与时空的特色。
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
关于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仅有两篇关于新军起义的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民国史》，其中关于新军的记载不足干字；《广东通史》仅有新军起义的内容，未见新军的“身世”记述；目前仅有仇江编的《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为专题资料。江中孝先生曾经谈及，关于广州新军的史料，还可以从当时的“审讯记录”档案中获取。目前，学人对于广东新军的资料挖掘不足，研究更未深入。
广东新军的研究首先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新军与绿营不一样，是“新政”的产物和“新思想”的载体。它依新的体制编成，按新的章法操练，使用新式武器，展示了传统军队的新风貌。作为旧政权的新事物，清政府却是爱它恨它(以绿营提防之)——新军到底“是什么”？
毋庸讳言，新军具有新思想。以往论者大多将其表述为民主主义，其实这个民主主义又大多体现在“反满”的层面上，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澎湃于全世界这一契机相互动，既是时代潮向，也是历史事实。如是思想基础游离于它的阶级基础，是“中国特色”，抑或“世界共识”？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广东当局对新军的调整、广东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革命党人对新军的重新渗透，以及广东新军与粤省光复的关系，至今均不甚清楚，有待学人发力。
广东民军与辛亥革命
“民军”一词，是个有失规范的说法。广东“民军”何时出世？有说“在这八次起义中，前六次均以联络会党、民军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开始“民军”就已经出现了。民军如何界定？广东民军的研究，也有“是什么”的问题。辛亥广东光复期间，广东的民军大至什么规模，究竟有多少人，至今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详细统计数据。
民军起于民主革命大潮汹涌之时，未免鱼龙混杂。因之，对它的“成分”作全貌式的分析——尽管夹谋生和反清意愿混在一起的民军，其动机与民主革命的目标不尽一致，却仍有助于展示民众之“表态”以及辛亥革命的壮阔画面。
民军对广东和平光复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十万民军”包围广州的声势，令张鸣岐风声鹤唳，遁走省城；当时，革命党人手中掌控的力量有限，新军被整编以后基本驻防在省垣之外，党人自恃的力量“砝码”唯有民军。
关于民军与广东新政权的矛盾，邱捷先生对陈炯明与民军的问题作过较深入的阐释，认为民军与新政权的矛盾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该观点颇具说服力。但是，如果对“黄世仲等人罪不致死”的观点表示认可的话，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当时，从治安、财力、需求等角度看，政府必须对民军进行整顿，但是“整顿”又不可能坐下来谈——要么一跃成为正规军，要么就地遣散还乡，这无异于“天堂”、“地狱”之间的落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夺权”(革命)阶段，民军与革命党人携手为盟友，到了“掌权”阶段，两者遂为权力分配的不公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如是，“民国”对“民生”开了一次大大的历史玩笑，而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有枪就是草头王”而引生之“思想”与“实践”，因于“不合时宜”而永远沉冤于伟大的史册之中。
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了百年遗产，如何科学地承传与弘扬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尚有很多学术领域需要开拓与深化，学人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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