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大学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曾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学贯中西，学术成果丰硕，备受学界推崇。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光复以后，开始了从殖民地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但这一进程十分缓慢，成效不明显。到了1948年冬，台湾社会处于持续动荡之中，高等教育领域问题重重。台湾大学的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师资匮乏，管理混乱。校长频繁更迭，三年换了三个校长，任期最短的庄长恭就任校长不到半年，就因无法维持局面而悄然离职返回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几经推辞后，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尽管他意识到“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仍然努力前行，以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思路，来加速台湾大学的历史性转型。就任不久，“随即揭示‘开诚心、布公道’的办学态度，希望在安定中求进步，使台湾大学成为一所理想大学，尤其是一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学。其以为台湾大学系一所学术性的大学，必须是一个学术机关，除于三至五个月间使文、理学院达到全国最好的大学的最高标准外，并将尽量设法使台湾大学与已迁台的“中央研究院”等机关合作，展开学术研究工作，拟于最短期间内将台湾大学的学术水准提升到全国第一。”① 德国学者施耐德在《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中认为，此时的傅斯年按照自己的设想重组台湾大学，意在将其建为一个不受外来政治干预，本身也不积极参与政治、有效益的教研机构。“他理想中的大学应该融教学和科研为一体，不是把大学当作当官的跳板，而应是为社会的现代化服务”。由此，傅斯年身体力行，对台湾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台湾大学的历史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大力倡导教育独立的观念，这一观念实际上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傅斯年作为留学欧洲、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属性的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独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独立和学术自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强调‘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主张大学教育的特点是‘学术教育’，而学术教育就必须发扬研究者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教学中教授对于学生也只是引路人和指导者，而不是灌输者，大学生也是预备参与者，而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被动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风气，造成学校良好的学术氛围。”② 从教育独立的观念出发，傅斯年认为：“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③ 强调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在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及有关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是，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大致上可看出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傅斯年认为，“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④ 他指出，我们现在在这个岛上，正是检讨过去一切的时候，正是我们出问题给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挫折的缘故在哪里，我们要检讨。我们万万不可再不问不思的一味因袭旧脾气，因为实在因袭不下去了——假如要存在的话。1949年11月，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不许把大学作为追求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⑤
傅斯年始终致力于维护大学的独立与尊严。就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傅斯年多次亲自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当局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连保制度，公教人员自愿结合相互保证。如甲保证乙的思想纯正，乙也保证甲的思想纯正，若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除本人受严厉制裁外，保者也要受牵累。面对这一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强调：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担保，有问题愿意负全部责任。最终，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傅斯年这样做，坚持了教育独立，有助于摆脱政治干预。在这种由傅斯年营造的相对独立的氛围中，当时的台湾大学学生可以不学三民主义学说，也不必出席升国民党党旗的仪式。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谢世后，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上课时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宣传西方的民主法治，外系的很多学生都去旁听。傅斯年一直对他很优待，让他继续教下去，不要求做出改变。
在傅斯年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这一全新理念的提出，对台湾大学实现历史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着这一理念，傅斯年要求学生第一是敦品，在品行上进行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迈不上轨道。他倡导“知识的诚实”，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他希望学生能经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而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⑥ 他希望学生努力做好这4件事，使台湾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他借用斯宾诺沙的一句格言说“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傅斯年注重民主治校，将之视为促成台湾大学转型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台湾大学校务工作久久不能步入正轨，根本原因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且贯彻执行不力。为此，要求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并使之得到严格执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他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决议学校大事，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项制度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集思广益，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据有关人士回忆：“那几次校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大家都勇于发言，辩论的时候亦非常热烈，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但因对事不对人，却也不伤感情。每次会议一开一整天，委员们中途退席的人极少见到，足见大家之重视此一会议了。出席校务会议的委员，除规定的当然委员（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六院院长）外，一律由各院票选，委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居然有的委员在名片上印上‘国立台湾大学校务会议委员’的头衔，视出席此一会议的委员为一荣誉职，值得炫耀于人。”⑦ 傅斯年以校务会议的设置为契机，实行民主治校，展示了自由主义教育的一个侧面。
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转型过程中努力实践着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傅斯年指出，由于贫富的差别，或者是由于既得利益的关系，使得禀赋好、学力强、应该继续升学的穷学生不能升学，那些能力差、成绩差的学生反而升学了，这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他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局面，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努力改进命题、印卷、考试、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力刹新生录取时的说情之风。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若有人发现台湾大学各位负责人中有以人情收录任何一个学生，本人愿受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他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他顶住各种社会压力，使台湾大学考试、录取工作中的舞弊之事悉为杜绝。对有钱人的子弟以台湾大学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他发布布告，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他主张“现在的学校是阶级教育，应该改为机会均等教育”。在他看来，“社会上的待遇和地位，虽无法求其绝对平等，也不应求之过远，然机会均等却应为政治的理想。所谓机会均等，并须先有教育机会均等作根本。”⑧ 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奖助金，如工读奖助金、成绩奖、台籍贫寒学生救济金等，使3000多名学生无一人因生活困难而失学。具体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接济大陆来台学生、解决困难学生的“申请工读”等，傅斯年都无时不牵挂在心。他多方设法，为贫苦学生的学习提供方便。去世前数小时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对台湾大学校务的质询，在谈到扩大招生和保留奖学金制度时，他坚决地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摈弃于校门之外。”强调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求他们努力读书，那是不近人情。李亦园于1948年9月考取台湾大学，当他读完历史系二年级时，在傅斯年的策划下，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也自历史系分出，李亦园就决定转系去读。但是，该系只有二年级，要转系就得降一班就读，也就是所谓的“降转”，原先享受的赖以就学的奖学金将被取消。傅斯年得知情况后，立刻在李亦园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对这位良师怀念不已，所幸我并没有太过辜负傅先生帮助我转读人类学的苦心，如今我仍留在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担任教职，同时也特别对那些真正有心要转读人类学、考古学的人都给予帮助与关切。我想傅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同意我把他施于我身上的‘恩’，再转之于新生一代的身上去的。”⑨ 傅斯年的思想境界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无力使教育完全向社会平等开放，而只是提倡入学公平，多设奖学金，解决贫苦学生的求学问题，这只能惠及小部分人。但是，在当时已经注意到教育不平等问题，并为此而积极努力地予以解决，说明对这个问题已有相对成熟的观念，而这应该是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
傅斯年从事过大学系、院、校各级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师资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道理，因而重视大学教师的选聘和培养，将之视为办好大学的中心环节。他接任校长之时，师资选聘工作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原台北帝国大学的日本教授离台回国。内地知名学者看到台湾局势动荡，很少有人愿应聘前往。校方只得放宽选聘条件，结果使一批滥竽充数者充斥其间。傅斯年认为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应根据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在《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强调“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⑩ 傅斯年曾长期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与其所属的学术机构交往颇多，遂聘任了该院数十名著名学者到台湾大学担任教授或兼职教授。在台湾其他学术机构任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方东美、英千里、杨树人、毛子水、屈万里、钱思亮等也接受了聘任。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当时的台湾大学几乎集中了岛内的著名学者，加上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反共专家叶青曾在《民族报》上发表公开信，指责所聘任的一些院长和系主任是共产党或亲共分子，试图把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面对这些不顾事实而罗织的大帽子，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他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后来的台湾教育史学者将这种台湾大学转型过程中的争论视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之争辩。“然而，傅校长所延聘之师资，却遭到外界不少的质疑，其原因即在于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之争辩。其中，反共专家叶青指傅校长不但是蔡元培、胡适两先生之高足，且继承北京大学自由讲学、自由研究的传统风气。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亦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并有共党份子和亲共份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等。”(11) 由此，肯定傅斯年在聘任教员过程中，坚持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力干涉的做法。
傅斯年认为，大学以学术为目的，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之所系，教授的胜任与否也应以学术为标准。“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他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和教学的自由，这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12) 傅斯年的这些理念对台湾大学转型产生很大影响。与此相关联，他对于大学教授之资格及其保障十分关注，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办理。凡一学人有一种著作，能表示其对此种学问有若干心得者，则由此会审定其大学教师资格；若此学人有一种更重要的著作，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之贡献者，则由此会审定其大学教授资格；凡有大学教师、教授资格者，任何一大学请其为教师或教授时，受大学教员保障条例之保护；任何3年中不曾有新贡献者，失去被保护之权利；凡无上列资格，不得不试用者，试用期限不得过2年。他拟定了台湾大学教师之新任及晋升以下列两项标准为依据：学术上之成就或贡献以见于著作及发明者为限；任教之经历以年资及教学成绩为标准。据此原则，一些官员希望到台湾大学兼职任教，几乎都被拒绝。傅斯年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一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上任不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因为若果把教育忽略了，学生学不好，将来如何贡献？先生不得好的学生，也要兴致索然了。”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他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13)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根据各个学院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了当年教职员的淘汰率，以裁减业务水平低劣和工作态度不端正的人员。他不定期地旁听任课教师授课情况，使敷衍塞责的教师无法容身。两年之内，因学术水准低、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达70余人。他努力保障已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者的合法权益，并时时鞭策教师要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不吃老本，不断进取。
傅斯年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主张“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使学生）入门的路不错”。为此，专门组织成立了大一国文、英文、数学三科教学委员会，亲自主持各基础学科教学讨论会，选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基础学科教学工作。对各个学院各年级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也亲自过问，提出十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主持创办了一批研究所，为教授的研究工作和学生的学术训练提供条件，并提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双重任务。同时，鼓励学生开阔视野，广采博取，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历史学家许倬云的大学教育就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14)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的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不无欣慰地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评论：“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的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的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凡真正爱护国族，努力于争取民主自由，促进学术文化向上的人，无论识与不识傅先生的，都由衷地拥护他，更为他浪费精力与时间在应付这些而惋惜。”(15) 曾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的李济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渡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16) 《台湾大学校史稿》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强烈的时代感、切身的政治参与、敏锐的触觉，以及坚强独特的意志，促使先生在领导本校期间，能坚持学术独立，奠定台大自由自主的校风。”(17) 确实，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在台湾大学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等人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宣传，对传统文化教育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对社会改革的设想，都深深影响了傅斯年。“傅斯年与蔡元培是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各自的人生追求、社会理想，其中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有某些相左相悖之处。他们对某些人、某些事的看法有明显分歧，但始终保持‘过从甚密’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尊重对方的选择、权利、人格，不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不因分歧而冷眼相视。”(18) 大量史实证明，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所探索的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就是用科学教育振兴国家。
傅斯年继承和发扬了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台湾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尽管对政府干预教育有不少的批评和抵制，但是，傅斯年的政府倾向性十分明显。“傅斯年是有政府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不想涉足政治，却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这‘倾向’受蔡元培、朱家骅及传统思想影响倒向蒋介石政治集团一边。”(19) 他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不久所写的《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一文中，他说：“现在的台湾不特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族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既沉，瀛州遂为正朔所在。我们这个大学对于将来关系实在太大了。”(19) 有大陆学者认为，这段话典型地暴露出傅斯年的反共动机。“他显然是把台湾当成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台湾大学作为培养将来反攻大陆人才的基础来看待的。他所说的‘正朔’，指的是国民党价值观及其文化的代表，而‘我们这个大学对于将来关系实在太大了’一句，则是希望台大能够承担起培养反攻大陆的国民党理论文化人才的‘重任’。没有一句不是与反共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总之，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角度去反共，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而使其‘正统观’破灭，最后则固守在他既成的文化价值观立场上，从事文物的保护，高校的建设和学术的发展，这是一位具有反共色彩的自由主义学人人生的必然选择。”(20) 在当时国共激烈对抗的历史场景中，作为追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傅斯年持有这样的立场不足为奇。
有记者采访傅斯年后指出：“很多人都把傅先生看做崇尚自由主义的学者，可是，每次他都加以否认。傅先生认为自由主义不是什么主义，根本也不成其为主义，这名词是别人给他冠上的，他不能接受。”(22) 自由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歧义的概念。即使在自由主义故乡的西方世界，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由主义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演进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本身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尽管复杂，但其主要处理的是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或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从这一层面考察可以看出，虽然傅斯年出于某种考虑，在一些场合否认自己是崇尚自由主义的学者，但更多的事实表明傅斯年确实接受了西方正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中国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一员，不仅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阐发，还采取了贯彻自由理念的特立独行的实践。具体表现为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在台湾大学中极力伸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批评和挑战政治权力，维护学术自由，使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力促大学以学术为重心，维持高度的学术水准。那么，又如何看待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转型过程中表露出来的“政府倾向”呢？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23) 由这一视角延伸开来考量，我们便不难理解傅斯年的那些看似矛盾的观念和举动。
傅斯年虽然一生没有离开教育界，但其自由主义教育观的系统总结与阐发是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期。有台湾学者指出，“傅斯年在台大所坚持的学术自主、学习自由、各院系发展特色等等理念，在近半世纪台大的发展过程中，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扬。不但他与台大师生共勉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成为台大的校训，他所提出的‘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之理想，更是成为台大人永恒的乡愁！”(24) 一个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思想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大陆学者陈平原指出，有一年在台湾大学讲学时，最让他感动的是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25)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同时代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一样，傅斯年的思想体系是复杂和矛盾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实践。但是，从整体上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教育观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许多思想观点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对教育领域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借鉴意义，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具体而言，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集学问、志气、血性和修养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其在台湾大学转型期间，以自由主义教育观引导教育变革，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教育遗产，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注释：
①(11) 欧素瑛：《传承与创新——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的再出发》，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1页、89页。
②(20)(21) 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354页、313页、314页。
③④⑤⑥⑧⑩(12)(13)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84页、85页、123页、124－126页、184页、79页、95页、68－70页。
⑦ 叶曙：《闲话台大四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10页。
⑨ 刘琅、桂芩：《旧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
(14) 许倬云：平生所学，未负师友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5－111/16/content_3787559.htm。
(15)(22)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09页、85页。
(16) 李光谟、李宁：《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91页。
(17) 傅斯年：《台湾大学办学理念与策略》，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206页。
(18)(19) 石兴泽：《傅斯年别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4页、55页。
(23) 许纪霖：《一代豪杰“傅大炮”》，《万象》，2000年第2期。
(24) 黄俊杰、孙震：《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
(25) 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