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位体制的构建与“革命后社会”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制论文,单位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位体制是中国在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诞生出来的一种社会调控体系。单位组织按照其级别高低和职能与行业分布不同，被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立的管理领域。我们把这自上而下平行林立的领域称为“伞状结构”。伞状结构把基于分工而形成的行业结构与基于行政力量而形成的等级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从横向角度来看，单位的构成与属性呈现出一种同一性，但是，从纵向角度来看，它们则是分布于若干个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之中。中国在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是依靠这种伞状结构中的等级体制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政策自上而下的贯通。单位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依靠国家和政党力量向社会的控制和扩张，改变了中国分散零乱的格局。
可见，单位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社会整合过程中诞生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国正是依靠单位这种组织把分散、零乱的各种要素聚合起来，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秩序。从体制上来看，单位担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从结构上来看，单位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上。单位的这种体制性和结构性定位决定了单位在当代中国社会整合的进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是从单位组织入手探讨中国超大社会整合的路径与逻辑。单位制的构建从其源头来看，既是服从于社会整合的需要，又是遵循扩充社会资源总量这一要求的产物。单位作为新中国制度创新的成果之一，是在社会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和现代化进程的结合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在其演进过程中，则逐渐获得了与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相统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单位与单位体制就逐渐衍生出中国特有的单位现象。
一、“革命后社会”的统合与联结：单位制的逻辑起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社会形态，最终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党政合一的国家形态作为其最后的结果。（注：Paul M,Sweezy:"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80,PP139—144。）在社会资源处于严重短缺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力量致力于社会整合和推动现代化战略往往会成为共同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中理解单位体制的逻辑起点。单位体制的构建对中国的城市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因为它在宏观架构上彻底打破了旧中国的城市格局。由行政单位、经济单位和事业单位同构在一起的单位体制就按照统一的计划指令不停地运转着。不同类别的单位之间通过行政纽带被贯通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计划性指标。单位对它的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的生存也就更加依赖于国家按照计划手段所完成的“资源输入”，每个单位要么等待要么去主动争取更多的“资源输入”，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相应地完成上级主管部门所明定的计划性指标。城市社会便象一个大的单一“厂商”或同质的“共同体”，单位便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单位作为社会关系的浓缩体，实际上承担了整个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这一角色，“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讲，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即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7—588页。）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革命后要确立这样一种同质化的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调控体系呢？我们不妨把单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意义置于建国初期这一具体的历史状态下进行论证。当社会资源总量处于明显贫弱的境况下，必须通过权威对资源的强性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单位的形成自然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个重要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前可用来实现社会有效调控的因素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它要么被西方势力所分割，要么被帮会势力所独占。城市在扩充社会资源总量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然不能估价过高，由多重力量组合而成的城市“混合社会”中，成为特殊时期、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景观。在中国虚幻的近代化过程中，城市这一具有魔力般的特殊空间成为政治贵族、商业贵族、没落文人、新型的自由分子和西方列强的集聚地，其现代化的意蕴被淹没在一种畸形的政治消费、商业消费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之中。这主要表现在，（1 ）“依附型城市形态”导致了城市在中国社会资源总量增升中的软弱地位。（2 ）“分割型城市形态”导致了城市社会整合程度的低下，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处于被多重力量的控制之下。（3 ）“隔绝型城市形态”导致了城市缺乏向四周扩展的动力机制，城乡之间被一条鸿沟截然划开，城市与其四乡之间的现代性联系始终没有建立。（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209页。）（4）“传统型城市形态”决定了城市成为培育特权阶层的温床，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联系渠道要么在城市中得以复制，要么在现代外壳的笼罩下获得一种古老的表现形式。
可见，当代中国革命后社会所继承的是一幅残破不全的遗产。城市所具有的以上四种型态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包容着令人震惊的分割机制。“除了特定的工业部门和某些沿海城市外，中国社会的总体转变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是时起时伏、拖拉缓慢的。”（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45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城市社会资源总量的贫弱处于令人震惊的地步，1949年市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0.6%，而世界人口的比重则在28%以上。1949年工业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1949年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亿吨公里，只有抗战前最高水平的42.7%。 失业空前，物价飞涨，物资奇缺，投机盛行，工厂停工，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贫困、饥饿、瘟疫和死亡的威胁，城市内部充斥抵抗新政权的反动力量。（注：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378—379页。）毫无疑问，1949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权威力量从此获得了其宝贵的独立性。在50年代，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个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一个有利于经济复兴与发展的稳定而统一的制度，（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465页。 ）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以前所缺乏的先决条件。在统一的制度规范下的社会整合自然被列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单位制的建立就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中逐渐获得其合理性基础的。因为单位制的建构迎合了中国告别过去的心理取向与价值追求，新的社会整合体系的建立，既宣告了依附西方势力的被动现代化时代的结束，又为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值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单位体制的构建是当代中国依靠独立的权威力量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构建新的社会调控体系、谋求社会整合的尝试。
中国传统帝国利用伦理性的资源所构建的“网络化社会”经过近现代多重力量的分割之后已逐渐破裂，各种势力垄断财富和权力的欲望猛然凸现。中国传统网络体系在近代因没有能力应对来自空隙力量和外力的挑战，难以实现整合为一，构成一个坚实而又扩大的新体系。从而也就没有“接纳新的挑战体系，提升为另一层次的稳定”这一结果的出现。把中国从这一困境解放出来的，则要归功于中国革命后新型的社会调控体系的构建，即单位体制的诞生。依靠新型的政治资源所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满足了革命后社会整合的需要。新中国在初期接管城市的时候，曾经提出“不要砸烂旧机构”和“保存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口号，一度避免了混乱现象和资材的损失。但是，这一制度上的继承，也导致了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企业内所造成的许多不统一、不合理、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现象和某些腐败制度暂时继承下来了。一些局部的改革多半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不足以改变各产业部门中不统一的混乱现象，而且有些地方甚至变得更加不统一了。譬如铁路系统，在管理上是统一得最早的，在业务上现在也逐渐统一起来了。但是在职工工资与待遇方面还是很混乱，不但关外与关内不统一，而且在短短的一条正太铁路，太原和石家庄就不一致。在郑州管理局管理的铁路上，就有七种不同的工资和待遇办法。在纺织部门、煤炭部门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注：《学会管理企业》（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10 —111页。）因此，提供新型的联结渠道和整合途径， 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奠定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就成为革命后新国家面临的一项重任。因此我们把革命后社会的统合与联结作为单位制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的历史和理论依据的。
二、革命时期的制度创新：单位制的历史起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存在着一种新型的城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试验就是在瑞金、延安等城市中展开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单位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诸多经验。产生于革命根据地的许多组织，实际上就是单位的最初雏形。（注：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客观而论，这一党、政、军、 民齐动员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战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革命后社会新型的调控体系提供了许多经验。所以，“各级政权组织实际上是随着军事接管而从党的组织系统中直接派生出来的，新的社会秩序在党的组织系统向一切社会组织延伸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各级党组织不仅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条件下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并且通过组织群众而成为使社会凝聚起来的政治粘合剂。”（注：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把单位体制的源头，追溯到根据地时期的制度创新及其实验，显然是拓展了单位研究的视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中诞生的各种组织，已经具有了建国后单位组织的某些特征，如果把早期根据地中的组织视为是单位最初的雏形，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我党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创建的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短缺，因此依靠各种具有再生能力的组织，克服资源短缺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确立了单位的性质及其功能。
在根据地形成的供给制，经过延安时代的试验之后，逐渐向其他解放去扩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对资源进行自我开发和统一调控的范例。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延安传统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它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延安传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遗产，二是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中，很多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64—69页。）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摆脱了依靠外援，由半自给到完全自给的轨道，确立了“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分散经营，也给财政管理带来一些混乱现象。因此，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方针又改为“统筹统支为主，生产自给为辅”。（注：宋新中主编：《当代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第22—23页。）可见，建国后单位体制所蕴藏的一些矛盾在早期的根据地时期，已经有所显露。通过军政民合一的经济开发体系实现自给自足，依靠权威体系进行平均主义的供给，为战时资源的聚合和再分配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发源于根据地中的供给制对共产党革命队伍的组织制度和组织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当时，革命队伍的存在与其成员的个人命运在政治上是无法分离的，其公共职能与担任这些职务的个人在组织上也是无法分离的。供给制无疑是这种组织制度在经济关系的内容和具体组织方式。在实行供给制的条件下，私生活的空间极为狭小，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集体内部的公私界限在经济上也是难以区分的。供给制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以各种形式在建国后的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注：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 期））这便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城市单位体制的起源时所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时，我们尤其要注意，供给制在建国之初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当时社会资源总量的规模相适应的。因为其目的是通过这一制度根治经济秩序的混乱，我们从政务院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禁止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经营商业的文件中，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1950年4月22 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中说：“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伊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此种行为，往往助长物价波动，使国营贸易机关掌握市场物价更感困难。”因此，指示要求“凡机关、部队、学校因供给需要，在本地或外地采购大宗物资时，必须经过当地国营贸易机关，不得直接或委托私商在市场进行收购。”（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 （1950年4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01—202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根据地和解放区中新型城市的制度创新视为革命后社会单位制的历史起点。因为当时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在革命胜利之后都在单位制中沉淀下来了。这样一种制度上的继承关系为我们分析单位制的发源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视角。
但是，经验的承继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夕酝酿已久的开国定制思想，显示了革命后社会调控体系再造的创新性。因此，我们也仅仅是在源头上分析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创新对于单位及单位制的启示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一问题置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国定制思想的形成和发育过程中进行审视，否则就不能探视单位及单位制的现代意蕴。因为战时体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目标上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其依存的条件和指导思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想澄清其中的不同，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开国定制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
三、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定制思想：单位制的理论起点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可以说是第一次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定制思想。毛泽东提出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命题揭开了中共开始构建城市管理体制的第一页。这一战略转移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城市单位文化所必须参考的首要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整体性的社会整合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标志。
从毛泽东关于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思想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赋予了城市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因为在此以前，我党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当作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革命的胜利则意味着政权的基础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城市这一新的空间中寻求新的支持力量，这种新的支持力量就责无旁贷地由工人阶级承担起来了。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进行城市社会的整合。城市是真正的现代化动力，这已为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所认可。但是，在清朝时代，中国的城市并未能象日本或俄国那样，创造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各种条件。（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490页。 ）自近代以来，城市在现代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冲动，显然不能估价过高，因为曾经作为各种货物集散地而昌盛繁荣的地区性城市后来变成了条约口岸，大量卷入外贸经营，并成了培育现代精英的摇篮。（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490 页。）但是，城市自身发展出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并没有承担起建构新型城市文明的责任，城市的现代规模与前现代因素达成了某种妥协。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城市中重新寻求推进城市社会整合和现代化的替代品。所以毛泽东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注：《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1428页）只有寻求新的支持力量，才能使政权确立在稳固的阶级基础之上，使新政权的现代化战略能够顺利推行。毛泽东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实际上就是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生产建设是中心，维持政权、稳固政权是目的。政权是否稳固关及到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事业成败。所以，在城市中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则是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党的组织去同构城市中的一切力量，以完成革命后社会的整合，是后来单位体制的重要渊源。
除此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单位体制的构建还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密切关系。我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铸建了坚强而有力的组织系统（特别是党组织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政权面临的是一个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人口负担过重的社会格局，这个社会曾因缺乏现代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而异常涣散。社会主义宏伟目标与中国社会落后状态之间的落差，导致了党和政权组织所直接推动的对社会的大规模重新组织过程。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组织资源之缺乏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他提出“应当将全中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注：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切中要害，他所借助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当代中国超越传统社会的根本标志就在于构建了能够覆盖一切的组织系统，所有的主体性要素都能在这强大的组织系统中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
当然，单位体制的构建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和理念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注：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载《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上海市人事局主办），1995，创刊号，总第1期）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 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典阐述与苏联模式的借鉴，也是当代中国构建单位体制的一个理论依据和参照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将所有事物（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集中在国家手里，运用国家的计划功能克服资本主义在社会所不能克服的致命缺陷。经典理论与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就成为单位体制之理论起点的重要构成要素。
四、社会资源总量的扩充：单位制的实践起点
单位体制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型调控体系，其本原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重点投放，推动现代化战略的实现。因此，依靠党政双重力量把中国城市中千千万万的单位统构起来，这既是中国城市管理体制超越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为中国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稳固的体制保障。只有当千千万万的单位服从国家统一的指令性安排之时，才能保证达到在短时期内实现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目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向纵深方向发展提供保障。用陈云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61页。）致力于社会资源总量的扩充就成为单位体制的实践起点。
这种在国家权威支配下的单位体制曾经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也滋主了至今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社会资源总量富足到一定程度时，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资源的扩充超过了单位体制所容纳的限度时，单位制的改革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时，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页。）因此，我们应对单位体制给予客观的、历史的评判。
（一）单位体制的孕发与铺垫期：1949—1952
从建国开始到1952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单位体制的孕发与铺垫期。在这三年中，单位体制的构建还处于探索时期。就建国初期的三年发展历程来说，中国共产党首先奠定的就是政党和行政体制。通过党政两重力量对社会渐进控制实现着革命后社会的整合。到1952年，新中国已经巩固了自己对所有省份和边远地区的行政控制。（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79页）新型国家政权以快速、简捷的方式将高度紧密、纯洁的行政单位体系构筑起来以后，便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构建经济单位体系。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和财政经济体制的统一，为国家掌握和配置所有资源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单位体制的基石得以奠定。到1949年底，被新政权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共2858个，这时，在工业部门中（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的职工为129.5万人， 占职工总数（305.9万人）的42.3%，1949 年国营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34.7%。但把约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值70%的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使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对私人工商业的潜在的优势地位。新政权所接管的是一个发展落后而且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面对因财政赤字和生产停滞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猖狂的投机商业活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3 月决定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使国家掌握了控制财政赤字和打击投机活动的手段并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的胜利，但它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为后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注：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 期））这样便使国家有足够的能量和丰厚的资源去构建由国家全盘调控的单位体系，统一财政经济一方面使国家的力量骤然膨胀，另一方面也是多元经济格局的终结，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单位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并且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管制与保护之下，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崛起和单位依附于国家的开始。
其次，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确立，即党和国家的权威通过向城市社会的贯彻与渗透，依靠单位体制完成的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从50年代初，一系列政治动员运动，一是将国家政权的权威向城市社会渗透，为单位体制的构建和新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奠定基础，二是将旧的权威彻底打倒，使人民在新的体制中能够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感觉，如工会的建立，企业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以及各类单位中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建立。（注：1949年7—8月，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决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党的权威向城市社会贯彻的这种过程决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关系的特点：整个政治体制的基础建立在党组织对群众的直接掌握上。这种政治过程使延伸到社会基层的党组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使社会生活逐渐被纳入到一个严密的行政组织网络，同时也使法律难以发展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
最后，国家支配下的制度结构，确立了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一纽带牢不可破。 这主要体现在：（1）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制度。在建国之初，通过建立统一的工资制度，是符合于当时社会整合之需要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也是单位体制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在中国的领导者看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应当实行一定的计划性。这首先要求国营经济各部间有统一的管理及生产组织，如经济核算、业务经营、企业管理、工资待遇等方面的统一的制度。……在这里，制定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更加必要。（注：《学会管理企业》（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12页。 ）工资制度确立了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和支付职工劳动报酬的原则、形式、办法和规定的统称。其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即按同等的劳动获取等量的消费资料，在这里生产者的权利和他提供的劳动成正比。可见，按劳分配原则是以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其直接目的的。但是，按劳分配原则在单位体制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异变为一种平均主义，即不是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而是按“人头”进行分配。只要是单位成员，就拥有同等分配的权利。（注：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第93—94页。）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单位从一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组织向消耗和分割社会资源总量的组织转化，这恰是单位体制所暴露的最大缺陷。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均主义却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无疑加剧了单位体制更为深层的危机。（2 ）国家全盘承担的就业制度。新的政治权威结构对劳动制度的影响是单位体制几十年来一直异常坚固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统一安排就业。第二，政府无偿保护职工利益。第三，工龄成为职工在单位中最雄厚的资本。个人自主的“自由流动”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国家对经济单位的全盘控制导致了阻止工人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工龄制度的形成。（注：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 5期））所以，就业制度是确立由单位赋予个人以身份的制度基础。因为由国家行政权力所决定的劳动者的就业身份是在就业场所中实现的，而不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劳动者一旦进入单位（即就业场所），就获得了由该就业场所赋予的单位身份。
（二）单位体制的成型和试验期：1953—1957
从建国到“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的领导者关注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建立以单位为依托的城市工业体系。要研究当代中国城市单位文化，就不能不关注分析“一五”期间（1953—1957）我国城市工业体系的建立这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了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3年12月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704页。 ）这种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的计划力量建立严密、高效的城市单位体制的过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到国家的行政调控体系中，使国家能够支配所有的经济资源，以便在短期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一改造也是与中国共产党要改变中国城市的落后面貌、构建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以改善国计民生相吻合的。
可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战略举措，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实现对众多企业（即“单位”）的有效控制和合理调配，才能解决新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才能使新政权得以稳固。单位体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非同小可。薄一波是这样评价这种改造过程的：建国以后“全国财政的统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为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适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盲目经营就会防碍我国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就会加剧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阻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顺利扩大。因此，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227页。）
可见，中国在城市构建单位体制既有政治（包括军事）上的考虑，又有经济上的考虑。其核心意图是通过国家对资源的统一支配快速实现工业化。由于这一战略的快速推行，以致于“一化、三改”的任务在贯彻过程中过于急促和粗糙。薄一波曾作过如下评价，“无庸讳言，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当时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今天回过头来看，时间还是打得短了一点，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责备之意，当时能提出‘过渡时期’这样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一再‘加速’、‘加快’以致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过渡，‘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工作也做得很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229页。）中国在城市建立一统的单位体制，看来还是过于急促了， 因而扼杀了市场的活力，企业单位本身的生命力也因国家行政体制的控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所以，1953年9月18 日兼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关于1954的财政工作，提出的“六条方针”可以被视为是对“一五”期间单位体制实验期中出现的弊端的拯救。 这“六条方针”是：（1）预算归口管理；（2）支出包干使用；（3）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4）严格控制人员编制，（5）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6 ）加强财政监察。确立以城市单位为主体的条块管理体制，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运动，自上而下地得以推广与普及。于是收编、改组、清产核资、改组产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重大工作便在1956年初得以大规模地展开，于是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私营工商业者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原来意义上的企业真正成为附着在行政体制和党的体制中的“单位”。单位体制的构建，并不仅仅是一种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的确立，其政治意义在于新政权运用国家的力量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逐渐化解掉了，伴随着单位体制之构建的同时，还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因而原有的剥削关系逐渐消解，新兴政权的物质基础得以稳固，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社会资源总量的迅速扩充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单位体制的过程中，虽然使过渡时期大大缩短，但从整体上来看，构建单位制的手段是务实而又灵巧的，它并没有激起资产阶级的抵触，也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凭借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对城市单位进行较严密的控制，被视为中国50年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结论
单位体制的成长有效地满足了革命后社会整合的需要，单位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基本单元和驱动社会资源总量增升的组织形式得以确定下来。但是，在日后的发展中，单位的社会调控功能逐渐压倒了它扩充社会资源增升的能力，使单位所具有的二重属性难以达到内在的平衡与协调，由此导致了单位体制中包含着明显的行政垄断和行政扩张现象。单位体制所包含的推动生产力的能力逐渐达到一种极限状态，于是单位体制的变革便成为贯穿于整个改革时代的一根主线。在巩固单位体制之合理性要素的前提下，复原单位体制的生命力和驱动社会资源总量增升的能力，使社会能够在一种秩序化的状态中发展，则是关及到中国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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