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1]2009年在《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成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的理论来看,新古典主义认为资源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相同,部门间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不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期。从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而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是非均衡的,不存在长期的资源最优配置状态。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和转移无疑会带来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上述推动因素外,还应该包括资源的重新配置,即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回归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绩效研究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结为要素驱动型如高资本投入,或是技术进步,或是制度改革带来的绩效。其中也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资源的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即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胡永泰(1998)、蔡昉,王德文(1999)、樊胜根等(2002)通过不同的方法分析了改革以来的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已有研究多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即中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还存在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许多研究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证明了改革以来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了。经济理论表明,地区间竞争的结果是高效率地区获得较多的资源,从而实现总产出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户籍制度等阻碍人口迁移,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政策的不断松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特别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规模逐渐扩大,这势必将扩大地区间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但其同时会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因为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转向生产率高的地区如同跨部门重新配置一样会带来整体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这就使得在解释中国改革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中,不仅要考虑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还要分析要素重新配置,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还存在着要素的地区间流动,而后者会加强传统的结构变化(即要素部门间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解释原因的补充,同时在考虑了要素地区间流动的情况后能更好的解释地区差距扩大的现实。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及差异的联系着手,在宏观的角度研究资源再配置问题。主要是研究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和收敛效应。其中研究目标一就是测算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效应,这主要是对全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而言,并且突破传统的部门间劳动力再配置,包含了地区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研究目标二是劳动力再配置的收敛效应,这主要是对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考察,检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各地区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通过研究内容一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所致,通过对全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我们发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确带来了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促进了产出增长。在仅考虑省级区域层面的地区间劳动力再配置时,我们得到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限。其中,产业部门间劳动力流动解释了1978-2000中国经济增长率的14.3%,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贡献了同期经济增长的2.7%,包括地区间劳动力和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在内的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为17%。值得指出的是,叁次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没有计算在内,这一部分甚至有可能高于叁次产业之间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在考虑到省际区域内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后,我们重新计算了包括地区间和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在内的总的劳动力再配置增长效应的上限,得到了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贡献估计区间为17%-39%。表明了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确实对部门间流动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中的确存在着”大国效应”,也即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中,除了存在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同时存在着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由于在中国整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通过对劳均产出也即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分解,发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30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可以分为先短暂缩小而后逐步持续扩大直到最近几年才略有缩小,但地区差距的程度仍远远高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而地区差距的地区构成主要是东部地区与东北、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是地区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直辖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逐步缩小,相应的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并成为主导因素。由于大多数关于中国地区差距的文献多受新古典单部门增长模型的影响,忽视了结构变化的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分解为部门内部增长和部门间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其中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反应了结构变化的作用,剔除了结构变化以后的各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在理论上接近于索洛模型所强调的因为资本深化而产生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增长,验证在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显着差异,且各地区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相同时,结构变化将是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研究目标二的思路如下,先对中国各省份在各个阶段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因素分解。然后,对各个省份各个阶段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相应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验证绝对收敛成立与否。再将各个阶段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表征的结构变量对相应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测度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后将剔除了再配置效应的内部生产率增长对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验证绝对收敛。通过研究内容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各地区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绝对收敛,但是分期考察,在第一个阶段也即1978-1984农村改革时期,呈现显着收敛趋势,而在第二个阶段即1985-2001年间,地区差距呈显着发散趋势,第叁个阶段不显着发散。通过对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与初始劳动生产率的回归发现,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整个改革时期是地区差距缩小的显着原因,分阶段来看,1978-1984年劳动力再配置扩大了地区差距,但不显着,而后两个阶段劳动力再配置的收敛效应显着,特别是2002年以来直接导致了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缩小。而源自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分阶段看,1978-1984年间地区差距的缩小主要由于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缩小,这主要是由于初始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地区农业所占份额较高,从而使得由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而1985-2001年期间部门内部的生产率增长差异是显着扩大地区差距的原因,但是这一效应在2002年以来有所缩小。
田洪川[2]2013年在《中国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迅速跃升,经济发展的重心已逐渐由总量提升向发展方式转变上转移。产业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途径,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产业升级的影响开始展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人口规模庞大的国情让我国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随着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劳动力就业状况势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国内学界一方面对产业升级的内涵还存在着争议,学界、官方媒体常常将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词汇混淆使用,另一方面也缺少将产业升级作为就业影响的背景和变量来开展定量研究。本文试图从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界定出发,研究产业升级不同层次内容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建立国民经济整体产业升级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在产业升级下促进就业的规范性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绪论,对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关键问题、思路、方法、结构和创新等内容进行介绍；第二,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对产业升级和劳动力就业的理论依托和国内外对二者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更进一步地是对产业升级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以此得出产业升级叁个层次内容对就业影响的路径；第叁,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回顾建国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历史阶段和主要特征,并结合就业弹性,对我国总体、产业间、地区间的国民经济产出对就业的拉动效果进行研究,同时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产业升级第一层次内容对就业影响的实证模型；第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在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进行总体和地区间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的正负效应,并引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变量,建立涵盖产业升级第一、二层内容对就业影响的实证模型；第五,产业价值链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产业升级第叁层内容的实质、特征及衡量方法进行研究,并分析我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现况和困境,提出产业价值链升级中劳动力配置的级差和劳动力素质变化,最终引入产业价值链升级衡量变量,建立起涵盖产业升级完整叁个层次内容对就业影响的实证模型。第六,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合相关衡量指标,对制造业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结构变动情况和价值链升级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并建立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第七,基于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政策建议,分别从产业层面和劳动力市场层面提出了确保劳动力就业稳定前提下的产业升级对策和产业升级下促进就业增长的对策建议；第八,结论,对本文研究结论、创新点、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评述。本文整体产业升级的实证基于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证则基于2000-2011年制造业3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整体-局部”相结合的研究视角,逐层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主要结论有叁个方面：第一,从模型拟合的整体效果看,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在逐年减弱；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总量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叁次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效果较为显着,而结构变动速度的影响效果不明显；以技术效率为衡量的产业价值链升级对就业能够带来创造效应,虽然价值链跃升中的劳动力级差能够减少原有行业的就业需求,但技术效率的提升能够刺激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弥补技术对劳动替代所减少的就业岗位。第二,从依次添加产业升级内容的模型变化效果看,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影响系数在减小,甚至可能为负值；单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看,能够促进就业的增加,但在附加了产出增长和价值链变量下,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影响的效果变为负,表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叁次产业间结构变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最终变为负面；以技术效率提高为标志的产业价值链升级能够从总量上对就业增加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叁,在制造业的实证中,制造业整体产出水平的增长、产业结构向“中等人均资本存量”部门倾斜、产业价值链的技术效率提升都能够显着地增加制造业就业总量,而制造业的资本化可能对就业造成损失。其中,“中等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部门具有较高的产值占比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应成为制造业产业升级优先选择行业。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产业层面,我国应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选择好产业升级的优先目标基础上,将产业升级与产业地区间转移相结合,不断加快我国产业价值链升级步伐,同时要注重对中小企业和新兴行业的政策扶持,将产业升级对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劳动力就业层面,要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不断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劳动力素质培训,并不断完善劳动力就业保障体系,使劳动力就业能够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实现稳定增长。
欧祥超[3]2004年在《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力配置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劳动力合理配置的问题，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因此，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配置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目标，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论文首先介绍产业结构的概念、演进规律，以及劳动力配置的原则和规律，并具体分析产业结构处于不同阶段时，对劳动力配置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分析比较了我国和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与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动的不同之处，从中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中不利于劳动力合理配置的诸多问题，指出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对于实现劳动力资源更优配置的现实意义。 再次，以叁次产业的划分为基础，构建劳动力配置模型，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劳动力配置的前景加以预测。 最后，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一系列建议。
杨绍波[4]2014年在《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一般均衡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各行业是同比例增长的。钱纳里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指出各行业是非等比例扩张的,有些产业在快速增长,有些产业在衰落。事实上,经济增长中不断产生新的行业或部门,各个行业或部门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因此经济增长率也存在差异。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的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所产生的效率和收益是有差异的,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加速经济增长,即带来结构红利。实际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在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流动中,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间也存在差异,进而引致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所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经济学者依据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或产业经济理论,从生产要素转移、产业内部变化等方面就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性分析及数学模型、计量模型分析。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分工理论到钱纳里的结构主义理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库兹涅兹“U”型曲线理论再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中技术内生化影响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主要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部门之间生产要素转移、各部门的技术进步不同及各部门的资本积累不同等方面,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农业、工业、服务业叁部门的初始技术水平的不同也导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技术进步率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改进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影响经济增长。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就可以带来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效率不断改进的过程。本论文在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中,也研究了效率改进在其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方面,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采取总量分析的方法,后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取结构分析的方法。本论文在分析大量文献的前提下,基于理论数学模型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全面分析与局部分析相结合。在研究框架方面,本论文按照问题提出、文献综述、理论模型、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总结论与建议的顺序展开论述。在理论模型分析方面,论文试图在经济增长和结构的融合合研究的最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广义库兹涅茨事实”和“卡尔多事实”,分析更为接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事实的经济增长,提出基于产业结构变化的索洛经济增长,并建立了考虑结构变化的数学模型。在模型中,本论文分析了技术系数在叁部门产值比重、叁部门劳动力比重、总产出中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率直接影响到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也影响到总产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对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实证分析的深入性,本文从都市圈、上海及单产业等方面对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一,论文从都市圈、区域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选取了地理位置靠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产比例较低、产业融合度较强、产业集聚区较多、城市密度较大的江苏、浙江、上海叁省市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叁省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论认为,长叁角叁省市第二、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同向的；在叁省市叁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叁产业低于第二产业且幅度较大；在就业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第二产业呈现正向变动而第叁产业呈现反向变动；就业结构的影响要大于产值结构的影响,并且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由自身的冲击造成,经济增长和产值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冲击都比较稳定,但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值结构的影响；对产值结构的影响,短期内叁者的影响都较大,但长期来看,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大,其影响是递增的。第二,论文以上海为例,在运用结构红利假说的重要分析方法即偏离—份额法分析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选取了两个标准即东部标准和中国标准,证实了标准选择的差异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但偏离—份额法对经济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结论认为,上海的产业竞争力处于前列,结构贡献度较高,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高于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并处于领先水平,上海的优势体现在第叁产业。第叁,论文利用邓氏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上海自建国到现在叁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分析了上海市各个阶段的产业关联度以及东中部两省市产业关联度,并进一步对各个阶段叁次产业贡献、效率改进等进行了定性和比较分析。结论认为,从建国到现在,上海一二叁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第二产业、第叁产业、第一产业,但第叁产业的贡献逐步增大,进入新世纪,上海第叁产业的贡献达到最大。第四,论文比较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以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例,分析了大城市服务业效率改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较高、金融业和物流业贡献较大、国际国内资源集聚以及现代技术在服务业中的运用,经过实证分析,认为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显着,中高端劳动力、国际资本等要素向上海转移带来了服务业能级的提升,“鲍莫尔病”在有些大城市不一定存在。在以上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从要素转移、效率改进的增长效应以及障碍突破带来的效率改进、路径依赖叁个方面进行分析。论文分析了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将综合效应按照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要素转移带来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技术、制度等的重大突破、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都可以带来效率的改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本论文提出了π效率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假说,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技术、机制、设施、开放等“障碍”的突破可以带来成倍的效率增加,进而改变产业结构并带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变化通过障碍突破、效率改进来促进经济增长。π效率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仍需进一步证实。论文还分析了要素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历史、特征,基于障碍突破能带来效率改进,从技术、机制、设施、开放、品牌等方面提出障碍突破、效率改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路径。在最后一章,论文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从障碍突破到效率改进、生产要素转移的角度,提出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思路,并给出生产要素转移、效率改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基于“广义库兹涅兹事实”和“卡尔多事实”,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分析效率改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证实的π效率假说,并分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真实数据的缺乏,有些结论无法运用计量模型来进一步论证。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运用更为接近现实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有些结论进行全面分析。
李利[5]2012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的迫切需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就是对国内外各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依托价格机制的杠杆效应。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影响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改变一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引导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强化,国内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趋增强,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备受关注的情况下,深入探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充分利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及其路径,描述了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趋势,并运用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分别对人民币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以劳动力、资本要素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为切入点,分别构建“汇率-国际贸易-产业结构”传导和“汇率-FDI-产业结构”传导两个理论模型,对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机理及其路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研究表明,汇率变化通过国际贸易路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机理主要表现为,一国汇率变动将影响进出口产品的价格,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必将影响国内要素市场,进而使得生产要素价格发生相应变化。通常情况下,劳动富裕型国家货币升值会导致本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和资本价格相对下降,使该国产品市场发生两种变化：一是同行业产品将更多使用资本要素进行生产,形成产业内优化升级；二是对汇率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转换,形成不同产品与产业间的升级,最终导致国内资源重新配置,实现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并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汇率变化通过FDI路径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的机理是,东道国货币升值使得其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国际价格相对上升,导致短期内FDI的成本相对上升、财富相对减少。在产品市场FDI企业从长期考虑必须提高产品的资本-劳动比,才能减少汇率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盈利。否则将减少利润直至退出。结果是产品升级,资源重新配置,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总体来说,国际贸易、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同时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来实现的。在上述理论推演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别对人民币汇率、产业发展、国际贸易、FDI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并从历年发展趋势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初步验证理论推导。分析结果表明,汇率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联系,国际贸易、FDI两条路径与汇率、产业结构之间有一定关系。伴随人民币汇率升值,第一产业占比减少,第二、第叁产业占比增加；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变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额增长、贸易结构改进并存。贸易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步,朝着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的方向发展,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影响不大。人民币汇率变动与FDI变化的趋势不尽一致。FDI没有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出现流入减少或增加的变动,一直保持上扬,但汇率变动对FDI的增速有影响。1995-2005年,汇率稳定与FDI稳步增长并存,2005年以后人民币升值与FDI高速增长同存。FDI投向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同,都是第一产业占比降低,第叁产业占比上升。基于中国行业和地区层面数据,利用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单方程模型和时间序列处理方法,分别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叁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和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结构的影响两个层面,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利用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选取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解释变量,系统地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固定效应估计法对人民币汇率与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叁次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利用全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数据,分别利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等一系列时间序列处理手段,对人民币汇率与不同密集型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定影响,但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从汇率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来看,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人民币升值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具有比较显着的抑制作用,对第叁产业的发展则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显着大于西部地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有较为显着的促进作用,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显着大于名义有效汇率。其次,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国际贸易和FDI两条路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国家层面建立包含国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基于地区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实证系统讨论了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FDI路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国际贸易路径来说,汇率变动对贸易商品中资本密集型比重影响的显着性水平很低,而对贸易商品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的显着性水平较高；而国际贸易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有积极影响,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的提高作用不明显。从FDI的路径来看,汇率变动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对于FDI的流入都有正面作用,但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影响更显着,强度也更大；而FDI的流入能够促进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提高,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的影响较弱。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从加大汇率制度中市场调节作用,循序渐进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升值倒逼贸易结构升级,进口资本类贸易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借汇率变动提升FDI质量,促进FDI技术溢出,调整产业结构；以汇率调整为契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与协调等方面提出了如何推进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邹圆[6]2016年在《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红利与旧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日益凸显,新的改革红利还处在孕育环节,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部市场的持续低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叁期迭加”的复杂形势。如何适应新常态,需要打破“数量优先”的传统惯性思维,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以质量提升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一般指经济增长效率;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丰富的内涵,并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需要通过一个多维度多指标的指标体系来综合反映。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广义层面上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内涵或进行实证评价。实证中一般采用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传统方法。由于改革开放才叁十几年,宏观经济数据带有小样本特征,同时评价指标偏多且存在多重共线性。传统评价方法或基于大样本假设、或无法进行指标约简以消除多重共线性,这导致评价结果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因此,一是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与小样本、多指标问题特征相匹配的评价方法,丰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方法工具箱选择;二是需要进一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成因,以便找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切入点。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叁期迭加”下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亟需提高,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出发,引入适应小样本的软集合方法和支持向量机作为测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及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的主要工具,并根据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产业结构转型调整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可行路径。首先,在对狭义经济增长质量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狭义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即为经济增长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增长质量指数近几年来出现逐渐改善势头,但其改善速度仍较为缓慢。将指数拆分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后得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技术进步,而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贡献不明显。其次,在对国际国内已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常态下的新语境,本文界定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即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叁者耦合发展,并将之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效率性、经济结构的趋优性、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经济驱动的创新性、经济福利的共享性以及资源环境的包容性六个维度,同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软集合参数约简的集成评价方法对历年中国广义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并测算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背离程度。研究结果发现: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速度大幅滞后于同期GDP增速,质量与数量的背离是常态,但近年来有所好转,出现了同步发展的迹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主要问题症状。再次,根据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以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五个方面来构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利用基于软集合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量化测算我国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各产业结构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较大,尤其是合理化。最后,本文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以产业结构调整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对策建议。
王文川[7]2007年在《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充分就业。根据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促进就业的增长，其二是促使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配置上的合理和均衡，并与产业的发展相协调。成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要完成这个目标关键在于如何使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的就业转移，特别是从成都发展的具体特点和产业优化的要求出发，是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在第叁产业的配置。从目前的研究和现实的经验观察来看，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和壮大的成都民营经济不仅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增加就业和促进劳动力产业结构的配置转移方面也发挥了显着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成都民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增长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化的作用具有现实的意义。论文阐释了资源配置的有关理论和劳动力产业配置梯度转移的结构优化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对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配置变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论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研究背景与主题。对研究的背景和现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主题、分析框架和相应的研究假设。第二章阐述资源配置理论和劳动力产业配置梯度转移和结构优化理论的理论框架，包括资源配置理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第叁章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成都市民营经济投资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民营经济对于就业增长以及劳动力产业合理配置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章对论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劳动力配置的上的作用提出几点思考。通过上述研究分析，论文得出如下结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产生了显着而重要的影响，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配置的主要途径，在促使劳动力产业结构配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转变的进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相征[8]2014年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工就业研究》文中指出2006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关注已达到了空前高度。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具体指出，积极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合法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现代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劳动力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叁产业转移。自从我国取消农村入城务工政策限制以来，大量农民向其他产业转移，客观上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二者间不是孤立的，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保障和改善农民工安居乐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劳动力的质量、数量与结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要求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将持续扩大农民工就业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农民就业工与产业结构调整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将是伴随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内其他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小、传统产业比重大、第叁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长缓慢、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弱、农民工就业难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着黑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作用，对于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伴随农业产业化的加速发展，黑龙江省做为农业机械化率全国排名第一的农业大省，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村生活中解放出来涌入城市，转变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据相关部门资料显示，黑龙江省现有农民工50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8%左右。庞大的农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这不仅对于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产生推动作用，也使城市、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有效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同时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也促进了城市各个行业的蓬勃发展，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利于城市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形成充分发挥它们的有效调节机制，进而为优化黑龙江省城乡二元结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本文首先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相关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作用机理，描述性地分析了黑龙江省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农民工就业结构演进规律，找出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了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通过分析发现，农民工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劳动力保障，而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保障和改善农民工就业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方向总体上看是一致的，调整速度保持同步。接着本文引入相对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相关分析和协整分析等工具对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把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工就业结构同国内部分地区及国际标准模式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黑龙江省产业结构与农民工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第二、第叁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待增强。最后，总结了农民工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表现，然后分别从叁次产业出发，探析农民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分别从发挥农民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力支撑作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通过政府顶层设计，促进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以及加强农民工自身素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黑龙江省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从而促进黑龙江省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农民工充分就业以及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邬思怡[9]2017年在《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红利根源于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但这种低成本优势却不是永远的。当前,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约束性,使得一切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尤其是随着房价的水涨船高,一方面直接引起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企业成本的增加会导致某些低附加值企业的外迁,这种外迁究竟会导致城市产业的“空心化”还是为城市高附加值产业链向上攀升的提供发展空间,这需要系统的讨论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既要讨论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又要讨论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房价上涨直接导致劳动力生活成本的提高,然而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尽管房价高企,仍吸引劳动力的不断流入与流出,这与之前研究结论“房价上涨对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并不一致,这是否说明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细分,进一步的,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劳动力结构重构又对城市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抛出都说明研究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十分必要。本研究以房地产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流动理论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为基础,从成本驱动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房价波动影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化机制,指出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阐述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中间作用机理。具体而言,从房价上涨推动生产成本增加的角度推导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主要是测算在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房价上涨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引起的代表性企业(厂商)转移或升级的门槛值,论述房价波动下代表性企业(厂商)行为决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从房价上涨推动生活成本增加角度推导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在这个部分引入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中间作用,首先研究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推导出房价波动下劳动力流动的绝对迁移模型和相对迁移模型,判断劳动力在何种情况会由农村迁入城市(绝对迁移),又在何种情况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相对迁移),然后在相对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力,进一步细分房价上涨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推演出相对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与重构的影响,并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出发,讨论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定性研究部分,总结和归纳了我国房价波动的趋势与特征,并将房价波动的趋势融入对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结构变迁现状与特征的研究之中。在定性分析房价波动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关系时,主要考察两者变动的趋势图,发现相对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变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相对房价与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两者的相关性在波动图上,在某些阶段表现为正相关,某些阶段又表现出负相关,进一步的,相关系数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可以推断房价波动与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实证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基于房价波动直接引致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以及定性分析引出的问题,首先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房价波动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然后定量分析城市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线性(用于对比结果)和非线性影响,并更深入的从结构和地区的角度讨论城市相对房价波动对各次产业产值的影响效应以及分地区城市相对房价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影响(解释了定性研究中,趋势图显示两者在某些阶段是正相关关系而某些阶段是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长期房价波动将不利于产业结构变迁,但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趋于调整与完善,促进城市低附加值产业的溢出效应,为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分结构的讨论结果表明,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对第二产业的相对产值形成显着的挤出效应,而推动第叁产业相对产值的增加,即在短期,城市相对房价的上涨会促使本地区工业中某些低附加值企业不断外迁,推动工业能力不断壮大,向着价值链高端进行攀升,同时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向着“经济服务化”趋势迈进,促使城市产业实现升级。此外,通过分地区的讨论表明,区际房价的相对差异确实是影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高房价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东部地区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业逐步向相对房价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方面有利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有利于其他地区结合自身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主要基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为中间变量的房价驱动间接引致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以及定性分析引出的问题,一是定量研究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的非线性影响,二是定量研究房价波动、异质性劳动力对产业结构变迁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影响(解释了定性研究中,趋势图显示两者在某些阶段是正相关关系而某些阶段是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长期房价波动将对异质性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与一般研究结论一致),但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有利于劳动力的集聚,然而普通劳动力对房价上涨更为敏感,因此高房价首先对普通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迫使普通劳动力转移至房价更低的城市,而技术人才往往具备一定的房价上涨抗压性,即相对房价上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存在拐点,不同是普通劳动力的面临的房价的拐点值更小。此外,在分地区讨论时,比较特殊的是在对中部地区进行考察时,高房价对普通劳动力就业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进行考察时,高房价无论是对技术人才还是普通劳动力都形成显着的挤出效应。受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这一中间变量的影响,城市相对房价上涨通过影响技术人才的流动决策,促进技术人才的集聚,促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触发城市产业升级,使产业结构更加趋于高级化,而城市相对房价上涨通过影响普通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迫使普通劳动力溢出,阻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相对房价持续上涨通过影响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最终将形成对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挤出效应,随着劳动力的持续外溢,最终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阻碍城市产业发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可知,要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实现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与优化,必须将房价调控目标与区域人口布局、产业布局有机结合,引导异质性劳动力有序流动,从而促进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序进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实施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推动异质性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依据异质性劳动力的重构,推动产业结构重新布局与优化。
程莉[10]2014年在《1978-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经30多年的经济转轨过程,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及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改进,使得中国取得了突出的经济增长绩效。然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背后,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变迁通过拉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度缩小,然而,在其后时期,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城乡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这一过程中,农业结构调整乏力、工业发展方式粗放、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被非农产业吸纳就业,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深化发展、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处理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建立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这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基于新经济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与内在机制,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为主线,从历史的视角直观考察了我国1978-2011年间产业结构变迁的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状况,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产业结构空间格局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与内在机制。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收入分配差距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在内在机制上,产业结构变迁主要通过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变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城镇化与劳动力流动,以及制度变迁、技术进步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有利于为进一步从历史的、实证的角度,深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奠定理论基础。其次,理论分析的结论显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中国1978-2011年的经济成长史,从历史的视角直观考察了我国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变迁的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状况。采用历史分析法对1978-2011年间不同时期,即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78-1983)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1984-199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2011)的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明确不同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结构性原因。再次,论文对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相关性。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指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VAR模型等方法,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相关性,可以使我们从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和认识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实证分析奠定前提和基础。然后,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含量、政府干预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空间格局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总结传统发展模式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经验教训,立足于现实,分析与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提出以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动力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以期能够为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化,从经济史的视角提供一些思考成果。
参考文献：
[1].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D]. 唐震.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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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 李利. 湖南大学. 2012
[6].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研究[D]. 邹圆. 重庆大学. 2016
[7]. 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研究[D]. 王文川. 四川大学. 2007
[8]. 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工就业研究[D]. 相征.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9]. 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邬思怡. 广西大学. 2017
[10]. 1978-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程莉.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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