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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四川方言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这是因为巴蜀大地历史上曾经民族接触频繁、人口迁移众多而语言状况复杂；作为这一区域的通用交际工具——汉语，是一门由移民带来的语言，且有其独特的植入历史。崔荣昌在他的著作中给我们勾勒了这一历史过程[1][2]，从战国时秦吞并巴蜀以来两千三百余年间，汉族移民入川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前段由秦到宋末，后段由元明到现代。前一段移民主要来自西北或北方（注：崔荣昌云：“宋时的蜀人，尤其是成都人，多半是中原的移民或先期移民的后裔”（见《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第391页），先期移民应当就是最早入川的秦民，他们奠定了早期四川方言的基础。），故而形成接近秦晋的梁益方言[3][4]，崔荣昌称之为巴蜀方言。至宋末，这个移民传统逐渐削弱几至中断。元初以及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三次改朝换代争夺巴蜀的战争使四川的生产遭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此后入川移民主要来自湖广，因而奠定现代西南官话基础。移民史告诉我们，现代四川方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末[2]9。但要问宋及宋以前的四川方言面貌如何，并进一步确定它与现代四川方言有无传承关系，则移民史无法提供有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去推测并构拟？由于我们还无法确定现代四川方言是不是与中上古四川方言一脉相承，使得比较拟测失去了可靠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历史比较亦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巴蜀历史文献，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开始，蜀中“文章冠天下”。“史謂巴蜀好文雅”，一直到宋末（注：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六《夔州重建州学记》。本文据文献讨论宋代四川方言，故不涉及宋代以后的文献。），文学传统绵延不绝，蜀中文献可谓多矣。
文献，说到底就是流动不居的有声语言的物质凝固形式。鲁迅《门外文谈》说：“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正如宋人陈骙《文则》所云：“商盘告民，民何以晓？然在当时，用民间之通语，非若后世待训诂而后明。”“民间之通语”应当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时的口语。古人文章中常夹杂方言口语，北齐颜之推所谓“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是也。此风唐宋犹然。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乡邦俗彦即方言也，今人简帖或用之。”林氏只说书信简帖中运用方言俗语，其实古人笔记诗话，乃至散文诗词歌赋又何尝不间杂方言于其中。诗圣杜少陵“用方言之稳熟”（注：见四库本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引赵次公注杜诗序。），即为后人所称道，如：“老杜八仙诗序李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船，方言也，所谓襟纽是已。”[5]文艺家从表达的角度肯定方言：“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语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6]。语言学家却看重其历史文献语料的价值，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周祖谟先生就指出：“宋人笔记中有论及当时四方语音者，惜皆零散不备，而所指方域亦不甚明确，但是可略知当时方音与今日方言之异同。……考音论史者不可以其零散而忽之也。”[7]赵振铎先生也说：“唐人笔记里面有一些方俗读音材料，它们应该是当时方言俗读的真实写照，吉光片羽，信足珍贵。”[8]所以，宋代及以前的文人写下的与四川相关的历史文献，都是研究早期四川方言的语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宋代或宋以前的历史文献语料调查宋代四川方言语音词汇特点。
本文尝试通过文献对宋代四川方言进行调查，适当涉及前代。这是一种断代的文献方言调查，取材范围为宋代笔记小说一百余种，宋人文集三十余种，旁及若干诗话词话，宋人所作经传注释等等。其中尤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这些文字乃古人闲情雅致所系，最少拘谨，笔触灵活，不避俚俗，更重要的是文中常常说出所记俗谈的具体乡域，从而可据以给语料进行比较准确的时空定位，即使没有现代方言的对应，也可以确认其作为历史方言现象的存在。这对于可能因移民传统而中断了的四川方言来说，更显得重要。
一、见诸宋及宋以前文献的四川方言称谓
扬雄《方言》所称的“梁益、蜀汉”等，可能是最早的四川方言称谓。汉晋之间经传训诂小学专书中则为“蜀人言”之类称呼。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郑玄注：“蜀人言榝曰{槷}。玄谓槷读如涅，从木熱省声”，《释文》“槷魚列反，依注音涅，乃结反”。郑氏言槷读如涅，不知是不是说的蜀音，姑录存疑。晋郭璞《尔雅·释器》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这跟许慎说的“吴人谓之不律”不同（注：《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尔雅·释器》，分别见《十三经注疏》阮元合刊本第909页上、2600页下。）。
北齐颜之推曾亲耳听到益州“蜀竖”把豆粒说成豆逼，《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王利器集解）曰：
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光，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
“蜀竖”是说四川小孩，当这个四川小孩把豆粒称为豆逼时，在场“数人”表情“相顾愕然”，这些人可能都不是蜀人，所以“不知所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四川方言的特异。颜之推运用文献给它找出本字，辨明音读，于是众皆欢悟。
颜氏这段话还告诉我们，四川方言为什么把“粒”说成“逼”，就连“蜀士”也说不清来头，这不是特别相似于现代方言调查中常遇见的“有音无字”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豆逼”一词够得上当时四川方言的特色词。颜之推“考本字”，从《说文》等书中找到它的来源，充分说明四川方言词前有所承。但是承自古方言还是雅语？颜氏没说，我们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有把握地作个补充：承自西京雅语。试说于下：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豆比”，徐复先生认为当训“豆粒”，其中“比”的本字就是《说文》中训“一粒也”的“皀”，“豆比”也正是《颜氏家训》的“豆逼”[9]。《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身处西京盛世，生于龙门，迁居茂陵，著述用的语言应当就是以秦语为其基础的西汉通语：关中雅言。蜀竖说的“豆逼”就是司马迁说的“豆比”，六朝时四川方言的“特色词”与西汉雅语词相同，由此可以推知，“豆逼”承自西汉雅语的“豆比”。颜氏这条记述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六朝时代四川方言保有古老的秦晋方言特色，为论证古四川方言的系属提供了新的证据。
我们还必须指出两个词读音的差异。《史记》中的“豆比”之比，索隐注音“必利反”，读至韵三等去声；四川方言的“豆逼”的逼，颜氏据《通俗文》音“方力反”，读职韵三等入声。一读去声，一读入声，是时代音变，还是方俗音变？如果我们记得陆法言《切韵序》“秦陇则去声为入”，则可能会选择“方俗音变”的解释，秦陇方言去声、入声相混，故而“豆逼”则读为“豆比”也。
颜之推是《切韵》“长安论韵”的主角，他对秦晋、梁益方言的了解是否直接影响到《切韵》的编者陆法言，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隋代陆法言辨南北是非，特地指明西部方音的声调差异：“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云云，却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当然，陆氏没有像颜氏那样举例说明，但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声似去”的特点在宋人笔记等所记的四川方言中仍有表现。
宋人称呼四川方言见诸文献之中，有两个说法，一个叫巴音或蜀音，一个叫西语或西音。
称蜀音者，朱弁《曲洧旧闻》卷三：
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晓南按“其”指晁之道）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毕，东坡琅然举其文，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
四川人苏东坡朗诵新作，羼杂蜀音，山东人晁补之有听不分明的地方，要审其字方知。
称巴音者，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禅师知羊肉”条：
毗陵承天珍禅师，蜀人也，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事。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尝与语。……守谓客曰：“鱼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客未及对，珍辄对曰：“世味莫如羊肉，大美，且性极暖，宜人食。”……“禅师何故知羊肉性暖？”珍应曰：“常卧氈知之，其毛尚暖尔，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则立朝更佳也。”[6]76“巴音夷面”是说他的相貌与语音都很粗俗。长相像“夷人”，是不是少数民族呢？可能不是，宋人区分华夷还是很严的，称川中少数民族为羌、僚、戎等等。如：范镇《东斋记事》卷五：“戎、泸戎人谓扫地为‘窣没坤’。坤，地也。窣没，扫也。”[10]这里记的“泸戎”，肯定就是川中少数民族，所记语词不是汉语。可释惠洪在文中明言珍禅师为“蜀人”，不说他是“戎人”什么的，正取他属于汉地蜀郡人之意。这段笔记记下大段对话，看来珍禅师可直接与中原人对话，只是语音怪异，不类中原而已，故属四川乡音。释惠洪(1071-1128)是筠州新昌人（今江西宜丰），长期在京师（今河南开封）及吴、湘地域流寓，不熟悉四川语音，大概是听不懂的缘故吧，故称巴音以别之。
称西语者，南宋末诗人谢翱五律《寄育王贤上人》（《晞发集》卷八）云：
于今祗老身，从昔少埃尘。失蜀年为客，居山石作邻。南游宗竺法，西语问巴人。开户藤花落，多浮茗碗春。
谢翱(1249-1295)，字皐羽，一字皐父，福建浦城人，亡宋遗民。曾毁家助文天祥抗金，兵败流匿民间。他哀悼亡宋的西台恸哭天下闻名。晚年离闽赴越，依浦阳江方凤。大概也是没有入过川的学者，所以在写给育王贤上人的诗中关切地问他，跟巴人说话要用西语吧。
称巴蜀语为“西语”，不像今天谓之“西南方言”，看起来像是诗人作诗受字句限制把“西南语”压缩成“西语”，可是我们看到在用语比较自由的诗经注释读物《诗总闻》中也写作“西语”。《诗总闻》二十卷，南宋王质(1127-1189)撰。王质字景文，号雪山，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寓居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博通经史，能词，有《雪山集》。他在《诗总闻》里常援引当时方言口语解释诗经古音义。其中“西音”和“西北音”对举，且各出现三次，未见说西南音。说西北音三次分别见于《小雅·谷风》、《宾之初筵》和《周颂·天作》，如《天作》闻音曰：“作为做，保为补，皆叶。今西北人犹有此音。”这些“西北音”跟我们从文献中所见四川音不能对应，或有差异。称“西音”的三处，其中确有与当时四川音相对应者，详下文。既然以“西音”区别于“西北”，且又对应于四川音，那么王质说的“西音”应当就是指“西南音”。“西部”是指四川。
但文人写作有时用语并不严格，有时候西音也可指西北音。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
种和师服，名将也，出陕右。元祐时，朝廷付之以边事。吕丞相大防召之饭。举筯，沙鱼线甚俊，吕丞相喜问：“君解识此物耶？”种操其西音曰：“不托便不识。”至今传以为笑。[11]
“种和师服”原本无“和”字，知不足斋本以他本补入，不知其据，文渊阁四库本亦作“种师服”。能号称为“朝廷付之以边事”的姓种的名将，北宋只有名将世家种世衡家族方可当之。但《宋史·种世衡传》记其祖孙三代名将，不见有种（和）师服之名。蔡絛笔记说这位种氏名将在哲宗元祐间朝廷付以边事，宰相吕大防曾请他作客。从事迹及年代来看，极有可能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谊。种谊元祐二年八月收复洮州，擒蕃酋，于是朝廷任他为鄜州知州，为朝廷守西边，《宋史》本传曰“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其父种世衡是河南洛阳人，即为“陕右”。但从世衡起，种家三世戍守西北，儿子辈已是西北人，故称为“出陕右”，即源出陕右，以明今非陕右人，而且其口音已是“西音”而不是河洛音。这里说的西音应当是西北口音。王质的“西音”和蔡絛的“西音”各有侧重，内涵不同，似应合并起来才是西部整体。
“巴蜀音、西音（西语）”这两个称呼很有代表性，一是方言的准确地名，一是方言所属方域名。西北口音亦称为“西音”，这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作者图简便，以西字简称西北；二是可能西北、西南语甚相近，从大的方面来看，没必要作出精细的区别。秦晋与梁益在扬雄《方言》中就是一个大的方言区，这种语言传统很可能一直延续到宋代。在我们所见的宋人文献中，还不曾见“西南音”的说法，宋人要么就是把我们今天所谓“西南音”称为“西音”，以与“西北音”相区别；要么就把西北音包括在“西音”之中，统而称之，所以我们倾向第二种解释。由此可见“西语”又可以统称西北与西南音。这种统称可能有历史同源的背景。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将司马错伐蜀，灭之，即取苴、巴。一年之后（周赧王元年，前314年），“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一拨最早入蜀的居民是秦民，应当全都来自秦（今陕西）。就是他们带来了战国时的秦方言，奠定了巴蜀方言的基础。自此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注：《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史记·项羽本纪》有云“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见蜀地有颇长一段时间还是秦人放逐关中罪臣之处。如秦王政九年剿灭嫪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除二十人枭首、车裂，灭宗之外，“及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四千余家数目不少，这些迁客都是秦人。直至西汉还有彭越、刘长等罪王贬蜀的记载。他们都带来了基于西北音的西京通语，形成了最早的四川方言。历经汉唐至宋，西川语言与西北音一脉相承，大同小异，故可以统而称之。
二、宋人所记四川方音特点
我们现在据文献语料讨论11种宋代四川方音特点，其中第1、2、8三条的文献语料此前曾有学者引用，但未见讨论分析，其语音性质仍有待论定，故增补新材料，一并论之。
1.平声似去——声调平声与上去互混
平声与上去声相混，这是从汉魏至宋几百年一脉相承的一个巴蜀方音重要特点。《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大人赋》叶“羡散埏”，师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战反。”这是汉代蜀人用韵平声混叶去声的例子。
隋陆法言《切韵》序中论及“梁益则平声似去”。这话该怎么理解？声调包含调类与调值。以往学者多从调值来解说“平声似去”，认为“这是陆法言等人根据听觉分析的结果：……梁益地方的平声，类似他们音系中去声的调值。”[12]就是说，梁益方言中四声的调类不乱，仅调值与《切韵》音系不同。但宋人文献中也记了蜀人平声似去，似乎可作另外的解释。
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二十二：
《杨文公谈苑》云，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
杨文公乃北宋初文坛领袖杨亿(974-1020)，字大年，福建人。《杨文公谈苑》乃黄鉴所记，原书已佚，赖征引得以流传。他关于蜀音的这条佚谈，又见于《梦溪笔谈·补逸》[13]、《说郛》等书。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对方言也特别关注，有诗可证，他的《郡斋西亭夜坐》云：“苍茫迷夜色，嘲
辩方言”（《全宋诗》1328页）。一个有高度文化素养又能关注方言的文人，所说蜀音当为可信。请注意“胥、雍”二字的排序，“胥”遥对于后文“上声”，“雍”对应“去声”，似乎是说蜀中对姓氏“胥、雍”两字本来就分别读上声、去声，而不是说外地人听起来像什么，亦即曰是调类、调值都不同。查《广韵》胥、雍两字恰好各自具有平与上或去两读。
胥：平声鱼韵相居切：“胥，相也，又姓”。上声语韵私吕切，“胥，上同（谓，才智之称）”。
雍：平声钟韵於容切：“雍，和也，亦姓”。去声用韵於用切，“雍，九州名，……又姓”。
《广韵》所收异读跟杨文公所说若合符节，根据笔记提供的材料，《广韵》这两条异读可以解释为，平声的读音是通语，上去声的读音是四川方言。下面这条笔记可提供佐证：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云：
太上皇帝中兴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游宦参差不齐，仓卒之间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涛是也，加金字者，钩光祖是也，加丝字者，絇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为句龙者，如渊是也，繇是析为数家。“太上皇”是指南宋开国皇帝赵构，“蜀中大族”指“句”姓家族。“构”字读候韵古候切，宋代御名避同音字，故《附释文附注礼部韵略》后附《淳熙重修文书式》载凡读古候切的54个字都在回避之列，其中有“句”字。《礼部韵略》去声候韵干脆不收去声古候切小韵。而礼韵在平声侯韵收了古侯切小韵，其中也有“句”字。可见“句”字只避去声，读平声不讳。“句”字《广韵》收4音，与“构”相关的是见母侯韵系的平去二读。《广韵》平声“句”下注“说文曲也。亦姓”，在古候切“句”字下亦注“句当，又姓”，可知“句”字平、去二读都可作姓氏，原读平声就可以不避。这条笔记特地指出“蜀中大族”仓卒避讳，可见作为姓氏，其他地方读平声的“句”字在蜀中读去声了。更有意思的是“仍其字而更其音”，是说改读平声以避之，写作“勾、钩”，甚至写作“句”也行，如“句龙”。
从这里可看到，宋代四川方言声调系统确与《切韵》音系不同，其特征就是平声字有一些与上去声字相混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鲍明炜先生考察李白诗歌用韵就发现有7例去声字押入平声，如《醉后赠从甥高镇》叶“人春贫巾鬓蔺”震韵“蔺”字押入真谆韵中。鲍先生据一般的说法推论，李白籍贯是四川彰明人，“口音应当是四川话”，去声混押入平声，正是四川方音“平声似去”的表现[14]。
又，王质《诗总闻·小雅·北山》下闻音曰：“议，鱼羁切。今西人犹有此音。佛书思议读作宜，大率西音多然。”《广韵》“议”只有去声“宜寄切”一读，王质说“西音”把去声“议”读成平声“宜”，去声字声调混入平声。平声一读不见于《广韵》，可能漏收，直到《集韵》才在五支鱼羁切小韵增收“议”。《集韵》中议字的平去两读，字义相同。如前所论，去声的是通语音，平声的是西部四川音。
2.斫读为秃——药屋相混、照三读舌头
刘斧《青琐高议》前集之二：
他日，公与锦水道士杨绪同谒师。绪亦辩敏，时过日中，有负薪过堂下者，绪曰“秃棘子将安用也蜀人呼斫为秃”？师曰：“用以覆君墙，盖防贼盗事。”[15]
锦水道士是四川人，将“斫”字读成了“秃”字。记录者照原音记其字，又怕读者误会，特地小字夹注“蜀人呼斫为秃”。查《广韵》“斫”读药韵之若切，“秃”读屋韵他谷切。这条方音有声与韵两个方面的音异。
声母方面，这条语料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宋代蜀语章母字“斫”读如透母“秃”，恰如清儒钱大昕说的“古无舌上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又魏鹤山《夏至日祀阏伯于开元宫前三日省中斋三首之一》诗云：“书生只惯野人庐，谁识潭潭省府居。”（《重校鹤山大全》卷十）“潭潭”描写居室之宏深，语出《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之句。《集解》应劭曰：“沉沉，宫室深邃之貌也。沉音长含反。”本音澄母，魏氏写作“潭潭”，读为定母。项安世《项世家说》卷四云：“潭之字为沉，……凡此皆方俗之故言也”。项氏没明说是何处，然蜀人魏氏不必摹仿他乡之语吧。
从韵的方面说，蜀人呼斫为秃，是说宕摄三等药韵一些字读得像通摄合口入声一等。这是东阳两韵系部分入声字相混。
3.笛读为独——锡屋相混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16]
所引词是黄庭坚的名作《念奴娇》。“临风笛”三字，《全宋词》（第一册385页）据明弘治刻嘉靖修本《豫章先生词》作“临风曲”，同于陆游所说俗本，且不见校语，不知何故。乐器“笛”字，见于《说文》，但“笛”字相当晚出。段注谓：“《周礼·笙师》字作篴。”十三经正文中不见有“笛”，只见一处作“篴”，即《周礼·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钥箫篪篴管……”可知早期笛字作“篴”字，从竹，逐声。郑注：“杜子春读篴为荡涤之涤。”河南缑氏人杜子春读篴为涤，东汉刘熙遂取以为“篴”字声训，云：“篴，涤也，其声涤涤然也。”（《释名·卷七·释乐器》）因此后代字又作笛。《毛诗·周颂·有瞽》“箫管备举”郑笺云：“管，如篴，并而吹之。”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云：“篴字又作笛，同徒历反。”故段氏云“篴、笛古今字”。古字“篴”从逐得声，今字“笛”，从由得声。段氏曰：“由与逐，皆三部（晓南按：幽部）声也。古音如逐，今音徒历切。”上古觉部一部分字中古入屋韵，但偶有与锡韵通者，宋人目为古音，如《韵会·入声一屋》：“肃（息六切）”下按语：“古凡夙音多读如息，尚书肃慎氏，史记作息慎。”此处以息读肃，犹彼黄庭坚词读笛为篴（逐），由此看来，蜀中笛字与“竹”等字叶韵，陆游说泸戎间语音将“笛”读如“独”，实乃川中方音存古。
查《广韵》笛字锡韵徒历切，诗韵锡独用。黄氏该词叶“绿足玉醁木属笛竹”，从诗韵的角度看，是锡韵“笛”字混押屋烛，落韵。但“笛”从逐声，若像陆游所说读为“独”则属屋韵一等，若像段玉裁所说读音如逐，则属屋韵三等，均可与该词其他字和谐地押韵。又《广韵》屋韵直六切小韵收“篴”字：“竹名”，似与“笛”字有关，疑即四川音笛的本字。
其实黄鲁直该词之“老子”一语亦属西语。《老学庵笔记》卷一云：“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诮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黄庭坚善以方俗俚语入诗，著名者有《丑奴儿》一词。该词用他的母语江西方言“儿”（音伢）与“些它唦嘛家”协韵[17]。
4.歌豪通押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
近世士大夫颇笑闽人作赋协韵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殊不知苏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严碑长韵》“磨讹高豪何曹荷戈”亦相间而用云。果摄歌韵开口一等与效摄豪韵开口一等韵母相通，这是宋代闽南与闽东方言共同的特点，至今犹然[18]。宋人笔记多有记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用来嘲笑闽音不正。可周必大告诉我们这种现象蜀人笔下也有。举眉山三苏的苏辙《栾城集》第一卷的诗为例。该诗今存，可以复核，确如周氏所说。要指出的是，吴棫《韵补》下平声七歌韵收“高居何切曹才何切豪寒歌切”三字，引例正是这首《严颜碑》。而吴氏在下平声三萧收多都劳切字，引的例子又是苏黄门《巫山庙》。蜀人歌豪通押，宋人均指苏辙为例，其实宋代四川词韵中还有魏了翁1例[19]，四川诗人用韵多达26例[20]。可见这是四川方音现象，这个方言现象跟闽音相似。
5.口音孔五切，牟读作谟——侯读混模
袁文《甕牗闲评》卷四：
苏东坡《参寥子真赞》云：“惟参寥子，身贫而道富；辩于文而讷以口；外尪羸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讥刺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此余所谓参寥子有不可晓者五也。”其间口字合音孔五切，见《诗补音》，过字合音古字，见《唐韵》。庶几与赞中武字、五字叶也。此知前辈作文不妄下语，皆有所本矣。
袁文(1119-1190)这段学术笔记，以苏轼《参寥子真赞》为例，引吴棫《诗补音》和《唐韵》，说明前辈用韵都有所本，不妄下语。所引苏文今存，可参四部丛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九。参寥子，乃释道潜之自号，杭州于濳人，东坡的诗友。故东坡作文赞之。该赞文不拘格律，颇具口语特色，用韵不羁，有明显两处出韵，袁文为它找根据。说一见于《唐韵》，一见吴棫《诗补音》。《唐韵》在东坡之前，苏氏可以拿来作为用韵根据，至于《唐韵》是否有“过”字音“古”，由于《唐韵》已残，无从核验，姑录存疑。“口音孔五切”，跟朱熹所说建州人读“口”音“苦”是相同的[21]。据我们的辑佚，吴棫《毛诗补音》在《小雅·正月》第二章韵脚字“口”下补音“孔五切”，原征引的例证已佚。他在《韵补》上声八语收口字，亦音孔五切，引用的例子却是《汉书·沟洫志》之“白渠之歌”，没引苏轼。袁文在这里疏忽了年代先后，吴棫的年代在苏东坡之后，只可能吴氏引苏轼为据，怎么可以说苏轼的用韵根据见于后出的《诗补音》？袁文说前辈苏轼作诗皆有所本，是对的；但“口音孔五切”这条，其实跟吴棫没关系。我们认为苏东坡“口”读作“苦”，所“本”的应当就是他的方音。且看宋人王质所记，《诗总闻·周颂·思文》闻音曰：“牟，读作谟。……今谟，西人犹作此音。”王质说现代“西人”犹将“牟读作谟”，牟，莫浮切，尤开三；谟，莫胡切，模合一，“西人”把流摄尤韵三等唇音明母字读同遇摄一等。我们知道，《切韵》尤韵三等唇音发展的大趋势是声母轻唇化，韵则读入虞韵三等细音。可是其中明母三等字却没有轻唇化，而是读为本摄侯韵一等，《经典释文》中尤韵明母字基本上都读入侯韵[22]。宋人编的《集韵》亦将“牟谋”等字收入侯韵，音迷浮切；《韵会举要》收入裒字母韵，都反映了它读流摄一等的变化。在现代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谋牟”读为m
u之类的音，不读mu或u。而王质告诉我们西音却将本当读侯韵一等的“牟”读作模韵一等的“模”，与通语不同，其性质跟苏轼把侯韵一等的“口”押模韵非常相似。袁文的笔记加上王质所说“今西人犹作此音”，大致可以推知：宋代包话四川在内的西部方音侯韵一等牙喉唇音部分字的韵母读与模韵同。
6.西音好读作吼——豪读混侯
《道山清话》（《说郛》，1148页）：
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等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俄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识鉴。”
“陕人”之陕作为地名，在宋代使用宽泛。其单用可指陕县，如《宋史·神宗本纪》：“乙丑，大雨水，坏陕、平陆二县”；也可指陕州，如《宋史·五行志五》：“天圣三年，晋、绛、陕、解饥”；再宽泛一点则可指陕西路，如《宋史·徽宗纪》：“己卯，令河、陕募人入粟，免试注官。”河陕即指河东路、陕西路。史志常“川陕”连用，如《宋史·朱熹传》：“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北宋四川利州路的兴元府、洋州、兴州约为今陕南汉中地区。南宋利州西路更是含原陕西秦凤路金州、阶州、西和州、凤州、同庆府、天水军等。可见川陕相连。
东坡家的两个陕人老勤务兵，长叹操西音，作者不说他操陕音。在“好”字下加注也是“西人皆作吼音”，也不说“陕人”。这有两个可能，一是陕音不同于西音，陕人在操“西音”的苏府当差，改操西音言之。二是陕音就是西音中一支，四川音也是西音，就算川、陕的西音之间略有差异，也不妨碍交流，所以不必区别陕音与西音。我们认为第二个可能更大。
西音把“好”字读得与“吼”字相同，这是说川陕方言中，效摄豪韵开口一等部分牙喉音字读成了流摄开口一等。
7.言读鱼巾切——元读混真
《诗总闻·大雅·抑》闻音曰：“言，鱼巾切。今西人犹作此音。”言是元韵开口三等字，《广韵》遇袁切；“鱼巾切”的切下字“巾”属真韵开口三等。王质说现今西人仍将“言”字读作“鱼巾切”，就是说宋代四川方音中山摄元韵部分开口三等牙喉音字读为真韵三等开口呼的音。“言”的这个方音出现很早，西汉蜀人扬雄用韵中两次将“言”押真（文）部：《解嘲》叶“文言泉天伦门”；《尚书箴》叶“信言臣频邻人身”[3]204。此方音一直相沿至宋。
8.登字—韵皆合口——开合口相混
《老学庵笔记》卷六曰：“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陆游在这条笔记中提到了许多方言诸如秦、闽、蜀等的音讹，并各举一例发凡，含有以此类推其他的意思。崔荣昌认为陆氏这条笔记是“从韵母……方面说明蜀方言同中原雅音的区别”[2]391，这是很对的。文中的“合口”按宋代“切韵学”的术语来理解的话，就是指有圆唇介音。查《切韵》音系登韵本来有合口呼，牙喉音存在开合对立。陆游说“一韵皆合口”，那就是登韵系中所有开口音都混同于合口音，应当是除了“搄开”读同“肱合”、“恒开”读同“弘合”外，还有“登”读近“东”，“曾”读近“宗”等等。宋代语音中曾摄并入梗摄成为庚青部，这是通语音变（注：宋代通语韵系18部，见鲁国尧先生《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这条笔记告诉我们，如果四川方言中也存在庚青部的话，其韵部的语音结构是与通语不同的。通语庚青部只有牙喉音存在开、合对立，而四川音合口音中还有舌齿音字。这些合口字是不是跟东钟部字音混，存疑，总之是开口讹读为合口。陆游指明这是蜀人音讹，故其范围为西南。有材料显示在西北音中也有开合读混，但情况相反，合口东钟部一些舌齿音字读成开口，变读成庚青部字。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23]沈括亲耳听到西北延州人把东钟部合口三等“虫”字，读成庚青部开口三等的“程”字。蜀音开口讹读为合口，延州音却合口讹读为开口，这应当是西部大方言下的西北与西南的差异之一。
9.应读作印——梗曾摄舒声并入臻摄
方勺《泊宅篇》卷中记：
兴化军子鱼，惟通应大师庙前最美，世称通应子鱼，而东坡乃作“通印子鱼”恐误。[24]
“通印子鱼”见于东坡诗《送牛尾狸与徐使君》（《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十）第三联：“通印子魚犹带骨，披绵黄雀漫多脂。”集注引共父《遁斋闲览》云：“莆阳通应子鱼，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之鱼最佳。”据此“通印子鱼”，正确的名字当为“通应子鱼”，得名于产地通应溪。宋王得臣《麈史》卷中：“闽中鲜食最珍者，所谓子鱼者也。长七八寸，阔二三寸许，剖之子满腹。冬月正其佳时。莆田迎仙镇乃其出处，予按部过之，驿左有祠，下有水曰通应溪。潮夕上下，土人以咸淡水不相入处，鱼最美。”[25]王氏亲自到过该地，目验其事，信非虚语。方勺直指为东坡之误，言下之意是东坡写了别字，恐怕没这么简单。律诗讲究对仗，东坡诗中“印”对“绵”工整贴切，绝不是无意而误的字。从对仗技巧看，这应当是利用字音相同而作成的借对。王得臣却说：“比见士人诗多曰‘通印’”，看来讹成“通印”不止一人，可能是东坡影响大，东坡说过之后文士诗中相沿承袭的缘故吧。
无论是看作写别字还是借对，都隐含有一个前提：“应”与“印”读音相同。查《广韵》，“应”字有平去两读：于陵切和于证切，均属曾摄开口三等影母，宋代通语当属庚青部，读后鼻韵尾。“印”字读于刃切，属臻摄震韵开口三等影母，宋代通语属真文部，前鼻韵尾。可知两字在通语中读音不同，最显著的区别是韵尾不同。从通语角度看，东坡把后鼻音韵尾读混前鼻韵尾，确实有讹误。但方言就不同了，朱熹说“见某人好古字，却说‘青’字音自是‘亲’”[26]，也把庚青部字读作真文部，朱子没有给出姓名，无从考知所说何处语音。朱子的学生陈器之为解释《诗集传》“命”字叶弥宾反，说“今方言亦有以‘命’为‘民’者”（宋辅广《诗经协韵考异》4页），陈是永嘉人，可能说的是宋代吴音。“青命”两字属庚清部，“亲民”属真文部，都是方言将后鼻尾读同前鼻尾的例子。宋代四川语音同样如此，请看史炤《通鉴释文》两条音注[27]，旁注小字为《广韵》
伶郎丁切，炉斤切斤字《广韵》属欣韵；
颍余顷切，于轸切轸字《广韵》属真韵上声
被注字“伶颍”都是梗摄字，属通语庚青部，当读后鼻尾，史炤注音都用臻摄字，属真文部，前鼻尾。李文泽认为这是“透露出宋代四川方音鼻音韵尾相混的情况”[27]79。史炤字见可，眉山人，生卒不详，他的曾祖史清卿曾为苏轼兄弟的老师，无疑是书香门第。他的方音中后鼻尾韵混同于前鼻音，赫然见诸著述。他的同乡苏轼把后鼻韵尾字读成前鼻尾字，自然属于同一性质。由此可见，方勺说东坡误将“应”字读成“印”字，实在是宋代四川语音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宋代四川诗人用韵中，庚青通押真文多达433例，占两部入韵总数的10%以上，符合韵部合并的条件，我们据以论定庚青部并入真文部为真青部，即：
[20]。
10.参（三）读作生——闭口韵尾的演变、梗摄部分字文白二读、照二归精
《新校鹤山大全》卷一百九《师友雅言》：
鹤山云凡参字只当唤作生，天上参星亦只是三个。“毋往参焉”，也只是三个。“勿貳以二，勿参以三”，亦只是生字读。看来《礼部韵》不当有参一韵。
魏了翁字华父(1178-1237)，号鹤山，邛崃蒲江人。南宋学者、诗人，著《鹤山先生大全集》。他是南宋晚期颓靡学风中少有的注重“名物度数，音训偏旁”的理学家，认为汉儒对古经大义已多臆度之词，维“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注：所引魏了翁言除标明篇目外均见《重校鹤山大全·师友雅言》，四部丛刊本。）而已。如此重视音训声韵的学者，批评《礼部韵》不应有“参”这一韵，这是指《礼部韵略》覃韵参（仓含切）小韵，理由是“参”的语义同“三”，参就是三，故不当有“仓含切”一音。为了说明“参”就是“三”，魏氏引有三证：(1)“参星”得名于三星相连，参，三也。(2)引证《礼记·曲礼》“离坐离立，毋往参焉”。“参”字旧释为“间厕也”，读“仓含反”。魏了翁却认为“间厕”就是第三者插入，“参”就是三字。(3)引朱熹《敬斋箴》（《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六）“勿貳以二，勿参以三，惟精惟一，万变是监”之语。两段引文的“参”字，用现代术语来说，都是数词用作动词。所以魏了翁认为原本都是“三”字。说“参”字源于“三”是训诂上的推因，由此而推“参”当读为“三”也可以理解（即改清母读心母）。奇就奇在魏氏说，这个“（参）三”字要读作“生”。魏氏根据什么反复强调“参”当读作“生”？可以肯定不是根据经传古训和当时通语，因为“生”与“参、三”音书与字书不见有音同或音近的记载。但我们相信魏氏是比较严谨的，不会信口雌黄，一定有所根据，最有可能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方音。也就是说，魏氏的口音中，“三、参”与“生”同音。把“参、三”读作“生”，从《切韵》音系的角度看，声的方面是心母与生母混，这一点可以“照二归精”来解释，比较简单。韵的方面咸摄一等与梗摄二等相混，在主元音与韵尾两方面都有音变，就复杂了。
先看韵尾，《切韵》音系中咸摄为-m尾，宋代通语属监廉部，梗摄为-
尾，通语属庚青部。如前所论，四川音中庚青部并入臻摄为真青部，则读为-n尾。那么魏了翁所说“参三”字读同梗摄“生”字，也应当读同-n尾，果真如此吗？考宋代四川诗人用韵[28]，咸摄字与前鼻韵尾山摄相押很多，据统计，监廉部(-m)、寒先部(-n)两部通押达69例。这似乎可以证明“三、参”字读同“生”是读-n尾，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如果“三”读“生”是读-n尾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三”跟“生”一样读作*sen这样的音，这个主元音是很奇怪的。在宋代四川诗人的二万余次诗歌押韵，咸摄舒声字除了大量的押山摄外，还可以押江宕摄(-)，有6例，而决不跟臻摄通押，这个押韵取向可以看出，咸摄的押韵前鼻、后鼻之选并不严格，却在主元音上泾渭分明，就是说只跟主元音是a的韵通押，而不跟主元音为e的韵通押。可见咸摄“三”读*sen不成立。既然咸摄多跟前鼻尾的山摄通押，又跟后鼻尾的宕摄通押，那么要确定“三、参”读同“生”的韵尾是读-还是读-n，单从咸摄的押韵行为无法确定。
换一个角度来看。“生”字等梗摄字，在宋代四川诗人用韵中已并入臻摄读前鼻尾了。不错，梗摄字在押韵中除了自押外，大量与臻摄通押，两摄确已合并。但我们又发现四川诗人用韵中梗摄舒声字有16例通押江阳部，其中“生”字就有4例，如：鲜于侁杂古《九诵》之9第3韵段叶“倾行阳城兵狼扬生”(6230)（注：韵例取自《全宋诗》，括号中数字表示该例见《全宋诗》的页码，下同。），苏轼五古《西斋》叶“床长狂凉香光翔吭生皇”(9215)。这种通押如何解释？首先，可以排除梗摄的-en与宕摄的-a是音近临时合韵的可能，因为诗韵中如果en合韵通押a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同为-en的臻摄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通押江阳，可这样的通押仅见2例，只涉及“人春”两字，微乎其微。可见，从系统上看，只有梗摄部分字方具既大量押臻摄(en)又可有限地押宕摄(a)的两押功能，表现出某种两读的可能。这种两读如果存在，那就是文白二读，文读韵基为en押臻摄，白读韵基为a押宕摄。同类现象宋代福建诗词用韵中也存在[18]204。现代方言中梗摄文白读更是常见。以“生”字为例，现代吴、湘、赣、客、粤、闽诸方音中，“生”字及许多中古梗摄舒声字都有文白二读，如（注：方音例取自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314页，语文出版社2003年。）：
苏州 双峰 南昌 梅县 广州 福州
上面“生”文读主元音较高，多为前鼻尾，白读为较低元音，大多数读成-a韵。这跟宋代四川诗人用韵表现出来的文白读若合符契，就可以解释魏了翁所说“三、参”读同“生”之间的同音关系。就是说，闭口韵“三、参”等字在四川方音发生了闭口韵尾向后鼻韵尾的变化，读成*sa，而梗摄的“生”方音中有*sa的白读，所以魏氏说“三、参”当按“生”字读。
有意思的是，魏氏所描写的这个宋代西部方音，在现代西北秦晋地区方言还有遗迹。关中方言“三”普遍读作
，宕摄的“桑”普遍读作
（注：参见白滌洲原著、喻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47页，中国科学院《语言学专刊》第六种，1954年。），主元音均为低元音以前后区分，原鼻音韵尾均弱化为鼻化韵，透露出历史上音近或合并过的痕迹。而在山西汾河流域晋语并州片的文水、孝义，中原官话汾河片的霍州和河津等地，“三”字读作sa与“桑”字文读完全同音。“生”字在此地区也有文白异读，显示出历史音变的遗迹，如（注：方音例取自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1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介休洪洞襄汾河津
不同的是“生”字白读中鼻音韵尾已经脱落。后鼻尾弱化为鼻化韵最终脱落是西北方言的音变规律[29]，“生”的sa白读应当是西部方言古老的底层遗迹，来自中古以后*sa的白读。我们已经论证了宋代四川方言属于西部方言的一支，“生”字的古老白读可以印证。
11.鱼部麻类字鱼麻二读
《重校鹤山大全》卷四十八《卭州先茶记》：
今所谓韵书，自二汉以前，上沂六经。凡有韵之语，如平声鱼模、上声麌姥、以至去声御暮之同是音者，本无它训。乃自音韵分于孙沈，反切盛于羌胡，然使后别为麻马等音，于是鱼歌二音并入于麻，而鱼麻二韵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声，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则更易字文，以成其说。
魏了翁为了说明麻韵的“茶”是如何由模韵的“荼”变来，进行了一番古音的探究。大意是麻韵字在两汉以前都是模韵，所谓“六经中无茶马下字韵，尽作荼母虎”（《重校鹤山大全·师友雅言》）。只是到魏晋六朝时韵书反切出现，才从鱼模韵中分别出麻韵。他接着说“于是鱼歌二音并入于麻”，据今人考证，上古鱼部麻类字到汉代转入歌部，然后由汉代歌部再转入麻韵[3][30]。看来魏氏没有细辨时代，说得有点含糊，只能说笼统地涉及上古音变状况。本来，说清楚“鱼歌入麻”就已经说明了麻韵“茶”字的来历了，可魏氏还要加一句：“而鱼麻二韵一字二音”，“鱼麻二韵”可以理解为出入于鱼、麻二韵的那批字，也就是后人所说上古音鱼部麻类字，“一字二音”，似乎说的是共时现象，即麻韵中一批字当时还读鱼、麻二音，这很可能是一个实际语音记录。下面的语料可帮助我们了解“一字二音”，见于《重校鹤山大全·师友雅言》：
(1)《易》中“华”字多叶莩，与诗韵同。
(2)鹤山云：……“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以为经无下马一韵，凡下皆音虎，如此“时舍”字亦音庶。
(3)韵古下字尽音虎，《周易》潜龙勿用，下也音虎；见龙在田，时舍也舍音戍。至《井卦》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虎；旧井无禽，时舍也亦音戍。并与九二井谷射鲋无与，三韵同音方转。
(4)杨季穆王子正曾在潼川郡斋云：不特《乾》有时舍与下叶，《井》卦亦有之。鹤山答云：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虎，旧井无禽时舍也亦音庶。
这几段话都是讲《周易》中上古鱼部用韵实例。文中说按“经”、“古”音则“下”字音“虎”等等，言下之意，与“经”“古”相对的后人文章以及今人语音，则下还是下，虎自是虎。即“下”等字古读“虎”，今读“下”。另外，魏氏的注音术语也可区别，比如，同一个“舍”字在(3)中注“舍音戍”，在(4)中注“亦音戍”，加“亦”与不加“亦”，应当不同。不加“亦”是直注古读，加“亦”字，似乎是说除了今读（舍）外也有古读（戍）。这就是所谓一字二读。这种说法类似文白读，而且是古文读与今白读之别。然而这种二读中的古读是人为的纸上区别音，还是实际语音中确实存在着的历史语音层次，从魏氏这里无法证明。但我们从王质那里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诗总闻·小雅·蓼萧》闻音曰：“写，赏与切。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今北人犹有此音。”显然，王质是说，当时北人口里实实在在仍有将“写”字读为“赏与切”的。当然王质没有说西人是否有此音，那么再看看赵彦卫怎么说吧，《雲麓漫抄》卷三：
韩退之《祭女孥文》，自称曰“阿爹”、“阿八”，岂唐人又称母为阿八？今人则曰妈。按《诗》：“来朝走马，率西水浒。”马音姆，岂中国之人，因西音而小转耶？[31]
赵彦卫的意思是今人把母亲叫“妈”（《广韵》、《集韵》皆音姥），不同于读尤韵上声的母。那么唤“母”为“妈”从何而来？“妈”字从马得声，“马”字在“西音”中呼为“姆”（《集韵》姥、母二音），因而赵氏推测：是不是中原的人（赵氏的“中国”当是指中原）借用了西音而稍作改变而成为了“妈”呢？姑不论赵氏的推测对不对，但他的确告诉我们西音也有“马音姆”（此处姆当音姥）。也就是说，西音跟北音的共同点，就是上古鱼部麻类字当时仍有鱼麻二读。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魏了翁说“鱼麻二韵一字二音”是说他的方音。
三、结论
据上文考证，现在我们对宋代四川方言初步可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1.宋人对西部四川方言有两种称谓，一是称为巴蜀语或巴音，一是称四川方言为西语。但西语一词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用，准确地说，西语指四川语只是狭义的用法。西语广义的用法是四川与陕西两处方言，亦即西南、西北两处方言的合称。可见，从先秦至汉魏六朝隋唐宋，整个西部都是一个大方言区。四川话和陕西语是汉语西部方言之下的次方言。
2.从共时平面来看，宋代西音很有特色，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谈。
(1)韵的方面，跟宋代通语18部系统比较，韵部的分野或归字不同。具体说，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入真文部；入声韵则质辑部的原梗摄入声字“笛”读与屋烛部的“独”相同，药铎部的“斫”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阴声韵表现尤为独特，一等歌、豪、侯、模4韵之间似乎呈现出某种链条式变化。如果把“歌豪通押”看作歌读作豪，则“好读作吼”和“口读孔五切”正是豪读作侯，侯读作模的递归。当然，没有证据说明这是音系的演变，但4个一等韵之间的较为有序的流动，似乎反映了四川方音中的某种程度元音高化倾向。
(2)介音和韵尾。介音有合口化倾向，登韵舌齿音有合口是很独特的。入声字“笛”读独、“斫”读秃也是开口读为合口，但很可能是主元音的改变。韵尾方面，在一些字音上三个阳声韵尾相混，相混的趋势似乎根据主元音的高低而不同，主元音为低元音的韵尾演变为-m＞-、高元音的为-＞-n。但入声韵字的读混都在-k尾字之间发生，看不出有无韵尾相混的倾向。
(3)声纽保留古音遗迹。首先，宋代四川方音“古无舌上音”的特点很明显。澄母“沉”字读作定母潭字。定母字“笛”与屋烛韵通押，陆游说是读成了“独”，这个读作“独”的笛字本字应当是“篴”，直六切，澄母。这些都是古无舌上音的表现。更有照三“章”母字“斫”读成透母字“秃”，可以印证清儒钱大昕“古无舌上音”，“不独知彻澄为然”的规律。但还有一个问题，“斫”字本不送气，读为舌头音应当是端母，而笔记却记作透母“秃”字。查《广韵》屋韵端母一等丁木切小韵首字“豰”，透母他谷切首字“秃”，“秃”字是常见字。是不是记音者刘斧取常用的音近字来记方音？或者是记音者的方音“秃”字读不送气音？难以悬测。其次，四川方音流摄三等明母仍读重唇，透露出古无轻唇音的迹象。其三，心母“参三”读作山母“生”，应当是照二归精的遗迹。
(4)声调方面，宋代四川方音在调类方面与通语有归字的不同。从文献的零散记载可知，四川音主要在平声字与上去声之间有参差，通语音归平声的“胥雍句”在四川方音中“胥”归入上声，“雍句”归去声。而通语读去声的字“议”，在四川音中却归平声。而且四川方音的这些声调异读，都能在韵书中找到。这启发我们从方音差异角度来看韵书收录的同义异调的异读。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声调是最为突出的。从常理来推，大型韵书收录异读中，出自方音的异调异读应该很多。这样来看待《广韵》、《集韵》中的大量同义同字形的异调异读，或许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我们根据宋人的文献语料调查的宋代四川方言大貌如上，它跟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关系如何？从语音内在的特征出发，我们初步可以得出结论，宋代的西音应是上承秦汉时西部秦晋梁益音系而来，属于西部方言的一支，现代西南官话音系却是另有来源，跟宋代四川音系不是一脉相承的语音系统。
从宋代四川方音本身存在的共时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汉语史的信息。比如通过“鱼麻二韵一字二音”可以看到，由上古向中古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音变现象迭加地累积存在于活的音系之中。又如：“豪读同侯”应当是上古幽韵豪类字向宵部演变的中间状态，这是汉代语音特征。“侯读同模”也是两汉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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