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当代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总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开放的、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转变。这一发展趋势的实质就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建构适合这一发展趋势的新发展观，以确保我国社会健康、持续、全面的发展，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图在清理传统的发展观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作初步的探索。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呼唤新发展观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当社会主义（一个社会、政党、阶级、团体、个人等）形成了或掌握一定的发展观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有关的社会发展现象，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处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从而发展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解决重大发展问题并自觉进行发展实践的基本原则。一个社会能否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关系到这个社会能否健康、持续、全面的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之所以呼唤新发展观，是因为：
第一，长期指导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抄照搬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在以高度集中、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发展观及发展模式。这种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体现在：其一，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其二，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主要依靠大量投入、粗放经营、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这种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高数量低质量的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这种发展观的高度集权，企业生产者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极大地制约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丧失。其三，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垒，也由于片面理解“自力更生”，使这种发展观缺乏开放性，从而导致我国建国后的几次发展战略都是在对外封闭的体制下实行经济自我循环。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科技成果及资金、人才等难以在我国得到吸收和利用，因而要赶超发达国家是十分困难的。
第二，在当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受西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影响，在我国社会中也出现了影响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和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种种错误做法。如有的人在理解我们的发展目标时，把政治民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仅仅看作一种手段，置于一种陪衬地位。在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时，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的动力，忽视政治、思想文化的作用。在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时，将人的价值和自然界、环境的价值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和主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对人的功利关系而决定取舍，形成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把社会发展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并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唯一指标。
从以上论述可知，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和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都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传统发展观亟须进行现代转换。对当代发展理论的演变进行回顾和评析有助于我们建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观。
二、当代发展理论的回顾与评析
当代意义上的发展研究是在“二战”后出现的。从发展理论发展的历程看，它曾先后出现了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依附理论的发展观等等。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些发展理论，对我们建构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当代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起源于“二战”以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为了把新兴独立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向他们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为此就必须加强对接受美援的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如罗斯特、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理论，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道路。他们的理论同传统经济学理论一样，是从单纯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理解发展的。在他们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把蛋糕做得大些”。罗斯托直言不讳地说：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其它。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说，他的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显然，这种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没有把“发展”同“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它把发展、进步视同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仅被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落后国家大多沿袭发达国家发展的老路，强调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战略。它虽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体现在：经济增长没有自动带来诸如平等、就业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它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生产的低效率和生态环境问题等。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给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如果它不与分配、社会价值目标相联系，它甚至会带来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生态环境恶化、文化价值观念断裂等问题。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不能划等号的。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首先指出：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增长仅仅是物质量的增长，发展则包括一系列社会目标。
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看作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注：托罗达：《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5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法国学者高唯智强调，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西班牙学者费·马约尔认为，发展是经济的、社会的、科技的、文化的……，它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受联合国委托，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对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进行了哲学概括，他认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种“综合发展观”从“人”的角度确立研究视野，强调“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他指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1、 经济现象和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2、 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注：佩鲁：《新发展观》第165～166页，华夏出版社，1987。）
以上综合发展观摒弃了传统发展观单纯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做法，要求把发展看成是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但也应该看到，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发展进程中社会内部诸要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但它较少关注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导致了人们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此外，这种发展观较多关注人们的当前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少予以考虑，导致自然资源匮乏。基于以上问题，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二战”后，由于全球性的增长热导致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如果仍采取传统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势必造成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无序运行，破坏人类生存的基础。“可持续发展观”正反映了人们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其核心内容是，要求当代社会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持续、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环境和生态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总量也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超越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只有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的发展才能保证发展的后劲。
除了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发展问题进行的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自己的发展理论，其中“依附理论”的影响尤为巨大，其代表人物是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什维、埃及的阿明、美国的弗兰克等。在他们看来，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发展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为代价的，落后国家的不发达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发达地区依附于发达地区，前者没有自主发展的可能，受后者的剥削。其资源被掠夺，而成为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对象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牺牲品。因此他们主张，要发展就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使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从依附地位摆脱出来，排除外来阻碍，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这种发展观看到了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要求变革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想要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搞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三、新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
认真反思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弊端和国外西方发展观的得失，对于我们建构适应现代经济的新发展理论，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新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在发展道路上，我国应在遵循现代化的前提下，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发展道路，但又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与之相反，“依附论”则认为，不发达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斩断同西方国家的联系，摆脱依附状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两种发展观都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毫无疑问，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像依附论所主张的那样，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生产力，搞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每一个国家经济的盛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能否面向世界市场积极发展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加国际市场竞争，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现代化起点的时代条件、自然资源等存在着区别，这就决定了各国现代化的模式也会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必须适应本国国情，处理好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制定新发展理论时，充分重视我们的现实条件和文化传统，不能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特别是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现代化又是一种“挑战——回应”型的现代化，如果不妥善地处理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将会带来文化价值观念的断裂，增加社会转型的难度。也就是说，新的发展理论必须是在吸收国外先进因素的同时，立足于国情，走“内源式”的发展道路。
第二，在发展的目标上，我们要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同时确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社会整体发展观。
从西方发展观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固然带来了一定经济总量的增长，但这是用相当的代价换来的。一是发展进程中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爆炸、大气污染、森林破坏、能源危机、粮食短缺等等。这些问题将严重制约发展的后劲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二是发展进程中的全球性的精神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现象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比较紧张，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发达国家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占了上风，在追求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成为人们逃避社会压抑的普遍方式，人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忘记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显然，我们的新发展观不能重蹈过去发展的老路，新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即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促进人的个性的丰富，促进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提高，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同时，坚持生产力尺度和生态尺度的统一，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以实现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发展的动力机制上，我们必须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动力观。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受西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由于忽视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这些国家的发展后劲显得不足。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是当前东亚、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普遍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发展的初期起到了培育市场、稳定社会、扶持主导产业的作用，使经济迅速腾飞。但经济腾飞以后，不注重转换政府职能，官商结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腐败严重，发展的后劲受到了制约。在有的国家，经济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经济增长的成就被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所抵消。如巴西的情况就是这样。巴西战后30年经济以每年10.2%的速度增长，但并未让巴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本质的改善。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公，其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20%的家庭的差距为33倍。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观。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而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同时又指出，不加强法制建设，打击犯罪活动，“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3。）为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还提出了“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的新概念，论述了“精神动力”的思想。他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只有“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还大力倡导振兴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见，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动力观何等重要。
第四，在发展的战略上，我们应实施科教兴国的“跨越战略”。我国作为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着工业化和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又面临着良好的历史机遇，它要求我们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即抓住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机遇，打破常规，尽可能地创造或吸收发达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科技跳跃式的发展，改变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大量投入、粗放经营、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为此，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因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都依赖于教育的发展。
第五，在发展的检验标准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结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同时，应该两个文明一起抓， 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对此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页。 人民出版社，1993。）他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物质文明要上，精神文明要让”的重物质文明建设，轻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
总之，新的社会发展观应遵循发展的全面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的原则，使之更好地推动我们现代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