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史与政治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审视从晚清开始到当代中国历史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所谓“现代化史”，这条线索告诉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进程，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历史传统演进的过程。它有两个着眼点，一是“现代化”，二是“社会转型”。在这条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得很清楚的线索以外，第二条是展示社会崩溃与整合的内在脉搏的“政治史”。它也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当代意识形态的着眼点，从这个着眼点出发，政治史就是反侵略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个是从历史继承性出发的着眼点，从这个着眼点出发，政治史就是中国社会的法统、道统衰落、挣扎、丧失和重新探寻的历史。
一.现代化史的被说明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明白，中国近代发生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不断地被社会进程所修正、或者被扭曲的运动。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化史”是存在的，但它一定是一段被更深刻的社会运动所支配的历史，一定是一段被更强大的变化力量所影响的历史。学者们不应该仅仅看到所谓多少次“现代化的机遇”被中国人民错过的事实，更应该看到一百多年中发生了三个王朝的崩溃和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坎坷的事实。它们更实在、更深刻、也更持久地影响着中国和东方的历史，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几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是中国的百多年历史要用“现代化”这根红线来说明，恰恰相反，是现代化运动需要用中国近现代史的政治变迁来说明。
人们会说，工具的交叉使用，可以使认识的对象世界变得奥妙无穷。可是，用现代化史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作观察，和用中国政治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两者的认识深度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奥妙无穷来掩盖两者之间的不等值这一关系到我们对历史作出深思的极为重要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中国现代化的重估，所以我愿意与诸位共同探索的是，现代化的被说明，是否不能用“现代化”概念作为工具，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某种组成部分的话。如果说极端一点的话，那就是，所谓现代化史只不过是“现代化”这把工具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道影子罢了。
二.现代化史的观点是对“反侵略与阶级斗争”说的反动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近现代史至少有两条依据，一条是历史的依据，即历史上出现的现代化运动和社会革命中的现代政治思潮、纲领、制度、口号；二是当代的依据，即当代生活中对现代世界发展水平的攀比和追求。对于当代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这一切都是他们要用现代化来重新解释近现代史的思考的武器，而使他们把现代化史观作为武器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对现代化史观的镇压的“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或者就叫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任何一种历史观都是从历史发展的一种现象和动力中抽象出来的。就象现代化史观是从现代化史本身抽象出来的一样。“反侵略和阶级斗争”史观也是从反侵略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存在、历史要求中抽象出来的。只是当我们有了比较大的历史跨度的视野之后，我们才会对这些历史的思想的抽象进行新的判断和分析。这种历史跨度就是，我们看到了反侵略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潮水退落之后，历史似乎依然“无解”；我们也看到了自1979年开始的现代化新浪潮仅仅在重新发生了十多年之后，又迅速成为某种展览的“橱窗”，社会差别日甚一日，许多现代化的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与所发生的现象相比较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就像我们发现“反侵略、阶级斗争”仅仅是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一样，很快地，我们也发现了“现代化、社会转型”史观也不过是一种对前一种方法反动的另一个方法而已。
并且，我们也许会不得不重新拿起前一种方法来判断新的现实：我们是否又需要“反侵略”──反文化侵略了？是否又需要“阶级斗争”──从反腐败到反和平演变了？
三.政治史是法统与道统的历史
考察断代史的意义，必须把它放到通史的大框架中去。这个断代史中也许会有许多特殊的画面，但是这些特殊画面都无法割断它们与整部大书的联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察，一棵树上的叶子再不相同也绝不会生到另一棵树上去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即使和五千年文明史多么不同，它也不可能是西方的、或者是日本的树叶！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思路也就打开了。中国近现代史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史，并且是中国政治史，因为人的历史的主干永远是政治的过程。
政治史中有制度的变迁，有统一和分裂，有外交和内政，有军事斗争和革命造反。在众多的枝蔓里，毛泽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历史学家则会说，“以法统为纲，这个纲举了，也能目张。”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部用阶级斗争（这仅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来编撰历史的史书，因为任何史书都以国家生活最高管理者和指导者的意志和路线为主干（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描述在内），所以我们不同意在历史观察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赞成“以法统为纲”。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一部政治史，或者说一部历史，应该以法统的继承为其基本内核。而我们对历史的考察，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政治史，关注政治史，则首先要关注法统的继承。把法统抓住了，历史的每一个画面的意义就昭示出来了。没有法人意义的企业，不是意义完整的企业，没有法统意义的国家，也不是意义完整的国家。离开了对历史的中心现象──国家──的观察，这还能成为历史学吗？所以我们又可以肯定地说，考察历史，首先要抓住的，是国家法统意义。
我们以为，法统的合法性又源自于道统。法统必须要被道统证明其合法，当道统断定其不合法时，它就不是真正的法统了。这样，政治史因此也就是道统不断地在发挥作用的历史。
中国错综复杂的近现代史，同样也是一部关于法统与道统的状况的历史。
四.政治史线索重新凸现的意义
当着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去关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在近现代史中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是他们忽视了近现代史中法统、道统问题的时候。比重估中国现代化更彻底的就是重估这种忽视所造成的某种历史继承性的断裂。而实际上“法统之争”一直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史之中，从太平天国和满清皇朝之争，到1949年的辉煌与转折，都绝不是现代化运动的直接结果，而恰恰是革命的过程。革命，就是一个法统要代替另一个法统。
但是，只有真正的革命才是法统的更叠，或者说，只有真正的法统的更叠才能称作“革命”。除此之外，则都不过是“造反”。革命要建立法统，而法统必须要由道统来证明，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来说，由道统而致法统的统一，就是“内圣”而致“外王”的统一；对于中国社会整合来说，由道统而致法统地统一，则是国家有了它的完全合法性的秩序的统一。当这种法统产生的时候，我们说它不可能是属于一种政治集团的，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具备承领法统的资格，只有“国家”，才是法统的代表。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任何出现企图以政治集团的统治代替国家的统治的历史时期，大致都是中国历史上法统中断的时期，而法统中断的时期，也就是朝代的更叠没有完成的时期。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与现代化运动同时开始的与反侵略和近代阶级斗争同时开始的中国的近现代史，谁都不难得出我们今天称之为政治史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今天肯定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命运的。
五.现代化和道统的关系
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个角度来证明，并不能说明政治史所包含的复杂的问题，即不能说明始终是历史之“纲”的法统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重新研究政治史这条线，研究万变不离其宗的法统现象。
可是，法统即然需要道统的证明与维护，我们又应该怎样来观察道统的中断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法统常有中断，但道统没有中断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道统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暂时中断了。我们可以说，当士阶层变成了知识分子的那一天起，道统便开始中断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又不可以忽视“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出现的历史冲击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扫荡，使道统离开了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今天，道统当然不会永不重光，但它的确不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了。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创造一个新道统，使知识分子有所肩负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这不是一个需要道统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以不需要道统，是因为“以利为先”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意识代替了传统的道统精神。“现代化”为时代制造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又使集团利益不断地消长。“无恒产则无恒心”，既然社会无恒心，道统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现代化”制造了一种产业意识形态，在它一天没有彻底破产之前，它总是以为可以取代道德精神。后来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利益集团又制造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也同样拒绝道德精神。这样，道统就势必衰落下去。传统的政治集团需要道统，而近现代的政治集团不需要道统，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运动的冲击。实际上不是近现代的政治集团任何时候都不需要道统，在现代化运动中断的时候，道统往往就浮现出来。道统出现了，法统之争就剧烈了。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非要坚持它的法统不可，并且得到了这个法统。三年解放战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法统地位的大规模流血政治。但当现代化思潮在五十年代复归后，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放下了道统，而随之也就不意识到建立法统的事情了。近现代道统的衰落是从1919年开始的，是从批判“孔家店”开始的。
道统的衰落是关于“传统”和“现代”精神在文明的意义上产生鸿沟的真正原因。要填平中国文明中“传统”与“现代”的鸿沟，必须首先把道统召唤回来，什么时候中华民族重光道统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不需要为“传统”和“现代”两边为难的时候了。道统重光，法统接续，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的确就是中华儿女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中国又成为一个当代真正伟大国家的时期了。
农工中央隆重集会纪念邓演达诞辰100周年
3月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隆重纪念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邓演达先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东征、西讨和北伐中屡建战功，是著名的军事家和卓越的军事政治工作者。他竭诚拥护并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毕生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现在，祖国已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我们坚决拥护江泽民总书记《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邓演达先生是我所尊敬和景仰的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告慰先烈英灵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邓先生当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
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方荣欣在会上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综观邓演达先生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最本质的表现，就是无私奉献。纪念邓演达先生，正是要学习他这种可贵的奉献精神。方荣欣说，邓演达先生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刘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