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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言综合报道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经济学界重提“凯恩斯主义”的声音越来越高。上海《书城》杂志1998年第11期以“‘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为题发表了赵景伦、郑赤琰、叶日崧三位学者的文章，从金融危机与干预经济学、政府不干预经济是神话、今日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
一、金融危机与干预经济学
赵景伦认为，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坚持全世界应走向更加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但是由于东亚金融危机，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所谈论的是资本管制，由政府重新干预，防止投资者把大量短期投资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国际金融结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马来西亚已经实行外汇管制，中国也已明令禁止企业非法把外汇转移到国外。
赵景伦认为，一年多以前从亚洲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序幕，已蔓延到俄罗斯、南非和拉丁美洲，世界的四分之一已经陷入衰退。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以防止通货膨胀为己任的正统货币政策指导下，以提高利率、紧缩财政为援助亚洲国家的条件，造成了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的严重后果。
亚洲危机开始时，美国人嘲笑亚洲奇迹的破产，说什么毛病出在“裙带”资本主义上面。但是那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盲目投资造成的泡沫经济崩溃开始，外资大举撤走，到实际经济的萎缩，生产能力过剩，利润下降，到最终引发心理上的恐慌。物价再低，消费者也不买；利率再低，企业也不融资发展。看来“自由市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也并非全都赞成放任自由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建议对国际资金转移征税，所谓Tobintax。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史丹福大学教授）可以说是干预经济学（economice of intervention）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市场不能完善运作，因为参与者的信息不完备，所以放任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政府和其他机构有必要进行干预，帮助市场顺利进行。放任，恐怕只会加深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二、政府不干预经济是神话
郑亦琰则坚决指出，市场自由化不可绝对，政府不能干预市场更是神话。正确的做法应是：市场自由化到什么程度，视每个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情况如何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更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行划一，全面等同自由化。
金融危机近年来频频在世界各地出现，在欧洲如此，在南美如此，在亚洲也如此。从各地区危机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已很清楚见到，这又是市场绝对自由化闯出来的祸害，与1929年之前的市场自由化不受规范的情况同出一辙。不同的是1929年所辗出来的辙是老爷车，现在所辗出来的辙沟是摩登车。1929年闯祸者是工业市场者毫无规范豪夺市场，结果受到受害者的还击，纷纷采取政治手段控制自己的市场，于是两败俱伤，市场全面崩溃。现在的金融危机，闯祸者是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在东亚，金融崩溃后接着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首先由印尼爆发出来，泰国与日本的政府也因此被卷下台，韩国的工业主管也告吃紧，马来西亚则频频叮嘱国人要团结对外，不要自己分裂。香港特区政府也为了货币被冲击的问题而使得经济警报全面响起，中国则为了不想因为其人民币贬值而累及亚太其他国家，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既然亚洲都被搞得如此难堪，是否会像1929年那样，大家为了不想再受人劫掠，只好从自由市场退缩下来，甚至筑起自卫的市场围墙，最后把市场一下子窒息掉而出现市场全面崩溃。从种种迹象看来，极有可能会出现1929年的翻版。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一时期来受害的亚太国家或地区纷纷由政府出动干预金融市场的自由运作，投下大笔钱去反击金融炒家，以免市场进一步受人摆布，这已是明显不相信自由市场的理性运作，相信其中有人不顾一切进行劫掠。连主张市场自由化的一些美国著名学者，也开始主张要适当地作出金融市场的控制。克鲁格曼主张适当的货币管制是必要的。菲尔斯坦（Martin Felstein）也撰文批判IMF为了市场自由化而侵犯出事国的政治体制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是危险之举。
三、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
叶日崧亦认为，今日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或许已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即自由主义本身变成新教条主义，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自由主义，或所谓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
自由经济没有错，但是经济环境变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过大、过速，很容易摧毁小型或未成熟的经济。目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情况。为减少因短期资本流动过速造成的冲击，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避免干预市场的运行。何况，这时候的市场已是受操纵的市场，充斥投机和不理性的行为。美国、日本中央银行干预汇市防止日元大幅下跌，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香港的入市，都是如此。
不论在最小的家庭层次，或是到最大的全球层次，私利（个人或国家）和公利（家庭和全球）有时相调和，有时却相冲突。自由市场派的学者，尤其是弗里德曼的最大盲点就是：他们有意忽视两者的冲突，不考虑决定组织目的的其他所有因素，只崇拜自由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哈耶克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把俄罗斯、东欧的市场改革变成罪犯型资本主义，因为它相信可以用市场的不断革命来实现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完全失去西方传统保守主义的谨慎稳健。伯林说，全盘自由可以是恐怖的，全盘平等同样可以是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