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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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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今天的威斯特伐里亚是德国的一个地区。1648年欧洲打了一次大战，打了30年之后，大家坐下来开了一个会，签订了一个和约，可以说这次会议是近代史上人类第一次通过会议来解决分歧，通过这次会议形成了第一个国际体系。这次会议有几点很重要：第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第二，主权不可侵犯，第三，如果有谁违反了这个协议，集体予以制裁。这跟过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欧洲战争很多，但这个体系建成之后，大体维持了欧洲100年的和平。这个和平对于欧洲来讲至关重要，历史上亚洲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是很厉害的，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印度当时的GDP占全球17%。在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形成之后100年的和平期间，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人从封建王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有很多口号，比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个时候逐渐出现的，这就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欧洲的工业革命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一点影响深远。在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这就形成了大西洋中心。
而现在，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一次，基辛格到外交学院座谈。他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过去是欧洲中心。欧洲中心是什么含义呢？第一，欧洲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大部分。1945年的时候，欧美经济总量加在一起占全球的70%。第二，欧洲掌握着国际规则，规则都是他们定的。第三，欧美文化是世界的主导文化，欧美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
现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亚洲的中国在崛起、印度在崛起、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国家在崛起，非洲南非在崛起，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在崛起。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有33亿人，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在崛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毫无疑问，在这个崛起的大潮中，主力军是亚洲，所以世界中心在转移。
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日本的大企业家，他跟我讲，现在东亚这块地方的GDP总量大概占全球的25%。用不了多久，到2020年这块地方的GDP总量就将占全球的40%。所以，日本人讲，亚洲应当对世界有更多发言权。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当前这个变化，可能是1648年来三百多年间最深刻的变化。
时代的变化是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
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要小看这句话。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发表的上海公报，是各种公报当中最有特色的公报，一上来就列举了双方的观点。列举中国的观点是什么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然后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现在我们怎么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代变了！
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见外宾时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小平同志的话听起来像大实话，但这话在我们长期搞外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听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过去相信的是战争与革命，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坚持的是列宁在1916年、1917年提出的看法。当时，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的提法对不对？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他的提法仍是对的。一战、二战，战后一系列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些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列宁的论断也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时代问题跟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平同志首先看到了这个变化。
1965年，我在国外工作了4年以后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去外交部翻译室。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为了培养年轻人，领导让我也去了。当时驻中国的几十个外国记者全去了，中国记者也很多，把礼堂挤得满满的。有记者问到关于战争的问题，陈老总激动起来，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人和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来等得头发白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气壮山河，听得20多岁的我是热血沸腾。我做翻译时，经常听一些老同志、领导讲，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打吧！打完之后再建！60年代、70年代，毛主席见外宾时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山雨？大战要大爆发了。再往后，毛主席对外宾讲得更激动了，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大家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子低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暴风雨就要来临，就是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
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对于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的话，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大家知道，我们跟苏联人闹翻之后，1969年3月份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规模虽很有限，但举世震惊。然后5月到7月，在新疆跟苏联人又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有很强的冒险性，1968年出兵捷克就是他的主意，打阿富汗也是他下的命令。当时苏联领导层有一种想法，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小，是共产党领导，但是这个共产党不听话，又有一点核武器，还有卫星，很厉害，于是他们想对中国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葬礼，我是随行人员。当时苏联派了柯西金去。我们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好像不认识似的。柯西金这个时候到河内去，他是带着一条信息去的，他想在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他通过越南的同志把这个消息传过来，告诉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我们告诉越南的同志，同意见面。越南的同志再告诉苏联人的时候，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回到苏联境内了，柯西金在飞机上接到这个信息后，调转机头就飞向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会谈。
中苏两国总理的会晤，使美国人非常紧张，原来两家吵得那么厉害，都动起手来了，怎么又谈起来了？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听中苏到底谈了什么，当时惟一的渠道就是华沙两国大使会谈。据说，美国给他们的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发了一个指令，一定要追着中国人，哪怕追到厕所里去，也得把关系接上。后来，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的时候，美国大使追着我们的一个翻译说，美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就这样，中美关系才凸显出来。
当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才有了毛主席的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这九个字使全中国地动山摇，到处都在挖洞，我也在北京参加过挖洞，那个时候西山基本上挖空了。
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面包含一个判断，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如果明年就要打仗了，还会是这个方针吗？当然不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发展的是沿海。而沿海地区原来是一线阵地，过去是不发展的，现在变了，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中国的大发展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没有南方谈话，可能中国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1989年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国内的报纸有这样的提法：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那样的话，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国际上是什么样的形势？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大举进攻，传统的对应措施就是国门关起来，坚守阵地。可是小平南方谈话这么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比过去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到现在十五六年过去了，中国的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就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判断是一个了不起的决策，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时代变化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就要改变
时代变化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过来的，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反应，有时候还是会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时代变了以后，解决国际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你想想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提互利共赢吗？你死我活怎么能够互利共赢？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双赢”是什么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1999年11月15日，江泽民同志会见美国总统贸易谈判代表时说的，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这对中国加入WTO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共赢的协议。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很多国际问题最后要靠武力来解决。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注重求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两个始终不渝：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国际上有很多问题，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但是胡锦涛同志怎么说呢？中美之间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点远大于我们的分歧。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歧可能还存在，但是共同利益发展了，双方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分歧，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们要跟上中央的这个思路。根据什么？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我们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就要变。在这方面，小平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新”都有很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新”是新情况。最大的新情况是时代变了。第二个“新”是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问题。1984年距离1997年、1999年相当近了。第三个“新”是新办法，一国两制。今天提“一国两制”觉得很自然，可是在1984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不只是“一国两制”。当时在外交部议论这个事，有的说我们只要把香港、澳门的淡水给断了，就能回归。就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外交部的同志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深刻。小平同志说，回归的香港、澳门，应该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这话讲得多好，让香港、澳门回来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香港、澳门回来后，外资撤走了，老百姓生活下降了，天天游行示威，中央得有多少钱往里面贴呀？这样的回归有什么意义？
小平同志这个“一国两制”的办法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一方面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外国在香港、澳门的利益，把二者的利益都考虑进来，找到一个方案，化解了可能发生的冲突，这里的基础就是发展共同利益。香港、澳门回归十年来，香港经济继续往前发展，港澳同胞的利益扩大了，外国人在香港、澳门的利益也扩大了。
还是在这一篇讲话中，小平同志讲到了南海诸岛的问题。对于南海争端，小平同志提出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不要小看这八个字，人类历史上，为主权领土争端而打的仗不计其数。一块地方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怎么办？打！谁打赢是谁的！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不都是这么过的吗？现在小平同志考虑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到时代变化，提出搁置争议。不就是下面有资源嘛，可以一起投资开发，开发出来后按比例分成，这样就把问题给化解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要变了，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处理国际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的中央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跟小平的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五大因素推动了时代变化
什么原因推动了时代变化？我想，有五大因素在推动时代变化。
第一大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人类历史上打了无数次战争，最惨烈的、给人类造成伤害最大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以，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联合国宪章一开始就说：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国民党代表顾维钧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人类的共识是要和平，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推动了时代的变革。
第二个因素，核武器的出现。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领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掠夺对方的资源，绝对不是同归于尽。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搞军备竞赛，双方都大量制造核武器。专家们说，他们两家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若干次。一战和二战间隔很近，一战是1914-1918年，二战是1939-1945年。二战结束后，1945年到现在60多年没有打世界大战，核武器是不是一个因素？我想是的。
第三个因素，全球化。这个道理很容易讲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自己打自己啊！这毫无疑问对战争是又一个制约的因素。
第四个因素，从19世纪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到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改良。改什么？核心的意思是，必须顾及广大劳工的利益、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然国家就难以稳定。
第五个因素，南北差距在拉大，发展问题突出。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全球66亿人，一半人的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大家可不要简单地把2美元换成14元人民币，14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远远大于国外的2美元。回过头来讲，世界由于全球化，变小了，如果一半人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处于一种贫困状态，这是一个多么突出的发展问题啊！
这五大动因推动了时代的变化。我们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了我们的政策。小平同志第一个发现，提出来，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里面重申了这个观点，而且对这个观点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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