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对劳动的哲学阐释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家高度关注与批判。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劳动中指认出历史性彰显了其思想优越性，但劳动仍旧是个形而上学概念；阿伦特的观点是马克思对劳动的解读说明他混淆了不同类型的人类行动；鲍德里亚批驳马克思将劳动看作历史的普遍概念，而且马克思通过改变劳动异化状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并不正确。哈贝马斯与前三者的观点异同互见。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劳动概念，也指出正是劳动使其思想陷入困境。这些批判集中在三个焦点问题上。劳动是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和建构性意义的感性活动，正是对劳动的哲学阐释使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形而上学；劳动即是实践是马克思的思想前提；依靠劳动通向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存在论意义上的论断。他们并未正确领会马克思的真实意图。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意义域；劳动；感性；实践；历史存在论
劳动概念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它的基础上，马克思发起了哲学革命、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透纸背，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从哲学意义上诠释劳动的功绩。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这一有别于经济学、人类学等知性科学的哲学涵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日起就引起了空前的争论，直至今日这种争论仍未停息。这其中，当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阿伦特和鲍德里亚、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格外引人瞩目，可以说，他们的批判所归结的问题具有代表性意义。本文试图探讨这些批判，并通过归结问题的剖析揭示他们对马克思的误解，从而呈现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卓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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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批判：从海德格尔、阿伦特到鲍德里亚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生产在哪里具有其地位呢？在实践中。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一个相当确切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53海德格尔以上作出的这一论断毋庸置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认为当下人们面对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概括为“存在”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从历史存在论的视域对人类社会遭遇异化状况的根源的探讨中洞悉了“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2]383。这个“历史的本质性”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本质起源在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而非颠倒过来。正是因为马克思在劳动这一存在中指认出了事物的“历史性”，其思想才有了其他学说难以望其项背的优越性。
但是，海德格尔又随之笔锋一转，指责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的作为劳动的“实践”仍然是形而上学建制之下的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将先于意识的存在看作是劳动，而劳动又是人对自身的生产，因此，即使预先祛除黑格尔为劳动所预设的抽象的自我意识这个前提，马克思仍然还是将存在纳入了人的主体性。即便马克思试图从超越意识内在性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作出理解，然而人的主体存在一旦被看作是人的生产劳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就仍然落入了黑格尔哲学的窠臼之中，原因在于只要谈论自我生产，就首先以设定存在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为前提”[3]。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如此的评价已充分说明了他并未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本质差异，所以他最终还是认为马克思已经深刻批判过的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劳动概念出自马克思本人。
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人类的行为区分为理论、实践和生产。理论指的是探求事物机理的思想活动。实践则是摆脱了自然需要的真正自由的行动，它所面对和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具体而言，指的是“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4]。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最高的实践即是理论,“而生产则是为了满足生存的自然需要并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行为。它面对和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目标是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5]。近代以来，实践与其它行为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面对这一状况，阿伦特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的行为区分为三个类型：劳动、生产和行动。她认为前两者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行动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劳动是由于人的身体的必然性从而展开的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它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生产是运用工具对自然加以改造的活动，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人化的世界，它体现了一定的人的自由的维度；行动则是由于人们具备重新开启某事的能力而在人们之间发生的不需要物质条件的活动。它与生产重要的分殊在于，行动是自发地与他人交往的活动，具有不可预测性。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冒险，自由和创造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冒险，因此行动彰显了人的自由。
如图7所示，系统总体牛鞭效应是由正向渠道牛鞭效应和逆向渠道牛鞭效应相互叠加形成的。而这种叠加使得系统总体牛鞭效应进一步加剧，采用模型参考预测方法使得3种牛鞭效应趋于平滑。下面通过改变电子商务渠道占有率α的值，来讨论该值对牛鞭效应的影响(如图8)。分别取α=0.1、α=0.3和α=0.5,观察链中牛鞭效应的变化。可见随着α的增加，牛鞭效应逐渐减少。因为制造商选择混合渠道的占比要考虑多种因素，通常是一种折中的考虑，所以不论α取何值，最终通过动态矩阵控制算法的反复在线优化和校正，牛鞭效应都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从而使整个供应链系统趋于稳定。
鲍德里亚驳斥马克思的另一点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劳动发生了异化，因此改变劳动的异化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出危机的关键。然而，事实上，“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解决方案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支持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想让人们知晓只有不断地通过劳动创造出社会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人们就能够投入到无休止的生产的运动当中，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而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帮助了资本主义社会计划的实现”[8]。因此，鲍德里亚认定只要处在生产逻辑当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始终构成同谋的关系，根本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恰当的批判。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问题是劳动被他当成了一个普适性的一般概念。通过“生产之镜”，马克思剖析了人类历史进程并获得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指责马克思这样做的后果是遮蔽了劳动过程的其它丰富内涵和成果,譬如：象征交换的非功利、非等价性等特征。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的劳动其实主要是为了展开一种符号交换，并非创造出有用的物品。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仅发生在劳动之中，在这之外还有象征交换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劳动都是为了创造出社会财富的观点并不正确。
客户满意度是建立在期望与现实基础上的，对产品与服务的主观评价，一切影响期望与服务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Consumer satisfactional research，简称：CSR），也叫客户满意指数，是对服务性行业的顾客满意度调查系统的简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客户期望值与客户体验的匹配程度；换言之，就是客户通过对一种产品可感知的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后得出的指数。
基于这种理解，阿伦特发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她批评马克思没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类行动，混淆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她指出：“马克思的劳动既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改造自然的活动,还包括生产和应用工具的活动，所以马克思并未将服从必然性的劳动和体现一定自由的生产严格区分开来。”[6]175马克思不仅混淆了劳动与生产，还混淆了生产与行动，这是由于他错误地将生产的工具理性的主动性看作行动中所体现出的实践自由所造成的。这种混淆导致了“或将政治行动误解为制造历史，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7]396。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马克思的确认为劳动就是实践，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混淆了两者的缘故。从一开始他就不像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那样从工具理性的活动这一知性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劳动，而是从哲学的存在论意义上理解它，这也是构成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赋予劳动以完全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最深层次的表现即是劳动的实践化。
二、从哈贝马斯到批判的核心问题：以异同互见的视角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思考中，哈贝马斯首先深入考察的就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一方面高度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马克思以劳动取代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以劳动为轴心的辩证法取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由此人类历史的进程便是在劳动而非绝对精神当中得以实现。这样，历史性原则到马克思这里才真正确立起来。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劳动使历史性得以真正的实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优越性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哈贝马斯同时也指责马克思的劳动是“把理性安置在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当中”[9]75的活动，其劳动就是仅仅包含了工具理性这种意识的活动。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解，表明他依然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视域下审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正是基于这一视域，最终他与海德格尔都认为，虽然劳动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羁绊，但它最终仍旧使历史唯物主义回到了形而上学的麾下。
首先我们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应。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洞察到无法走出意识的内在性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困境，他抓住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对其哲学展开彻底批判的同时直指整个形而上学的这个致命之处。
从以上穿透曲线图中可以看出，由于ZK2和ZK3位于填埋场下游边界，一旦填埋场发生渗漏，约200 d即可在ZK2和ZK3监测井监测到填埋场特征污染物超标浓度，且表层监测到的特征污染物浓度远大于底层。
哈贝马斯与鲍德里亚的另一个相同的观点是，依靠劳动无法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跳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逻辑，才能最终达至目标。在哈贝马斯这里，“解放的旨趣应指向人们的独立、自由与主体性，将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当中解放出来是其理论的旨归。而劳动蕴含的却是意图通过技术支配外部世界从而将人们从自然界的压迫与强制中解放出来的旨趣，显然它并没有实现解放旨趣的潜能”[11]。因而，马克思通过劳动获致生产力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方案没有现实意义。
另外，哈贝马斯与鲍德里亚的观点也存在共同之处。首先，两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这种观点并不恰当。哈贝马斯认为，其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遭遇了系统的干预。在他看来，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逐步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两者最初处于正常的互动状态。然而，系统的整合媒介——权力与金钱不再只是在系统内部发生作用而是介入生活世界，篡夺了语言发挥这一生活世界的整合媒介的功能，从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唯有认清时代状况的根本变化是生活世界与系统已然发生了分化，才能找到正确解决危机的办法。
马克思的“劳动”不再是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外化活动，而是感性意识的现实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停留在生产出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物质财富上，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还生成了人们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并未把理性意识作为劳动的前提，而是具有开创性意义地揭示出劳动是感性意识之形成和展开的活动，确立起劳动的真正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哲学在马克思这里不再禁锢于内在性的意识当中，而是挣脱了形而上学的樊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亦即崭新的历史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呈现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仍是在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下是对马克思的误读。而且，就海德格尔提出的即便马克思试图从超越意识内在性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作出理解，但是人的主体存在一旦被看作是人的生产劳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就仍然落入了黑格尔哲学的窠臼之中的观点来说，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人的存在的确是劳动的结果，但是劳动产生的人的感性存在和感性的社会关系是历史地形成起来的。换言之，人的存在是正在生成着的社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绝非海德格尔所想象的作为结果的固化的抽象的人的主体存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海德格尔曾经高度评价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却未能一以贯之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在劳动这个问题上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视野当中来看待马克思。
三、真实内涵与意义的澄清：对批判的三个回应
同阿伦特一致的地方是，哈贝马斯也极为不满马克思将劳动纳入实践领域的做法。在他看来，“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的问题，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与拒绝”[10]3。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实践的意识区别于工具理性，实践应该是建构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行为,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实践，因此，不能将劳动与实践相提并论。但是，马克思混淆了两者，将交往划入劳动的领域，这样实践就成为“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由社会规范调节”[9]83。这段话说明哈贝马斯的确看到了马克思始终考虑了劳动与交往所构成的实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最终还是将一切都还原到劳动之中，他在另一段论述中阐明了这一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精确分析表明，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一切都溶化在生产的自我活动中。”[9]33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2]101，不仅如此，他还“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12]101。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人的本质解读为劳动的本质，而哲学的本质被看成劳动的本质。所谓“看成劳动的本质”[12]101指的是将形而上学哲学的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12]114。之所以有这种理解，是由于“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2]101。不仅如此，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12]102，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观点是劳动的过程即是自我意识的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12]104就意味着“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12]105。换言之，从自我意识向外走“出来”，而这种走“出来”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12]104。简言之，自我意识外化的过程获得的仅仅是抽象的而非现实的自然界，这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没有现实性，还从根本上就是一种无，而黑格尔只要是陷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之中，就无法实现现实的外在性。卡尔·洛维特的分析尤为贴切：“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已经通过能动的认识在异在中与自己本身同在的幻觉来迎合自己，因为它根本不知道一种现实的外在性。”[13]376因此，这个全部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的缺陷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被揭示了出来：无法走出内在性的意识。
区别于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从感性对象性原则的角度赋予劳动以崭新的现实意义。劳动的确是一种包含了意识的活动，然而，这里所指的意识不是理性意识，而是“感性”意识，正是感性意识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思辨假象。所谓“感性”，马克思认为是能够把自己的活动当对象看待并能在其活动当中引导人成其为人的意识，这是从历史存在论意义上谈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12]105。之所以存在这一独特的主体性，正是由于人具有“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12]105。所谓“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是指这种力量不是内在性意识的那种思辨力量。一方面，展现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证明了自然对人的先在制约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是表征着人的这一本质力量的存在，这两方面共同印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感性是一种能使这种对象性关系得以实现的主体性，而不是形而上学语境中主客二元对立中的主体意识。在他这里，作为劳动的主体性存在的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抽象的统一性关系。换言之，并没有像黑格尔的精神性的劳动那样，人与自然界彼此现实地分隔开来。
在对哈贝马斯与上述三位哲学家异同互见的观点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意义域中劳动概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因为劳动概念，马克思的思想未能超出近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二是劳动与实践并不等同，混淆两者是错误的；三是依靠劳动获致生产力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方案没有现实意义。
“你应该向大阪总领馆说声道歉！”9月13日，徐静波在其公众号上推送这篇文章时，距离关西机场撤离事件已过去一周有余。
马克思虽然并未明确清晰地阐述过实践的含义，但是在其文本中已经交代过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谈到了实践，他认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的理解并不正确，“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4]133。费尔巴哈的“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14]133理解的实践是建立在将人性的抽象地规定为自然主义的类本质的基础上，这样的实践是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活动。尽管他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还原为人，但最终还是忽视了人的世界。他无法了解“不仅表面上‘纯粹人的’生活关系，而且感性确定性的最简单的对象，也都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普遍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预先规定的”[13]127。因此，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根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活动应当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4]134，这“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134。
班主任很少主动和学生交流，或者不交流，要么就是批评性的交流，甚至用带有侮辱性的言语，给学生造成了伤害。只和个别学生交流，这些学生要么是班干部，要么是尖子生，还有班主任安插的“眼线”。这种方式让大多数学生感到不自在，同学之间逐渐疏远，师生之间也疏远，班上容易形成小团体，久而久之，班级风气极为不和谐。致使学生把精力放到勾心斗角上，学风根本谈不上。
在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的形势下，谷祺教授顺时应势，大胆革新财务管理学的内容体系，他通过潜心研究，将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的学科改革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以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中心充实管理会计学，而以筹资、用资和分配为内容重组财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此议一出，使财务学界耳目一新。谷祺教授根据这一改革思路，主编了《财务预测与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认为，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财务预测与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贯彻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内容充实，理论联系实际；体系结构安排合理；概念、论点阐述清楚，文字流畅，是一本写得较好的有新意的教材”。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之中，无论是基督教的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二元结构中，还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中，自然的价值在于其被人类所需要。面对自然，人是认识与改造它的主体的存在，自然是人类征服的对象。但是在马克思这里，人就是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他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56-57没有脱离自然的人，也没有脱离人的自然，只有人和自然的统一，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12]89。马克思的“实践”指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类的社会关系的“感性活动”，其革命性和批判性表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而最根本正是创生出社会关系。正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136，“感性”不能再从人的先验的认识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识主观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再是个体的属性，而是建构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对象性历史性的社会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这种活动。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开创性地赋予了劳动以建构社会关系的感性活动的内涵，换言之，认为劳动就是实践，并且将其作为构建其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石。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且是以自己的类生活为对象的活动，“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4]57。这个类生活不是自然直接赋予的，而是有待人们通过感性活动去创造。这一类生活，就是感性的社会存在与自然的统一体，即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生活本身”[14]147。它是在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生命活动中一起创造所生成的，需要在建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达到，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4]147。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创造就是感性的社会关系的创造，劳动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
关于第三个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5]364-365在这段话中，马克思阐述了财富充分涌流的前提是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意在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已经通过工人的劳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社会贫穷的状况。因为当物从它的有用性方面向人们呈现出来的时候，物质财富是永远都不够的。换言之，只是单纯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能与历史存在论意义上的通过劳动而获得的生产力的解放相提并论。历史存在论意义上的劳动不是工具理性的活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并不能用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扩张，例如生产工具的改进或者技术手段的提高来表达，纯粹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说明生产力的解放。倘若在知性科学的视域中看待“劳动”和“生产力”，必将对它们作狭隘化的理解，这样当然就无法明白马克思为何认为通过劳动达到生产力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夜的论断。事实上，劳动是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感性活动，由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指的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增强。换言之，新的社会性的生成。这一革命性并不是从工艺学意义上的突破，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发展,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对社会关系的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识的变革。因此，生产力真正的变革意义在于劳动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人的感性存在的生产，由此引发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识的变革，感性需要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物质欲求的增长。这种需要是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需要，它的不断增长是感性意识变革的原因，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中对新的社会性的发现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意味着新的社会属性的降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最终导致生产力的解放从而成为人类解放的前夜的论断。
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于劳动而获得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社会解放的旨趣无法在经济表达中得以体现的观点，是他基于对劳动和生产力近代知性解读而得出的结论。正是由于有这种理解，他与鲍德里亚都提出了唯有跳出生产逻辑，用交往范式和象征交换取代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批判的观点。
四、余论
与西方思想史上对劳动的轻视不同，马克思在历史存在论视域下首次视劳动为一种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劳动从此彰显出积极的和现实的意义。劳动在其存在论意义上是对感性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建构活动，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根基性意义就已经清晰地表明劳动即是建构社会关系和实现人类社会解放的实践力量。
无论是海德格尔和阿伦特，还是鲍德里亚和哈贝马斯，他们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认识，尽管在一定意义上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但是占主导的仍然是犀利的批判，这种批判意味着他们并未正确领会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真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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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ritics of the Labor Concept in the Meaning Domain of Marx’s Philosophy
XIA Wei(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Marx’s philosophic interpretation of labor attracted great concerns and critics from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ers.Martin Heidegger believes that Marx points ou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his interpretation and it reveals the excellence of his ideology,but labor remains a metaphysical concept.Hannah Arendt hold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various human labors.Baudrillard criticizes that Marx regards labor as a general concept and his solutions of labor alienation is not correct.Habermas’opinions seem to be a mixture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views.He praises highly the labor concept of Marx,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labor that caused dilemma to Marx’s thoughts.All of their critics focus on three issues.Labor is a sensible activity that is of basic and constructive meaning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makes Marx’s thoughts excel metaphysics,and it is a historic judgment that labor leads to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All of them have not grasped the core meaning of Marx.
Key words:Marx;philosophic meaning domain;labor;sensible;practice;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existence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8）04－0026－07
收稿日期：2018-03-30
作者简介：夏巍（1977-），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实践化’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5JDSZK026）；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16WLJH19）
责任编校 顾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