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明清词派研究的进程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7）01—0044—06
明末云间派的兴起，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序幕，也开启了词学流派交替更迭的历程。在清词最后的辉煌中，词派的兴盛是其最显著的表征。因此，研究清词流派也可以说是解读有清一代词学的关键途径。近年来，随着对明清词学研究的深入，明清词派也逐渐成为词学研究的热点。张兵先生的《清词研究二十年》（《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莫立民先生的《20世纪90年代清词研究概述》（《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等文在描绘清词研究的概貌时也一定程度地折射了清词流派研究的现状，陈水云、周云先生《20世纪清词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中更指出流派研究是1980～2000年这一时期清词研究的新领域之一，马大勇先生《清词研究现状述略》（“诗词总汇”网，2006年4月7日）一文也提到许多近期清词流派研究的成果，但目前尚无一篇专文介绍明清词派研究的总体状况。而系统梳理明清词派研究的已有成果及明确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是深化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故本文即从三个方面入手对此专加论述。
一、研究进程概述
明清词派作为词学研究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很早就得到了词家的认可，“云间派”、“浙派”（又称“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名词，都是明清人对当时词派的称呼。但明清词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才逐渐成为一个醒目的词学现象。自上个世纪以来的明清词派研究，细绎之可分为以下三期：
（一）1900～1949年，明清词派研究的发轫期
陈水云先生《1900—1919年的清词研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1期）一文指出20世纪的前20年，“传统的词学研究方法在当时仍然占据着词学坛坫，以‘清末四大家’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继续引领词学发展方向”。虽然嘉道以来风行天下的常州派词风继续笼罩着20世纪初的词坛并常为词人们所提及，但专章论及词派的著作却到1926年才出现。此年，徐珂出版了《清代词学概论》一书，其第二章专门论述“派别”，他讲道：“有清一代之词，有二大别，一浙派，一常州派。亦犹散体文之有桐城、阳湖二派也。”[1](页3) 并对此二派的源流、代表作家、词作及词学理论等都有论述和评价。徐珂此书，可谓从派别方面关注清词研究的开拓之作。此后，常州词派与浙派成为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任二北先生的《常州词派之流变与是非》（《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一卷一期，1931）、刘宣阁先生的《浙派词与常州派词》（《微言月刊》二卷二期，1932）、龙沐勋先生的《论常州词派》（《同声月刊》一卷十号，1941）等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词派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论文，大抵与徐珂之论浙派、常州派相似，描述词派的发展源流、罗列其主要词家、讨论其论词宗旨，或者还涉及两派词学之异同，以介绍性的文字居多。
由此可见，20世纪的前50年中，词派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毕竟还处于发轫阶段，故其不足也十分明显。简言之，此期的词派研究具有如下特色：第一，此期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词派研究的论文不过三四篇，词派研究的专著则付阙如；第二，此期的研究成果涉及面较窄，所论及的只有浙西派与常州派，明清许多其他词派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第三，此期的研究成果深度不够，多停留在词派概况介绍阶段，尚未有系统地、理论化地深入分析。
（二）1949～1979年，明清词派研究的沉寂期
马兴荣先生《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一文公正客观地阐述了1949～1979年30年间中国词学研究的情况，他指出：“至于张炎、蒋捷、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清代的浙派、常州派等等的词，就没有见过什么专门的研究文章了。”确实，此期的明清词派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20世纪前期词派研究的良好走向就此中断。究其原由，与这30年文学研究过分政治化的风气颇有关系。阶级斗争观念在文学研究中泛化，一切作品、作家都被贴上人民性或反人民性、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进步或落后的标签。明清小说研究因更容易套用这种价值标准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诗词的研究却备受冷落，处于起步阶段的词派研究也跟着偃旗息鼓。
可喜的是，当大陆地区的词派研究归于沉寂时，港台地区却仍有所发展。吴宏一先生1970年出版的《常州派词学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沿着20世纪前50年开辟的词派研究方向继续前进，在徐珂、龙沐勋等人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常州词派的研究。因为此书的存在，这30年的词派研究才不至于一片空白。
（三）1980年至今，明清词派研究的兴盛期
从上述介绍可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词派研究发展得很不充分，而这种情况随着80年代整个词学研究的复兴开始改观，90年代以后词派研究更是突飞猛进。199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严迪昌先生《阳羡词派研究》一书，这是大陆第一本研究词派的专著，明清词派研究从此步入兴盛阶段。其“兴盛”的具体表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清词派研究成为词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陈水云、周云先生《20世纪清词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文指出：“这一时期（1980～2000）清词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或研究角度上都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从流派、民族、地域、题材等不同角度切入，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明清词学中的流派、地域研究尤以其特点鲜明、作用突出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近20年来，研究明清词派的专著已有好几种，单篇的论文更是不下百篇，其他相关的研究论著及文学史著，也常常以较多的篇幅来谈词派问题，词派作为明清时期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已真正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第二，明清词派研究涉及的流派越来越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广度。明清词派研究发展的初期，学者们的目光多集中在浙派及常州派这两大词派上，自严迪昌先生《阳羡词派研究》论证了阳羡派的存在并详细论述了阳羡派的发展流变、成就影响之后，明清其他许多词派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云间派、柳洲派、西陵派、吴中词派等派别都被挖掘出来，相关研究专著专文不断涌现，如金一平的《柳洲词派》（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徐枫的《嘉道年间的常州词派》（台北云龙出版社2002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杭州大学谷辉之博士的《西陵词派研究》（1997年提交）、南京师范大学刘勇刚博士的《云间派研究》（2002年5月提交）、南开大学迟宝东博士的《常州词派与晚清词风》（2003年5月提交）、南京师范大学朱德慈博士的《中晚期常州词派研究》（2003年5月提交）、北京大学鲁竹博士的《浙西词派与顺康词坛》（2003年5月提交）等博士学位论文，及萧鹏先生的《清代吴中词派初探》（《中国诗学》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熊和先生的《〈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论文，关注的都是此前不曾深入研究的一些词派，共同填补了不少明清词派的研究空白。
第三，明清词派研究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近20年来的诸多词派研究成果，不再停留在对某个词派的概况介绍上，而是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研究对象。上面提到的专著专文，多将传统的考据法、知人论世法与现代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地理学、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各种手段结合起来，对某个具体词派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论述，材料丰富翔实又颇具理论深度。除对单个的词派进行具体研究外，学者们还具备了整体的、全局的眼光，不断总结词派发生的特征及发展的规律。刘庆云编著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版）、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孙克强的《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都对清词流派的总体特征予以观照。
可见，此期明清词派不论是在个案研究方面还是综合研究上都成就喜人。这些成果，标志着明清词派研究的巨大进展，也提示着这项研究的尚待深入之处。
二、研究成果述评
从时间的线索谈论过明清词派研究的进程之后，下面再分门别类对明清词派研究的主要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明清词派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做一点具体的介绍。
（一）明清词派研究的相关著作
除研究某个具体词派的专著外，关于明清词学研究的一些著作及文学史中也不乏明清词派研究的内容。下面分类来谈：
1.明清词派研究的专著。
吴宏一先生的《常州派词学研究》无疑是清词流派研究最早的专著，但因为海峡两岸以往学术交流的不便，此书对大陆明清词派研究的影响远不及严迪昌先生的《阳羡词派研究》。《阳羡词派研究》通过讲述阳羡人文的历史概貌，阳羡词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词风的历史渊源，揭示出该派词风构成中地域群体的文化选择，并在这样的文化视角中，细绎阳羡词派的形成及其兴衰史，细说阳羡词派的词学观和词学创作，且将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专门介绍了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严先生以专著的形式第一次将阳羡词派全面系统地呈现给读者，并给予此派较高的词史地位，指出“论清词而只知有浙西、常州两大派，而无视阳羡一派的雄风别具，无疑是乖悖着清词发展的流变史实”[2](页8)，这对以前的学者只重视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是一个有力地纠正和反拨。更重要的是，严先生此书不仅为今后单个词派研究的树立了范本，还明确指出了流派成立的四个条件，为学界广泛接受。以此为准绳，许多其他词派被研究者们一一拈出，词派研究因此有了长足发展。
赵伯陶先生《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体例上看更像一部词选，但其总论部分辨析了历来对常州词派颇为繁杂的阐释，论述了常派与浙派的异同，尤其重视常派之文化品格，并对张惠言、周济等该词派核心人物的词学观条辨缕析，对词派前后重要词人创作成就予以中肯评价，词选部分之“提示与解析又莫不与常州词派理论追求或审美理想相密合”，“是一部以‘论’统‘选’、以‘选’传‘派’的词派专著”[3]。
而研究单个词派成果最著的是吴熊和先生及其门弟子。吴教授从词派产生的地域因缘、家族因缘入手研究明清词派，角度颇新。在他的指导下，其博士生谷辉之、金一平、吴蓓、徐枫、李越深等人分别完成了《西陵词派研究》、《柳洲词派研究》、《浙西词派研究》、《嘉道年间的常州词派》、《云间词派研究》等颇有学术分量的博士论文，其中两部已经正式出版。金一平先生《柳洲词派》一书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家族为脉络，对柳洲词派中钱氏、魏氏、曹氏、陈氏、夏氏等各家族词人一一道来，以彰显“家族文化圈是这一词派得以形成的基础”[4](页3) 这一研究结论。此书是把文学家族与文学流派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徐枫先生的《嘉道年间的常州词派》一书，则将常州派词论置于当时社会、文化、学术、词学的实际背景下，来揭示各种观点的内涵、意义、作用和得失，对嘉道年间常州词派的理论特点、流衍进程有较为全面地反映。
沙先一先生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一书，也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该书从乾嘉学术、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词史本身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组织作用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吴中声律词派的成因，并通过对该派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词学观念的对比，论证吴中词派是一个独立的词派，反对历来词学研究将吴中词派视为浙西词派之分支的观点。多角度，多方法在此书中的综合运用，也反映了作者文献与史论结合的扎实学风。
综上所述，明清词派个案研究的专著，一般都具备开阔的视野，能较好地将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流派研究与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理论研究与考据方法等要素结合起来，对所研究的词派给予全方位的观照。
2.涉及明清词派的研究论著。
有一些著作，虽然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词派的专门研究，也不是以“某某词派研究”来命名，但在研究明清词学的过程中，却展现了作者对明清词派的整体状况及发展流变的深入思考。如刘庆云先生编著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版）曾指出清词流派的地域性等特点，探讨词派的总体特征。张宏生先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也专章探讨了清词流派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化特性，提出清词流派的地域性特征、批判性特征、阶段性发展、渗透与中和等，对词派总体特征的研究更为深入。李康化先生的《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和孙克强先生的《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虽然主要是研究词学理论，但都以词派（包括词人群体）为线索建构论述的框架，对词派的重视可见一斑。尤其在《清代词学》一书中，还将词学流派作为清代词学的特征之一详加分析，对流派的反思尤其反映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另外，陈水云先生的《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也用大量篇幅来探讨清代词派的词学理论。其最为闪光之处在于，此书挖掘出许多被人忽视已久的词派与词人群体，如复堂词派、临桂词派、豫东词人群等，进一步丰富了词派研究的内容。其中“浙西词派与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一节更是将词派研究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为明清词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上述著作虽然并非词派研究的专著，但它们对明清词派总体特征的探讨、对明清词派词学思想之发展流变的梳理，丰富了明清词派的宏观研究，使得明清词派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单个词派的具体论述，贡献巨大。
3.涉及明清词派的文学史。
继徐珂先生《清代词学概论》最早专章论及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刘毓盘先生的《词史》（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版）、王易先生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前国立师范学院铅印本，1939年）等，也曾简略介绍浙西、阳羡、常州等词派。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的文学史中，明清词派基本被略过不提。但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一书却在“清代词曲”一章提出清初词的三派，为阳羡派的地位正名，专门探讨常派的兴起，并对每派的词人群体作了相对其他文学史较为详细的介绍，表现了对词派研究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古代文学史，一般都会提到浙派、常派、阳羡派等显赫的词派，如周先慎先生的《中国文学》（宋元明清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唐富龄先生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谢桃坊先生的《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方智范、邓乔彬等先生主编的《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俊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裴斐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书，都以较大的篇幅来谈论清词流派。其中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介绍阳羡派、浙西派、常派的同时，还比较中肯地指出了各派的弊病，对清词流派有较客观公正的认识。不过，这些文学史依然将眼光集中在清代三个主要词派以及其主要词人之上，对其他词派则关注不多。
相较之下，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是众多文学史中对词派研究最为深入的一种。此书以时间和词派为序，对清词的整体面貌予以详细地描画，先后论述了云间词派、柳洲词派、广陵词人群、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流派与群体，不仅详细介绍了每个词派的主要词学思想及词的特色，还指明了词风流变过程中各词派之间兴衰交替的关系，初步勾勒出有清一代词派演进的历史。但因为要对整个清代词坛的状况加以梳理，故对某些非主流词派只是点到而已，无法细说。
（二）明清词派研究的相关论文
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明清词派的单篇论文不仅数量急剧增加，质量也不断提升。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研究方法也倾向多元化。
1.明清词派的总体研究。
限于体例，谈论明清词派总貌的单篇论文不是很多，主要有程翔章先生的《异彩纷呈的近代词派》（《高等函授学报》1996年第3期）、艾治平先生的《论清词的流派》（《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及孙克强先生的《清代词学流派论》（《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等文。程文介绍了浙西、常州、彊村词派在晚清的发展及代表词人。艾文主要论述了云间、阳羡、浙西、常州、彊村五大词派，进而讨论了清词流派的具体特征，如“有很强的地域性”、“有开派的宗师”、“有鲜明的理论”、“各派互有功过得失”等，从整体上肯定了清词流派对清词发展、繁荣的促进作用。孙文除介绍了占据着词坛的中心的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主流词派外，还分析了在这些大词派下衍化出的一些流派分支，如西泠词派、柳洲词派、吴中词派、临桂词派等。这三篇文章都是以词派为纲具体展开论述，而刘琰先生《徘徊在边缘的繁荣——清代词派在清词发展史中的作用》（《河南教育学院》2005年第4期）一文则打破逐个介绍具体词派的行文方式，从词派理论的贡献、词派的时代精神、词内容意境的开拓以及清代词家为地位的抗争等几个方面揭示清代词派在清词发展史中的作用，对清代词派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新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词派研究之中，如程继红的《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就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清代主要词派之间词学审美观念的差异。这些成果，体现了学界对明清词派总体特征的关注越来越细致。
2.明清词派的个案研究。
明清词派研究的单篇论文，还是以关注某个具体的词派为主。这一类的论文不仅数量远多于总体研究一类，内容也远比后者丰富。学者们在研究某个具体词派时，所选择的视角往往各不相同，可分为：（1）对研究对象加以全方位考察，如上文提到的谷辉之、刘勇刚等人撰写的博士论文，都是对他们研究的某个词派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还有黄士吉先生的《论浙西词派》（《大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论常州词派》（《大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论云间词派》（《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及朱崇才先生《常州词派论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晓彬、童晓刚先生《云间词派论略》（《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等文，也是从词派的构成、词学观念、创作、代表词人等各方面来把握某个词派的特色。姚晓雷先生《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的文化自救意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从“文化自救意识”这一颇具现代反思意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常州词派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理论，颇为新颖。（2）偏重于考察词派的发展历程及词史地位，如徐志平先生的《浙西词派成因初探》（《湖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吴熊和先生的《〈梅里词缉〉读后——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方智范先生的《论常州词派生成之文化动因》（《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吴蓓先生的《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鲁竹先生的《〈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龙子仲《浅谈“临桂词派”渊源》（《河池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刘勇刚《明末词运之转移与清词中兴之契机——云间词派新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等文，或从词选的编辑、或从代表词人的创作、或从词派的渊源、或从词坛风气的转移，来探究词派的兴衰历程及地位影响，各有新见。（3）偏重于考察词派的词学主张及创作成就，如叶嘉莹先生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孙克强先生的《试论云间派的词论及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阳羡派词论及其影响》（《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水云先生的《临桂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论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孝感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陈文新先生的《论浙西词派的词统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论常州词派的词统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邓新华先生的《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黄志浩先生的《论常州词派理论之流变》（《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论常州词派的比兴理论》（《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论常州派词统的形成》（《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论常州派词学与经学之关系》（《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等论文，都是以讨论各派词学思想为主。其中邬国平先生《常州词派关于词与读者接受的思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陈水云先生《常州词派与近代词学中的解释学思想》（《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等文以西方接受美学、阐释学理论观照常州派词学并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谈其对后世的影响，尤为特别。而叶嘉莹先生《从云间派词风转变谈清词的中兴》一文，则主要从云间三子词风的转变来谈云间派与清词中兴的关系。（4）从考察代表词人入手研究词派，如叶嘉莹先生《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艾治平先生《论阳羡词宗师陈维崧》（《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刘红麟先生《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等文，都是在重点考察词派的领袖人物的同时旁及词派研究。（5）偏重于考察词派中的特定群体，如纪玲妹先生发表的《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题材》（《河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及其原因》（《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论常州词派妇女词的艺术风格》（《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一系列研究常州词派妇女词的论文，重视女性在词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成就，又是对词派研究内容的一大补充。
综上所述，可知目前论文的研究成果以常州词派最多，浙西词派、云间词派等主流词派也颇受人关注，但西陵词派、柳洲词派、彊村词派等本发掘不够充分的词派，如今仍然研究得并不充分。
三、研究前景展望
通过对明清词派研究进程的纵向描绘和对其研究成果的横向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处在词派研究欣欣向荣的时代。已有的成果固然可喜，但若要把研究深入下去，我们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一个“词派”。虽然严迪昌先生在《阳羡词派研究》一书的“引论”中提出词派的四要素——“领袖人物”、“作家群落”、“一致的审美倾向”、“类似流派宣言式的选本或作品总集”[2](页4)，可借以确定一个“词派”是否成立，但如今仅有云间、阳羡、浙西、常州等为数不多的词派为学界所公认，对于其他词派之名，或多或少有些异议。如谷辉之先生倾力研究的西陵词派，李康化先生就认为这一群体“没有大致相同的主张和一致公认的宗主”[5](页101)，还不具备流派形成的条件，而以词人群目之。再如萧鹏、张宏生、沙先一等先生都视为独立词派的吴中词派，严迪昌先生《清词史》把它纳入浙派后期，不以词派呼之。而清季的临桂词派、复堂词派、彊村词派等是否成立，则争议更多，难有定论。依笔者看来，明清词派的状况千差万别，若以“四要素”衡之，未必条条分明，不如放开视界，只要其中一二要素十分典型，就不妨纳入词派研究之范畴。如刘扬忠先生《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认为“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广陵词人群体，有地位稳固的领袖王士禛，有十分频繁的词学唱酬活动，也编撰有大型的词学选本，故亦可将其放在词派演进的流程中研究。如此，不仅词派“正名”之争议可以消除，还可以在更大视域中研究词派，能更全面地勾画明清词派的进程。
放下为词派“正名”的包袱，正视当前的词派研究，则可发现这片领域可供开拓之处尚多。就词派的个案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重要的词派或词派的领袖人物身上，对其他非主流词派或者主流词派的非宗师词人关注很少。因此词派的微观研究可以在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词派、词人方面更为深入，这样做至少可以使我们对某些词派或某个词人有更准确或更全面的了解，或者还可以使我们挖掘到一些被忽略的资料而重新定位这些研究对象。像岭南词派、闽中词派，梁溪词人群、东皋词人群等群体或流派，就几乎没有专文提及。如果不再囿于“正名”而以词派研究的视角对待之，就能全面把握它们的词学理论。词学创作，给它们一个准确的定位。另外，目前词派的宏观研究也很不充分，已有的成果更多是重视单个词派的研究或该派重要词人的研究，而缺乏对词派总体宏观的把握和研究，至今尚未见一部全面反映明清词派的文学史。因此，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对众多词派之间的异同以及各词派在词史上的作用地位作一深刻全面的观照，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任务之一。将更多新的西方文论、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方法引入明清词派研究，不断更新研究的视角和思路，我们的研究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兆鹏师在《昌盛与萧条——本世纪词学研究格局中的清词研究》（《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数据分析告诉我们，对清词研究的冷落和与清词本身的昌盛是不和谐的，且“不了解清词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进程，也无法真正全面地把握整个词史的发展流向和发展规律”。同样，不了解明清词派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进程，就无法真正准确地把握明清词学的发展规律，也无法真正全面地把握整个词史的演进发展。词派研究是反映流派纷呈的清词面貌的重要途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明清词派研究，将明清词派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收稿日期：200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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