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部巡历：宋代监司履职的时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分部论文,特征论文,时空论文,监司履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至仁宗前期告一段落，明道二年（1033）提点刑狱司建置的固定，可视作制度已臻于成熟的标志。至此，宋代高层政区管理机构在建置、职能和履职方式上的特色都已比较明朗：监察部门权力化，或说监察部门与权力部门合二为一，各路转运司（漕司）和提点刑狱司（宪司），既是管理部门，又是一路的主要监察机构，漕、宪二司由此称为“监司”；权力部门多元化，即各路的管理之职，由漕、宪二司共同负责；履职方式动态化，即制度要求监司在下辖州军不断巡行，日常管理和监察工作大部分以亲临现场的方式解决。神宗熙宁二年（1069），监司的行列中更增加了提举常平司（仓司）。这一新机构的出现，使相关的制度设计更为繁杂细致，不但没有抹去上述特色，反而使之更为凸显。
这些特色，实可谓交相为用，一种特色产生的不利因素，可由另一种特色来抵消。比如，监司集管理权与监察权于一身，易令其权力过度膨胀，然有几个机构互相牵制，监察、管理两种权力合并的风险便因机构分立而消解。① 又如，巡行本是监察机构的履职方式，而监司同时作为权力部门，在运动中完成行政职责，难免产生种种不便，但几个机构分担职责，却能分解工作量而使履职难度降低。
当然，并不是说多机构的并立，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相互分担工作量而减轻负担。机构的并立只是为这种分担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央政府厘定了很多细节性的条款进行引导和限制，以确保平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而非相互干扰，路一级丰富的行政资源之使用更为有序细致而非混乱浪费。除了多次调整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中央政府亦下极大的功夫，突出对监司在履职的时间和空间方面技术环节的强调，即规定它们巡行的周期，以及特定时期各监司的“分部”——在同一路内划分巡行区域。此类条款保证了宋代监司动态的履职方式得以长期延续。
这些细枝末节体现出来的技术问题，绝非不重要，但是它引起学界的关注，时间却不是太长。金圆先生1982年已提到宋代监司的巡行周期问题，但较为简略，说宋监司“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察所辖地区一遍”。② 1992年，邱永明先生在其通代性著作中，提到宋代的“监司每岁分上下半年巡按州县……并量地远近，每年按期遍巡各地，提点刑狱则两年巡察一遍……诸监司每岁须巡视的地方，限五月下旬起发，至七月十五日以前巡遍”。③ 引述的宋代制度不少，但不同时期的制度若置于一处，显然互相矛盾。此后，朱瑞熙先生在论及监司出巡的诸多限制时，曾引述宋代不同时期关于出巡时间和地分问题的条款，④ 大大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相关复杂制度的了解及其意义的认知。李昌宪先生从政区建置的角度，论述了“分部按举”与各监司分治不同州军的关系。⑤ 贾玉英先生提出应将不同时期“监司出巡时间的变化过程反映出来”。这种对动态研究的推重，值得肯定；不过，她的研究结果大体仍是“北宋时期，监司出巡的时间一般为两年或者一年”，而“南宋时，监司出巡的时间一般为一年一巡”。⑥ 戴扬本先生在关于转运使的研究中，对于其巡历责任的阐述，涉及了周期、常见问题、惩罚措施等细节，是迄今为止关于单一监司巡历问题最深入的研究。⑦ 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与关注的时间段的限制，从最基本的情况——巡历的周期是否始终是一年或两年——到巡历所涉及的不同监司的合作，以及所牵涉的更广的制度层面的因素等问题，仍有待于在新的研究中提出和解答。比如，在巡历周期的转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牵涉到其他制度的改迁？在某些时间段，制度并未有明显的变化，朝廷却在不断重申同样的命令，是否反映出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困境？以及，中央指令中屡次提及的“岁分上下半年巡按”⑧ 或者“互分州县”，⑨ 这个“分”字，如何体现了机构间的配合？技术细节变迁的缘由，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制度发生关联的过程，其意义无疑是远超技术问题本身的，但当我们追问下去时，却发现已有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推进。
一、技术难题：巡历制度的确立过程
监司巡察下属政区，在宋代多称为“巡历”，或称“巡按”，亦有比拟汉代刺史之出巡，称之为“行部”者。Kracke Jr.将“监司”译为Circuit Intendants，即“巡游监察者”，⑩ 可称允当。因为几乎在监司甫建之后，就须不断巡历所部。
宋代最早建置的监司——转运使初置不久，(11) 已受命巡行所部。端拱二年（989）诏书言：“诸路转运使、副颇务因循，或端坐本司，或故留诸郡，深彰旷职，殊不尽心。自今并须不住巡案所部州、府、军、监。”(12)“端坐本司”或“故留诸郡”既为失职，则此前漕司巡历，已是其职，此后则更需加快巡行之速度。明道二年又命“逐路转运使、副今后并一年之内，遍巡辖下州军”。(13) 神宗时，又规定监司除所部州军，亦须遍巡各县，“巡历不遍者奏裁”。不过巡历诸县之制执行过于困难，维持了不到十年，元祐元年（1086）即予废除。(14) 此后朝廷多次下诏，立定期限，命监司遍巡所部州军。如元祐五年，臣僚言：“监司便文苟简，多不遍行所部。”诏：“转运、提刑司按部，二年一周。”(15) 类似记载甚众。对于触犯条款者，以峻法裁之：“诸监司巡历所部不遍者，杖一百”。(16) 为改善监司巡历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又于各州设立“行司”，据《淳熙三山志》记载，“自端拱、明道之际，诏所属郡不辍巡按，故逐州皆有（转运）行司”。(17) 但这些惩劝措施效果有限。监司不遍巡所部的情况，累见于史。(18)
朝廷屡诏而监司不改，除了某些监司无心、无力举职之外，恐怕亦有制度上的原因，使之不得不然。
首先当然是职事丛杂，在紧迫的巡历期限内妥善处理完毕，较为不易。宋代监司确实承担了地方监察事务之绝大部分，其为监察官无疑，“监司”之称，亦由此而来。而另一方面，一路之行政事务，也全由数员监司及帅司分任。(19) 即便不将宋代监司定性为行政机构，说监司承担了一路大部分的行政职责，也是确然无疑的。
监司以行政上级的身份，对下属行使监察之职更有威慑，并且在具体行政事务中多有接触，更易了解下属的能力和品格。而以监察官员的巡察方式，亲临下属政区解决行政事务，也有相当大的好处，不仅有助于避免拖沓推诿，且简省了许多文书往复的繁杂手续，可促进行政的速度和效果。宋人分析说：“宪、漕诸司之势，必行于郡县……至诸司耳目之所不接，又巡按得以及之，故郡县于诸司财赋类不敢亏。”(20) 当然诸司之威势，尚不止于保证措置财赋之顺利。然而，两职合一加大了监司的工作量，且随着新增事务日渐庞杂，巡历期限的压力愈显沉重。如上所述，元祐元年罢仓司，少了一位分担者，巡历之责使漕、宪二司不堪重负。在特殊情况下，更是奔走不暇。比如建炎中（1127—1130）“军兴之际，调发紧急，百须应办，巡历不常，又非平日无事之比，难以指定岁终巡遍之限”。(21)
其次，所辖区域过大，在规定期限内难以巡遍。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高层政区面积虽然不算太大，但是，就一年巡遍所部的要求而言，这个面积还是太广。对于恪尽职守的监司来说，结果只能是疲于奔命。如绍兴二年（1132）张纲任江东提刑，“巡历所部，访民疾苦，未尝休息，迄冬奔驰道路，居鄱阳公廨止数十日而已”。(22)
再次，属州自然条件迥异，有些州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南方、西南更有不少州军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外人前往甚至有性命之忧，监司自然惮于巡历。这一现象在广西尤多，徽宗时开广西左右江置黔南路，“地边蛮蜑，异时部使者惮于临按”。(23) 南宋嘉定五年（1212），又有臣僚言：“广右州郡多号瘴乡，司臬事者，惮于冲寒冒暑，深入烟岚。”(24) 而广西一路，又以海南为甚。绍兴中张维提点广西刑狱，“到部按行，周遍郡县，南薄瘴海，陈船欲渡，吏卒扣头更谏”，渡海之后，“所至边氓叹噭，以为百年未始见使者旌节”。(25) 事隔不久，乾道元年张仲钦为广西提刑，“以扁舟渡海，吏士扣头涕泣交谏”。(26) 嘉定中（1208—1224），崔与之提点广西刑狱，渡海而南，“朱崖隔在海外，异时未尝识使者威仪，公至，父老骇异”。(27) 通过这三位提刑巡历之时“吏卒”、“边氓”、“吏士”、“父老”的态度，其他监司不敢巡行海南的事实更为彰显。岂止海南，史载各路监司巡按不到之州军甚多，兹附部分例证于下表。
巡历环境恶劣、道路艰难之州军，监司需冒瘴毒，薄岭海，甚者有性命之虞。因此，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路分，朝廷允许监司在气候较好的季节出巡，如川峡道阻多瘴，“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28) 广南路提点刑狱出巡，“若炎瘴之地，盛夏许移牒点检，至秋乃出巡”，“及大中祥符末，转运使、副亦听准例”。(29) 但即使所受限制较小，川峡、岭南的监司，也往往不肯依法遍巡，对于这些路分的监司，朝廷最后也只能放任。然而，如温、台州，只是离各监司置司处较远，又如辰、沅、靖州，如舌状附着在湖北路西南，是一路交通之死角，主要是因为偏僻而使监司疏于巡历，并不存在威胁到监司生命安全的自然因素。对于这一类州军，朝廷采取诸多措施，将它们纳入监司遍巡之范围。
对朝廷来说，最省心省力的方法，当然是不断下诏，令监司依法巡历，如上所述，整个宋代，此类诏书累累而下。其立法之细，甚至规定了监司巡历所至停留的时间：“自来条制，监司巡历所至，不得过三日，有事故不得过半月。”(30) 然而不管立法如何周到，监司的困难依然存在，按时完成巡历任务，总是不易。
这一现实，促使朝廷推出更为有效的措施——增加监司员数，调整路分区划。前者如天圣七年（1029）增置益、梓、广南东、广南西四路转运判官各一员，即为与转运使合作，以减轻其工作量。(31) 四路转运判官虽于两年后废罢，(32) 然于嘉祐五年（1060）又增置川峡、广南等11路转运判官时，仍是着力强调各路监司工作量之大、巡历之困难：“或转带山海，崎岖蛮夷，而皆一转运使领之处，则无与同力，设有缓急之警，调输之烦，机会一失，民受其弊，甚非豫虑先具之策也。”(33) 此说极好地证明了巡历困难与增加监司数的直接关系。
关于监司巡历艰难导致路分调整，其例也甚多。熙宁年间（1068—1077）由18路调整至23路，即与此有关。比如两浙路，正因温、台等州监司巡历不至，“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遂于熙宁七年分为两路，且令两路漕、宪、仓司分别于杭、润、越、温四州置司。(34) 河东、永兴军路“所部阔远”，虽未分路，乃于元丰元年（1078）“各增提举官一员”，以防独员阙事。(35) 元祐元年司马光建请废提举常平司，也考虑到“监司数少，路分阔远处，巡历及管勾不办”，这才促成了“每遍巡诸州外，更不遍巡诸县”之制的恢复。(36) 此亦可反证监司增加有助于巡历制度更为细密完善。
然则官员之增置不可能没有限制，路分划分更不能只考虑巡历之方便，同路各州之间“财谷通融移用”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行政区划而言，这两个因素显然是相悖的。欲求巡历方便，路分应当划小，(37) 反之，为使财赋通融之余地更大，则增大路分幅员较为有利。这一矛盾导致了宋代政区划分的特别现象：诸监司路分区划不相重合。因通融财赋之职在漕司，故漕司路较大；而宪司主职在于疏理滞狱，为便于快速巡历，及时决狱理囚，故路分较小。
不过，由事实来看，宋代诸监司路分之重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尽管对于监司遍巡诸州之要求仍在不断强调，各监司路分却一直没有较大幅度的调整。这就要归功于宋代充分发挥“诸司并立”之利便的另一创造：监司分部巡按。
二、巡历的空间与时间：路内分部与周期
监司出巡既为常职，那么一旦一路有两员以上监司，就需要进行协调，以期诸监司的工作量能够平均分布于本路诸州。景德三年（1006），河北转运使、副未协调好巡行路线，“边臣患其数至，或两员俱到”，甚为不便，遂诏使、副二人“自今迭出巡行州军”。(38) 不过，当时只是令两人“互往”，使他们错开巡行的时间，空间上尚未有明确规定。分部巡历之先声，发轫于仁宗朝。天圣七年，置益、梓、广南路转运判官，明令判官与转运使“分部按巡”。(39) 四路转运判官简省之后，明道二年，仍命诸路转运使、副“自今出巡，须岁一遍所部”，(40) 取消分部之制。景祐元年（1034），诏令诸路提点刑狱司治所与转运使、副同在一州者，徙于他州。(41) 皇祐三年（1051），仁宗再次强调漕、宪司治所分离时云：“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廨宇同在一州，非所以分部按举也。”(42) 再次出现分部之说。然而“分部巡按”在仁宗时似乎尚未成为制度：
辛巳，降提点江南东路刑狱、都官员外郎张肃知睦州，同提点内殿承制、閤门祗候赵牧小处监押。先是，朝廷以京东、淮、浙、江、湖灾伤，令转运、提点刑狱分路巡察，而肃等稽违不行，乃奏准编敕，每遇出巡，仍须同行，又请挈家于分定州军。上曰：“始令分路巡按，盖急于抚恤疲赢，督视盗贼，而肃等乃欲挈家以自便。”故降之。(43)
此处反映的信息是：按常法，出巡之时应当“同行”，因为此前漕、宪二司即不得一处置司，故此“同行”，必是提点刑狱与同提点刑狱同行；此次分部（按语境，当是路内分部之意）较为彻底，不仅诸监司，而且同一监司之同事者——提刑与同提刑，亦须分部；此次令漕、宪司分部巡按，是因某些路分灾伤，急于抚恤，不一定是通制。故而分部巡按在仁宗时确已实行，但可能是时行时罢，这应当与仁宗时提点刑狱刚刚复置，且同提点刑狱与转运判官置罢不常有关。
监司分部巡按真正成为一项完善的制度，是在熙宁十年五月。自熙宁七年分两浙为两路，未半年又合，九年五月又分，至此复为一路。(44) 分之原因，上文已述及，为便于监司巡历；而合之原因，乃是“财赋不可分”。至熙宁十年，这一对矛盾得到了调和，因为“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故也”，该年五月，诏“诸路提举司岁终各具所分州县、巡历月日，限次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申中书点检”。(45) 从此，监司之“分部巡历”成为常制，保证了此后高层政区的相对稳定。
因各监司主职不同，每一监司在正常任期内巡遍本路所有州军是必要的。故分定巡历州军，并不意味着某一监司的巡历区域，只限于本路之一部，而需每年在各监司之间轮替所巡之州，每监司在任期内巡遍辖区全境。因路内分部之制的确立，监司巡历的周期发生了变化。
明确提到监司巡历周期的，是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诏：“诸道监司互分州县，每二年巡遍”。(46) 元祐五年五月癸未，又重申“今后转运、提刑司巡所部州县，二年一周，仍岁按其半”。(47) 可以认为两岁为期之制在持续实行，但只能确定这是元祐年间的制度，即一路只有漕、宪两司时，各自的分划方式和巡历周期。而机构的增减，必定会对划区与周期产生影响。笔者以为，熙宁十年确立分部巡历制度之初，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仓司的加入，熙宁末各路当划为三部，漕、宪、仓每年各司一部，如此，则巡历周期当为三年。此说并无直接的记载，但有较为有力的间接证据。
首先，熙宁十年，与仓司参与分巡的同时，朝廷要求各监司将巡历工作深入到辖区各县，而在元祐元年罢仓司的同时，又相应撤销了巡县之令。由仓司的置、废与“遍巡各县”紧密联系可以反映：若非每司“巡遍”的周期由一年延长为三年，每年的分部范围缩小到三分之一，是很难做到“遍巡各县”的。
其次，可由哲宗亲政、重置仓司之后的制度，来回溯神宗熙、丰之制。元符二年（1099）下诏：“自今提举官虽与监司互分巡历，并须本司官二年遍所部州县。”(48) 这可以说明，提举官参与“互分巡历”，在元符二年已经实行有年，应当在绍圣元年（1094）仓司复置之初即已恢复，并且一直至元符二年下诏之时，提举官的巡历周期仍长于两年。按照机构数量推测，自然是以三年为周期。
元符二年之制，没有提到漕、宪二司的分部情况与巡历周期是否维持原状。但是二司与仓司的巡历周期，应当发生同步变化。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制度再变，诏命“诸转运、提点刑狱岁以所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提点刑狱仍二年，提举常平一年一遍”。(49)“仍二年”，说明以两年为周期是宣和四年以前的旧制，当即元符二年所改。而此诏也未提到转运使，但结合元祐五年“转运、提刑司按部，二年一周”的规定，(50) 以及此诏将转运与提刑并举，即可说明两者在元符二年后，都沿用元祐之制，以两年为周期。
若仅漕、宪二司分部巡历，因“二岁一周”之说，其分区和轮替的方式较易推得：某年将一路分为两区，漕臣巡历甲区，宪臣巡历乙区，次年则互相调换。当然也不排除两年的周期完成之后，因形势的需要改变分区方式的可能。总的说来，对于本年度所分之州军，漕、宪臣巡历之周期为一年；而对于本路所有州军而言，任一监司巡历之周期为两年。但这只是就建置已比较成熟的漕、宪二司而言，若是仓司也参与分部，则较为复杂。
元符二年的诏令较难理解：既称“互分”，那么应当是漕、宪、仓司将一路分为三部，每年各掌一部。但这样一来，诸司都不可能在两年之内巡遍本路诸州。较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每司每年分巡州军，约为本路州军总数的一半，因此，在任一时间截面，三个机构的分区，相互之间有所重叠。或许因为这种地域界分不太明晰，故而在宣和四年又作调整，漕、宪二司互分巡历，而仓司则不再分部，每年须遍巡一路州军，至此则分部的状态复显规整。至于一路如有两员漕臣或两员宪臣，同职之间是否进一步细分，则无可考矣。
不过，由于制度上规定的监司三年之任期，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故而巡历周期也相应产生了问题：若某监司未满任而调离，其巡历任务是自动取消还是由谁来承接？就此，有正式的规定：“诸监司岁以所部州县量地里远近，更互分定，岁终巡遍，提点刑狱仍二年一遍，并次年正月具已巡所至月日申尚书省（原注：巡未遍而移罢者，至次年岁首新官未到，即见任官春季巡毕）。”(51) 若前任于年中离开而后任在次年正月尚未就任，则由后任于次年春补行巡历之职。而此条款的潜台词是：若前、后任正常交接，没有职位空缺时期，巡历任务就自然接续。
南宋监司巡历之责不断加重。南宋前期的相关法令屡次强调“本年已分巡历处”、“分定巡历是何州县”等说法，且提到提举司与转运、提刑司一同参与分部。(52) 此制应当近似于熙、丰间以及绍圣至元符之间的制度，即每司以三年为周期，巡遍本路。但是南宋又有规定，监司一年需两次出巡。南宋前期的绍兴二十六年，即有诸监司分上、下半年出巡之规定。(53) 次年又令州军分“上、下半年”开具“监司出巡将带人数，并批支过口券数目，及有无应副过须索物件，供申户部点检”。(54) 三个机构分部，虽然各自巡历的境域只及一路三分之一，然而一岁再巡，对于原本岁分一路之半的漕、宪二司而言，比北宋末“每岁巡历所部，并一出周遍”之状况，(55) 耗费在巡历路上的时间反而增加。
更有甚者，孝宗后期开始，巡历任务持续加重。大约在孝宗乾道末、淳熙（1174—1189）之间，分上、下半年出巡的制度未变，但是上、下半年需各巡本路一半之境，即一路只分两部，巡遍本路的周期缩短为一年。淳熙九年朱熹任浙西提举常平，所辖共绍兴府及明、台、温、婺、衢、处七个府、州之地。朱熹于正月四日自治所绍兴府起行，十三日入婺州界，(56) 同月下旬至衢州界，二月回司，行程及于三府、州大部分属县。(57) 同年七月十六日，又自绍兴府出发，二十一日入台州界，(58) 八月二十二日进入处州，此次巡历及于处州缙云县而止，朱熹因力辞现任职务而中止了巡历。(59) 若除去前路不远的温州，两浙东路所辖，只有明州是他未曾到过的。经一岁再巡，即便是中途辞职，朱熹当年也几乎巡遍了本路。
40年之后的嘉定十五年，针对州军最多的广西路，朝廷定制，提刑司“分上、下半年，就郁林州与静江府两处置司”。(60) 郁林州在广西路较南处，静江府在北，这一举措，显然是与当时分一路为两部、以一年为巡历周期的制度相配合，正为促使宪司一年之内巡遍本路。以一年为周期，相当于回到了熙宁十年分部以前的情况，那么，为何又没有像北宋前期一样取消分部呢？笔者以为，仍是因为一路监司员数甚多，为免于数员监司齐赴一地，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故尽量设法使各监司在巡历空间上分散。
即使分部的方式出现变化，周期缩短为一年，分上、下半年出巡却没有改变，即《庆元条法事类》所载，监司“每岁春、秋检行下所属”。(61) 但是，嘉定间却出现四季出巡的提法：
嘉定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臣僚言：“乞申儆中外，俾膺监司之任者，每岁各季轮流巡按管下州县，稽察官吏，疏列臧否，访求民瘼，具以实闻，虽穷荒僻左之地，尤当博采情伪……”从之。(62)
既谓“申儆”，必是先前已有各季轮巡之规定。而嘉定之前所修的《庆元条法事类》，也提到“诸州县禁囚，监司每季亲虑”，(63) 则南宋中期，监司又改为分四季出巡，极大地增加了巡历负担。只是，夏、冬两季巡历，原其始末，其性质本与春、秋出巡有异，且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才与后者合为一体，形成四季出巡之制。
监司夏季出巡制度，被称为“盛暑虑囚”，始见于乾道九年：“诸监司每岁被旨分诣所部点检，催促结绝见禁罪人，限五月下旬起发，至七月十五日以前巡遍。”(64) 至开禧二年，又新定岁终理囚之制，“诸路监司岁十一月按部理囚，如五月之制。”(65) 与夏巡相对应，时限也同样接近两个月，为十一月下旬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不过，夏冬两次巡历，目的比较单一，主要是为履行刑狱之职，故而《庆元条法事类》强调，“监司每季”出巡，是为了“亲虑”囚犯，此其与春、秋出巡的区别之一。在分部的方式上，也有不同，夏、冬巡历，其分部遵循“各随置司去处地理远近”，(66) 也就是就近原则，不存在每年分部、互换巡区的必要。故而，巡历负担虽又大增，但巡历的周期，倒没有因为新的巡历任务之加入而再次缩短。
要之，宋代监司巡历制度，不仅经历过一年、两年为周期的时代，也曾有三年一遍之时。宋初至神宗熙宁十年之前，是一年巡遍之制发展成熟的时期。此后至哲宗元祐元年，又自哲宗绍圣元年至元符二年，即是以三年为周期的时代，合计仅14年。元祐中及元符二年之后，行两年巡遍之制。元符至徽宗宣和四年，则仓司需一年巡遍，而漕、宪二司则仍以两年为期。至南宋，则大约以孝宗淳熙为界，此前行三年巡遍之制，此后周期则缩短为一年。但同样是一年，南宋中后期之制度要求监司一年两巡甚至四巡，较之北宋前期，大大增加了监司的工作强度。北宋监司因分部、巡历周期延长而得到缓解的压力，在南宋又步步趋强了。
当然，巡历是以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为周期，并非随意为之，而探究这一问题的终极目标，也不应止于时限。巡历周期的背后，是事务的增加、机构的变动、部门之间的协调，而最终是为了促使各机构尽量迅速而有效地执行行政与监察任务。
监司巡历周期，在不同时期有一至三年的区别，但经由分部制度，多少能减轻奔波之苦。即使如南宋时监司巡历任务极重，但因有分工的存在，毕竟缓解了压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每一州军无时无刻不在监司的监视之下，属部需要监司“躬亲措置”之事，亦能及时解决。不仅可在最短的周期内处理“稽察官吏，疏列臧否，访求民瘼”等监司日常之职，而且一旦地方有大事，“诸监司准指挥分诣本路州干办者，各依本年已分巡历处”，(67) 存在可以凭借的制度，保证监司对地方事务的反应速度，可以认为，分部巡历是对宋代路一级政区“诸司并立”特点的最好利用。虽然监司巡历不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在南宋，这应当缘于巡历任务的重新增重，但更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机构本身的惰性，导致包括分部在内的各种举措，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这也是任何制度无法摆脱的命运。但对于巡历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毕竟有助于让它维持近三百年而不辍。
三、临时分部：为处理紧急事项而作的空间分划
春、秋常规巡历采用定期分部并轮替的方式，而夏、冬虑囚则采用就近分部原则，反映了宋政府对于监司分部巡历制度的灵活运用。然而宋廷发挥此制之便利，不限于这些常规的监司职责，还希望它能在一些临时职事或突发事项的处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当此之时，监司亲临属州必然能加快决策和执行的速度，加强贯彻的力度，而诸监司之间适当的分部，又使各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少数几州，不至于头绪过多。只是，为临时事务所作的分部，其方式不尽相同，或循常规分部方式，或重作分部。在朝廷所颁下巡历诏敕之中，对于临时分部方式的表述也会有微妙的差别。简单说来，就是“分定”与“依分定”。
“依分定”，是指依照当年已定的常规分部。如崇宁四年（1105），朝廷听从两浙路提举常平徐确之言，对于苏、秀二州已重开的“吴松古江”，令“监司依分定岁巡，亲往检察”。(68) 对于此类虽属临时事务但不甚紧急者，最常用的分部方式，就依照当年已划定的常规分部。《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监司准指挥分诣本路州干办者，各依本年已分巡历处。”(69) 即就此类事务而言。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会提出“分定州县”，意指监司之间需临时商榷分划方式。建炎四年，因浙江、福建土豪联合枪杖手扰民，诏“逐路提点刑狱与提举茶盐官斟量紧慢，分定州县巡按，督责措置”。(70) 绍兴六年，高宗决心整治地方“受纳之弊”，诏“委诸路常平、茶盐、提刑、转运官，分定州县，躬亲体究”。次年明堂敕，又重提此事：“州县受纳作弊，昨降指挥，令诸路监司分定州县体究，并不恪意奉行”，(71) 而此类重作分部，最常见的应是在救灾赈济的过程中。
前引北宋皇祐四年漕宪分定州军巡察，盖因赈恤灾伤之故。赈务从急，自不宜按照无事之时预定的分部方式与巡历计划从容轮巡；更因灾伤不一定遍及全路，监司也不需每州皆至。而受灾之地，灾情却有轻重之别，巡历所至，也应有先后之分。故而，监司因救灾赈恤出巡，一般都需临时分部。如元祐元年，“开封府、诸路灾伤，转运、提点刑狱官并据本路灾伤州县分定，亲诣检校”。(72) 元符元年规定：诸路“蝗蝻滋生稍多去处，即监司分定地分巡检，往来督责官吏，寅夜并手打扑尽静（净），仍躬亲视闻，奏讫，方得归司”。(73) 因各次灾情的不同地理分布，监司之间自然有随宜分部的需要。熙宁七年大量流民进入京师及京西路，朝廷恐致饿殍，“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以工代赈。(74) 此亦与直接的赈济方式无异，需监司尽可能有序、高效地发挥作用，故而要尽快确定临时的分部。
在南宋嘉定八年救济江南东路大灾的过程中，一路监司分部监管的原因、分部方式、工作过程和效果，得到极好的体现。该年，“江东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飞蝗”；余下的饶州“近来旱处亦多”，飞蝗入境；信州亦将有池鱼之殃。转运副使真德秀请命于朝廷，建议帅、监司“各以附近州县分任其责”，措置提督。其关于分部方式的建议是：“建康府、太平州、广德军当责之安抚、转运司，宁国府、池、徽州当责之提举司，饶、信州、南康军当责之提刑司。”(75) 朝廷大致采纳其策，而进一步细分，将建康府责帅司管辖，而漕司负责太平州与广德军。时帅臣、漕臣治建康府，提刑司治饶州，提举司治池州。如此分部，很明显遵循了就近原则（诸司分部见下图）。漕臣亲至广德，全功而返。恰逢帅臣殁，由总领摄事，漕臣又助总领完成建康府赈济事务。(76) 提举李道传更是“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77) 正是就近分部之方法，使监司以直接与中央联系之便利，调度属州财谷之权，得以专力于二三州之境，使赈恤事务取得最大成效。因为停留治所以外之州不止3天或半月，可能已经超出“巡历”的范围，但可以算是分部巡历制度之延伸。
嘉定八年江南东路监、帅司分部赈灾示意图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两浙路江南东路”图（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4—25页）改绘。
赈济与盛夏虑囚一样，是甚为急迫之务，故而同样采用治所就近原则。真德秀说：“部内九郡，监司所当通察。至于措置提督，则当各以附近州县分任其责。”(78) 应当是南宋通行的做法。而如何“就近”，也就是说哪些州、府离某监司治所较近，一旦有紧急事务，划入该监司临时分部的可能性较大，这在朝廷、在一路各监司之间，当有清晰的认识。真德秀所列举的具体分部之法，显然相当合理，应体现了监司之间多年合作的经验。然而，事务波及的地域范围不会是固定的，并且本路监司是否满员、帅司是否参与分部，这些因素也影响分部方式，因此，就特定的事务，往往还需作出特别的调整。
宋之分部，不禁令人联想到明清高层政区之派出机构——道。宋代的高层行政组织每年或半年，甚至每季分部按察，同样有“分巡”或“分守”之实，而且上司本人亲临属部，自然较上司之派出机构更有权威，解决实事之效果固当过之，更何况可以少去一层半虚不实、并逐渐由虚入实的行政机构。宋代“诸司并立”之状态，看似行政效率低下，且是宋代冗官之一例，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央政府设计的监、帅司的工作方式，却在保证行政工作精确性的前提下，弥补了“诸司并立”结构本身存在的处理行政事务的速度缓慢的缺陷。
四、结语
地方常设监察官员，每岁有例行之巡察，且有固定的分区，这种制度并非宋代首创，西汉之刺史部为其先例。但汉刺史制度与宋监司巡历制度，仍有若干不同之处。
最大的区别，是汉代刺史与宋代监司的性质不同。汉代绝大部分时间，刺史为纯粹的监察机构，刺史介入行政虽不乏其例，但这种做法常会引起朝野争议。两汉之间刺史侵郡守行政权之势积重难返，中央政府数度被迫改刺史为州牧，(79) 监察机构转而为行政机构。然而发生这种转变之后，其巡察之职是否得到延续，史无明文。笔者以为，前两次改为州牧之后，原来刺史担负的巡察之职，应仍得以延续。汉哀帝时（前6—前1年），鲍宣“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80) 后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郭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81) 显然，无论是前汉末还是后汉初，行部仍是当时州牧之工作方式。但后汉中平五年（188）作为刺史制度的关键转折点，也终结了每岁行部之制。州牧俨然为一部之行政首长，军政诸务集于一身，行部之事，当不再是每年必须履行的职责。后世更不闻有刺史行部之制度。可见，刺史行部制度之长期实行，实与刺史作为监察官之身份切合，当其最终转变为行政官之后，则巡察之事即不再举。
宋制则不同。宋代监司合行政监察为一。权力部门竟然完全承担了监察之职，并且以巡历的方式把监察之职贯彻到极细致深入的地步，这是此前历代无法企及的——须知汉刺史介入行政，正是令汉廷大为踌躇、甚至无可破解的难题。何以宋能将前代讳行的权力合一之制持续施行两百年以上？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当归功于“诸司并立”之制了。
其次，汉之刺史行部时间有限。“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都奏事。”(82) 既要“岁尽诣京都”，则行部至迟到十二月，那么，刺史一年行部至多5个月。而宋代的监司，从太宗朝起，即需“不住巡按所部”，若遵从制度之规定，须奔波不停才算称职。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外几个月才算合格，但坐镇治所的时间长了，便被视为“端坐本司”，是不作为的表现，甚至在某个属州停留过久，“故留诸郡”，也属违法。(83) 因法律给予的时间是：若只是监察，不得超过3日；若另有行政事务，最长15日。(84) 总之，想尽办法让监司运动起来。对于地方监察机构动态的履职方式的追求，宋远过于汉。
宋代监司并不能完全按照诏条，处于持续的活动状态。其中自然有个人年龄和健康状况，以及惰性等在起作用，但监司在监察之外同时也承担行政职能，这应当是巡历不及时的关键原因。既要处理行政事务，监司在地方停留的时间，毕竟比单纯的监察官要长，故而宋代路的面积虽然普遍小于汉代的刺史部，但宋监司耗费时间在汉刺史两倍以上，也往往无法巡历周遍。这个问题促使宋政府发展出一套更为复杂的巡历制度。制度设计层面的区别，是宋制有异于汉制的第三方面。路内分部制度，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在中国古代，监察与行政难以分开，地方监察官总有变为行政官员的趋势，监察区也总是落地生根，演化为高层政区，如此结果，显然违背中央政府建置监察机构的初衷，却又无法避免。汉之部、唐之道、明之巡抚，都没有脱离这种演化轨迹。而宋代的制度却体现了另一种思维：如果高层政区内部权力，非由单独的机构或个人独占，那么它对中央集权就不存在强大威胁，又何必避免行政、监察权力之合一？故而，宋采用了另一种解决方式，即一开始就将两种职能合为一体，然而两者皆由几个机构分担。(85) 制度看似繁复了，但却摆脱了汉式监察制度的死症。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许就可以对“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之说，(86) 作出回应。
注释：
① 关于一路各机构分权而导致中央政府控制力增加的论述，参见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8—130页。
② 金圆：《宋代监司监察地方官吏摭谈》，《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91页。其后，在《宋代监司制度述论》一文中，他再次简单提到“巡历地区时间、次数、内容皆有规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74页）
③ 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3—324页。在其新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中增入了较多内容，但大体同于金圆先生所述，即“一年或两年内巡遍所辖地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④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⑤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⑥ 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中国监察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⑦ 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4—147页。
⑧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职官45之27、28，乾道五年（1169）九月四日诏：“诸路监司今后分上、下半年依条巡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404页下、3405页上）又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二日诏：“诸路监司仰依法分上、下半年出巡。”（《辑稿》）职官45之20，第3401页上）
⑨ 《辑稿》职官45之1，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诏，第3391页下。
⑩ E.A.Kracke.Jr.,Translation of Sung Civil Service Titles,Paris: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957,p.11.
(11) 宋代转运使在诸道普遍设置，在乾德四年（966），参见郑世刚：《北宋的转运使》，邓广铭、郦家驹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4页。其初置之时，职责限于财政事务，大约在开宝九年（976），始承担监察之职，不负后来“监司”之名矣，其标志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所载太祖的一道诏令，令诸转运使“察举部内知州、通判、监临物务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5页）
(12) 《辑稿》食货49之6、7，第5636页下、5637页上。
(13) 《辑稿》食货49之12、13，第5639页下、5640页上。
(14) 《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戊午，第6903页；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第8877页。
(15) 《辑稿》职官45之1，第：3391页下。
(16)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敕》，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刻本，该卷第5页下。此当是南宋中期之制。前此后此，惩处手段当不尽相同，真宗大中祥符中（1008—1016），江南东路转运使刘炤“弛职不按部”，“罢黜之”。（《宋史》卷303《赵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40页）然不遍巡甚至不巡，法当受惩，这是确然无疑的。太宗端拱二年诏，诸道转运使、副若“无事端坐，委知州以下密具闻奏”。（《辑稿》食货49之7，第5637页上）北宋末政和七年（1117）诏，诸路监司巡历往往不遍，“令互察弹奏”。（《辑稿》刑法5之31，第6685页上）若被指在巡历一项上旷职，监司在政场之前途必受影响，此当无疑。
(17)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7，《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845页下。《长编》卷496元符元年（1098）三月癸酉条也提到雷州有“监司行衙”。（第11807页）
(18) 如绍兴二十一年，高宗谓辅臣：“闻近时监司多是端坐，不出巡历。”（《辑稿》职官43之30，第3288页下）乾道五年，中书门下省言：“诸路监司近来多不诣所部州县巡按。”（《辑稿》职官45之27，第3404页下）理宗时，“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悴贰”。（《宋史》卷200《刑法志二》，第4996页）
(19) 朱瑞熙先生提出：“宋朝每路都设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仓司等彼此平行的官署……随着上述各官署的设置，路逐渐具有半地方监察区、半行政区的性质。路的各个长官实际上行使一级行政单位的职权。”（《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第515页）
(20) 《辑稿》职官41之65、66，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三十日臣僚奏，第3199页上、下。
(21) 《辑稿》职官45之15、16，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平江府汤东野言，第3398页下、3399页上。
(22) 洪箴：《张公（纲）行状》（作于乾道四年），张纲：《华阳集》卷40“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1册，第245页下。
(23) 李纲：《梁溪集》卷168《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秘阁张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6册，第759页上。
(24) 《辑稿》刑法5之47，第6693页上。
(2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93《左司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该卷第15页。
(26)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14《棠阴阁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
(27) 李昴英：《文溪集》卷11《崔清献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第184页下。
(28) 沈辽：《云巢编》卷9《张司勋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618页下。
(29) 《长编》卷66，景德四年九月丙子，第1488页。
(30) 胡寅：《斐然集》卷11《论湖南漕不归司札子》，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5页；又，《辑稿》职官45之25，乾道元年正月一日大礼赦文：“监司巡历州县，依条不得过三日。”（第3403页下）
(31) 《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六月壬辰，第2515页。
(32) 《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十月壬寅，第2568页。
(33) 《辑稿》食货49之16，第5641页下。
(34) 《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壬辰，第6175页。
(35) 《辑稿》职官43之4，第3275页下。
(36) 《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第8877页。
(37) 如天禧四年分江南为东、西路，也是为“以便按巡”之故。（《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庚寅，第2188页）
(38)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乙丑，第1413页。
(39) 《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六月壬辰，第2515页。
(40) 《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丁酉，第2646页。
(41) 《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庚午，第2676页。
(42) 《长编》卷171，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4117页。
(43) 《长编》卷172，皇祐四年二月辛巳，第4132页。
(44) 《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壬辰，第6175页；卷275，熙宁九年五月丙寅，第6725、6726页。
(45) 《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戊午，第6903页。然而早在熙宁七年，臣僚已有相关建请，并获朝廷允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言：‘准朝旨，权提点诸路监司所申巡历状，乞监司官岁分州县互巡，次年正月十五日以前具已巡历上中书。经一年不巡者，委中书点检官申举。’从之。”（《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庚午，第6206页）不知何以至十年方正式下诏。
(46) 《辑稿》职官45之1，第3391页下。
(47) 《长编》卷442，元祐五年五月癸未，第10638页。
(48) 《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辛亥，第12136页。
(49) 《辑稿》职官45之14，第3398页上。
(50) 《辑稿》职官45之1，第3391页下。
(51)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令》，该卷第7页上。与宣和四年诏书相比可发现两者内容大约相同，只是数处详略不同，知《庆元条法事类》所载乃是宣和之制。然关于交接事宜既已有合理的处置方式，前后当不会有较大变化。
(52) 《辑稿》职官45之30：“（乾道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详定一司敕令所状‘……一，诸监司准指挥，分诣本路州干办者，各具本年已分巡历处（有妨碍处，听互牒前去）……’”（第3406页上）《庆元条法事类》卷5《职制·考课·考课格》：“监司考较事件，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依下项……一，分定巡历是何州县，自甚月日起离至某处，至何月日还本司，有无分巡不遍去处，如有，开具缘由。”（该卷第25页下、26页下）同书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令》：“诸监司每岁分定（上）下半年巡按州县。”又说：“诸监司准指挥分诣本路州干办者，各依本年已分巡历处。”（该卷第6页下、7页上）
(53) 《辑稿》职官45之20，第3401页上。
(54) 《辑稿》职官45之21，第3401页下。又于乾道五年九月四日再次下诏重申，见《辑稿》职官45之27、28，第3404页下、3405页上。
(55) 《辑稿》职官45之15，第3398页下。此为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平江府汤东野引述“宣和二年御笔”。
(5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16《奏巡历合奏闻陈乞事件状》，该卷第27、28页。
(5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16《奏巡历婺衢救荒事件状》，该卷第30页。
(5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17《奏巡历沿路灾伤事理状》，该卷第23、24页。
(5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19《又乞罢黜状》，该卷第19页。监司巡历州县，停留不得过三日，朱熹为查究、弹劾前知台州唐仲友，在台州及其属县宁海两地，竟停留逾月，为此不得不于奏状中多作解释。
(60)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嘉定十五年臣僚言，第3968页。
(61)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考课令》，该卷第9页下。
(62) 《辑稿》职官45之41，第3411页下。
(63)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令》，该卷第7页下。
(64) 《辑稿》职官45之30，第3406页上。
(65) 《宋史》卷38《宁宗纪二》，开禧二年三月丁酉条，第740页。
(66) 《辑稿》刑法5之46、47，第6692页下、6693页上。
(67)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令》，该卷第7页上；《辑稿》职官45之30，乾道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详定一司敕令所状，第3406页上。
(68) 《辑稿》方域17之12，第7602页下。
(69) 《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巡历·职制令》，该卷第7页上。
(70) 《辑稿》兵1之16，第6761页下。
(71) 《辑稿》食货9之3、4，第4963页上、下。
(72) 《辑稿》食货1之4，第4803页下。
(73) 《辑稿》瑞异3之42，转引《续宋会要》，第2125页上。
(74) 《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丑，第6139页。
(7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6《对越甲稿·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四部丛刊本，该卷第22页。
(76)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四部丛刊本，该卷第10—11页。
(77) 《宋史》卷436《李道传传》，第12946页。
(7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6《对越甲稿·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该卷第21页。
(79) 第一次是西汉末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为刺史。（《汉书》卷10《成帝纪》，绥和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页；同书卷11《哀帝纪》，建平二年四月，第339页）第二次是新莽天凤元年“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36页）此次置牧，直至东汉初建武十八年方改回刺史。（司马彪：《续汉志》卷4《百官志五》，收入《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7页）最后，在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是岁，改刺史，新置牧”。此出于刘焉之议也：“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中平五年，第357页；卷75《刘焉传》，第2431页）故两汉改州牧为刺史，共3次。
(80) 《汉书》卷72《鲍宣传》，第3086页。
(81) 《后汉书》卷31《郭伋传》，第1093页。
(82) 《续汉志》卷28《百官志五》，《后汉书》，第3617页。
(83) 《辑稿》食货49之7，第5637页上。
(84) 胡寅：《斐然集》卷11《论湖南漕不归司札子》，第235页。
(85) 金圆先生曾对汉刺史与宋监司的地位进行过比较：“由漕、宪、仓三司共同负责监察地方官吏，这就使对地方官吏的监察权比较分散，不似汉刺史权力专一，在一定条件下，就容易转化成地方势力……而宋监司避免了这个弊病。”（《宋代监司监察地方官吏摭谈》，《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92页）
(8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