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基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论》是一部论述人的解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著作。按照《资本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应是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的无限广阔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展。《资本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石。本文试图就《资本论》的这种基石作用，做些简要探讨。
一、《资本论》与科学财富概念
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增多，所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确立适合科学发展的财富概念。目标不明确，经济就会偏离科学发展的道路。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对财富给以不同的定义。例如，有人出于个人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有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作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自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虽然重视人力作为工具在物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却不重视人力作为财富对于人类幸福的意义，只把物质收入定义为财富，把人力仅仅定义为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
与这些定义的角度和目的不同，《资本论》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运行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生活幸福和全面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基于《资本论》提出的科学财富概念，要为研究如何给我国最广大人民带来幸福和发展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第一，要把广义的财富定义为一切对人类现在和将来具有客观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以某个人主观评价为转移可有可无的效用；第二，要把商品财富和非商品财富区别开来，承认对人具有使用价值的非商品，如公共产品和空气等，虽然没有价格、不进入市场，有的现在也不稀缺，但也是财富；第三，为了说明财富的来源，要把劳动产品财富和非劳动产品财富区分开来，说明劳动产品财富增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第四，把我国经济活动的目的，确立为最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物质使用价值称为财富，要把人力使用价值也称为财富，做出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区分。
笔者以上定义和区分的这几种财富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附图
图1.1
这里特别需要讨论的是，人力财富概念对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对财富和发展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这种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中叶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和传播，现在已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被推广应用于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以致有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使教育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使医疗卫生经济研究有了支柱性的理论基础，使经济增长理论获得了“新生”，它还使人口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有了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有了新思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目前，“人力资本”已成为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术语和日常用语，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也已被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和企业决策部门广泛认同和普遍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人力资本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社会影响和实际行动方面，都相当成熟和深入，走在世界前列；关于人力资本形成和运营等问题已经成为总统竞选、政府决策、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国际经济事务中公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同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者认识到人的因素是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将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战略选择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付诸实施于发展实践之中。总之，人力资本理论，在各国经济实践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人力资本这一术语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把人力只作为增加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手段，没有把增加人力同时表示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在《资本论》的科学发展观看来，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1] 又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的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2]。经济发展对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的基本需求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变成了内在必然性的要求和对人完满生活的享受，即对个性的全面、丰富和自由的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将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以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取代物对人的统治的单纯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也将改变人们的消费关系，使得人们对物的关系将不再是利己主义的占有，而是全面丰富的拥有。
因此，这里提出“人力财富”的概念，以取代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用以表示人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特性。所谓人力财富，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财富。这种财富，就其自然属性存在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净增价值或收益。简言之，人力财富的基本特征有二：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使人和社会获益和发展的“财富”。
虽然《资本论》的作者早在100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以人为本的财富概念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财富概念，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财富概念。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度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驱使着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财富概念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现代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说它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他们开始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概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当代人财富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资本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财富概念，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传统财富概念的束缚，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科学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害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该战略中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呼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只有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可见，人力财富概念比人力资本概念更适合科学发展观，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且更是中国经济发展要达到的目的。
二、《资本论》与经济发展理论
有人说，《资本论》尤其是其中的劳动价值论，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不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所以研究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应用或只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就可以了，《资本论》的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与发展和财富问题无关，所以已经没用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劳动价值论最早是由斯密作了系统阐述的，他主要著作的题目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这部书讨论的主题是，人们如何通过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公平和价值。
以后更彻底论述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虽然在论述财富和发展的同时，较多地论述了分配问题，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他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让利润增加就可以了，工资的低下对经济发展无害而且有利。根本没谈公平问题。
马尔萨斯也是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他除了研究财富和发展以外，较多地研究了贫困问题。他认为解决贫困的解决办法，就是穷人不结婚并且要禁欲，同时用战争和灾难多死人，这样贫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更是没有研究公平问题。
马克思创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资本论》揭示了财富和发展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人受到不合理压制必将走向反抗，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述这些问题。
相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才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的理论，而且，它们所说的公平和价值，都只是他们所假定的无差异“经济人”主观感受上的公平和价值。正像有人通俗解说的，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物以希为贵”，而且这种“贵”讲的只是无差异“经济人”个人主观评价的“机会成本”，而不是生产中实际耗费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只要让每个人公平地(也就是平均主义地)对东西都有高评价就可以了，生产根本不必进行，因为东西反正越稀缺越贵，人们的评价越高，多了反而不好了。这种理论根本指导不了经济发展。
他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对财富的需求确实有了很大的增加，从8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亿人，人口增加后如果供给不变，那么人均财富将减少，东西将更为稀缺。这种稀缺只能使人们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的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不能解释客观的使用价值为什么比以前大，因为它不去研究财富的供给。也就是说，它只能解释同样大的一张馅饼为什么人们对它的评价更高了，但不能解释一张馅饼如何可以做得更大，或如何可以使一张馅饼变成两张馅饼。
他们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研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二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物之间的使用价值相互社会联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而且他们所说的成本主要指人们主观评价的机会成本。所以是一种只讲所谓无差异“经济人”主观评价的公平和价值，不讲客观的发展和财富的理论。
时隔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重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一样，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劳动创造作用的理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些理论认为增长的来源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但对科技进步的原因却不做任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则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
可是，人力资本的物质投入和财富特别是科技成果的产出虽然有正相关性和相互交叉性，但毕竟是两个过程。对不同的人投入相同的物质资料，他们的不同劳动表现还是会使产出有极大的差别；具有同样人力资本即创造科技成果能力的人，一个人积极工作，另一个什么事都不作，他们的产出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撇开对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阐明财富特别是科技的来源。
《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却可以对我国发展和财富增加的现实作出科学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增加，中国还是过去那么一块地，并没有变大，但因为劳动力利用的情况不同了，过去闲置的劳动力现在被动员起来了，过去劳动者没有被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现在被调动起来了，劳动者们发挥出了更多劳动特别是高科技劳动，使过去没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了、用处少的东西，变成用处多了，所以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财富增加了。
由于西方经济学出于政治原因，抛弃了用以揭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的特性和历史，它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资本论》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更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石。
三、《资本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必须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在以《资本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另一条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走西方国家早期走过、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的、不可持续的贫富两极分化老路。
有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把《资本论》称为激进的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称为建设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很不适合描述它们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按照《资本论》的理论，广大劳动者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发展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我国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好他们的利益，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不需要推翻这种制度，只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制度，通过渐进协调的改革方式，就可以发展我们的经济。
相反，按照西方经济学，只有资产者(或称企业家和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经济发展是少数资产者单独创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最有效率的制度，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就搞错了，现在对这种制度怎么改革也没用，只有像苏东国家那样，实行激进改革彻底推翻它，让资产者统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所以这种经济学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激进和反动作用，我们一定不能受其蒙蔽，自毁长城。
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按照西方经济学主张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老路，还因为他们看到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惊惶失措起来，认为我们也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不然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联手打击下走向死亡。而中国一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能把中国当成自己人，大力扶植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权都是民主的，可以很容易得到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这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想法，都是基于对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产生的。
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很多的，有的并不比和我们的矛盾小。例如，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法国和德国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反对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最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打起来的，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被卷入了，但并不是孤军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
现在，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巧妙处理各种关系，利用矛盾，刚柔并济，做强自己，就可以在世界上立住，而完全不必非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相反，如果中国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会引起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混乱，西方国家则倒是真有可能趁乱介入，打击我们。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而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南斯拉夫却因内部斗争遭到西方军事打击，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很多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加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遭到了空前的衰退，西方国家对它们也没给多少援助，还不断使用双重标准打击它。可见，我们千万不能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像东施效颦那样全盘否定我们自己的历史，傻乎乎地认为一实行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中现存的一切矛盾就都可以自动解决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就都会全力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其实，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凝聚力，变成一盘散沙。资产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中国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肯定或者是软弱无力的，或者是依靠军队穷凶极恶镇压人民的。所以，很可能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内战，或出现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四分五裂。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广大人民只能给少数寡头打工穷困潦倒、没有干劲，即便有美国等国的恩赐支持也发展不起来，更何况美国等国最可能不是支持中国而是趁火打劫瓜分中国，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总之，《资本论》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经济学激进的理论所迷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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