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观、史德——胡华教授治史的三个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教授论文,史德论文,史观论文,胡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全国中央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胡华教授溘然逝世之际，我写了一篇《回忆与怀念》（登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刊1988年1月5日），表达我对挚友的哀思。过后，我当即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积极建议，反复说明应该出版一本《胡华文集》，这是对这位终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的最好纪念。1988年8月，当《胡华文集》出版时， 编辑组的同志在“编后记”中还特别对我的关心首先表示感谢。今年的12月14日是胡华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次拜读他的文集和其他论著并结合我与他的交往所得，特撰本文，专述他治史的三个鲜明特点。
一、刻意求索真实史料
史料是历史进程的客观材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和基础。缺少充足的真实史料就难以对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更无法进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胡华同志早在革命战争的动荡环境中就很注意搜集史料，充实教学。自1948年起他给吴玉章当学术助手18年，从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那里了解到并且笔录了大量珍贵史料。1949年进北京城后，他又从书刊中搜集到约50万字原始文献，包括决议、宣言、史实等。于1950年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这是一本很受欢迎、很有影响的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同志在1996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兼职教授时还讲到：5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学生，学习中国革命史主要就是靠胡华的这本书。
胡华在教学中有经常运用较多生动史料这个优点。但在当时非常强调教学的政治思想性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优点竟遭到批判，被指责为“热衷于讲奇闻轶事”。他虽然被迫作了检讨，但注重搜集史料这个习惯和特点一直保留不变。“文化大革命”中，他尽管屡被批斗，依然坚持购买、收集各种出版物。“文化大革命”后，他侧重于走访很多老同志，深入了解内情，尽力抢救史料。他曾对我说过，他从王首道、何长工、肖华等老前辈处得知很多书本中从来没有披露过而且不可能公诸于世的真情实况。他还抓紧时间，利用学术会议机遇向老同志探询有关事情的真相。1981年他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起开会时，就直接问孙老关于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王明依据不准确的“小报告”，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案件的情况。孙老以亲身经历向他细述经过。这使他对王明这个野心家的真面目和王明路线的危害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使他在课堂上讲解这个问题时有了充分的史实根据。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科学社会主义》卷开始编撰时，胡华同志和我同时被聘为编委会编委，并且分别担任第七和第八编写组的主编。当时阎明复同志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有几次曾同全体编委一起开会共同商讨全书框架和条目等问题。胡华总是在会下饭后时常询问阎明复有关赫鲁晓夫几次访华同毛主席会谈的情况（阎曾任翻译）。从1983年起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时常与胡华一起开会（他从1981年起就是评议组成员）。他在开会期间曾借住会之便偕我就近同往拜访过住在万寿路一带的莫文骅将军和叶蠖生同志。莫文骅是广西南宁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委、广西军区副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等。60年代中期他主管政治学院时曾约请我到该院讲过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叶蠖生同志是老一辈中共党史专家，早在延安时期就写过《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建国初期又出版《现代中国革命史话》（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曾由他岳父叶圣陶审改过）。50年代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组组长，是副部级干部，长期负责对外国共产党干部讲解中共的历史经验。80年代我主编《国际共运》杂志时得到他的很多指导与帮助。胡华还介绍我认识王光美同志，便于我从她处了解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对刘少奇的影响以及他对这一经典名著的评价。
在我的记事小本中，还有一条记载：“1977年9月25 日上午与胡华一起拜访黎锦熙。”黎是著名语言学家，与毛泽东主席是同乡（湖南湘潭人），比毛泽东大三岁，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又与毛泽东在北京一起工作，交往颇多。1913年毛泽东考进长沙第四师范学校时，黎已是这里的历史教员。黎于1914年参与创办“宏文图书编辑社”，编写中小学教材，提倡白话文，反对学生从小“读经”，对毛泽东有过影响。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呆了半年多，黎这一年也北上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后来长期在北京多所大学教书。我从报上得知黎老还健在并安居北京之后，就多方打听他的住处，并约胡华教授一起去拜访。那时黎老已经87岁高龄，住在朝阳门内南小街46号的平房里，有病卧床，主要由他女儿黎渝和女婿张天佑（当时在第二光学仪器厂工作）照顾。他跟我们谈到的一些情况，胡华当场叮嘱我简记如下：毛泽东是在1918年8月19日下午与罗学瓒一起第一次到北京， 先住三眼井，后来迁到北长街99号，住在后殿正屋， 他曾去看望过。 毛泽东于1919年春回到湖南后，积极开展反对督军张敬尧的斗争；7月14 日创办《湘江评论》，初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析国内外大事。该刊前4 期都曾经寄给他，其中载有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宏文。第5 期校样也寄给黎老，可惜这一期印出后放在文化书社尚未发行，就被张敬尧部下抄走。黎老长期保存的这份第5期清样， 在全国解放后曾经上交中央宣传部，不幸被丢失！黎老从1903年13岁起坚持写日记不断，又时常翻阅，所以许多往事他记忆犹新。我们拜访他之后不到一年，他就仙逝了！
胡华还从原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人处了解到：1938年康生写文章说张慕陶是托匪，西安事变时正是由张煽动杀了主张和平解决的王以哲将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张慕陶确被中共开除过党籍，但是并非托派，杀王以哲的不是他，而是东北军少壮派。
胡华求索史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求真、求信，力求做到所写的历史真实、可信。即便有些史料一时不能公布，也能使自己心中有数，不会说过头话。尤其是由于党史的教学与研究长期受个人崇拜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有好多史实被搞乱了，或者被歪曲了，这就更需要从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胡华如果能够多活十几年，把他悉心搜集到的诸多史料都加以应用，一定会写成多篇文章、多本论著，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逝世实在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和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
二、注重坚持正确史观
胡华治史不仅刻意求索真实史料，而且注重贯彻正确史观。从1938年，他从浙东到陕北公学校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一直坚信不疑，后来在工作中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攻读中央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的马克思经典著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又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党史教学，并且参加过基层政权建设、土地改革运动和工人运动。所以他还学会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用以指导实践，尤其是用以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从自己长期的深入研究中深切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这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善于总结全党集体奋斗的智慧，善于集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理论见解，确有很大的理论贡献。”〔1 〕他列举了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等，说明“毛泽东这些创造很重要”，并强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些错误，就要抛弃、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对毛泽东的思想，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我们要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2〕
在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时，他认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不是哪一个人所能逆转的。”〔3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它将是不可能成功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更要从自己的国情和民族特点出发，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和步骤。”我国提出改革、开放和搞活，反对僵化，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扩大自主权、“一国两制”等等，“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创造”。〔4〕我以为他在1987 年以前写的这些心得体会都是很正确、很有见地的。
他不仅坚持研究党史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且强调研究党史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帮助我们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任务是光荣的”。〔5〕
他在教学和科研中，除了对党的历史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进行分析外，还时常以众多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艰苦奋斗的可歌可泣的生动事例来说明要把革命真理和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变成现实，是需要众多先锋战士为之流汗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他晚年负责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更是着意通过众多活生生的人物、有血有肉的场面，来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杰出人物推进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
胡华治史既在宏观方面坚持以论带史，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又在微观方面做到论从史出，即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既反对以论代史，用抽象的历史观的原理、原则硬套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或者用片断史料为例牵强附会地去论某些原理原则；又反对以史代论，只是客观地描述、铺叙历史进程，推砌繁琐的史料，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没有深入探究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他在教学与研究中，大的方面总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文献为依据，小的方面又敢于按照论从史出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独立、独到的见解。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遵义会议以前的15年，我们党曾经犯过一次右倾路线错误、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15年，在毛泽东等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没有犯过全局性的路线错误，但是也发生过局部性的错误，即1938年王明在武汉的短时间的右倾错误。这些看法在党史上已成定论。1979年胡华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引下，从他所掌握的实际材料出发，敢于提出：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后发生过的局部性的错误中，“也产生了两次较大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43年7 月至1944年间，发生在延安和许多根据地内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审干、反特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中，对基层干部实行所谓‘搬石头’、‘查三代’的残酷斗争，及对地、富分子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这两次‘左’倾错误，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后来中央文革的某顾问（指康生）。〔6〕这是颇有胆识的新见解。
有破有立，是非分明，要贯彻正确史观，就要批判各种错误史观，胡华在长期的教研中，坚持不解地批驳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的和右的以及公然反共、反华的各种错误思潮。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胡华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外，他强调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海外研究中共党史动向的分析研究”，既要重视进口和翻译外文书刊，阅读海外党史著作，重视吸收其有用成果，又要注意分析其动向和倾向，批判其错误观点。他自己就以身作则，深入批判了前苏联、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中共党史论著中的六种谬论：“权力斗争论”、“中共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政党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论”、“中国革命胜利是外援起决定作用论”、“中国共产党变质论”、“国民党领导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论”。他对这些谬论的批驳，都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简单扣帽子。只有驳倒了错谬史观，才能使正确史观得以牢固树立。
胡华还善于从比较研究中来确立正确史观。中共深受苏共的影响，尤其是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被共产国际确定为“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马列主义科学的基本知识”，被毛泽东评定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作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和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总结的这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长达18年时间之内对广大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重大深远影响。尤其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可以说几乎人人都细读过此书。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此书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他错误之后，苏联从1959年至1977年又陆续出版了五种《苏联共产党历史》新版本。胡华深知我从1950年起长期教苏共党史，1972年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又同他一起住在城内大院，所以他曾多次找我细谈中苏两党党史的比较，还托我代买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新译本。他是力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史观，提高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胡华还很重视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拓展理论视野。1985年他得知我在主编一本《新兴科学百科知识》，曾专程登门拜访，要我向他介绍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及其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但他这种敏于探求新理论的精神却令人感佩！
三、努力恪守崇高史德
胡华作为一个有卓越成就、赢得众人敬仰的历史学家，他的可贵之处，不仅是掌握丰富的学识和正确的史观，而且是因为他始终恪守着崇高的史德。
胡华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要公正，要正直，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7〕讲真话，不讲假话，看来容易，但是当歪风劲吹、 邪气弥漫之时，不少人就站不稳脚跟，随风而倒。有的人是为了明哲保身，使自己能够安然无恙；有的人进而迎风而上，谋求个人名位利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甚至勇于牺牲自己的人，才可能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绝对不昧着良心讲假话。正如李新同志在《胡华文集》序言中所说：“胡华同志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受到冲击，不过还不很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华同志遭受到有如雷霆万钧一般的压力。但他表现很好，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在任何压力面前也不屈服，决不乱说一句话，决不嫁祸于旁人。”“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既考验了每个党员的党性，也考验了每个人的人性。像胡华同志这样经得住考验的党员实在太少了！”这段话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又令人辛酸的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盛行期间，像胡华这样被指斥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黑帮”，只许做两件事：一是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写自我批判材料；二是揭发其他“牛鬼蛇神”。尽管被抄家、被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被打耳光、揪头发，被挂黑牌子、游街示众，他就是死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决不胡乱自我批判，上纲上线。被逼得没有办法时，他只是说：“群众组织说我是黑帮，我相信党组织最终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胡华与我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批斗，并在“牛棚”中劳动。我们都坚信自己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并在患难中结为莫逆之交，坦诚交心，互相信任。当时到处宣传“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曾在1930年就对林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进行过批评，怎么能说林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呢？胡华一针见血地说：“林彪在上井岗山之前和后来在反第五次围剿中以及到东北解放区初期并不是都正确，现在出于政治斗争需要，难免要拔得高。”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艳史，他在延安更是听到不少。他说：“在延安时有过不许江青参与中央政治活动的决定。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她在中央居这么高的地位？！”他对康生更没有好印象，说在延安整风审干中搞“抢救运动”主要是他搞的，后来他在山东工作也很“左”，全国解放后长期不露面，从1957年起又很活跃。胡华在吴老（指吴玉章校长）身边18年，经常听吴老谈起许多老同志的活动、贡献和优点，可是从来没有听吴老谈起过康生。短短数语，可见他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比起我来，更是心中有数。因此，当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爆炸身亡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只是相对点头含笑，彼此都心领神会，已不必有更多的言语。
回到北京，中央已经决定人民大学停办，他分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分到北京大学，我们都还住在人大城内大院里。他对周恩来最为钦佩，说周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家”。1976年1月9日突然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放声痛哭，对“四人帮”压制悼念总理、贬低总理的种种做法极为愤慨。我看到他已在着手写纪念周恩来的书稿。9 月间毛主席逝世时，我们在悲痛之余，都预感到党内上层会出现政治大地震。无怪乎10月间他得知“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之后竟拍案而起，用拳头捶着桌子说：“这口气我憋了十年啦！”1979年他得知中央已在清查康生的问题，更是兴高采烈地立即在课堂上和学术报告中批判康生的种种错误。
总之，心中有数，保持缄默，静观事变，等待时机，决不迎合什么人，决不跟着胡乱鼓吹，这是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史德和党性的集中表现。他在讲到党史教员要有史德和党性时这样说：“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是要讲真话，是真理我们就宣传，有些不是真理，就不要讲。不能讲假话。要你吹捧林彪，你觉得林彪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不吹捧，不写；叫你吹捧江青，你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你也可以不去吹捧；叫你批判朱德、贺龙、陈毅，叫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叫你反对天安门事件、追查政治谣言，你觉得不能昧着良心瞎说，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不说不写，何必昧着良心去迎合什么人呢？何必去拍人家马屁呢！我又不谋求什么高官厚禄，我们是党员，是党史教员，应该是正直的人，正直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怕丢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我们对真理的认识。”〔8〕这一段发自肺腑之言，可以说正 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自我写照。
胡华的史德和党性不仅表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时做到心中有数，保持缄默，决不随波逐流，散播谎言，而且表现在条件许可时敢于秉笔直书，直言不讳，不调和折中，不患得患失，不怕得罪人，不怕冒风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凡是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阻挠“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秋后，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恢复，他就挺身而出，著文强调：“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有些问题，我们还有个认识过程，更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要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闯‘禁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1979年秋，他又写出《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历述党的历史上多次“左”的路线的表现，具体分析其产生的多种原因，然后得出重要的结论：“一部党史，充分证明了：‘左’倾错误和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铁一样的事实。”“痛定思痛，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求我们不要再重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从党的历史看，主要是要警惕重犯极左路线的错误。”〔9 〕我认为这是胡华教授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的很深刻的卓见远识，也是他秉笔血书、直言不讳的史德的鲜明表现。
80年代以来，社会上又多次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思潮，胡华多次对我表示：对右的思潮要摆事实、讲道理给予有力批判，但是在党的干部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严重的还是“左”的思潮，不批判右的、尤其是不肃清“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搞不好的。如果他能多活几年，能听到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时所讲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他该感到多么欣慰！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他这位老党史学家的看法是多么相近、多么一致啊！
总之，依我体会，刻意求索真实史料，注重贯彻正确史观，努力恪守崇高史德，这是胡华教授治史的三个鲜明特点和优点。史料、史观、史德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三位一体的素质要求。如果说史德是灵魂、史观是头脑的话，那么史料则是躯体，三者组成有机整体，不可或缺。胡华同志一生不懈追求，达到这三者较为完整、较为圆满的结合。所以他不愧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四、胡华治史特点的成因
胡华治史的这些鲜明特点和优点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以为，第一，他是在长期革命实践、教学与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年仅17岁的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生。1938年11月他到达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9个月就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 除了短期从事工农大众的基层实际工作外，长期是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工作的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只有依据丰富的真实的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分析，敢讲真话，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写出有影响的论著。空发议论，单纯堆砌史料，或者随风转舵，信口开河，都是有损历史教师形象的。史料、史观、史德可以说是他从总结自己长期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成为一个史学家的三大法宝。
第二，他是向革命先辈、史学先驱学习得来的。他认真学习过马列主要原著和《鲁迅全集》，熟读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论著。他在吴玉章校长身边当18年助手。正如他所说：“吴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的亲切指点和对党史的回忆，使我深受教益。他对马列经典和对中国典籍的谙熟，他对往事的清晰的记忆力，使我惊叹不已。他对中国历史和党史的热爱，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11〕他特别赞赏吴老自谦的一句口头禅：“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枚皋和司马相如都是汉武帝时候的著名文人，各有不同特点：枚皋写文既快且多；司马虽工文词，但成文较为迟慢。吴老能终生坚持不懈，经常研读马列著作，始终热爱脑力劳动，一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所以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尤其是吴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底），敢于顶住康生之流的莫大压力，挺身而出，保护郭影秋副校长，斩钉截铁地说：“诬蔑他是反革命的人（指康生等人——引者注）才是反革命！他们在反革命！”“我为人一生就讲老实，毛主席相信我，就因为我老实。我早将个人名利生死置之度外。”〔12〕吴老在最后岁月这种正直无畏、仗义执言的英勇气概，更是感人至深，堪称楷模！胡华还十分景仰史学界泰斗范文澜的活学精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认为：“范老这两句活学格言，可以作为我们效法和共同勉励的座右铭。”〔13〕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何干之教授是胡华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的老师，也是我在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又是几十年休戚与共、患难相随的师友。干之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奋笔写作，勤恳教学，“用笔与口与敌人作战”，不畏压力、不随风倒，敢于在1958年以后批评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至1969年在备受折磨与摧残之后猝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人世。何干之“始终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他毕生辛勤、坚贞献身党史教研事业的精神给予了胡华以重大的影响。长期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教授也给胡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尚钺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临刑不屈、死里逃生的坚毅的革命者，在史学研究中孜孜不倦、勇于创新，屡次发表许多独到见解，尽管屡遭批判和迫害，依然不怕艰险，不屈不挠，精神抖擞，奋斗到1982年80高龄而终。胡华在悼念文章中对尚公的革命精神和治学精神深表敬意。
第三，他是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国自5000年前黄帝时已有史官仓颉、沮涌，距今约3700年前的商朝已开始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历代史书浩繁，史家迭起，史学理论深远流长。尤其是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纪元，它既是有大量史实为依据的信史，又是有作者独立分析和生动叙述的力作和珍品。它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胡华熟读《史记》，多次强调写党史人物传要借鉴《史记》的长处。他说：“司马迁写《史记》，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写历史人物传记，则人物、事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的每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资料来源。”“中国史学家有提倡‘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叫做‘史德’。司马迁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把失败的英雄项羽列入本纪，也不隐瞒汉高祖作风上的一些不好情况（金钱、财物、美人），这都作为后人写史的道德标准。”“《史记》的文章既精炼也生动，这是作者对文章精益求精、刻苦加工的结果。”〔14〕《史记》所集成并开创的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后人更加从史学理论上进行提炼。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论；所谓史才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指考察问题时所需要的各个学科的学问，史识指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刘知几还主张“书法直笔论”，把“直书”、“实录”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清朝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反对“务考索”、“腾空言”，强调“史学所以经世”，治史在于“明道”，认为史事、史义，史文为史学三要素。史事即历史事实、材料，史义即历史理论、观点、史文即写史文笔、文采。他还力主“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意即心术不正之人，不能治史。胡华在吸收我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应该做到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要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谱写春秋，自然要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钻得更深，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纪念胡华教授逝世十周年，就要发扬他的治史特点和优点，大力把党史科学推向前进！
注释：
〔1〕〔2〕〔3〕〔4〕〔5〕〔6〕〔7〕〔8〕〔9〕〔13〕〔14 〕《胡华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第137页、第303页、第304～305页、第259页、第9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101～102页、第195页、第275～27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
〔11〕胡华著《热爱党史坚持阵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学人谈治学》，第360页。
〔12〕《吴玉章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第451～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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