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视野论文,内地论文,我国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094(2009)03-0089-08
从学术史的角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但是，“真正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大规模的、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研究却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1]自1978年引进以来，我国内地传播学在波折中逐步发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基[2]；到1996年，传播学作为二级学科，与新闻学并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那么，自一级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始，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取得哪些进展？与当前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相比，又存在哪些差距？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以期对更为清晰准确地把握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变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
检索期刊文献可发现，我国内地传播学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学界便会对其进行小结[3]，但准确来说，我国内地至今仍没有只刊登传播学文章的专业期刊，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文章常同见于传统的专业学术期刊。我国学界至今对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区隔界限仍然较模糊，所以，当前通过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对我国传播学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在对何为“传播学论文”的界定上是有欠明晰的。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会使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而研究国内新闻学发展状况的文章也甚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另一方面，由于传播学引入时间不长，有关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多数是纵贯评述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我国内地以来的情况，鲜有考察近年情况的研究[3]；对这十余年间发展情况的专门实证考察并不多见。笔者目之所及，除人大和复旦的部分学者例行对每年的我国内地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所做的述评文章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发展情况的主要研究有，廖圣清较为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我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5个特点：“领域不断扩大、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入。”[1]陈昆玉等人通过分析发现，9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统计分析不够深入、理论框架不明、报告格式不规范等问题[4]。张莹等人则以1994年至2003年《现代传播》上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为分析对象，发现我国传播学研究紧扣新闻传播发展的主流，……注重对新的传播方式的把握和掌控；多学科交融的特征明显[5]。张明新等分析1994-2005年“新传”发表的传播研究论文发现，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显著增多，但研究的理论水平却未显著提升[6]。总体而言，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发展情况研究的论文，不仅总体数量偏少，而且注重一般特点的描述性文章多，而具体的量化分析少。在量化分析的文章中，也主要是仅就内地的情况来分析得失，对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虽然也有学者从总体和各专业研究领域来进行分析[7-8]，开阔了内地学者的视界，但这些研究均没有与内地的同期发展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如能将此一时期的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情况与同期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作比较，既能看到内地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进步，又能在与国外的比较中，寻找到一些差距，对内地新闻传播研究发展情况的把握便可能更为清晰准确。专业学术期刊是一个多棱镜，透过它可以窥探某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最初是自美国引入的，一开始便受到美国学术研究套路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源自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比较的切入对象。具体来说，本研究对1996年至200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以下简称为“新传”)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以下简称为JMCQ)上发表的所有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力求以实证方法从一个侧面来观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和进步的现状，并对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资料的选取
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性刊物，“新传”和JMCQ在权威性和影响力上可谓“门当户对”；两刊关注领域也相似，即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均等重视①，故成为本次研究的考察对象。
《新闻与传播研究》(以下简称“新传”)，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宁波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新闻传播学期刊，被许多大学和研究单位指定为“一流期刊”和“权威刊物”[2]。根据段京肃和任亚肃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2000-2004年的影响因子所作的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编辑学报》虽分列第一和第二，但它们分别是综合研究科技期刊和编辑出版领域的刊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不成为本研究的入样期刊。“新传”位列第三，平均影响因子为0.28。“影响因子越大说明该刊在学科发展和文献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力就越大，学术水平也就越高。”[2]因此，可以将“新传”视为当前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JMCQ是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设在美国的国际性学会出版的官方刊物，它号称“面向全球、没有地区偏向、采用匿名审稿制，其投稿采用率在5～20％之间[7]。”JMCQ定位于关注新闻和大众传播的多种形式和发展状况，涉及主题包括历史、法律、定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方面。
当然，仅选取这两份期刊来做代表进行研究，并不能完整反映两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貌，但是至少可以部分反映出当前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水平和主流的发展方向。
据此，本研究对自1996年至2005年发表在“新传”和JMCQ上的共计1023篇学术论文(按照惯例，书评、学术会议介绍等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进行内容分析。
2.2编码
本次研究主要对以下几个变量进行测量：
(1)论文发表的时间。主要记录论文发表的年份和期号。
(2)论文作者构成情况。主要从三方面考察：第一作者身份、单位和作者人数。其中第一作者身份分为：教授、副教授、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讲师、助教、一般教师以及只注明是“教师”的情况)、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媒介从业人员、其他人员等。
(3)论文研究主要范畴。我国学者廖圣清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中采用美国学者V.James Potter，Roger Cooper，Michel Dupagne建立的分析框架，并增设“传播学研究”、“传播学教育”和“传播学研究方法”3项。本文借鉴了这一研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新闻学研究”，将“传播学教育”改为“新闻传播学教育”，共计14项，具体分析项目如下：
媒介产业：大众媒介的运作机制、经营管理以及媒介功能。
新闻工作者：涉及新闻从业人员(包括纸质媒介新闻单位和电视、网络等新闻部门的从业人员)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表现和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等。
新闻产制：新闻来源以及新闻决策等。
讯息传播：涉及传播渠道的特征、媒介特性等。
媒介内容：媒体呈现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等。
受众分析：涉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收和理解的过程，以及对媒体的满意度等。
媒介微观效果：媒介对个人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媒介宏观效果：媒介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法规与政策：涉及媒介的法规、政策的问题。
传播学研究：涉及传播学理论、传播史、传播学如何发展等问题。
传播学研究方法：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新闻传播学教育：涉及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问题。
新闻学研究：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学如何发展等问题。
其他：以上未能包括的范畴的研究。
(4)媒介对象。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手机等，同时还包括在一次研究中涉及多种媒介和未涉及媒介两种情况。
(5)研究视角。按照研究所属的类型，我们将论文分为实证研究论文和人文研究论文两类。
(6)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入户调查、拦截式调查、CATI、CAPI、邮寄问卷、网上调查、电话访问)、实地研究(个案研究、深访、观察、焦点小组)、文献研究(内容分析、二次分析、人文取向分析)、实验研究和其他方法。
(7)数据分析的方法。分为简单数据分析方法、复杂数据分析方法及没有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三种情况。
2.3 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论文两位作者完成本次研究的编码。以霍斯提公式进行信度检验，2626×2/(2870+2870)=0.914，并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分析研究
3.1 作者身份
从作者身份来看，JMCQ以副教授为主，“新传”以青年学者为主。副教授、教授和青年学者是在JMCQ上发表论文的主要人员，其中副教授的发稿比例最高(63.5％)。对比10年中前3年和后3年的情况发现，经过10年，教授发表论文的比例下降了7.9％，青年学者发表论文的比例则上升了8.7％，副教授则仍处于主力军的地位。
“新传”的作者主要是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的人员，其中青年学者的发稿比例最高(37.7％)。对比10年中前3年和后3年的情况，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来自研究机构的人员发稿比例大幅下降，从前3年的27.1％下降至7％。教授、副教授和青年学者的发稿比例则均有所上升。
对比两本期刊作者身份的构成情况，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JMCQ上鲜有来自研究机构和媒体人员的论文，大学的学者是最主要的研究群体。而“新传”的作者则分布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机构中(表1)。
3.2 作者人数
从作者人数来看，JMCQ以合作形式居多，“新传”独立研究为主。在JMCQ的作者人数中，独自开展研究的情况占44.9％，超过半数的论文采取合作的形式，这种构成情况在10年间没有明显变化。
“新传”则体现出合作情况较少，独自完成研究为主的局面。但是对比10年中前3年和后3年的情况发现，合作撰文的情况明显增多，由4.5％上升为14.9％。独自完成研究的情况则下降了12.1％(表2)。
3.3 范畴
从范畴上来看，“新传”比JMCQ更侧重于刊登宏观的规范性研究。综观两份期刊在10年间发表论文所涉及的范畴，JMCQ中研究媒介内容的论文比例最高(28.8％)，其次是对媒介微观效果的研究(11.9％)、新闻工作者的研究(11.1％)和受众分析研究(9％)，对新闻传播学发展进行的宏观规范性研究则相对较少。
相比之下，“新传”则更注重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进行规范性研究，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2.4％和16.4％。与前3年相比，“新传”的传播学论文数量在后3年有了明显增加(增加了10.6％)，而新闻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则有所下降(表3)。
3.4 媒介对象
这两份期刊都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占据了较大比例(JMCQ为32.6％，“新传”为24.6％)。另外，在一次研究中涉及多种媒体的情况也比较多(JMCQ为26.1％，“新传”为20.4％)。与前3年相比，后3年中，JMCQ对网络的研究上升了近8％，“新传”对网络的研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上升了1.2％)。虽然近10年手机的发展很迅速，但是两种期刊上都没有体现出研究者们对这方面的关注，10年来，JMCQ上仅有两篇相关论文，“新传”上则还未曾出现这类论文(表4)。
3.5 研究视角
从研究视角来看，JMCQ以实证论文居多，“新传”以人文研究为主。从表5可知，10年间，JMCQ发表实证研究论文居多(83.9％)，“新传”则正好相反，人文类型研究论文占绝对优势(86.2％)。两期刊上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数量增长都较快，与前3年相比，JMCQ后3年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增加了9％，“新传”增加了9.1％。
3.6 数据分析方法
从两期刊10年内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来看，JMCQ上的文章运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论文(94％)比“新传”(86.3％)多了7.7％；其中JMCQ上使用了复杂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论文占近1/4(22.4％)，比“新传”(4.1％)多了18.3％。但与前3年相比，“新传”上运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在后3年有了大幅度增加(增加了28.7％)，但后3年几乎没有运用复杂数据分析方法的论文。同样，JMCQ上复杂数据分析的论文后3年也从46.2％大幅度下降到5.3％，使用简单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的论文则比前3年增加了41.6％(表6)。
3.7 两刊各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
从两种刊物的论文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看，对定性方法的运用均远少于定量方法的运用。JMCQ在10年间刊登了25篇运用了定性研究法的论文(占6.1％)，“新传”为13篇(占16％)。在定量研究论文中，运用了内容分析方法的论文数量无论在JMCQ还是“新传”均占主流(分别为44.7％和64.2％)，其次是调查研究法。
JMCQ上共有58篇论文运用了实验法，而这10年间“新传”上并没有刊登运用实验法的论文。与前3年相比，后3年中运用了内容分析法的论文在“新传”上增加了47.3％(表7)。
3.8 比较与认识
回顾“新传”10年的论文，可以发现人文类型的研究在我国内地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占绝对优势，针对新闻传播学发展进行的宏观规范性研究较多，尤其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与分析，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验证和批评，以及对媒介内容、传播效果、受众等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而JMCQ则恰恰相反，实证研究的论文居多，且相对更关注对传统的传播“5W”要素的实证分析，也更擅长运用复杂数据分析方法。
两期刊论文篇幅的差异也从侧面体现了这点：JMCQ每期刊登的论文数基本在12篇左右，15～20页的论文最常见，少数论文会超过20页。“新传”每期刊发文章15篇左右，3～10页的论文最为常见。一般来说，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页数一般要多于采用人文类型研究的文章。(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实证文章的平均页数为14.98，人文类型研究的文章平均页数则为8.1)。这或是因为，实证研究遵循科学研究公开、系统和累积的传统特点，故一般而言，实证论文中需介绍该研究采用的模型、方法和资料收集的详细情况，以供其他研究者借鉴或可依此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再检验。如此一来，实证研究的论文都有一定的篇幅。
而且，相较于人文类型的研究，实证研究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者间常常以合作形式完成一项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也体现了这点：“新传”上以单独署名出现的论文占绝对优势，其中90.1％独立完成的论文属人文类型研究，而10年来JMCQ上的论文以合作形式出现的居多。
JMCQ有58篇论文运用了实验法，“新传”上尚还没有运用实验法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法，直接源于自然科学，是社会学科中探索因果关系的最好的量化方法。目前我国内地，鲜有采用实验法进行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况，亦从侧面说明了实证研究力量还不足这一现实。
国外研究者倾向于实证研究而中国研究者偏爱人文类型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两国论文在上述各方面差异较大。深究其因可发现，近现代以前，我国学术研究素无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受人文学科研究传统的深刻影响。在传统的学术研究观念的影响下，新闻学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它的研究规范往往来源于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和底蕴的人文学科。故呈现黄旦教授所称的“我国的研究既没有批判学派的思辨能力和理性色彩，也缺乏实证研究的技能和方法[9]”的情况。
从我们此次研究的直观感受来看，国内很多新闻传播学研究既不是纯粹的实证研究，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研究，更多的是类似于个人体会和感想之类的论文。虽然其中不乏那些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启示的好文章，但是，从学术规范来看，学术研究还是应该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而传播学“引入我国的时间不过短短的20多年，而进入我国以后又经历了同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传统学术观念和传统的学术管理体制的艰苦的适应过程[2]。”故在深厚人文传统的土壤中，严格的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养成尚待时日。
尽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1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中，近年来，“新传”增加了刊登传播学论文的数量，实证论文的数量明显上升，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明显增多，围绕“5W”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升，拉近了与JMCQ在这些方面的距离。
相似之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传播学传入我国内地近30年来，历经与传统的学术理念与规范的博弈，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正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10]”，人们对新闻传播学应遵循严格学术规范的意识逐渐增强，实证精神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逐步得以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正与国际学术研究渐渐接轨。同时，由于深受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研究范式的影响，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但是，从本次研究的结果看，两期刊的定量论文中运用了理论的情况比较少，不少论文仅是对理论有所提及，既非以理论为研究框架提出假设，也非对理论进行批评或建构。理论的缺乏有可能使得定量研究停留在数据结果本身，从而使研究的意义无法得以展示。实证研究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盲点，也非唯一的研究范式。哲学底蕴深厚的欧洲大陆的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也应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汲取的养分，取各学派之所长，将有益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发现，从研究的媒介对象来看，两期刊的论文研究最多的媒介同为报纸，近年来对网络研究的论文在两期刊中都上升了，但手机研究方面的论文都极少。手机和网络是过去10年中普及速度最快的媒介。相对于飞速变化的媒介实践，学术研究似乎有些滞后，中外皆然。和传统媒介环境相比，新的媒介环境体现出更大的自主性、互动性和流动性，那么新的媒介环境是否真的带来了新的研究问题？传统的理论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新的媒介现象？这些无疑都给当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4 结论
(1)通过对JMCQ与“新传”所刊登论文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内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受传统学术研究模式的影响，以人文研究为主，实证型研究明显不足，是缺乏实证研究技能与方法的体现。
(2)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应该从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汲取养分，重视量化研究，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进行科学研究。
(3)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关注此领域的研究，或将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增强学科实力的一大机遇。
注释：
①如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学刊)、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学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舆论季刊)和Journal of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等在国际传播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它们或偏重于传播学，或专注于对某一领域(舆论、广播电视)的研究，相对而言，JMCQ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