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面记录——《中国图书馆年鉴》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年鉴论文,事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年鉴之作如雨后春笋，纷至沓来。据不完全统计，只不过十数年时间，内地年鉴的出版，总数竟逾千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遗憾的是迟迟未见一部中国图书馆年鉴面世。为聊补中国图书馆年鉴缺失之憾，遂有《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 1978～1987》（张白影、荀昌荣、沈继武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及其续编《中国图书馆事业 1988～1995》（荀昌荣、张白影、刘元奎主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的编纂。二作虽称佳构，但毕竟系“民间”所组织，失之“官方出版物”的权威性。况且，它也不能替代“年鉴”。顺便提及一句，80年代初，台湾编辑出版了一部图书馆年鉴，题头虽也冠“中华”字样，但终以一隅为实。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焦渴企盼能有一部《中国图书馆年鉴》面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几经曲折，历时3载，由周文骏、肖东发担纲，30 位专家组成的编辑工作委员会，15位学者为专文作者，40余位各省、市、自治区、各系统特约撰稿人，以及近150位撰写者通力合作，不懈努力， 《中国图书馆年鉴》终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了。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图书馆领域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实在令人欣慰不已。
编纂《中国图书馆年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项浩大的基本建设工程。它之所以迟迟难以问世，原因纵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难在一个“钱”字上。年鉴“前言”中说：“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这部年鉴方得以问世。”诚哉斯言！正因为如此，它的首卷本出版的价值，当从它的开创意义上来认识。万事开头难，以后逐年编纂、出版，当需付出更多的艰辛，这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图书馆年鉴》首卷本所收录的内容起于1990 年年初， 止于1995年岁杪。它全面地记录了最近6年间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概况。 为便于人们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也酌情收录了一些回溯性资料。全书共140万字，布面精装，可谓洋洋大观了。
细看目录，综览全篇，不难发现它至少具有下列诸多优点和特点：
内容全面、完整、丰富。这是本年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全书由特载、专文、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人物、法，规文献、统计资料、大事记、名录、附录和主题索引等14部分组成。举凡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事业、各系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概况、重要事件均已择要录入，其信息容量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 1978—1987》和《中国图书馆事业 1988—1995》所不及。
第62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会于1996年8月25～31 日在我国首都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声誉，而且也给中国带来声誉。它必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这一重大事件作为“特载”，置于篇首，是十分恰当的。
将15位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论述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其某一领域的发展概况的篇章在目录中归为一类，被称之为“专文”，列诸“特载”之后，各篇章则按内容各入相关篇幅中，凡9篇。 除总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计6万6千余言外，其余8篇，长者不过9千言，短者尚不足4千字。虽然从整体上看这部分的文字并不太长，但其内容丰富，论述详赡，观点鲜明，不愧为大家手笔。
以第3部分“图书馆事业”和第4部分“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文字为最长，前者近37万字，后者逾24万字。二者相加，计61万言，几近全书篇幅的一半。前者分地域、按系统全面概述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与香港、澳门2个地区以及国家图书馆和公共、科学院、高校、 国防科技、医学、少儿等18个单位与系统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概况。后者以“基础理论”为冠，内容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及其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综述、学术动态、学术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其各系统和地区图书馆学会概况等。以“新书选介”为殿，对1990年～1995年6 年间出版的图书馆学专著，择要选介了408种（不含港、澳、台地区）， 其中理论图书馆学方面的专著38种，应用图书馆学324种，书目、辞典、 机构名录、论文集等综合性图书馆学论著46种。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水平和现状。
第5部分“图书馆学教育”包括专业教育、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部分图书馆学系选介等内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长足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至90年代中期与图书馆学相关的专业已多达50余个，并形成了由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到第二学位、学士学位及专科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构成的完整的、多层次的、多类型的教育体系。除列表介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52个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外，还重点选介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24个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单位。本部分虽只有8万5千言，仅占全书篇幅的6%，但却内容丰富。篇前收“专文”2篇，反映了编纂者对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视。
第6、7部分分别为“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前者包括中国参加国际图联活动情况和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出访学者、团体与外国学者来访情况。后者介绍了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的情况。“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尚不足5千字。虽文字短小， 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其重要意义无须多说。
第8部分“人物”收录图书馆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第4届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副理事长、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凡18人。 以简明的文字记述了他们的生平、学术成就和贡献。
第9部分“法规文献”，具体又细分为“法律 法律性文件”、 “行政法规 法规性文件”和“行政规章 规章性文件”。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试行）》等若干文件全文刊载外，其它数十件文件或摘录、或摘要刊出。
第10—14部分依次为“统计资料”、“大事记”、“名录”、“附录”和“主题索引”。它们都是本年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多系资料性文字，也无不体现了本书内容的全面、完整和丰富。本年鉴所收资料颇有特点，对此将在下文中论及，此不赘。
资料系统、翔实、近新。这是本年鉴的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何谓年鉴？按权威工具书对“年鉴”的界定，年鉴是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或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性工具书。 《中国图书馆年鉴》首卷本系统地搜集了中国图书馆事业1990 年～1995年6年间的重要资料。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资料性工具书。 既是资料性工具书，就要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参考性意义。各种“统计表”、“情况表”、“一览表”之类贯穿于全书之中，俯拾即是。此外， 还以“统计资料”作为一个独立部分， 或统计最近一年（1995年）的资料，如《全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业务活动情况》、《各地区公共图书馆经费收支情况》等；或逐年的统计资料，如《全国公共图书馆经费收支及设施情况》、《按年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情况》、《按年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按年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图书总流通册次》、《按年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平均每册新书单价》等；或择年统计，如《按年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机构数》，等等。正如本年鉴“编辑说明”中所言，这些统计资料都“来自文化部及国家统计部门，均经过审核，以求准确可靠”，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上述所列各项统计资料中，虽然也有一些回溯性资料，但大多是近新年代的资料。数字变化最能说明问题，透过数字，通过比较，能直观地反映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为人们开拓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局面增强信心。
本年鉴资料系统、翔实、近新还表现在如下几个“部分”中：
第11部分“大事记”，分年度翔实地记载了1990年1月～1995 年12月整整6年间中国图书馆界所发生的大事要闻。 它所采取的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记叙方法，以便于条理清楚地反映各大事要闻所发生的时间，俾使人们能方便地找出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与它事件的相关关系。
第12部分“名录”，将所收录的各大系统图书馆按省、市、自治区排列。它收录了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各类型高校图书馆（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和军事院校图书馆）、地（市）以上党校图书馆和部分主要的科研机构图书馆的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翔实的中国图书馆名录。
第13部分“附录”，收录了“文化部关于命名一、二、三级图书馆的决定及名单”、“文化部关于命名一、二、三级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决定及名单”、“图书馆学期刊名录”、“中国图书馆学核心期刊表”、“各省市自治区及各专业系统图书馆学会简况表”第5个图表。 将某一部分的内容融于一表之中，简明、清晰，且便于查检。对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和广大的业余研究者来说，“图书馆学期刊名录”以及“中国图书馆学核心期刊表”是两份不可或缺的图表。“图书馆学期刊名录”收录图书馆学期刊96种，反映了近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从1979年6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前身）复刊，从此开始了中国图书馆学刊物的蹒跚起步，到90年代中期蔚然成林，专业学术期刊呈现了一个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些学术刊物的绝大部分虽然在第4 部分“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概况”中得到反映，但失之分散，也不便查检。将其集于一体，作为“附录”之一刊出，按音序排列，既展示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局面，又便于查检，当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初涉图书馆学研究的同行，未尝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投稿指南”。
学术性与资料性相一致。这是本年鉴的第三个特点。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专文”部分和有关部分的概述性、综述性条目之中。这些篇章都尽可能地利用和引述了大量的资料和统计资料，对各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对每一个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佐证，深入分析材料，实事求是地论说。正是在详尽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专文”和概述、综述的作者们对各自专题和领域近新6 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化、拓展，或对某一个研究结论进行质疑、辨析，才保证了“专文”和概述、综述的客观和准确，体现了本年鉴的学术性。如“专文”《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除利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列出了10个“统计表”、“情况表”和“一览表”。至于概述性、综述性条目所引资料之多，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然而，《中国图书馆年鉴》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它在资料的取舍上并未尽如人意。既为中国图书馆年鉴，就该广泛搜罗全国各大系统图书馆的资料，但它却未能这样做。对各大系统图书馆，特别是公共、高校、科研三大系统图书馆资料的取舍，明显地存在着厚薄不均的倾向。如第10部分“统计资料”所收的11个图表，全为公共图书馆的资料，而高校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的相应资料均告阙如，这种缺失是应当尽力避免的。其实，搜集这种统计资料并非难以进行。如全国高校图书馆各项统计资料，自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10多年来，每年都在岁末对各省、市、自治区高校图工委下发类似文件，逐馆进行统计，限时上报，已成定例。若将另两大系统的有关资料收进《中国图书馆年鉴》中来，则会更显年鉴资料的全面性。其次，年鉴中错讹之处尚有不少。一般性错讹，如鲁鱼亥豕类且不说。下列错处如能细心校对，当可避免：一是目录页有漏标页码现象。二是“名录”第598 页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的地址“西藏咸阳市”，系“陕西省咸阳市”之误。等等。当然，如此巨篇，又是它的首卷本，洵属空前，已是不易，疏误之处亦所难免。在此提出，只是希望它的续卷本能不断有所改进，使之更臻完善。瑕不掩瑜，《中国图书馆年鉴》首卷本是新近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面而客观的记录，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全貌的窗口。我们期待着它的续卷本能按时问世。
[收稿时间] 19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