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藏文学堂兴办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川藏论文,文学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3)06-0001-08
对清末四川藏文学堂的研究，学界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大多是附带性的介绍。如，张敬熙先生的《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卷)[1](P42-54)中就有涉于此。20世纪80年代，王笛先生连续发表《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概述》和《清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二文①，这其中有关于四川藏文学堂的介绍。近期，又有多位学人书写有关清末川边学务的文章，其中亦谈到了四川藏文学堂，如刘先强的《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2]、凌兴珍的《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3]、李绍先的《赵尔丰与川边藏区近代教育之兴起》[4]、刘严付的《清末川滇边藏区的教育》[5]、徐君的《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和《清末川边赵尔丰兴学之反思》二文②以及赵君的《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6]等。近些年有些著作，如《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7](P496-593)以及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8](P285-307)等亦有对四川藏文学堂的叙述。在此基础上，笔者拟从清末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办入手，试探其创办背景、主要概况及历史意义，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办，是随着清政府的教育新政及学制改革而兴办起来的。1901年，面临内外交困的清朝中央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其中，兴办学校、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和颁布“学堂章程”是其重要内容。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指导兴办新式学堂的《钦定学堂章程》③。次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④，对办学的方式与内容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同时，藏族地区也逐步执行了中央王朝的各种教育章程，教育跨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新阶段。光绪三十年(1904)，打箭炉直隶厅同知伍文元假城内诸葛街禹王宫开办大同学校，巴塘粮员吴锡珍亦创办官话学校并编辑官话课本，令康民送子弟入校，每日由粮署发给伙食，此乃近代西康教育之开端。大同学校、巴塘官话学校，虽然都是发迹于近代清末学制改革之后，创办亦较早，然学校建置不规范、师资力量缺乏、课程设置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一套基本符合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模式。同时，强制边地康民习学官话，带有大民族主义色彩，仍然没有摆脱旧有教育制度的严重束缚和羁绊。因此，笔者认为，近代新式教育虽然是启蒙于清末，然川边藏区之新式教育则真正是发自于四川藏文学堂。
四川藏文学堂，是在近代中国遭受外强凌辱，中国危亡、西藏危亡、川疆危亡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清政府整饬边疆、固川保藏、拯救国家的政治策略孕育而生的。
英、俄两国侵夺西藏的野心由来已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西藏已成为英、俄两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必争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打开了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霸占领土的可耻先例。之后，英国殖民者通过游历、传教、通商等手段，加强了对西藏的侵略，企图占领西藏，打通由印度进入四川，顺江而下，直出东海的通道，进而将整个中国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1876年，英国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获得“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9](P81)的权力，从而迫使清廷自拆疆防，西藏门户大开。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领土占领，沙皇俄国是最野蛮、最可恨、危害最大的一个。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就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吞食中国东北、西北土地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在进一步的侵略计划中，沙皇俄国不仅妄图吞并中国的东北三省，而且想把蒙古、新疆、西藏都包括在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之内，并以西藏作为跳板，把魔掌伸向印度，将侵略势力从中亚扩展到南亚次大陆，直达印度洋。在英国加紧对我国西藏侵略的同时，俄国也不甘落后，从各方面策划侵吞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为抢先占领西藏，沙皇俄国多次组织武装“探险队”、“调查团”，向西藏派遣间谍，经蒙古、甘肃、青海潜入西藏，搜集情报，妄图用“和平手段”将西藏纳入其殖民范畴。在沙俄的间谍活动中，尤以布里雅特蒙古人德尔智⑤隐蔽最巧，潜伏最久，危害亦最大。1888年，在英军进犯隆吐山之际，他趁机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背叛祖国，投靠沙俄，妄图以“助藏抗英”为幌子，达到其侵占西藏的险恶用心。德尔智以宗教身份作掩护，窃取十三世达赖侍讲之要职，打入西藏农奴主贵族内部，使沙俄在与英国争夺西藏的过程中，一时占据了上风。同时，沙俄的“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科学会”挂着“学术研究”的招牌多次派“探险队”南下。沙俄现役军人普利热瓦尔斯基上校从1870年到1888年先后五次率“探险队”深入西藏“科学考察”，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和武装卫队，配置了大量专业间谍，企图从东、南、西、北四方深入西藏中心地带进行窥探，窃取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情报和资料，为沙俄侵藏提供了便利条件。
“探险、传教、商船、军队、独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规律。”[10]当原有的一切“温和”面具层层被撕破，当帝国主义无法再占有最大利益的时候，发动战争就成了他们最野蛮、最惨无人道、最赤裸裸的侵略手段。在“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侵略渗透西藏的阴谋破产后，为尽快占领西藏，英国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趁日俄在中国东北争夺之际，1904年又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通过两次侵藏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有了种种侵藏特权。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实力大损，虽然1907年英俄签订了共同侵略西藏的协定，但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逐渐退出了在西藏的争夺。由此，英国在侵略西藏上一时占据了独霸地位。
英军进入拉萨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西藏之势瞬息万变，岌岌可危。同时，藏疆的危局，亦给我国西南防务带来了更大的危险。朝廷为挽回在藏权利，力图振作，图谋经边保藏之略，于光绪三十年(1904)派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处理繁杂的川藏边事，而凤全次年(1905)在巴塘被杀，史称“凤全事件”。“凤全事件”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清政府对川边尤其是边藏形势的高度重视，在派兵进剿之后，专门委任建昌道员赵尔丰为川边善后督办统兵留驻办理善后。“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11](P4643)川边，即指藏族聚居的原西康省辖区，曾长期处于土司封建势力的割据状态。清朝自乾嘉以来，亦以此为不毛之地，严重缺乏开发和经营。为保卫边疆，挽救危局，清政府不得不重整藏政，由此，在近代川边藏区掀起了一场旨在“筹边援藏”、“固川保藏”的“改土归流”运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受命之初他就把兴学作为川边应办六大要事之一，奏请中枢在巴塘试办初等小学堂。然而边地兴学在清廷中枢看来并非紧要之举，所以对赵尔丰提出在川边兴学的奏请给予了回绝。川边兴学、开风易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起来。四川藏文学堂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孕育而生，而又在兴办学务、培养治边之才、服务川边改革的工作中展开的。
实际上，赵尔丰与时任川督锡良等人并未放弃在川边兴学开边的设想。他们计划先在成都设学校，培养专门从事边地各项事务的译员和各种实业教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四川总督锡良的努力下，四川藏文学堂在华阳县⑥“暂假周公祠开办，以华阳县城隍庙后殿为宿舍，俟铁道学堂宿舍筑成，腾出丰化馆，即以丰化馆为学堂，以守备署为宿舍。”⑦创办四川藏文学堂，在当时的实际与历史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这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日川督锡良“奏设藏文学堂片”中表达的是何等的肯挚意切！
再，经画边疆之要，在于洞知番情；而欲洞知其情，必自通其语文始。川藏疆域毗连，即川、滇内附各番族，亦多习用藏中语文。历年台藏文武员弁，所用通事，明于事理者绝少，或则传达舛错，致误事机，甚且有意倒颠，藉端播弄，番情每致不洽，弊窦防不胜防。际兹经营藏卫整理边务之时，必须招集内地人士，自行肄习，方足以备任使而杜弊端。
奴才于去年春间，即饬令打箭炉厅觅雇兼通汉番文字之人，充当教习。惟关外番情锢蔽，能通汉文者甚少，迟之数月，始据遴送二人来省。当经饬司筹拨款项设立藏文学堂，招考文理通顺、身体健壮之学生百二十名入堂肄业，并以经费支绌之故，酌收学费，藉资补助。堂中学科以藏文、藏语为主，即饬所招番教习尽心讲授，仍用各科汉教员教以国文修身伦理，并兼授英文及历史、地理、算学、体操诸科，俾端其本原，扩其学识。已于去年十一月间开学。
除咨学部理藩部查照并续将章程咨送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12](P651-652)
当时，赵尔丰受命督办川边改土归流事务，然其兴办学务最缺的就是示范和译员人才。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办，正好适应了川边改革，兴办学务的社会需要。由于最开始赵尔丰在川边兴办学务的奏折未能得到清廷的批准，缺乏财政支持，藏文学堂初建之时只得“酌收学费”。半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赵尔丰关于川边经营的思考与筹划更为成熟，再次向清廷提出在川边兴学的主张，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紧接着，赵尔丰从八月份开始就在其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兴学要务。宣统元年(1909)，为了让更多的边区子弟就近入学，就近接受培养，四川藏文学堂将校址迁到了炉城⑧。关于四川藏文学堂的主要概况如下：
(一)办学宗旨及要义
该校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赵尔丰和锡良为首的川边地方官员筹办执行的，学堂以《奏定学堂章程》为办学方针，并专门制定了《四川藏文学堂章程》(如图1)[13]指导具体办学事务，“以铸造边徼办事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专为练成边材起见，与其他普通学校不同。”⑨而年假、暑假及休息日期则悉遵《奏定学堂章程》，无须另订。学堂用布马挂料为学生制作了统一的制服，制服左袖口绣龙加黄线一道，领章帽章均用“藏文”二字为识。
图1：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藏文学堂章程
(二)学制及课程设置
四川藏文学堂以学制两学年四学期毕业，所学科目共有修身伦理、藏语藏文、英语英文、国文、历史、舆地、图画、测绘、算术、体操十门。具体“科学及学年学期时间列表”如表1⑨所示。学堂在课程设置上，第一年阙测绘，第二年阙图画，常习九门，每星期时间为36小时。为了培养学员的爱国之心，藏文学堂“首重德育”，“藏语藏文列于第二，英语英文列为第三”，以利于“开化土种”、“交通外务”。同为要科，为兼顾各科，“第一年以藏语为主课，第二年以英语为主课。”藏文学堂为保国粹、化狂俗，还专设了国文科，使其“与修身伦理并重，列于第四科。”
在课程设置上，藏文学堂尤为重视历史、地舆二科。规定“历史舆地两门须各聘专员于第一期内遍考群书编成讲义及教科书，俟第二期开讲。”对历史的教习，“只取实际应用，教员须聘专研究川滇边事藏卫沿革兼及印度史，以鼓其旨趣，启其冒险思想。”所教内容主要有：“(甲)南诏土番之叛服及其改流。(乙)土司四十八种支族及其党目风土。(丙)土籍之遗传，殷周之挞伐，武侯之定泸，唐李韦之平勘维州，国朝之平定两金川。(丁)藏卫自唐以来之沿革，达赖班禅坐床次数，藏卫图经须人置一编。(戊)戍兵额及建藏大臣原委。(己)唐古忒兴废记。(庚)西人逾印度喜马拉雅山而窥藏始末。(辛)廓尔喀之关系。(壬)古来由蜀道通五印度之故事。(癸)川滇藏之关系中原。”“藏务孔亟，办理贵知地理。”[11](P4665-4666)藏文学堂设置“舆地”一科，“亦取应用者，自黎雅以外，靖西厅以内，均宜详其沿革幅员土产森林矿质户口种类与其生活程度，其他川滇疆域阿富汗俾路芝及印度洋约略及至可矣。”其主要内容有：“(甲)川边(炉里巴三台站)。(乙)滇边(丽江维西中甸，金沙江流域)。(丙)藏(卫藏，近来屡更之约章)。(丁)青海与川边之犬牙。(戊)印度记。(己)此后屯垦矿业工商业之渐及。(壬)将来该设行省之界画。(癸)五屯志。(壬)塘铺电线之安置。(癸)川西铁道之组织。”从内容来看，历史、地舆二科较多关注藏地历史社会现实和地理疆域情况，注重培养学员树立华夏一体、川藏一体、藏乃中国之一部分的观念，警醒学员抵御外诲，保我疆土。
列强侵我藏疆之预谋自17世纪就有了，其早期多派懂天文、识地理、能图会算之人乔装潜入，实地了解我疆域之道路、地貌及人文，勾勒出图文并茂的资料和数据，为其侵略活动服务。鉴于藏区的历史与实际，藏文学堂较注重培养拯化边疆的应用型人才，《章程》称之为“通算”之才。在课程设置上，历史、地舆专聘一员，遍考群书，择藏卫史地精要，编成讲义和教科书授予学生。在测绘的学习上，注重从图画入手习测绘，在“一学年以四十小时习图画，二学年以八十小时习测绘。算术一科两年五百二十小时，可学至二次方程平面几何，于测绘恰合程度。”
(三)师资队伍及招生
按照《四川藏文学堂章程》的规定，该学堂已经配备了较为齐全的管理人员(23人)和教习人员(8人)。其中，管理人员设有类似校长的监督一员，总理全堂事务；类似于教务长和政教处长的监学二员，负责经理学生上课，检查学生起居，并学生课程一切事务。在庶务及财务出纳工作上，设有收支兼庶务一员。设有稽核兼收发一员，负责经管堂内外人出入及收发文件；干事一员，专管购置及一切杂事；书记一员，专司填表及缮写文牍工作。此外，还设有传事、司阍二人；值门护兵四人；杂役十人(学堂四人，寄学舍四人，水夫二人)。在教员方面，修身伦理和国文二科，各聘专人教习并兼任监堂一职。藏文科有教师二员，英文科一员，体操科一员。考虑到历史、舆地二科，测绘、算术、图画三科各自关系之密切，都各设教师一员担任。
藏文学堂每期招收学员120名⑩，分两个教学班，每班各60名。为了使学员适应日后面临的偏远山区及高原生活，对新学员要求极为严格，几乎完全是参用选募军人的章程择优选拔，不合格者概不录取。具体条件有：“(甲)年在二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乙)身体强健，能习苦耐劳者。(丙)文字通顺能记载事物者。(丁)不吸洋烟无疾病者。(戊)非亲老丁单无家务牵挂者。(己)家世亲白，本身素无过犯者。(庚)有切实保证者。”在正式授课后，学堂还给学员开设“体操”一科，内容“以兵式器械为主，第二年须习马术。”
(四)经费及学校制度
藏文学堂初建之时，清政府没有拨款，“以经费支绌之故，酌收学费，藉资补助。”[13](P651-652)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后，由藩库每月发银三百两。按藏文学堂章程来计：每学员仍缴学费一元，杂费五角，伙食费三元五角，每学期前预缴。学堂每年共有可支配款项4200两。根据学堂章程第十六节学堂出款之规定，“监督一员(不支)；监学兼教员二，月支各四十元；藏文教员二，月支各二十元；英文教员一，月支四十元；图画、测绘、算术教员一，月支各四十元；历史舆地教员一，月支四十元；体操教员一，月支二十四元；收支庶务员月支二十元；稽核员月支十六元；干事月支薪水十二元；书记月支薪水十元；传事、司阍二人，月支工食各四元；杂役十人，月支工食各三元；值门护兵四人，月支工食各四元；饭食上等每人每天八分，一百三十三人，每月共计银三百一十九两二钱；中等每人六分，十六人，每月共计银二十八两八钱；学生课本笔墨月支五十元；印红纸张油烛茶炭笔墨月支约三十元；校地租赁费月支十四元。以上共统计需银六百八十一两七钱。”由此计算，学堂每年共需支出款项八千八百一十七两四钱，远远超出应有可支配款项的数目。这说明了四川藏文学堂的办学经费是严重不足的。
为了培养边学师资、扩大学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又计划仿照京师国子监藏文学堂的情况，在打箭炉特设一所优级藏文学堂，从内地挑选60位有毅力、有远大志向、无不良习气、各项都优等的毕业生，由学务局发给进边旅费和日常饮食所需费用，专门送到打箭炉的优级藏文学堂学习藏语，“造就师资，以备译员、助教之选”。然因经费筹措等困难，建立优级学堂的计划终未果。
对于学员的日常管理，藏文学堂在讲堂、自习室、食堂、操场、寝室及监堂处、稽核处等方面都设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广大学员共守勿犯，犯者视情节不同可分别给予“记过、禁假、斥退”三类不同处分，斥退者所缴本学期学费、食费、杂费概不退还。
近代新式教育启蒙于清末，然川边藏区之新式教育真正则是始自于四川藏文学堂。四川藏文学堂虽初址设在成都华阳县，管辖不在川边康区之列，然其实则是近代川边藏区新式教育之源。之所以如此说，理由有三：第一，从时间上来说，光绪三十年(1904)创建的打箭炉大同学校和巴塘官话学校，虽亦发迹于近代清末学制改革之后，然其强制康民送子弟入学，且学校建置极不规范、师资力量缺乏、课程设置不合理，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接近现代新式教育的课程体制和管理模式。第二，从地点上讲，虽然四川藏文学堂初创校址不在川边藏区，而宣统元年(1909)后为方便边区子弟就近入学，将校址迁至炉城(康定)。炉城已属川边藏区之列。第三，从创办的目的和宗旨来讲，四川藏文学堂从创办之始就定位于为川边藏区社会改革造就翻译和师范人才，是直接立足并服务于川边藏区社会实际的。
四川藏文学堂是在清末政府“固川保藏”，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社会中酝酿萌生的。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建，把清末中国新式教育改革的讯息带到了藏区，对近代藏区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开启了近代藏区师范教育之先河，为近代藏区新式教育的萌芽与实践提供了一种典型和经验。
第一，四川藏文学堂是近代清末川边藏区师资人才培养的唯一场所，为近代川边藏区的教育发展和社会改革培养和储备了人才。四川藏文学堂是率先在成都创办的，其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懂藏文的师资力量和翻译人才。四川藏文学堂前后共举办两届，培养通晓藏汉语言者师资163名。兴办学务，是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六大要务之一，其兴办学校所需之师资，除从其他地方调派的教员外，大部分为四川藏文学堂及打箭炉、巴塘分设学堂所培养的毕业生。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建，开启了川边藏区近代教育之风气。[14]在藏文学堂之后，创办近代新式学校蔚然成风，清季川边藏区教育获得了迅猛发展。1911年与1907年相比，川边藏区教员数由4名增加到200余名，增长了50倍；学校由3所增加到200余所；学生由60人增加到4000余人，均增长了67倍左右。近代新式教育所涉及和影响川边藏区的范围，“东至打箭炉，西至昌都，南至乡城，北至德格，纵横数千里，不可谓不广矣。”[15]
第二，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建，宣传了新思想和新观念，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川边藏区的传播，为新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侵占我国领土，西藏地方社会矛盾重重，清政府组织“新政”，力挽危局，新的社会革命在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下一触即发。四川藏文学堂正是在近代川边藏区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之下产生的。从前文四川藏文学堂“科学及学年学期时间列表”可知：在一种外源性的动力之下，四川藏文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出现了较大变化，体现了对新知识、新文化的重视和对现实社会的一种适应。其课程设置，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束缚，近代自然和社会科学，如测绘、算术、图画、体操等学科已经开始编入学员的日常修习之列。在课程的设置上，重视学员修身伦理和国文的修习而“首重德育”；次之，藏语藏文的课程钟点数列居各科之首，并将其放于首个学年的主科位置；再之，主抓学员对英语的娴熟运用，“以通外务”。同时，注重引导学员学以致用，强化对藏区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致力于培养融测绘、算术、图画等诸多技能于一身的“通算”之才。为使学员适应日后赴边工作，还开设有体操一科，课程钟点数位列十大课程之四位，且日常体操课程以兵式器械为主，仍须学习马术。当然，受到历史局限和社会现实的约束，四川藏文学堂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羁绊。
第三，四川藏文学堂为清末各类藏文科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借鉴和基础。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建，渐开重视边疆教育之风气，各类藏文学堂逐渐开办起来。除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开设各类学校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来在京师开办的满蒙文高等学堂亦附设藏文科，开设有藏文预科、藏文正科、藏文别科(该三科课程科目见文中表2，3，4)[16]。藏文预科二年毕业，正科三年毕业，学生习完预科后始得升入正科。藏文别科，即取各种应用学科择要教授，从1908年始只招生一次，三年毕业后，即行停办。该学堂在招生时，本应考取中学堂满蒙文毕业者(即读完藏文中学科和藏文高等科者)方能入学，然创办之初因种种之故只得变通招考，以中文通顺、粗解满文或蒙文者即可录取。后宣统二年(1910)，学部才制定出完备的藏文高等科、藏文中等科(该二科课程科目见文中表5，6)(11)课程，完备了学制。虽然清政府1903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然其“施之内地固属完全，行之蒙藏恐难强合。”[17]满蒙文高等学堂，又专门制定了《满蒙文高等学堂章程》以指导办学。
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建，在学科的设置和安排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符合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课程模式。通过对四川藏文学堂和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藏文各科的课程比较来看，满蒙文高等学堂的办学显然已经“无意识”地受到了四川藏文学堂的积极影响。
编者注(原注)：课程钟点合计，第一学年各课程钟点合计为38，第二学年各课程钟点合计为34，原文均有误。
在教育理念上，鉴于学科间的关联性和实用性，四川藏文学堂在开设课程时，不仅给学员安排了注重德行的“伦理修养”和“国文”，开发智力的理工“算术”，增强体质的“体操”，而且还设有讲求艺术和美感的“测绘”和“图画”，注重调研与考察的“历史”和“地舆”，已经初步具备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从课程目的上说，二学堂都“首重德育”，以培养娴熟运用藏汉语言的“通才”为己任，旨于造就“明体达用”的治边之才，为清政府治理边疆、抵御外辱服务。
从课程内容上讲，二学堂都以藏语藏文为主科，注重学生对藏卫地理、藏卫近史的学习，唤醒广大学员的民族自强心里和忧患意识。同时，都还辅以测绘、算术等近代自然科学及其他课程。
从课程钟点数上看，四川藏文学堂的课程设置以“每星期36钟点为率”，藏语藏文在整个课程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该课程占总钟点数的1/3还要多)。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藏文各科的课程安排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一基准。
在课程实施方式上，二学堂都有“重文轻理”的表现。
在课程结构上，四川藏文学堂采取的是四学期两年学制，虽然只开办了两期，但是它在课程设置上已经初步形成了近代川边藏区近代新式教育的课程结构。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藏文预科班的课程在形式、学制、内容等方面都与四川藏文学堂的课程安排极为相似，显然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在吸收、借鉴四川藏文学堂课程设置、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藏文正科、藏文别科有在学制、课程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改动和完善的表现。除藏文预科外，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增加了人伦道德、大清律例、殖民政策、宪法、行政法、大清新律例等课程。这实际上是清政府延续和维护其封建教育思想的体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制性。
第四，四川藏文学堂是今日四川大学之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川大学成长和发展中的一份历史记忆和荣耀。四川藏文学堂(1906)是在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下产生的，与当时先后成立的四川法政学堂(1905)、四川农业学堂(1906)、四川工业学堂(1908)、四川存古学堂(1910)并称五大专门学堂，是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容。1914年，四川藏文学堂改称为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1926年，川省将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其他几所公立专门学校(即四川公立法政、农业、工业、国学四所专门学校)一起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亦即现在四川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①王笛.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概述[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2)；清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J].四川大学学报，1985(2).
②徐君.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2)；徐君.清末川边赵尔丰兴学之反思[J].中国藏学，2007(2).
③又称“壬寅学制”，包括《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及《考选入学章程》等6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的文件。由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1902年8月15日颁布，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废止。
④又称“癸卯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育讲习所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及《各学堂奖励章程》等，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它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奏拟。除规定学制系统外，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及学校设置办法等，施行至辛亥革命为止。《癸卯学制》规定教育年限：小学为九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及大学堂六至七年，入学年龄为六岁。
⑤德尔智(1853-1938)，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间谍，布里亚特蒙古人，俄名多尔日耶夫(或德尔捷巴夫)，藏名洛桑·阿旺·德尔智(或洛桑古巴)，汉文史籍多称其德尔智。1853年生于沙俄帝国外贝加尔省霍林部哈拉西比尔乌芦斯，出身于霍林布里亚特加尔佐特族，自幼入寺为僧，聪明好学。1873年，化名洛桑古巴，潜入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学经。1888年，在大昭寺传昭大法会上，获西藏佛学高级学位——拉让巴格西，并经哲蚌寺推荐获村晓堪钦要职，成为侍奉十三世达赖喇嘛学经的十侍读之一。在他的煽动和诱骗之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一度出现“联俄抗英”的幻想。德尔智曾多次率“西藏使团”导演旨在分裂西藏的访俄丑剧。1903-1905年，德尔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政府”中的“第一人物”。1919年，德尔智动身去卡尔梅克，身上带着有列宁签字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致卡尔梅克人民书》，当时正值俄国国内战争之时，神职人员遭到迫害和镇压。1920年，德尔智列席了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和稍后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自治问题。列宁短暂地几次接见了他。到20世纪2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佛教和社会运动中发生分裂，产生了革新和守旧的两个对立派别。1937年，德尔智离开列宁格勒回到故乡后，在阿查加特医疗学校的家中被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中，他是位“无国籍之人”，似乎承认是“反革命的、泛蒙古的、恐怖主义的、起义间谍组织领导人之一，最终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同年11月27日，德尔智被转移到监狱医院，1938年1月29日因心脏麻痹症去世，享年84岁。1957年，德尔智的案件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4条第6段因罪证不充分又被撤销。1990年5月14日，苏联当局决定对德尔智做死后平反。
⑥华阳县，今成都市城区东南。康熙九年(1670)省入成都县，雍正五年(1727)复置。
⑦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督咨送藏文学堂章程[G]//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朱有瓛，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28，825，827.//按：下文中，如无特别注明者，均是引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督咨送藏文学堂章程”，恕不赘注。
⑧炉城，即打箭炉，府治今康定县城关镇。《雅州府志》、《四川通志》皆称打箭炉为“西炉”。明代，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简称明正宣慰司或明正土司)地。清康熙五年(1666)内附，三十一年(1692)裁撤，四十年(1701)复置。雍正七年(1729)，移雅州府同知来治，改置打箭炉厅，仍隶雅州府。光绪三十年(1904)，升为打箭炉直隶厅；三十四年(1908)升府，改名康定府，隶康安道。并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置的顺化县为里化厅。又以河口、稻成二县同隶府。宣统三年(1911)，拟于安良坝(又名安娘坝)地方建置安良厅，未成。境内土司，除丹东、革什咱、巴底、巴旺外，均属明正土司。旧隶打箭炉之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各土司，纷纷改流，先后分别设治，并先后就其地置委员、理事等官。府治东北有郭达山，东南有大雪山，西南为入藏要地。雅砻江即古若水，自青海省发源，南流经府西南流入冕宁。大渡河即古涐水或沫水，自懋功入，经府东，又南入清溪县。泸河出折多山，东北流经域西南，东入大渡河。有榷税泸关。巡司驻泸定桥(今泸定县泸桥镇)。有烹坝驿(今泸定县北烹坝)。有厅一，县二，委员一。
⑨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督咨送藏文学堂章程[G].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朱有瓛，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28，825，827.按：下文中，如无特别注明者，均是引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督咨送藏文学堂章程”，恕不赘注。
⑩该校第1期招生实际有149名学员。
(11)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1910.5.4)学部奏定满蒙文学堂课程折[G].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朱有瓛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2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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